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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二十三日，各傳統報刊收到來自中宣部新聞局的通知，要求媒體對四川災區報道積極、正麵、向上，不要渲染負麵問題。
然後是五月二十七日，各大門戶網站收到來自國務院新聞辦的禁令，清晰明朗，卻讓人充分懷疑它的可執行性：比如不許報道倒塌校舍豆腐渣問題，不許聲稱此次地震已經被一些專業人士提前預測到的，不許攻擊政府救援遲緩、不力、救災物資分配不合理，不許稱地震為天怒、天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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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打敗通訊社：震災中展現公民記者角色.
《亞洲周刊》
李永峰／
網絡在震災之初呈現優勢，並展現公民記者獨特角色。
五月十二日在新華社正式發布汶川地震消息之前，互聯網上即已出現大量信息。
這一刻，中國的網絡媒體集體狂飆，把反應遲緩的報紙、電視台等傳統媒體甩在身後。
但是十二日之後，當中央電視台展開二十四小時滾動直播、當全球媒體記者擁至災區時，一貫自詡擁有‘快速’與‘海量’兩大優勢的網絡媒體們，似乎徹底喪失優勢。
但接下來，隨著救災取得一定成果，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中國政府開始收縮輿論空間。這個時候網絡的作用似乎再度彰顯。曝光救災帳篷外流、揭露官員毆打誌願者、關注分發救災物資不均而引發警民衝突……在這個階段，互聯網與公民記者的作用開始回歸，不過五月二十七日的網絡輿論禁令又為之頻添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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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地震掀起世紀采訪風暴：中宣部禁令失效
張潔平／
(1)國難當前禁令自動失效.
地震發生當天，中國各媒體仍循例收到中宣部的禁令：不許派記者到現場，隻能使用新華社通稿。可是這次，沒人遵守。新聞直覺告訴他們，出大事了，因此他們顧不上什麽禁令，抱著發不了稿就當誌願者的心態直奔震災前線。中宣部並沒像過去那樣，要求媒體把記者召回。在總理溫家寶飛往四川和全國媒體同時傾巢而出的壓力下，起初‘不準采訪’的禁令成了一紙空文。
盡管中國新聞人藉著開放表現出高度理想主義和敬業精神，但是新聞倫理和專業水平卻受到批評。如何處理職業新聞人在災難中的角色，仍然是個爭議的話題。
為了搶新聞，挖故事，有記者在醫院，抓著父母已罹難的孤兒問，你爸爸媽媽死了，你現在是什麽感覺？在映秀鎮，一名女記者不顧直升機搶運傷員的緊迫，硬要擠上飛機，結果與傷者家屬衝突；在現場直播中，為增強效果，連線的記者闖進手術室去采訪醫生和傷者；更有某電視台女記者攔下重災區開出的救護車采訪，甚至要采訪裏麵被困七十多小時才獲救、奄奄一息的重傷員；在救援現場，有救援隊伍在幸存者即將挖出的時候暫停工作，叫來記者，以便直播電視畫麵；五月十七日俄羅斯救援隊救出第一名幸存者時，救援隊長急切擋住了來自CCTV攝像機鏡頭、可能傷害幸存者眼睛的強光。
亞洲周刊攝影記者葉堅耀在震區耳聞目睹救援隊因配合記者延誤救人，感慨道：‘中國有管理記者的經驗，卻還沒有不管理記者的經驗。’
中國大陸記者也是如此，他們習慣了與公權力博弈，卻沒有習慣與自己博弈。《明報》震區記者梁海明說：‘最悲慘的故事最能打動讀者，但我不想為了賺取讀者的眼淚而讓災民們不停流淚。很多記者隻記得采訪，忘了做人。’
在慘烈的災情麵前，避免誇大自己，避免‘新聞暴力’帶給災民二次傷害，這些新聞專業與倫理的判斷，都是重大的考驗。正如亞洲周刊總編輯邱立本說：‘對一個成熟專業的記者來說，真正的敵人往往不是體製，而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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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災後重建難題剛開始.
五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三天舉國哀悼的日子，是抗震救災的轉折點。逝者安息，活著的人還要好好活下去。然而，對於全力救災贏得美譽的中國政府來說，難題才剛剛開始。
災難降臨的一刻，醜陋可以被大愛遮掩，人心能夠被人命凝聚。可是之後呢？孩子被活埋進廢墟的家長能否沒有怨言？稀有的救災物資分發能否沒有爭搶，沒有特權？全國的好心人能否不關心自己的愛心善款幫助了哪一個災民哪一段重建？又或者，地震前的雞鳴狗盜、貪腐弊情，會否因為一次滅頂災難就消失不見？
關注四川的窗口已經打開，這一次，對政府執政能力的考驗，似乎必須敞開在公眾麵前，否則此前人們對災難寄予的深切感情，對政府給予的響亮掌聲，就太容易反向而變成失望和憤怒。
中國政府的步伐，在此刻，顯得格外猶疑。
先是五月二十三日，各傳統報刊收到來自中宣部新聞局的通知，要求媒體對四川災區報道積極、正麵、向上，不要渲染負麵問題。
然後是五月二十七日，各大門戶網站收到來自國務院新聞辦的禁令，清晰明朗，卻讓人充分懷疑它的可執行性：比如不許報道倒塌校舍豆腐渣問題，不許聲稱此次地震已經被一些專業人士提前預測到的，不許攻擊政府救援遲緩、不力、救災物資分配不合理，不許稱地震為天怒、天譴等等。
救災期間，政府與民間口徑空前一致：救人要緊，反思可以慢慢來。有媒體膽敢在救援最急迫的第一個星期反思政府救援隊伍的專業性，或者樓房建築的質量問題，便會遭到民間自發的群起而攻之。而地震二十天後，民間反思的聲音逐漸增強，政府卻似乎越趨保守。輿論與輿論主管者的博弈，也在這時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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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冰點》總編輯李大同在《明報》撰文強調：‘對媒體而言，任何災難，不管是人為的還是天災，都需要追問原因和責任……隻有這樣，我們才能通過一次次的災難獲得教益，填補漏洞，懲罰瀆職，社會才能更加安全起來。
可惜，中國傳媒管製部門，總是要將災難報道轉為“英雄讚歌”，突出“黨和政府的關懷”，以及宣傳“社會主義優越性”等等，這與災難報道的核心價值南轅北轍。’
鳳凰衛視總編輯呂寧思則對中國政府的進步表示樂觀：‘負麵報道方麵，北京其實很意識到這一點。他們吃虧在沒有及時回應民意，表態被動。無論是豆腐渣工程還是捐款審計，我相信中央和各級政府一定派了很多調查人員在查，可應該盡早把這些公布出來，做一些明確的、大範圍的表態來安撫人心。’
目前，除香港《蘋果日報》部分記者因關注死難學生家長集會被‘請離’四川之外，尚無其他限製記者自由的情況出現。除了意義模糊的中宣部通知，傳統媒體也沒有收到明確的禁令。
但是關於校舍質量問題，打開百度搜索，輸入‘地震’與‘豆腐渣工程’兩個關鍵詞，出來的結果卻是‘搜索結果可能涉及不符合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的內容，未予顯示’。
媒體的進步總是最直接地彰顯出這個國家的自信。可以允許不同的聲音，可以自信地麵對別人的批評，在經曆過苦難深重的災難後，隻有這樣的進步才能讓大家覺得付出沒有浪費，透明和公開可以變成習慣，一直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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