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特蘭大筆會
亞特蘭大筆會是由一群居住在亞特蘭大的中文寫作愛好者組成。筆會提倡中英文寫作，互相交流提高。歡迎有興趣的人士加入。
六月，我的老爸爸以九十高齡平平靜靜地離開了這個世界， 可以說是無疾而終。自從知道他的情況不好後，我經常一人悄悄流淚。爸爸不是什麽偉大的人物，也從來沒教過我們什麽安身立命處事為人的警世名言。他自己從來就沒有很多錢，盡管他退休前是小兒科醫生。爸爸也沒有鐵杆兒的朋友，沒有住在本地的親戚。他隻有我和我姐姐。所以，他的葬禮隻有最親近的家人參加：我和我女兒，我姐姐、姐夫和他們的兒子兒媳。還有一對夫婦，他們是我姐姐姐夫的至親和大學同學。葬禮有爸爸最愛的親人參加，有花籃，有紙錢，有按風俗進行的一道道樸素儀式，有彌漫在親人間對他的無盡思念。他和媽媽合葬在青山腳下的公墓裏。五年前 , 姐姐為媽媽爸爸選了這塊墓地 , 墓碑上刻著他倆的名字。媽媽的名字塗著黃漆，爸爸的名字塗著紅漆。但從今以後，他倆的名字都是黃漆覆蓋了。爸爸一生我行我素，不會禮儀，還時常嘲笑世俗禮儀。 但他對我們為他所做的一切，一定會笑納。他麵含微笑的遺像就是證明。這些天來，和爸爸相關的一些往事，永遠定格在我的記憶中。
粉紅黑花細燈芯絨外套
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五年，爸爸一人在虎踞龍盤城，我們住在瓊山鵝水市。在這七年中間，我記得隻見過爸爸有限的幾次。
第一次的印象是我們還住在南關，媽媽教書的醫學院剛從虎踞龍盤城遷來不久，教職員工和家屬還借住在師範學院的小紅樓裏。爸爸來看我們，帶來了一隻黑乎乎的燒雞。當時我們年齡很小，我是四、五歲，姐姐也就是六、七歲吧。小孩子年齡小時記性好，忘性也大吧。一段時間不見，我和姐姐看到爸爸已有了陌生感，不太願意和他親近。爸爸帶來的那隻黑乎乎的雞就放在裏屋書桌上的盤子裏，樣子很恐怖，頭蜷縮著，屁股蹶著，但是散發著無與倫比的香味。這香氣一直飄散到外屋，吸引著我和姐姐不停地把小腦袋伸到裏屋探望。爸爸耐心地跟我們解釋，說這是符裏集燒雞，很香，是他從虎踞龍盤城到瓊山鵝水市乘火車的路上買的，今天吃晚飯時，就會給我們吃。我是打死也不會相信這隻黑乎乎的雞會發出這麽美妙無比、令人讒涎欲滴的香味，搖著小腦袋對姐姐說，我肯定是一口也不會吃這個可怕的黑家夥。晚飯到了，黑乎乎的雞頭雞尾被媽媽爸爸放到一邊，我們看到的是一片片白白的雞肉，和一塊塊油光光的雞皮，我和姐姐一人一隻雞大腿。媽媽爸爸啃著雞頭雞尾，看著我們矢口不提“罷吃 ”的聲明，笑了。那時已進入“三年困難 ”的前奏期。不久，中國大陸經曆了艱難困苦的“三年困難 ”時期，雞蛋從一塊錢三隻，到三塊錢一隻都買不到。符裏集燒雞隻可能是一個遙遠的虛無縹緲的夢了。我到了很多年以後，才重新吃到正宗的符裏集燒雞。
第二次見到爸爸已經是幾年以後了，正是“三年困難”期。那時我已經是八、九歲， 姐姐是十歲、十一歲了。媽媽每天在醫學院上班教書，還做教研組組長，很忙。我們早早地就分擔了一些家務事。媽媽是教生物的，在醫學院裏教組織胚胎學。但她喜歡文學曆史，也讀過一些陶行知的教育學。她對我們做家務總是抱著鼓勵欣賞的態度。所以，我和姐姐早早地就會燒開水煮幹飯。記得爸爸那次回來，他看到我們把一大鍋開水從蜂窩煤爐上端下來，用搪瓷缸灌到開水瓶裏時，緊張得話都說不出來，生怕一出聲，我們會一嚇，手一抖 , 開水會澆到我們的身上。事後，爸爸多次說過這事 , 感歎我們長大了 , 能幹了。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爸爸給我們一人買的一件粉紅黑花細燈芯絨外套。真好看呀！要知道那次爸爸回來是三年困難剛剛過去的年代，每人每年穿衣服要靠布票來定量供應。那些年 , 每人每年發的布票定額 , 從幾尺到一丈左右。買布要布票，買棉線，甚至買布鞋都要布票。大家過日子，布票計算到寸。媽媽為了讓我們一年四季都有衣服穿，總是想方設法地買一些省布票的回紡布。回紡布是用一些舊棉紗織成的，新的時候紅色還很鮮豔，但洗上一、兩水，顏色就掉得差不多了。我們那時剛剛十歲出頭，正是愛美的年齡。不知爸爸從哪兒攢下的布票，從虎踞龍盤城給我們一人買了一件粉紅黑花細燈芯絨外套。粉紅是那種亮色鮮豔的粉紅，嵌印著黑色的小方塊，空心的小方框交錯成行，翠綠邊雪白心的紐扣一排四、五個，下擺一邊一隻做工考究的暗裝口袋。燈芯絨順著紋路看，顏色鮮豔，倒著看，象蒙上一層虛無縹緲的霧。我和姐姐兩人，順著看，倒著看，怎麽看怎麽喜歡， 愛不釋手啊。和我們洗得發白的回紡布襯衣相比，這件衣服太好看了，鮮亮大方，很適合小姑娘穿。我在驚喜之餘，禁不住問爸爸，“你怎麽會買到這麽好看的衣服啊？”爸爸微笑著，對我說了一句我意想不到的話，“女人的衣服要男人來買。”
爸爸可以算是口含銀勺到世上來的。我爺爺年青時是榕城格致學院的高材生。畢業後，在海關做事，收入豐厚。我奶奶的哥哥是爺爺格致學院的同學，他在學堂裏總愛和爺爺爭做考試的第一名，但他總比不過爺爺。畢業了，這位舅老爺就決定把自己的妹妹嫁給自己的競爭對手，也就是我爺爺。我奶奶家在榕城是做木材生意的，家境殷實。所以爸爸小時應該是生活舒適，有一定的審美能力。
那次爸爸回來，還買來一些牡丹花攝影圖片，三張一組，斜釘在石灰粉刷的白牆上，就裝飾在我們姐倆睡床邊的牆上。素牆紅花白牡丹，兩個跳進跳出的小姑娘。家裏頓時多了很多生氣。
騎車還是走路 ( 跟爸爸學看病 )
文革前，爸爸從虎踞龍盤醫學院畢業，回到了瓊山鵝水市。聽說他當時想選做婦產科醫生，他說，我有兩個女兒，將來一定用的上。媽媽說，瓊山鵝水市民風保守，男醫生做婦產科，有可能遇到病人抵製。於是，爸爸選做小兒科醫生。“我將來可以為孫孫服務。”
爸爸被分到城北人民醫院。每天騎自行車三十五分鍾上班，他早出晚歸，騎車要爬一個大崗子。他上班的醫院文革開始後，和其它企事業單位一樣，受到停產風的影響。有一段時間，許多醫生護士不去上班， 說是“停產鬧革命”。隻有少數醫生護士堅守崗位。爸爸是每天照常上班。
爸爸在城北人民醫院上班後， 經常為一些年輕工人不想上班，鬧病假條而生氣。他去農村巡回醫療多次，去過蘇北的贛榆、東海。他常說他寧願為那些缺醫少藥的農民看病，也不願意為沒有大病，卻鬧著要病假條的城裏年輕工人浪費時間。大約是 1968 年吧，因為文革，學校不上課，我和姐姐賦閑在家。很多和我們年齡相仿出身知識分子家庭的年輕人，或者學畫畫，或者學拉小提琴。鄰居家一位女孩每天練小提琴，“多來米來，多來米來，多來米多提拉所拉西”的尖銳音樂充滿樓道。而爸爸卻想帶我們和他一起去農村巡回醫療。媽媽無論如何不放心，不舍得。爸爸又提出，帶我們去城北人民醫院跟他學醫，每天早出晚歸。媽媽同意了。
每天早上，爸爸要趕點兒到醫院去，所以他騎自行車上班，我和姐姐就結伴走差不多一小時的路去醫院。下班時，爸爸會根據我們當天在醫院的表現給我們姐倆講評一番，然後，把他的自行車讓給當天表現好的那位騎。他和另外一位走回家。爸爸讓我們先到注射室學習打針，他說，要做一個好醫生一定要認真聽取護士的意見。他說在我們讀醫學院之前， 應該先去學做三年護士。他說，這樣的話，“你們就會對照顧病人有一個全麵的了解”。那時正是文革時期，全中國的大學都停止招生，爸爸講這些話，在我們聽來好象是個遙遠的夢。
我們在注射室學習了一、兩個星期後，爸爸把我們帶到他的身邊，學習看病。爸爸從醫學院畢業，學的是西醫，但他自己又自學了中醫。在教我們如何看病人時，他常常結合中西醫的術語講解。他給我們講解如何望診，如何看病人的氣色，如何聽診，包括運用聽診器， 也包括認真聽病人講述病史。他手把手地教我們扣診，講解什麽是清音，什麽是濁音。清音下麵是肺和腸，濁音下麵是肝髒或腫瘤。一次，爸爸說，“沒有聽診器，也可以診斷肺炎。”我們不解。他就做了個把耳朵貼到背後的動作，說，“這不就可以聽了嗎？”爸爸還給我們講解了如何診斷病情， 如何用藥。多少年後 , 我在美國的一家醫院聽一位美國的內科醫生敬佩他的同事用聽診器診斷房顫 , 而不是依賴心電圖時 , 我就想起爸爸當年教我們如何因陋就簡 , 而做到治病救人的事。
爸爸給我們講藥理學也有他自己的風格。他一次買了三本一模一樣的藥物手冊，他自己用一本，我和姐姐一人一本。四十多年過去了，現在我還記得那書的模樣：紅皮兒窄本約半英寸厚的藥物手冊。爸爸說，一人一本書，講課時才效果好，不耽誤功夫。在那個年代，大家花五分錢吃個燒餅當早點，都是奢侈的享受。一次買三本同樣的書，很少有人這樣做。爸爸選的書，也很有特點：是一種分類藥書。到現在我還記得第一章是“作用於中樞神經係統的藥物。”第一種藥是“腎上腺素”。
命大的爸爸
我們家裏人都認為爸爸命大。在他二十多歲的時候，一個人徒步穿過武夷山，從河北經浙江回福建老家。“有時走一整天都看不見一個人啊！”為防遇上土匪搶錢，他把有限的一點兒錢藏在鞋墊底下。那是正是四八年四九年，國民黨共產黨爭天下鏖戰激，兵慌馬亂。爸爸一個人徒步穿過蟒蟒蒼蒼的武夷山，既沒有遇到土匪，也沒被野獸加害，平安回到老家福建閩候。爸爸真是命大！
在爸爸四十多歲的時候，他遇到了大劫難。當時他在虎踞龍盤醫學院讀“調幹生”。也就是美國大學常說的，“ non-traditional student” 。那時大學裏的“調幹生”很少，不知爸爸是“鶴立雞群”， 還是“雞立鶴群”，很另類。據說管學生的書記不怎麽喜歡他。爸爸喜歡說笑話，但笑話在沒有幽默感的人耳朵裏，就會翻譯成嘲諷。不知是書記不喜歡他，要殺雞給猴看，還是書記要完成抓右派的任務，五七年底，爸爸還沒能完成醫學院的學業， 就被打成 “右派”，勒令停學， 接受改造。聽說爸爸在一次會上同意過這一說法，“國家建設的成績歸功於共產黨，工作中出現的一些錯誤，黨也要承擔。”這一在邏輯上無可厚非的饒口令似的陳述句，在五七年秋天可是婦孺皆知令人心驚膽戰的右派言論。誰講了這句話，十有八、九，是死定了。爸爸獨立特行，從來都是胸無城府，不會拉幫結派，又有“海外關係” -- 他的親叔叔陳可忠先生，二十年代留學耶魯，後來在芝加哥大學讀到化學博士，回國後做過中央編譯局局長、中山大學校長，四九年到了台灣，做過台灣新竹清華大學校長 — 爸爸是在劫難逃啊。
爸爸剛剛接受改造時，還是在學校裏做體力勞動。繁重的體力勞動，使爸爸饑腸轆轆。一次，他實在太餓了，就撿了一塊廢鐵，賣給門口收廢品的老頭 , 希望能換幾毛錢，買幾個饅頭填肚子。在那紅色專政的年代，這老頭居然覺悟很高地把爸爸送到了保衛處。為了這塊廢鐵，爸爸在準監獄 — 勞改農場裏蹲了兩年。一九七八年我在虎踞龍盤大學讀中文係時，讀到十九世紀雨果寫的批判現實主義的小說 ” 悲慘世界 ” ，書中寫到冉阿讓偷了一塊麵包，被關十八年的故事，我心有戚戚 , 深有同感 : 罰不當罪，本身就是罪啊。
爸爸在勞改農場裏受了很多折磨。他從來不和我們多提。多年後，他和我們說起了在二次大戰時，蘇聯紅軍靠吃生青蛙活哈蟆治療夜盲症的故事。他說，“在那兒（指 勞改農場），他們 （指關押的人）搶垃圾裏的白菜根吃。我就抓哈蟆。那白菜根哪有什麽營養啊！”爸爸靠這， 從勞改農場活著出來了。爸爸真是命大！
爸爸也可能沒有坐完勞改農場的刑期。因為他後來得了肝炎，並很快被診斷為“肝硬化腹水”。醫生告訴他，他大概可以活五年。
在這之後，爸爸在虎踞龍盤市熬到右派摘帽，又完成了他的醫學院學業。 65 年，他回到了瓊山鵝水市家裏。剛到家時，我們全家的糖票全給他一人。他買來 4 毛 9 分錢一斤的紅糖粉，泡了一茶缸又一茶缸濃得化不開的糖水，邊看書，邊喝他的糖水。五年過去了，爸爸活得好好的。不知是紅糖水養肝，還是家裏的生活養人。十五年過去了，爸爸還活得好好的。爸爸六十歲退休，退休後他又過了六個五年直到九十歲。從六十年代醫生說他能活五年，到他二零一一年六月份離世，差不多是五十年了，爸爸真是命大！
滿足的笑容
爸爸回家後，媽媽常常為他的安全和我們家的安全擔憂。我們小時，常聽媽媽告誡我們，“禍從口出”。從那時，到七十年代末，二十多年，我們全家都生活在謹言慎行的緊箍咒下。但這“謹言慎行”也不是完全沒有收到好的效果：在文革中，我們沒有被抄過家，爸爸媽媽也沒有被揪鬥過。姐姐和我從小學到中學都是班上的好學生 , 領回家的獎狀， 貼滿一麵牆。但爸爸自由自在的個性在這緊箍咒的束縛下得不到釋放，有一段時間，很少看到他笑。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是爸爸媽媽心滿意足的年代。摘帽右派的緊箍咒漸漸地不見了。姐姐和我先後考上大學。畢業後，又先後成家。爸爸媽媽有了外孫女和外孫孫。那時，他們也退休了。爸爸在帶外孫孫、外孫女時，他小兒科醫生的經驗和創造性的教學方法得到了充分利用。爸爸經常露出滿意的微笑。爸爸是個胸無城府的人，所以他的微笑很真誠很感人。
五年前，媽媽故去。爸爸很能想的開，勸我們，“到時候了， 到時候了。”但他自己卻一下子老了很多。本來身體很好能騎自行車的人，一下子發現得了嚴重的前列腺肥大、急性尿蕏留，很快到了不導尿，就開始損害腎髒的地步了。他的眼睛也到了幾乎失明的地步。那年五月，我從美國回去，姐姐和我商量怎麽辦。我們決定陪爸爸去看泌尿科專家。如果不趕快采取措施，爸爸很快會腎衰！如果得了腎衰，身體中的毒素無法排出，唯一的活路就是每周三次去做透析。聽很多做透析的病人講，每次透析都如同大病一場。真不敢想象如果得了腎衰，八五高齡的人，如何每周三次去做透析！那天，姐姐為爸爸約好了去看泌尿科醫生。那是她工作的三甲醫院一位醫術最好醫德很高的醫生。初夏的豔陽照在我們身上，我和姐姐一左一右走著路陪伴著爸爸去看醫生。姐姐忽然發現了爸爸在微笑，“爸爸自兒的吧？” “自兒”是當地的土話，就是開心高興的意思。“哈，兩個閨女陪你看病，自兒吧？”爸爸笑著點點頭。姐姐是當地最好的一家醫院的感染病科主任，每周看專家門診， 時常去爸爸當年巡回醫療去過的縣市會診。我在美國先是拿到注冊護士的執照。後又在愛墨蕾大學讀了研究生，拿到護理醫生的執照。爸爸當時心裏一定是又高興又驕傲。那年，爸爸在八五高齡做了平生第一次手術，我和姐姐、姐夫輪流在他手術後護理他。爸爸手術後，恢複得很好。他的腎髒保住了。
手術後，姐姐、姐夫接爸爸到他們家住。爸爸在他們家過了五年無憂無慮的生活，爸爸住在他們家最好的通陽台朝南的一間房裏，每天下樓圍著小區走兩圈鍛煉身體。衣食住行都由姐姐、姐夫照料。
去年， 2010 年我回國帶爸爸到媽媽墓地去。因為怕高齡的爸爸吃不消，給他準備了帽子和水瓶， 一起乘出租車去了墓地。在路上，我讓出租車停在路邊，讓爸爸坐在車裏，我跳出車到路邊的花店買花。回車時，看到爸爸就笑眯眯地等在車裏。出租車穿城而過，路過青鬆翠柏的雲龍山，駛經花紅柳綠的雲龍湖畔,穿過小店滿街的郊區小鎮， 到了青山腳下的墓地。到了後，我讓爸爸拄著他的鋁拐杖， 要他等我找到媽媽的墓再回頭接他。我在五年前第一次到媽媽墓地時， 就把她的方位記在紙上， 但每次來， 總要轉上幾圈才找得到。等我找到後， 回頭去接爸爸，吃驚地發現，他已經拄著他的鋁拐杖， 慢慢地走過來了。他慢慢地走上七、八層石台階，跟著我來到墓前。墓碑上刻著媽媽爸爸他倆的名字。媽媽的名字塗著黃漆，爸爸的名字塗著紅漆。媽媽過世後，爸爸一直不肯來墓地。總是說，人死了， 就沒有了。但這時，他站在媽媽墓前， 沒有傷心， 沒有感慨。隻是奇怪地問我，“咦，我的名字怎麽在這兒呢？我還活著呢。”我給他解釋了黃漆和紅漆的含義。他平靜地微笑著說，“嗬，我死了以後， 也就埋在這兒了。”他把“死”和“埋”字說的和其它的字兒一樣平靜，一樣自然。獻完花， 我在媽媽墓前石凳上略坐一坐，就和爸爸回停車場了。 路上， 我和爸爸提起媽媽的一件往事，爸爸全然不在意， 真心實意地說，“我們高高興興一輩子。。。”
那一刹那，我很震驚。在我的印象中，媽媽好象抱怨了爸爸一輩子。我們小時，抱怨爸爸不能像擎天大樹一樣為妻女避風遮雨；我們大了，媽媽老了，靠爸爸出門買東西，又常常抱怨爸爸不買她喜歡要的東西。我們是媽媽帶大，媽媽對我們有絕對的親和力及權威。沒想到爸爸對他們的婚姻是這樣總結的。但爸爸這個總結給了我心理上無限的平靜和溫暖。這就是爸爸的愛吧。我小的時候，爸爸沒有給我開過一次家長會。我找工作的時候，爸爸沒有為我走過一次後門。我們長身體的時候，爸爸沒研究過廚藝，隻會蒸不好吃的鹹魚豆腐。但是我知道， 爸爸的愛， 爸爸的微笑會陪伴我的後半生。
喜歡那張微笑的遺像。把對親人的思念放在心中，微笑著麵對生活。
也祝若敏開開心心生活。
非常悲痛！望你節哀！
這句話我也有同感：”爸爸的愛， 爸爸的微笑會陪伴我的後半生。“
我也總是覺得，我的爸爸會看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