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霸天”陶鑄的升沉

“南霸天”陶鑄的升沉

張成覺／‘廣西剿匪四十五萬，殺人四萬，其中三分之一可殺可不殺。’‘廣西應該殺。’

這是1951年初陶鑄與毛的來往電報。見於前廣東省副省長楊立所著《古大存沉冤錄》（天地圖書，2000年，122頁）。陶時任中共廣西省委代理書記，奉毛之命主持廣西剿匪。此後不久，擢升為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中南軍區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堪稱為‘用人血染紅了頂子’的典型，其官位背後，至少有一萬三千多冤魂在遊蕩。

　　當年11月，陶被毛調至廣州，‘接替方方主管廣東土改運動’，位居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第一書記葉劍英之下。其後陶重用趙紫陽，結合鎮反、肅反，在土改中大開殺戒，並整肅本地幹部，受到毛的肯定與支持。未幾，葉劍英被調離廣東，陶鑄正式登上南天王寶座。

　　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下發《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陶作為毛寵信的封疆大吏，按照‘最高’的旨意，精心部署。5月15日，省委製定了《關於整風運動的計劃》。此前的14日和隔天的16日，中共中央接連發出黨內指示，表明就要進行反右的意圖。陶決定親自出馬，於5月19日到中山大學聽取師生意見，‘引蛇出洞’。

　　當天上午的教師座談會上，‘中文係教授董每戡說：學校的大部分黨員有兩副麵孔，平時是封建時代的寡婦麵孔，不苟言笑，（陶鑄插話：是冷若冰霜。）不去接近群眾；運動中是屠夫麵孔，很凶惡，知識分子很怕他們……

　　政治經濟學教授林楚君說，黨的工作作風沒有改變過去對敵鬥爭的方式，黨員強調組織性，什麽事先在黨內決定通過後，非黨人士的校長，係主任的意見就不會有人聽了，這種有職無權不就造成宗派主義嗎？

　　中文係教授詹安泰說，過去黨偏聽積極分子的話，就更脫離群眾，因為這些年輕的積極分子不一定了解每個老教師辛苦工作到半夜的情況的。肅反中間學校產生的一些錯誤，也不單是某個人的問題，黨委會應該進行檢查。’

　　陶鑄一直不動聲息地耐心聽著，甚至插上一兩句話以示鼓勵。會議結束前，他特地添上幾句說：‘學校黨委可以再組織教師們繼續提意見，讓教師們七年來積壓在心裏的話都說出來，直到整好黨的作風，意見提完了為止。’他還說：‘現在有些同誌思想有顧慮，怕報複，但從一個黨組織來看，他是不會報複誰的。’‘造成黨群關係隔膜的現象，首先是由黨員負責，牆本身就是由黨員築起來的，整風就是要拆牆。’

　　然而，不久之後，當日發言的董每戡，林楚君，詹安泰等人都被劃為右派。（引文及資料見朱正《反右派鬥爭始末》，明報出版社，2006年，204-205頁）

　　與全國一樣，民主黨派被列為反右重點。‘到運動結束時，全省的民主黨派中共有1623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占當時全省民主黨派成員總數8076人的百分之二十。據統計，全省共錯劃了36610名的右派分子。’（《古大存沉冤錄》，149-150頁）

　　如果說，上述成績未必足以使陶鑄成為無人能及的反右幹將，那麽，他所策劃的反地方主義，便絕對是舉國隻此一家的獨創另類反右。‘為了對提意見者、對‘地方主義’言行進行反擊，廣東省委在反右派過程中，交叉地自上而下，有組織、有領導、有計劃地開展了一次“廣東曆史問題大辯論”。實質上是在劃右派之後，又劃了一批地方主義反黨集團和地方主義分子。如，省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長征老紅軍盧偉良被劃為極右，檢察長、久經考驗的長征老紅軍幹部雲廣英，僅僅因為對省委某些領導幹部有意見，就被作為‘地方主義’撤了職。’（《古大存沉冤錄》，150頁）

　　地方主義和右派有無不同呢？陶鑄講，毛曾指出：‘地方主義就是右派。’兩者均屬敵我矛盾。（同上書，156頁）被打成地方主義分子的，大多是縣處級以上幹部。僅在海南行政區即達154人，占該區286名縣處以上幹部的百分之五十四。可見打擊麵之寬。而古大存、馮白駒兩位中共老幹部，則成了‘地方主義反黨集團’頭子，受到嚴厲處分，直到1983年2月9日才獲中共中央徹底平反。

　　應該說，陶與古、馮等人的矛盾，實質是中共黨內不同派別的矛盾。而陶本人，最終也在這種派別鬥爭中落得十分悲慘的下場。

　　1966年8月文革剛興起，陶鑄紅到極點，毛親自把他勾到排名第四的位置，僅次於毛、林、周。不料才過了5個月，即1967年1月4日，他就喪失了人身自由，成為與劉鄧並列的被打倒對象了。據其妻曾誌自述，事緣陶拒絕江青要求，不肯在批劉鄧的會上發頭炮，再就是當麵痛斥江‘幹涉得太多了’，引致江大哭大鬧，說她這一輩子還沒有受過如此大的氣。（曾誌《我在共產黨內七十年》，香港中華兒女出版社，1999年，461頁）總之是得罪了‘娘娘’，因而遭殃。

　　1969年11月30日，陶於被關押近3年後死於合肥。之前七個月因胰腺癌，痛苦不堪。據曾誌寫的病情紀錄：他‘經常痛得在床上東倒西歪，前趴後仰，每次痛過後都是一身大汗，要用幾條毛巾才能擦幹，像這樣，一天要發作三四次。。。虛弱得連大便的力氣都沒有，每隔幾天，就得用手給他摳大便……昏昏迷迷地睡著就講譫語，有時聽到在叫亮亮。’（陳直剛、黃從興《一封終於發出的信》，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129頁）

　　亮亮即其女陶斯亮，是個醫生。1978年12月陶獲平反後，她寫了一篇悼念亡父的文章，長達一萬多字，題為《一封終於發出的信》，新華社與各報分別予以播發，頗為轟動。看來，她繼承了乃父的若幹文學細胞。

　　陶鑄是黃埔軍校畢業生，略有文才，曾出過兩本書：《鬆樹的風格》和《理想•情操•精神生活》，分別以其兩篇散文作書名。前一散文收入大陸中學語文課本。他也會寫舊體詩，69年10月遣送安徽，與其妻生離死別之際，留下一首《贈曾誌》：重上戰場我亦難，感君情厚逼雲端。無情白發催寒暑，蒙垢餘生抑苦酸。病馬也知嘶櫪晚，枯葵更覺怯霜殘。如煙往事俱忘卻，心底無私天地寬。此前，67年8月寫過一首《滿江紅》詞贈給他女兒，頗見父女情深。

　　縱觀其一生，無疑屬於毛的忠實信徒與走卒，毛昵稱他為‘我們黨的一頭牛’。因他的牛勁——蠻橫固執，且不說前述剿匪、土改、鎮反濫殺無辜，之後曆次運動中亦害人無數。而其遭毛拋棄則引人深思。伴君如伴虎，皇權專製下此類事例層出不窮。故陶詩自稱‘心底無私天地寬’，實質並不確切。中共標榜‘立黨為公’，純屬欺人之談。說到底，無非維護一小撮當權者的既得利益而已。工人農民不依然受苦受難？何來‘無私’？

　　末了還要提一下陶妻曾誌。此人一表人才，知名女詩人柯岩1965年在廣州慕名求見，還有競豔之感。她1911年出生於湖南宜章一個官僚地主家庭，上過女子師範學校，1926年考入湖南農民運動講習所，以優異成績畢業。同年加入中共，時年15歲。初上井岡山時她‘經常和賀子珍睡一個鋪合蓋一條被’（曾誌《我在共產黨內七十年》，96頁）當時毛賀尚未結合，但兩人常鬧著玩。一次曾見到他倆正逗樂，毛竟招她過去，‘指著子珍，笑嘻嘻地說：“賀子珍正在說我喜歡你，愛你！”’她氣得轉身就走。因為她當時的丈夫蔡協民是毛的學生，正在袁文才部隊任黨代表。她覺得毛‘開的這個玩笑很不得體’。（同上書，97頁）

　　後來賀懷孕，毛要上前線，特地托她照顧賀。由於這個淵源，延安時期毛對曾誌很客氣。1964年底毛生日家宴擺了三桌，她和陶鑄夫婦倆應邀出席。69年陶死後，毛對曾仍網開一麵，特準她回京享受離休待遇。

　　她結婚三次，首任丈夫夏明震，是中共著名烈士夏明翰的胞弟，1928年遇難。第二任丈夫蔡協民，1932年被中共中央認定為‘社會民主黨’而‘甩了’，34年調回廈門後被捕遇害。但曾本人倒得享天年，1998年6月逝世，終年87歲。上帝慈悲，不因其為陶鑄之妻而使受株連。在這點上，毛說過的一句話並不錯：‘曾誌有什麽問題，陶鑄是陶鑄（大意）’。（同上書，506頁）可惜，毛時代株連成風，許多受害者無曾誌之幸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