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美國是法治還是人治
今天前我介紹了與兩個大公司之間的官司，本來是黑白分明的案情，盡管對方耍各種花樣，那隻是說明美國商業界、高科技界的爾虞我詐、你偷我搶。為了利益而不顧道義、信譽，是人類曆史上司空見慣的事.
無論對方如何算計，我們在案中把事實確立起來了，對方的過錯甚至遠遠超過原先所預料的。比如說他們在起訴之後繼續侵權，而他們提供資料最後發現還是存在虛假，等等。我的主打律師的水平經驗應該說比對方強---他斯坦福大學法學院畢業，極為聰明、反應敏捷、也極為認真，據他說從未輸過，而我的案子這麽明顯，曾給多個律師樓研究過，都認為是抓死貓。但最後，我居然全敗。為什麽？這就是美國人治的結果—法官為所欲為，法律如同一張廢紙。這是美國的製度決定的。
首先，無論法官如何判案，無論判決如何惡毒（英文MALICIOUS）、錯誤、製造多大的社會危害，如何違背法律、道德，他們都有絕對的司法豁免權。這個豁免權在美國憲法裏並沒有規定，是法庭自己賦予自己的，目的據說是為了保證法官能夠無所畏懼地獨立辦案。第二，在美國的法庭上，一個案子的審理由一個法官負責，因此這一個人就掌握了整個案子生殺予奪的權利。第三，法官之間又是一種互相維護的關係，所謂官官相護。第四，美國三權分立，行政與立法根本管不了司法。
所以，美國的法庭是絕對的人治。因為，法官是人，而這個人、而且隻有這個人決定一個法律問題的結局。也就是說，你能否得到公正，完全取決於一個個人的品格和取向-----任何人都是有感情、有各種取向的。就像賀梅案，它的主審法官據說是當地有名的好法官，清正廉明，有口皆碑。但輪到那個賀家的案子，他就開始歪曲事實、忽略證據、違背法律，我們說那是階級民族情緒所致。
我曾經跟一個律師討論為什麽法官會拋開法律行事。他說，要知道打官司也是一種政治活動（POLITICAL ACTIVITY），是政治生活的一部分，涉及到各種利益，也是利益的重新分配。這個說法讓我茅塞頓開。因此，所謂美國的社會正義與法製都是政治生態係統的一個環節，也是為政治服務的。
最初的時候，我的官司取得了一次重要勝利，當時法官顯然不知道原告、被告之間力量是如此懸殊，基本上是公平的，所以對方稍微不當的行為（在文件中想玩文字遊戲）還主動批評。到後來，對方明顯的說假話都視而不見。對方反正有的是資源，不斷製造事端，遞交很多文件，動輒幾百頁。有次法官說：我們有時議論這個案子，不知道誰應該贏。
跟S公司這個案子，我們發現他們還在繼續侵權後，提出修改起訴，增加內容。按正常情況，他們以前向法庭表示已經停用，結果沒有，明顯是欺騙，法庭一般會震怒。可是我們的申請遞交上去，卻被法官斷然拒絕了，反說你怎麽早不提。實際上我們是剛剛拿到對方交出的證據，發現繼續侵權後，在幾天之內就提出來了。所有的案例都顯示，應該允許增加起訴內容，而且我們希望增加的內容根本不需要更多的取證。回頭看，法官已經明顯歪了，但那時我還繼續相信法庭會公正—畢竟這是美國聯邦法庭，它的判例就是美國的法律啊。
然後S公司發了三個總結評判（SUMMARY JUDGMENT）的動議。所謂總結評判就是說案子事實沒有爭議，不需要審了，一方直接獲勝。根據法律，在有任何事實爭議的時候，是不可能總結評判的。對方提出的動議裏，忽略很多對他們不利的事實，然後捕風捉影，說應該撤訴。我們在反對意見中，把對方的那些證詞、證據全都一條條列出來，寫得清清楚楚。跟我一直有聯係的一個600美元一小時的專業知識產權律師看了之後，說這不把他們釘在板子上了嗎？
輪到總結評判聽證那天，我的律師拉著一輛小車帶著幾大箱文件去了。他西裝革履、兩鬢略帶斑白、說起話來鏗鏘有力、條理分明，一看就是一副很有正氣的樣子。他說到每處，不時從文件箱裏拿出一份文件，說明在資料的那一頁。我坐在法庭最後一排觀察。法官明顯地態度偏向一邊。對對方笑嘻嘻的，一轉到我方，立刻就變臉了。首先他說我方的文件格式有什麽問題，說不知道你們是怎麽回事，然後說法庭沒有責任到那麽多資料裏去翻證據（其實我們每一個引用證據的地方都說了在附件裏的哪一頁）。我方律師據理力爭，特別叫法官看這個那個證據，還說明在哪一頁。但法官對對方態度明顯友善，而對我方態度生硬。我的律師盡量保持了他的冷靜，但在法官那種帶有敵意、逼問式的口氣下，聲音也難免出現顫抖。
出了法庭，站在舊金山的大街上，寒風吹拂，律師說他盡力了，藍眼睛似乎帶著閃著無奈。我一向很樂觀，說你表現得很好，這個法官很聰明，他要判對方贏必須推翻現有法律，這麽多事實在我們這一邊，我看不出法官如何合法地判對方取勝，把我們的案子全部撤銷。就連對方也都以為在侵犯版權方麵，他們沒有希望。聽證後進行了一次調解會議，我的兩個律師與調解人長談了很久出來，告訴我，說我的官司完了，那個法官跟誰關係特好，如何如何。他們得到暗示，結果已經內定。我當時表示不可置信，我說說這種話本身可是違法的啊。法官有這麽蠢嗎？就算他要這樣做，也不應該告訴別人。否則他是有麻煩的。事實這麽明顯、法律這麽明顯，對方怎麽可能不戰而勝。
過了好多天，法庭突然來了一道命令，判決對方全勝，我方的起訴撤銷。但看命令簽署日期，是在調解會議之後三天。這個判決下來之後，我是準備上訴的。我們先寫了一個動議，要法官重新考慮，把他的法律錯誤和忽略的事實羅列出來。這時，對手開始給我們施加壓力了，他們花了幾百萬律師費，我們想上訴先得出他們的律師費。結果是，我們在這種威迫下隻好簽了城下之盟。
後來，因為案子涉及我自己個人所有的知識產權，我個人開始參與官司，自己代表自己，而對方是極力阻止我的參與。對方提出要修改法庭的一個保護令，繼續占用我的軟件源代碼，用於其他案子，我表示反對。因為按法庭的保護令，案子結束後60天內，必須把資料交還對方。所以，我寫了一個動議，作為第三者，要求執行原保護令內容。我的動議被安排在一係列聽證的同一天。
那天我去了法庭，法官一開始就說：“嶽先生，其實是--嶽博士--沒有權利遞交文件。”說道嶽博士時口氣中明顯的不屑。然後他又說了一通。最後，從台上冷冷地看著我，厲聲說：“你是米斯特嶽”。我說是。他又說，你聽清楚了，不準你遞交文件，你沒資格。我問到：“法庭的法律依據是什麽？”他一聽，那表情簡直就像看到了外星人，八成在想這個中國人居然還敢反問我這個聯邦大法官。他說道：“那就是法律依據，那就是我說的。”我是根據聯邦民事程序24（a）要求參與，而對方是根據民事程序24（b）。
按理說，我是有權參與，因為涉及我個人的利益，而對方必須提出申請理由。這些其實在我的文件裏寫得明明白白（但法官顯然根本不看）。於是我說到：“根據民事程序—”。法官一聽火了，打斷我說：“你再不安靜我叫人把你拖出去。”（“I am going to have you taken out if you don’t be quiet”）（有關聽證的記錄在www.american-justice.org有）。很多年前有一次，我在中國一個火車站下車，在人群擁擠中，一個街頭混子企圖搶我的行李，說：“你可別喊，否則叫你白刀子進、紅刀子出。”我當時非常憤怒，大聲訓斥了那個混混，引得一幫人矚目，那個混混也心虛，迅速跑了。
如果我在美國法庭上繼續說話，就是藐視法庭的刑事犯罪，美國聯邦法官完全可以把我關入監獄。有一個叫Elena Sassower的美國人，她到美國國會提意見，但日程上沒有安排她，她等所有的人都說完之後，提出希望發言。結果，被以擾亂國會判了刑。
這次聽證之後，我迅速購買了聽證的記錄，然後向聯邦第九巡回法庭提出動議，要求撤換這個法官--偏見太明顯了，將導致非正義的結果。第九巡回法庭簡單地駁回動議，就一句話，動議駁回—看某某案例。我於是又寫了一個動議，說我原動議裏明明引用了這個某某案例，並且對照這個某某案例一條條進行了分析，希望第九巡回法庭給一個有分析的決定。第九巡回法庭又立刻下了一道一句話的命令，說此案已結，不得再遞交任何文件。
本來我想算了，因為還有一個案子在打，是跟STORAGETEK。那個案子在另一個法官手裏，這個不準我說話的法官要離開聯邦法庭，去加州法庭當上訴法官了。結果他臨走之前，硬把那個案子接過去，然後迅速判我全敗。而對方的律師在法庭已經判我敗之後，居然產生出幾十萬的律師費。向法庭提出要我支付律師費，他們索要律師費的那個本身動議就花了10幾萬。但他們卻沒有遵守一條規矩---按規定，他們在要律師費前，必須先跟我會談，盡量排除爭議。我於是給他們發了一個電子郵件，說你們沒有遵守程序。對方沒反應。後來在一次電話會議中，我又提出這個問題，對方律師說他們不知道我說的是什麽條款，我說你去查查54-6條。對方律師聽了之後，惱羞成怒，在電話裏惡狠狠地說：“嶽先生，你聽著，我們會把花的每一分錢都從你那要回來，對你個人經濟穩定造成嚴重後果。”
那天去就律師費問題聽證，我提出了這個問題，說對方沒遵守一條強製性規定，其動議不合格，必須去掉。法官開始給對方找理由了：“也許他們跟你會談了也是徒勞”。我無語，在我的書麵文件裏，我已經把道理說得再清楚不過了。54-6條款是美國的法律（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用的詞是必須(MUST)。如果這樣的強製性條款可以不遵守，那法律比衛生紙還沒有價值。
我再次感謝那些簽名支持我的人們，並且希望大家到http://www.petitiononline.com/ProSeRit/petition.html簽名支持。簽名的目的是要表達一個信息：互聯網時代，正義呼聲無所不在
今天前我介紹了與兩個大公司之間的官司，本來是黑白分明的案情，盡管對方耍各種花樣，那隻是說明美國商業界、高科技界的爾虞我詐、你偷我搶。為了利益而不顧道義、信譽，是人類曆史上司空見慣的事.
無論對方如何算計，我們在案中把事實確立起來了，對方的過錯甚至遠遠超過原先所預料的。比如說他們在起訴之後繼續侵權，而他們提供資料最後發現還是存在虛假，等等。我的主打律師的水平經驗應該說比對方強---他斯坦福大學法學院畢業，極為聰明、反應敏捷、也極為認真，據他說從未輸過，而我的案子這麽明顯，曾給多個律師樓研究過，都認為是抓死貓。但最後，我居然全敗。為什麽？這就是美國人治的結果—法官為所欲為，法律如同一張廢紙。這是美國的製度決定的。
首先，無論法官如何判案，無論判決如何惡毒（英文MALICIOUS）、錯誤、製造多大的社會危害，如何違背法律、道德，他們都有絕對的司法豁免權。這個豁免權在美國憲法裏並沒有規定，是法庭自己賦予自己的，目的據說是為了保證法官能夠無所畏懼地獨立辦案。第二，在美國的法庭上，一個案子的審理由一個法官負責，因此這一個人就掌握了整個案子生殺予奪的權利。第三，法官之間又是一種互相維護的關係，所謂官官相護。第四，美國三權分立，行政與立法根本管不了司法。
所以，美國的法庭是絕對的人治。因為，法官是人，而這個人、而且隻有這個人決定一個法律問題的結局。也就是說，你能否得到公正，完全取決於一個個人的品格和取向-----任何人都是有感情、有各種取向的。就像賀梅案，它的主審法官據說是當地有名的好法官，清正廉明，有口皆碑。但輪到那個賀家的案子，他就開始歪曲事實、忽略證據、違背法律，我們說那是階級民族情緒所致。
我曾經跟一個律師討論為什麽法官會拋開法律行事。他說，要知道打官司也是一種政治活動（POLITICAL ACTIVITY），是政治生活的一部分，涉及到各種利益，也是利益的重新分配。這個說法讓我茅塞頓開。因此，所謂美國的社會正義與法製都是政治生態係統的一個環節，也是為政治服務的。
最初的時候，我的官司取得了一次重要勝利，當時法官顯然不知道原告、被告之間力量是如此懸殊，基本上是公平的，所以對方稍微不當的行為（在文件中想玩文字遊戲）還主動批評。到後來，對方明顯的說假話都視而不見。對方反正有的是資源，不斷製造事端，遞交很多文件，動輒幾百頁。有次法官說：我們有時議論這個案子，不知道誰應該贏。
跟S公司這個案子，我們發現他們還在繼續侵權後，提出修改起訴，增加內容。按正常情況，他們以前向法庭表示已經停用，結果沒有，明顯是欺騙，法庭一般會震怒。可是我們的申請遞交上去，卻被法官斷然拒絕了，反說你怎麽早不提。實際上我們是剛剛拿到對方交出的證據，發現繼續侵權後，在幾天之內就提出來了。所有的案例都顯示，應該允許增加起訴內容，而且我們希望增加的內容根本不需要更多的取證。回頭看，法官已經明顯歪了，但那時我還繼續相信法庭會公正—畢竟這是美國聯邦法庭，它的判例就是美國的法律啊。
然後S公司發了三個總結評判（SUMMARY JUDGMENT）的動議。所謂總結評判就是說案子事實沒有爭議，不需要審了，一方直接獲勝。根據法律，在有任何事實爭議的時候，是不可能總結評判的。對方提出的動議裏，忽略很多對他們不利的事實，然後捕風捉影，說應該撤訴。我們在反對意見中，把對方的那些證詞、證據全都一條條列出來，寫得清清楚楚。跟我一直有聯係的一個600美元一小時的專業知識產權律師看了之後，說這不把他們釘在板子上了嗎？
輪到總結評判聽證那天，我的律師拉著一輛小車帶著幾大箱文件去了。他西裝革履、兩鬢略帶斑白、說起話來鏗鏘有力、條理分明，一看就是一副很有正氣的樣子。他說到每處，不時從文件箱裏拿出一份文件，說明在資料的那一頁。我坐在法庭最後一排觀察。法官明顯地態度偏向一邊。對對方笑嘻嘻的，一轉到我方，立刻就變臉了。首先他說我方的文件格式有什麽問題，說不知道你們是怎麽回事，然後說法庭沒有責任到那麽多資料裏去翻證據（其實我們每一個引用證據的地方都說了在附件裏的哪一頁）。我方律師據理力爭，特別叫法官看這個那個證據，還說明在哪一頁。但法官對對方態度明顯友善，而對我方態度生硬。我的律師盡量保持了他的冷靜，但在法官那種帶有敵意、逼問式的口氣下，聲音也難免出現顫抖。
出了法庭，站在舊金山的大街上，寒風吹拂，律師說他盡力了，藍眼睛似乎帶著閃著無奈。我一向很樂觀，說你表現得很好，這個法官很聰明，他要判對方贏必須推翻現有法律，這麽多事實在我們這一邊，我看不出法官如何合法地判對方取勝，把我們的案子全部撤銷。就連對方也都以為在侵犯版權方麵，他們沒有希望。聽證後進行了一次調解會議，我的兩個律師與調解人長談了很久出來，告訴我，說我的官司完了，那個法官跟誰關係特好，如何如何。他們得到暗示，結果已經內定。我當時表示不可置信，我說說這種話本身可是違法的啊。法官有這麽蠢嗎？就算他要這樣做，也不應該告訴別人。否則他是有麻煩的。事實這麽明顯、法律這麽明顯，對方怎麽可能不戰而勝。
過了好多天，法庭突然來了一道命令，判決對方全勝，我方的起訴撤銷。但看命令簽署日期，是在調解會議之後三天。這個判決下來之後，我是準備上訴的。我們先寫了一個動議，要法官重新考慮，把他的法律錯誤和忽略的事實羅列出來。這時，對手開始給我們施加壓力了，他們花了幾百萬律師費，我們想上訴先得出他們的律師費。結果是，我們在這種威迫下隻好簽了城下之盟。
後來，因為案子涉及我自己個人所有的知識產權，我個人開始參與官司，自己代表自己，而對方是極力阻止我的參與。對方提出要修改法庭的一個保護令，繼續占用我的軟件源代碼，用於其他案子，我表示反對。因為按法庭的保護令，案子結束後60天內，必須把資料交還對方。所以，我寫了一個動議，作為第三者，要求執行原保護令內容。我的動議被安排在一係列聽證的同一天。
那天我去了法庭，法官一開始就說：“嶽先生，其實是--嶽博士--沒有權利遞交文件。”說道嶽博士時口氣中明顯的不屑。然後他又說了一通。最後，從台上冷冷地看著我，厲聲說：“你是米斯特嶽”。我說是。他又說，你聽清楚了，不準你遞交文件，你沒資格。我問到：“法庭的法律依據是什麽？”他一聽，那表情簡直就像看到了外星人，八成在想這個中國人居然還敢反問我這個聯邦大法官。他說道：“那就是法律依據，那就是我說的。”我是根據聯邦民事程序24（a）要求參與，而對方是根據民事程序24（b）。
按理說，我是有權參與，因為涉及我個人的利益，而對方必須提出申請理由。這些其實在我的文件裏寫得明明白白（但法官顯然根本不看）。於是我說到：“根據民事程序—”。法官一聽火了，打斷我說：“你再不安靜我叫人把你拖出去。”（“I am going to have you taken out if you don’t be quiet”）（有關聽證的記錄在www.american-justice.org有）。很多年前有一次，我在中國一個火車站下車，在人群擁擠中，一個街頭混子企圖搶我的行李，說：“你可別喊，否則叫你白刀子進、紅刀子出。”我當時非常憤怒，大聲訓斥了那個混混，引得一幫人矚目，那個混混也心虛，迅速跑了。
如果我在美國法庭上繼續說話，就是藐視法庭的刑事犯罪，美國聯邦法官完全可以把我關入監獄。有一個叫Elena Sassower的美國人，她到美國國會提意見，但日程上沒有安排她，她等所有的人都說完之後，提出希望發言。結果，被以擾亂國會判了刑。
這次聽證之後，我迅速購買了聽證的記錄，然後向聯邦第九巡回法庭提出動議，要求撤換這個法官--偏見太明顯了，將導致非正義的結果。第九巡回法庭簡單地駁回動議，就一句話，動議駁回—看某某案例。我於是又寫了一個動議，說我原動議裏明明引用了這個某某案例，並且對照這個某某案例一條條進行了分析，希望第九巡回法庭給一個有分析的決定。第九巡回法庭又立刻下了一道一句話的命令，說此案已結，不得再遞交任何文件。
本來我想算了，因為還有一個案子在打，是跟STORAGETEK。那個案子在另一個法官手裏，這個不準我說話的法官要離開聯邦法庭，去加州法庭當上訴法官了。結果他臨走之前，硬把那個案子接過去，然後迅速判我全敗。而對方的律師在法庭已經判我敗之後，居然產生出幾十萬的律師費。向法庭提出要我支付律師費，他們索要律師費的那個本身動議就花了10幾萬。但他們卻沒有遵守一條規矩---按規定，他們在要律師費前，必須先跟我會談，盡量排除爭議。我於是給他們發了一個電子郵件，說你們沒有遵守程序。對方沒反應。後來在一次電話會議中，我又提出這個問題，對方律師說他們不知道我說的是什麽條款，我說你去查查54-6條。對方律師聽了之後，惱羞成怒，在電話裏惡狠狠地說：“嶽先生，你聽著，我們會把花的每一分錢都從你那要回來，對你個人經濟穩定造成嚴重後果。”
那天去就律師費問題聽證，我提出了這個問題，說對方沒遵守一條強製性規定，其動議不合格，必須去掉。法官開始給對方找理由了：“也許他們跟你會談了也是徒勞”。我無語，在我的書麵文件裏，我已經把道理說得再清楚不過了。54-6條款是美國的法律（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用的詞是必須(MUST)。如果這樣的強製性條款可以不遵守，那法律比衛生紙還沒有價值。
我再次感謝那些簽名支持我的人們，並且希望大家到http://www.petitiononline.com/ProSeRit/petition.html簽名支持。簽名的目的是要表達一個信息：互聯網時代，正義呼聲無所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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