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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回歸封建時代

送交者: 林思雲 2005年9月04日07:52:15 於 [天下論壇]http://www.creaders.org

林思雲

不久前因私事回國，在回國前正好讀了日本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的專家北村稔先生的新著《社會主義給中國帶來幸福了嗎？》。北村在書中給出這樣的結論：“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披著社會主義外衣的封建王朝”，這是一個發人深醒的結論。我本人這次在中國的所見所聞，也驗證和實感到了中國確實在回歸過去封建時代。

貪汙腐敗、欺上瞞下、魚肉百姓……，這些曾經在我們的教科書中用來批評舊時代封建王朝的詞語，現在已經越來越適合於描述當今的社會了。怪不得近年來清宮戲在中國大陸很受歡迎，大概人們發現當前社會中發生的人和事，簡直就是滿清時代社會的再現或翻版，因此清宮戲可以起到借古諷今的作用。現在的中國正在變得越來越接近過去那個舊中國，那個腐敗無能的舊中國。

中國引進社會主義，本來的目的就是期望社會主義能使中國變成一個嶄新的國家，與過去那個腐敗無能的舊中國告別。在中共執政初年，“新社會”這個詞曾經頻繁地被使用，人們以為社會主義會使中國進入一個嶄新的時代，會掃除舊中國一切醜惡腐敗的東西。今天“新社會”這個詞匯，基本上已經變成無人使用的死語。貪贓枉法、買官賣官、賣淫吸毒等過去舊中國的醜惡腐敗，都已經再次變成活生生的現實，人們已經不再認為現在的中國與過去的舊中國有多大的區別，所以也沒有人再說“新社會”了。

一位西方學者評論說：“在所有已達到某種程度文明的民族當中，中國人是最缺乏革命性，卻又最富有反叛性傾向的。”這句話可謂意味深長。中國曆史的發展模式與西方完全不同，西方的曆史發展模式是革命性的、或者進化性的發展，不斷從舊的時代進化到新的時代。希臘時代到羅馬時代，羅馬時代到中世紀，中世紀到文藝複興……，每一個時代都是一次引起整個社會大變革的社會革命或社會更新，每一個時代都是告別過去的嶄新時代，每一個時代都不是過去舊時代的循環再現。

相反，中國曆史過程中很少有引發整個社會大變革的社會革命，盡管中國曆史上有很多次王朝的更迭，但這樣的“改朝換代”並沒有引起社會更新，中國社會本身並沒有發生變化，僅僅是封建王朝統治家族發生了更迭，新朝代仍然是舊朝代的翻版再現。有人認為中國曆史上隻發生過兩次引起整個社會大變革的社會革命：第一次是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第二次是公元1911年的辛亥革命，兩次革命的間隔竟然長達2000多年。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建立起中國曆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奠定了郡縣製度為基礎的中央集權封建國家框架。秦始皇的這個國家框架一直被中國人延用了2000多年，直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為止。中國的曆史進程的確不難證明“中國人最缺乏革命性，卻又最富有反叛性”的觀點。

曆史上的四大古代文明：巴比倫、埃及、印度和中國，其他三大古代文明都中斷了，唯有中國的文明連續不斷保持到今天。有人把中國文明的連續性作為中國文明的一個優點來娓娓讚揚，其實從另一個角度看，中國文明的連續性也是一個缺點。其他三大文明的中斷，是因為那裏發生了告別過去的革命性社會變革，與過去完全不同的嶄新文明取代了舊文明，舊文明失去了傳人，從而導致文明的中斷。而中國沒有發生告別過去的革命性變革，沒有出現嶄新文明來取代過去的舊文明，舊文明總有他的傳人，因此中國文明具有了連續性。這個連續性同時也體現出中國文明發展的長期停滯和僵化不變。

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一次試圖對中國進行根本社會大變革的社會革命。即使是這次革命也不是中國人自發的“主動性革命”，而是在外部勢力的壓迫推動下促成的“被動性革命”。長期以來中國人總是很驕傲自滿，認為“文明”僅僅局限在中國，中國以外的化外之地都是非文明的飲毛茹血夷蠻民族，中國人對外部世界毫無興趣。但是三次災難性的戰爭使中國受到恥辱性的失敗：第一次是1840年同英國的第一次鴉片戰爭，第二次是1857年同英法兩國的第二次鴉片戰爭，第三次1895年同日本的甲午戰爭。

最後的甲午戰爭使中國人的傲慢自滿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中華大帝國居然慘敗於一個非白種人的東洋小國日本，這件事結束了中國人對西方的惟我獨尊態度，開始重新考慮和評價自己的傳統文明。甲午戰爭的結果使愈來愈多的中國人被迫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要想繼續求得生存，就必須要進行根本性的社會大變革。中國人首先開始在軍事領域，其後在經濟領域，再其後在社會和文化領域，最後在政治領域仿效西方模式，晚清的政治體製改革和辛亥革命，都是中國人在外壓下求生存的“被迫革命”。

辛亥革命後建立的中華民國，確實是一次徹底社會革命的嚐試，試圖建立一個西方模式的嶄新中國，同時對中國人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方麵進行根本的變革。不幸的是這次革命卻以失敗告終，中國不但沒有進入一個光明的新時代，反而後退到軍閥混戰的黑暗時代。一位美國權威人士評價辛亥革命說：“1911年在中國建立起美國共和政體的仿製品，真是荒唐可笑。這種共和政體是一個大失敗，因為它在中國的曆史傳統、政治體製、信仰觀念中都毫無根基。它是附貼在中國之上的外國東西，隨著時間的推移很快就會被剝離。……這種共和政體悲慘地結束了，並且失敗的並不僅是共和政體，而是一代人。”

在辛亥革命失敗後，很多中國人認為西方傳統的共和體製無法救中國，轉而向往代表西方最新思潮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把它當作是拯救中國的最後藥方，從而引發了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然而中國的社會主義運動，在最初的理想主義階段過去後，很快就出現了濃厚的農民運動和農民起義的性質。顯然馬克思所說的產業無產階級當時在中國非常稀少，中國革命的主力軍，不得不依靠農民，因此中國共產黨很快就成為一個農民占主導地位的政黨，那些來自海外受過新式西洋思想教育的中共領導人，不得不向中共黨內占主流地位的農民意識和思想妥協低頭。

當時人們把中共領導的軍隊稱為“土八路”，“土”的含義是“中國傳統的、舊式的”，和“土”相反的是“洋”，“洋”的含義是“來自西洋的、新式的”。中共軍隊不僅武器裝備“土”，思想概念也同樣的“土”，中共軍隊的領導核心毛澤東、朱德、彭德懷、林彪等人，都是未受過係統西洋思想教育和熏陶的土生土長中國人，中共軍隊本質上與陳勝吳廣的農民起義軍並無二致，所不同的隻是他們披上了一件“社會主義”的洋外衣。正如北村所說：“1927年8月1日中共起兵那天，就是披著社會主義外衣封建王朝的開端。”

可以從與古代中國舊體製的接近程度，來比較一下近代中國的三個政府：1912年袁世凱建立的中華民國政府（北洋政府），1928年蔣介石建立的南京國民政府，1949年毛澤東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不難發現北洋政府最革新，最遠離古代中國的舊體製；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最保守，最接近古代中國的舊體製；南京國民政府則在二者之間。“接近古代中國舊體製的政府長命，遠離古代中國舊體製的政府短命”，中國的曆史似乎總是在證明這一點。

上麵提到，1911年發生的那場試圖告別舊中國的革命，是在中國麵臨亡國滅族的外部壓力下被迫發生的。二戰後，列強瓜分世界的殖民主義時代已經過去，中國捱過了亡國滅族的危險。一旦危險過去，在中國搞革命的必要性消失，舊中國固有的各種潛規則紛紛回歸，中國再次走向過去傳統的模式。中共政權在1949年建國之時，盡管名稱上使用了一個西方式的“共和國”，但其內容卻明顯具有封建王朝的基本性質，按照北村的說法，是一個披著社會主義外衣的封建王朝。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這裏使用“封建王朝”這個詞並非很合適，因為“封建”這個詞是套用西方曆史學的名詞，秦始皇之後的中國曆代王朝，與西方史學所謂的“封建王朝”非常不同，更精確地說應該是“中國特色的王朝”。但“封建王朝”這個詞似乎已經約定成俗，所以也隻好借用這個不太嚴密的詞匯。

古代中國是皇帝依靠個人權威治國的“人治”社會，近代西方國家則是政府依照法律治國的“法治”社會，“人治”和“法治”是中西兩種社會結構的分水嶺。西方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由法律規定的社會契約關係，古代中國人與人的關係，則是根據道德（下級忠誠上級，上級仁愛下級）規定的人身依附關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建國之初，就明顯地具有“人治”社會的特征，因此它比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更具有“複古”的特征。

另外社會主義的“國家所有製”，也恰好與古代中國的“皇帝所有製”十分類似，這也是社會主義的外衣能夠巧妙是披在封建王朝身上的一個重要原因。中國曆史上並沒有西方“私人財產神聖不可侵犯” 的私有製，古代中國是“皇帝所有製”，即普天之下的萬事萬物均為皇帝個人所有，即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古代中國老百姓對土地隻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和現在一樣），在修建道路等需要征用土地時，隻要皇帝一個詔書即可，國家無需向私人付款購買土地，因為土地本來就是皇帝的。同樣征用物資也是皇帝一個詔書即可，國家完全無需付款，唐代白居易的名詩《賣炭翁》，就描寫了皇宮無償征用賣炭翁木炭的故事。

由於曆史上中國老百姓從來沒有“神聖不可侵犯”的私人財產，所以對於社會主義的“國家所有製”，中國老百姓倒也感到十分熟悉。相反如果在中國搞純粹西方式的“個人所有製”，提倡真正意義上的“神聖不可侵犯”的私人財產，中國老百姓反而糊塗起來了。最近有人建議在中國憲法中加入“私人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條款，終究還是未通過。現在中國搞的是在社會主義外衣下的封建主義，要在中國搞真正意義上的資本主義，卻又是一件難事。

中共政權既然具有封建王朝的性質，它也自然要遵循曆代封建王朝的循環規則。中國封建王朝的循環過程，可以分為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新王朝在開始時，皇帝能夠有效地統治國家，這是一個比較穩定繁榮的時期。
第二階段，各級官僚出現貪汙腐敗，皇帝對其無法控製，隻好任憑腐敗蔓延發展。
第三階段，各級官僚的腐敗加速，逐步加大對百姓的剝奪搜刮，底層百姓不得不承擔日益加重的納稅負擔，生活愈來愈窮困。
第四階段，當農作物歉收導致的大饑荒、或者外族入侵等決定性契機到來時，爆炸點降臨，爆發反抗政府的農民起義。
第五階段，局部的起義擴大為普遍的暴動，舊王朝滅亡，新王朝誕生，再次開始新一輪的循環。

中共政權現在已經到了第二階段，並正在向第三階段過渡。如果不出現革命性的變革，中共走上過去封建王朝的老路，因腐敗而亡國，可以說隻是一個時間問題，目前尚看不出中共政權能夠逃脫這個封建王朝循環模式的跡象。

不少人把中國貪汙腐敗的現狀，全部歸責於中共高層領導人，這顯然是不公允，也是不正確的。要知道最最痛恨和反對貪汙腐敗的，正是中共高層領導人。因為他們很明白腐敗會導致亡黨亡國，而一旦亡黨亡國，這些中共高層領導將失去一切，對普通百姓並無多大的影響。所以現在中共高層發起“保持共產黨人先進性”的運動，就是試圖減慢和延緩中國腐敗進程的一個嚐試，當然中共高層領導人自己也沒有根治腐敗的信心。

農民問題是中國問題的核心，過去是這樣，現在還是這樣。有人指責中共欺騙農民幫他們推翻國民黨政權，等他們上台後，又反過來壓榨農民。這個說法基本不錯，但中共是用什麽欺騙農民的呢？其騙術其實很簡單，就是“妖魔化國民黨”，把中國的一切醜惡腐敗，一切社會問題都推到國民黨身上，聲稱隻要推翻了國民黨，中國人民就能迎來幸福美滿的時代。等農民真的幫助共產黨推翻國民黨後，發現他們向往的幸福美滿並沒有到來。他們還是和過去一樣被壓迫，隻是更換了一個壓迫他們的主人而已。

其實曆代農民起義的領袖都用“妖魔化現政權”的手段來欺騙農民幫他們打天下，清末的革命家為了推翻滿清政府，虛構出“揚州十日”、“嘉定屠城”等濫殺無辜的大屠殺，以此來凸顯滿族人的殘暴，煽動人民起來造反，推翻清政府。同樣的事情又在今天發生，現在又有人虛構出“三年自然災害時期餓死二千萬人”、“文革時期迫害死幾百萬人”等大慘事來凸顯中共的殘暴，用同樣的手法來煽動人民幫助他們推翻中共政府。

現在一些人在指責中共用謊言欺騙人民的同時，他們自己同時也在製造欺騙人民的謊言。曆朝曆代的經驗已經告訴我們，用“妖魔化現政權”的手法來欺騙煽動人民的革命家，不能指望在革命成功後，他們會兌現他們曾經許諾的諾言。

“貪汙腐敗”幾千年來一直在中國大地上頑強地生存發展，好似“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若究其原因的話，我認為這是因為“貪汙腐敗”已經成為中國人的一種生活習慣。我以前曾寫過一篇《貪官與貪民》的文章，說明中國的“貪官”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有非常廣泛的“貪民”作為他們的群眾基礎。中國的貪民與貪官的本質一樣，都有“貪汙腐敗”的內在企圖，所不同的隻是貪官當了官，可以實現“貪汙腐敗”，而貪民沒有當上官，無法實現“貪汙腐敗”而已。

打個不恰當的比方，中國人“貪汙腐敗”的習慣就像“隨地吐痰”的壞習慣一樣，大家都知道這樣作不好，可就是改不了。號召大家不要隨地吐痰已經有100多年了，可是直到今天，中國各地的大街小巷仍然痰跡斑斑，可見中國人特別喜歡堅持舊傳統和老習慣，很難改變。同樣“貪汙腐敗”這個中國幾千年流傳下來的壞習慣，也被人們堅持不改，而且還在中國人出國時一同帶到國外。

最近曝光出在美國的中國海外民主活動家貪汙腐敗的事件，堅決反對中共的民運人士貪汙，這就無論如何無法將其歸罪於中共政權的邪惡。批判中共貪汙腐敗的民運人士自己也在搞貪汙腐敗，不恰好說明貪汙腐敗是中國人的一種生活習慣嗎？即使生活在社會清廉的美國，中國人也會頑固地堅守這個古老的習慣。

中國人保守的習性，一次再一次地把中國拉回到傳統的老路上去。如果中國不發生一次徹底的社會變革，不管是那個政黨來領導中國，都無法擺脫回歸舊時代的命運。現在有人以為“民主主義”可以救中國，這個想法就像當年以為“社會主義”可以救中國一樣，單純機械地照搬西方的政治體製，並不能使中國走進一個新時代。我們不妨再回顧一下美國人對辛亥革命的評價：“在中國建立起美國共和政體的仿製品，真是荒唐可笑。這種共和政體是一個大失敗，因為它在中國的曆史傳統、政治體製、信仰觀念中都毫無根基。”

現在中國最需要的不是一場政治革命，不是改朝換代，中國最需要的是一場社會革命，一次讓中國徹底告別過去，徹底消除“貪汙腐敗”這個民族劣根性的社會大變革。然而這樣的社會大變革，在中國卻很難自發地產生，它需要一個外部的推動力量。可是當前的世界局勢，一時間不太可能出現一個針對中國的強大外壓，因此中國回歸封建時代的腳步，恐怕會越來越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