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與極權主義

《一九八四》與極權主義

《一九八四》

《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是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所創作的一部反烏托邦小說，出版於1949年。它重點探討黨和政府權力過分伸張、推行極權主義、實施壓抑性統治的後果。故事發生的時間設於1984年——為當時作者對未來的虛構想像。在其構想中，世界大部分地區都陷入了一場永久的戰爭、政府監控無處不在、資料記錄中滿是曆史否定主義及政治宣傳。其為反烏托邦小說類三部代表作之一（另外兩部是《我們》和《美麗新世界》）。

在小說中，英國（第一空降場）成了超級大國大洋國的一個省，整個國家由黨所支配，它雇用了思想警察去迫害個人以及個人思考。老大哥是黨的領導人，喜歡強烈的個人崇拜，但他可能根本不存在。小說的主角溫斯頓·史密斯，是一名外圍黨員，他在真理部（新語稱為真部）工作，真理部負責宣傳和修改曆史，他的工作是重新編寫過去的報紙，好讓曆史記錄一如既往地支持政黨的發展路線。

《一九八四》是一本經典的政治諷喻和反烏托邦科幻小說。自1949年出版以來，它的許多用語和概念在英語中已被普遍使用，例如老大哥、雙重思想、犯罪思想、新話、101室、電幕、2+2=5、忘懷洞。《一九八四》令形容詞“奧威爾式的”（Orwellian）普及，它是用於形容官方欺騙、秘密監視並且修改曆史的極權主義或獨裁狀態。在2005年，該書被時代雜誌評為1923年至2005年最好的100本英文小說之一，還在1998年被列入20世紀百大英文小說。2003年，《一九八四》在BBC的書籍票選活動大閱讀中獲得第8位。還在1956年、1984年改編成電影上映。

中國的監控體係

中國的監控體係，可能是世界上所有專製國家最為有效的。在這方麵，中國共產黨比前東歐和蘇聯做得更好。它有一個特別的黨務官僚機構政法委，還有大概1000多萬的"信息員"，基本上是勞動力強度十分高的一個網絡。

總部位於美國的《中國民主季刊》發表主編王天成和知名政治學者裴敏欣的對話《是什麽使得中國的民主轉型特別困難》。當被問到為什麽在毛死後這麽多年之後、"改革開放"這麽多年之後，新極權主義沒有什麽障礙就輕易崛起了時，裴敏欣認為，一個最關鍵的問題，就是中國在毛澤東後的所謂"改革開放"，從政治層麵上來說，根本就沒有觸動極權主義製度的根基。極權主義的核心是對國家機器，特別是專政機器的完全控製。極權黨內缺乏製衡機製，即沒有所謂"黨內民主"。所以，沒有任何體製內約束最高統治者的機製。同時又缺乏社會上對執政黨的平衡或者製約的機製。所謂"改革開放"，經濟上改變最大。但是我們必須看到，在經濟層麵，黨通過國家對經濟有相當大的控製力。比如說，金融體係是黨控製的，金融是經濟的命脈。其他許多主要行業，電信、能源、交通，基本上是國家控製的。它也可以通過製定規章製度來限製民營企業的發展。

裴敏欣還指出，中國的監控體係，可能是世界上所有專製國家--威權國家也好、極權國家也好--最為有效的。在這方麵，中國共產黨比前東歐和蘇聯做得更好。它有一個特別的黨務官僚機構，就是政法委，在監控體係裏麵起到了很重要的協調作用。從組織層麵講，中共作為列寧主義政黨，它每個部門--從街道到學校--都有黨的存在，通過黨來發展告密者。

極權主義

極權主義為政治學術語，描述對社會有著絕對威權並全然謀求控製公眾與私人生活之國家政治製度。奉行該思想之國稱為極權國家（totalitarian state）。

 

該概念在形成之初多含褒義，由魏瑪德國法學家、納粹學者卡爾·施米特與一些意大利法西斯主義者在1920年代提出。施米特在其有關全能（all-powerful，即統治一切）政府之合法性的、具有相當影響力的作品中使用“Totalstaat”一詞。 通常被用以強調納粹德國、法西斯主義國家與蘇聯之間的相似性。

極權主義的到來標誌著20世紀新政治時代的開始。根據漢娜·阿倫特的說法，極權主義是一種極端形式的新式專政，由“孤立的個體”組成。她申明，意識形態在定義整個社會的組織方式方麵起著主導作用。根據政治學家胡安·林茲的觀點，威權政權與極權政權之間的區別在於，威權政權試圖扼殺政治和政治動員，而極權主義則試圖控製政治和政治動員。

但是，最新的分類之一未將極權主義確定為專政的一種形式。在芭芭拉·格德斯（Barbara Geddes）的研究中，她專注於精英領袖與精英大眾關係如何影響專製政治。格德斯確定了在專政中構成精英政治的關鍵機構。該研究基於以下因素，並且與這些因素直接相關：分類的簡單性，跨國適用性，對精英和領導人的重視以及將機構（政黨和軍隊）納入塑造政治的中心。根據格德斯的說法，獨裁政府可以分為五類：軍事專政，單黨專政，個人專政，君主製，混合專政。

阿倫特

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1906年10月14日—1975年12月4日），是政治哲學家、作家和納粹大屠殺幸存者。她的貢獻影響了20世紀和21世紀的政治理論研究者。她的作品涵蓋了廣泛的主題，但最出名的是那些處理權力和邪惡的本質，以及政治、直接民主、權威和極權主義的作品。

她提倡政治空間中的“多元性”概念。因此，人與人之間在政治上存在著潛在的自由和平等。重要的是要站在對方的角度。願意和合適的人應該盡可能在最具體的層麵上參與政治協議、政治合同和憲法。由於這種觀點，她批評純粹的代議製民主。

除了哲學、政治和曆史文獻，她還使用傳記和文學作品作為她考慮的參考來源；她逐字逐句地評析這些文本，並用她自己的方法來麵對它們。

漢娜·阿倫特的首部著作就是1951年的《極權主義的起源》，她追溯過去兩三百年的曆史，最後整理出結論：反猶主義與帝國主義共同促成了極權主義。

《極權主義的起源》（德語：Elemente und Ursprünge totaler Herrschaft），初版書名為《我們當前的負擔》（The Burden of Our Time）以反猶主義、帝國主義及極權主義三個論述視角來分析極權主義的起源，此書說明極權主義不同於傳統專製獨裁的現代性特質，說明為何極權主義的意識型態動搖啟蒙理想及普遍人權原則，最終使歐洲國家麵對國內少數族群時未能阻止不當國家及集體暴力的曆史及意識型態問題，特別是帝國主義擴張所帶來的“種族思想”與“官僚統禦”。此書確立了阿倫特作為重要政治思想家的地位。

阿倫特主張極權主義的成長是傳統意義民族國家解體的結果；她認為，極權主義政權，為追求政治權力而不顧物質或功利考量，徹底改變政權下的社會結構。和過去任何專製獨裁相比，極權主義統治形態的殘暴及侵略性，不是為了權力渴望、版圖擴張或利益，而是出於意識形態的理由，可以把人民區分成“理應消滅的人種或階級”，以集體改造與屠殺進行施暴，以證明其意識形態的意義是永遠正確並連貫一致的。

阿倫特認為，歐洲國家麵對國內少數族群時，帝國主義擴張所帶來的“種族思想”與“官僚統禦”，是動搖啟蒙理想及普遍人權原則，而最終未能阻止不當暴力的最大問題來源；最終帝國主義極權主義的特性卻是殊途同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