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第二次讀到北京大學中文係錢理群教授那段名言:“我們的一些大學,包括北京大學,正在培養一些‘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他們高智商,世俗,老道,善於表演,懂得配合,更善於利用體製達到自己的目的。這種人一旦掌握權力,比一般的貪官汙吏危害更大。”聯想起我熟悉的一位北大教授,處事尖滑營利,漠視他人權益,剛好與“精致利己”對號入座,下麵回顧一下我和她交往的過程吧。
屈指算來,我與鑫教授(對事不對人,還是用化名吧)相識相交已經快30年了,1986年我加入中國民主促進會,幾年後認識了新入會的小鑫,當時她剛考進北京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導師中有一位是我們民進的老領導,引她入會。不久小鑫和我都成為民進北京市婦委會的委員,主任是全國模範教師李清老師,李老師待人誠懇,對工作認真負責,婦委會定期組織在京女會員開展各類活動,起草修改高質量的參政議政提案,婦委會十幾個委員都把李清老師當大姐般敬重。
90年代初的一天,我和幾個婦委會委員到李清老師家做客,每人帶上一些食品邊吃邊聊,研究下一步婦委會工作計劃,散會後小鑫照例約我一起回家。走到李老師家外那條熱鬧街區時,我告訴小鑫“剛才我路過這裏,提袋最上麵那一大包薯片被人生生連搶帶拽偷跑了,看到逃跑的是三個中學生,有個人還回頭衝我壞笑。”小鑫說“要是我也不會追上去跟他們理論,眼前虧不能吃。”上公交車後我倆一路閑聊,她告訴我讀完博士分去政法大學當助教,正托關係爭取回北京大學任教,我理解並祝她順利。不久後她如願以償出任北大某係講師,很快分到一套北大西門附近的職工宿舍,她的幸運令大家羨慕。
鑫和我先是在民進北京婦委會共事,然後又相繼成為民進中央婦委會委員,不管是前些年在鼓樓方磚廠98號,還有後來搬到三元橋東麵的霄雲路,民進中央開會時總能遇見,成為非常熟悉的會友。
大約十多年前,民進市委麵臨又一次改選,務虛會上對提名的新市委常務委員各抒己見,那時小鑫已經是鑫教授,候補名單中有她的名字。我的另一位會友霞女士對增補名單中的鑫提出非議,指出她“慣於拉幫結派,作風虛偽,再說教育界比例已經超員了,應該換一名新聞出版界委員出任主委。”民進成員由中共劃分,以教育和出版兩界知識分子為主,我對換屆中界別平衡持認同態度,但我不認同霞女士對鑫的非議,我沒看出鑫教授拉幫結派,感覺霞女士背後說人壞話不合適,接下來無記名投票時,我投了鑫一票。
鑫進入市委會領導班子,不久又榮升北大某係係主任,眼見昔日的高校學生小鑫已經成長為一名領導幹部了。相比之下,小鑫快速提升的過程中,我始終原地踏步,一直是個普通的報社編輯,但我倆的交往仍在愉快地延續著,在參政議政的工作中配合的很順利。
新世紀初那些年,民進中央婦委會主任是北師大社會學係鄒虹主任,去外省搞調研鄒主任總叫上我,因為我能寫調研報告,也願意為會中央撰寫每年的兩會(人大和政協)提案。記得2006年去浙江,2009年去陝西出差,兩次遠行路途中鄒教授和我無話不談,親如姐妹。可惜下一次換屆時,中規中矩學究風範的鄒教授落選,新主任換成鑫教授。
鑫教授一上任氣氛突變,以前我們懷著報效國家的單純熱情,已經習慣義務性的參政議政,突然改成每次到會每人發200元錢“車馬費”,2014年12月我最後一次參加民進中央婦委會,簽到時發現“車馬費”已經漲到每人600元。80、90年代,民主黨派活動從來與錢不沾邊,散會後各回各家,鑫教授當主任後不僅發錢,改為會後在酒店吃高檔自助餐,我問鑫教授“經費哪來的?該不會是北大讚助的吧。”她告訴我“民主黨派的經費提高了,別的工作委員會發錢,咱們照方抓藥。”我也喜歡錢,但不願意簽收莫名其妙的外財,那次之後我放棄了民進的活動。
2012年,鑫教授通知我參加在西苑飯店召開的為期三天的研討會,“上午聽專家講課,午飯是自助餐,下午分組討論,你不用發言,想聽就聽,不想聽可以回家。美差,民進已經交了咱倆的參會費。”明白鑫教授是照顧我這個老朋友,給我這個“美差”,我按時到了會場,並按鑫教授昨晚要求,也替她簽到。快吃午飯時她來到會場,西苑飯店自助餐很豐盛,鑫教授吃完飯跟我閑聊了幾句就要回學校,讓我也打道回府。我說既然來了我還是代表民進參加下午討論吧,鑫教授謝過我離去。我參加了三天會議,並都替她簽到了,第二天她沒來,第三天跟第一天一樣,到西苑飯店吃了頓午飯後離去,我知道身為高校係主任很忙,當時沒多想。
過些日子我到會中央辦事,走廊上遇到財務處出納員叫我去領錢,說是西苑飯店會議的交通補貼,每天120元,好生奇怪,參會三天管三天飯,還發交通費。領錢時,出納員說“鑫要幫你領,這次我沒給她。”我問“為什麽?”出納員說“會裏已經不允許代領現金了,鑫和另一人多次冒領被投訴過。”另一人是誰我沒有追問,被刺痛的是居然有鑫,名牌高校係主任被人投訴冒領會友的錢,簡直不可思議!我沒有追問沒有多說,皺著眉離開民進中央辦公大樓,驚覺自己對一向熱愛的民進突然不再愛了。以前每次聽會友說“民進民進,就是沒勁!”我總當笑話來聽,一笑了之。那天突然非常反感政治黨派裏出現這類齷齪事,連會中央骨幹都能做出冒領錢的髒事,1985年我入會的初衷可不是為了撈錢占便宜哦。
2014年8月暑假,鑫教授通知我出差,她和劉主任是北大社會學係正、副主任,選題《鄉鎮婦女的經濟地位與作用》是她們係裏的課題,兩位教授和大興區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加上我,我們四人一起到浙江麗水縣搞社會調研。鑫教授通知我時,叮囑我“打車去機場,發票給我,可以報銷。”讓我想起之前她也這麽對我說過,結果我把出租車票(從市區到首都機場可以乘坐地鐵,坐出租車費用貴很多)交給她就沒有下文了,這次我打算再驗證一下,就按照身為民進中央工作委員會主任的她的要求打車去了機場,在機場候機室一見麵,她第一句話就向我要走出租車票,不出所料依然沒了下文。
2014年那次我們先飛到金華市,又乘車到了縉雲縣、雲和縣,參觀了多處家庭作坊和鄉鎮中小企業,針對浙江省婦女從事來料加工及參與私企運作的現狀召開座談會,還遊覽了附近的幾處景區與古鎮,工作順利遊覽愉快。按鑫教授計劃,回程沒有直接回金華機場,而是先到義烏購物再到金華返京。義烏有多座小商品城,兩位教授在琳琅滿目、價格低廉的店鋪中采買小禮品,她倆的話讓我想笑不敢笑,“買兩種檔次的。”“太次的拿不出手吧?”“意思到了,沒人計較。”
那幾天與我同屋住的大興區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到義烏後說另有安排,沒參加購物活動。在義烏兩座大型購物城裏,我心照不宣耐心陪著,此行的精心安排一目了然:打著民主黨派搞社會調研的旗號、花民進中央參政議政的錢,完成本職工作——北大社會學係的課題報告,順帶著暑假期間到浙江遊山玩水,臨走前在義烏采買是兩位係主任暑假前收受學生贈品的還禮,分檔次盡量少花錢還得說得過去,她倆頗費了一番心思,終於滿載而歸。
2014年12月下旬,民進中央婦委會開年度總結會,民進中央副主席羅富和出席,會上我提出拐賣兒童現象有增無減,民憤極大,我認為以往法律隻追究拐賣方是不夠的,應當同時追究收買孩子者明知故犯的行為,買賣雙方共同列入刑事犯罪才能有效遏製這種最惡劣的現象,羅副主席總結發言時稱讚了我的提議,讓婦委會寫好議案提交明春兩會。會後鑫指派我“抓緊時間年底前寫好”,題為《完善法律、建立警民聯動機製,遏製拐賣兒童案件持續高發現象》的議案,我很快寫好,交給鑫教授,請她代為提交2015年春召開的人大。
那份提案立竿見影,僅僅三個月就被收入《全國人大常委會再審刑法修正案》第九章,擬對拐賣兒童罪做出調整,對於拐賣兒童犯罪,刑法擬采用“收買即入罪”原則,隻要有收買被拐賣兒童的行為,就將追究刑責。我寫的這份提案被授予2015年兩會“最佳提案二等獎”,又過了兩個月正式納入國家法律。整個過程,人大第一時間都通知了提交方民進中央,但鑫教授一句話也沒對我說起過,之後有知情者告訴我鑫教授多次對外自誇那份提案是她寫的,獎狀獎金她都領走了。以婦委會落款的提案獲獎,隨後婦委會開會時,她隻字未提。
其實那之前,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到2015年,我年年積極參與社會調研,認真撰寫提案,提交的兩會提案起初幾年隻發獎狀,我都收到了,後來有了獎金,再獲得的獎狀和獎金一次次都被冒名領取。開始我並不知情,後來因懶得費時費力去取證,所以我從來沒有追究。然而這次太明顯了,鑫教授作為民進中央婦委會主任加北京大學社會係主任,她洞悉事情的來龍去脈,也是我30年的老友啊,居然無視職責與信任,真讓我無話可說。
我因拜讀《殘酷的青春》,對作者美國莫爾豪斯學院中國研究項目主任沈睿教授心儀已久,我倆同在鳳凰博報寫博客,幾年前她約過我見麵卻失之交臂,2015年7月沈睿再次回京再次約我見麵,鑫教授熱心提議讓我們到她那裏聚會。考慮到半年中我已經兩三次拒絕參加民進活動,再拒絕不適合,加上沈睿也表示願意進一趟“謝絕參觀”的燕園,我答應了去北大的約請。7月16日上午鑫教授走出北大東門,引領沈睿和我進入北大校園,參觀了兩座新教學樓,中午在校園餐廳宴請,同桌還有她請來的另外幾人,我要去結賬被攔住,鑫教授對我說“結賬時寫我的名字,民進中央可以報銷”,哦,原來如此,我又一次無言以對。
那天握別沈睿,離開北大,回家路上回味著鑫教授的熱情、溫和與精致,思考著她的利己主義因披著高端華美的外衣,除了30年密切深入接觸如我者,有幾人能體察出來呢?顧名思義,利己主義就是一切活動都以對自己有利為核心,高智商是精致的利己主義者的必備特征,名牌高校的鍍金使之更加“精致”,在政教兩界如魚得水。意識到像我這樣“不識時務”地堅拒“好意”,始終不肯與偽善攪和一處的人少之又少,明知吃不開,卻不願對權貴俯首稱臣。那天剛一回到家,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斷然刪除了與鑫教授的微信聯係。
知行合一是上策,從此我推辭掉所有黨派活動,與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劃清界限,安然獨處,在亂世中堅守良善是為心安。
於向真 2018年10月9日 新加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