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理想是到家鄉書店當店員
湖南省委某副書記捎信叫我到湖南去玩,他是我抗大的同學,實際上是叫我到湖南電影製片廠拍紀錄片。我帶著我的“反革命”攝影師(八一廠裏居然給我們開了介紹信)。先到了廣州,然後到長沙。這位省委副書記說:“找你來,是想讓你把湖南廠搞起來,你調湖南來怎麽樣?房子、政治結論都給你解決。”我想也沒想就拒絕了。我雖然有了自由,但還沒有落實政策,而且心灰意冷。過去當導演挺出風頭,一呼百應,這一“關”十年,八一廠不會讓我幹導演了,我自己也不想再幹導演,一心想回老家。還沒放出來我就想好了,決不再幹“業務”。可種地我不會,當農民養不活自己,幹體力活我也幹不動了,今後就是到書店去,當個店員,決不當老板,不用負任何責任。書店幹淨,還老有看不完的新書,那才是神仙過的日子。
想歸想,我仍是“黑人”,被不死不活地“吊”在家裏,不許亂說亂動,不許進城。我不管,放出來的第二天我就進了城,排隊買了一張月票。那時身上錢也不多,隻能買最便宜的市區月票,以後每個月我都去排隊買月票。到北京那麽多年,過去因為忙,和老戰友“老死不相往來”,北京的好多地方也都沒去玩過。現在有了時間,有了月票,我拚命坐公共汽車,每天算計坐了多少次車,月票“賺”了多少錢,然後心滿意足地回家。
終於盼到給我補發工資了。幾千元,補的不多,不過在那時就算多的了。問我是要支票還是要現錢,我馬上說我要現錢,好久沒見錢了,真想!會計說那你明天再來。第二天我當場點清,往書包裏一放。有這麽多錢了,我還不甘心,又補了一句:“你們替我存了這幾年,利息呢?”我知道說也是白說,利息當然是沒有,能把這一大筆錢拿回家,就已經把我高興壞了。我決定馬上買一台電視機。八一廠駐地六裏橋買不到,我跑到菜市口、西單,反正管不住我,我買回一台14吋北京牌黑白電視機。經過監獄的非人折磨後,能舒舒服服地坐在自己的家中看電視,雖然還是做醬油的“牛棚”,那也是我做夢也沒夢到的神仙日子。
李德生整頓八一廠得罪江青
九一三事件後,毛澤東不斷指示解放幹部,凡是軍隊係統的,一般都批給李德生辦。1972年國慶節,一大批黨政軍高級領導幹部參加了國慶招待會,名字見了報。1973年8月30日,中共十屆一中全會,李德生當選黨的副主席。他和總政治部臨時黨委研究確定,著重抓總政治部直屬單位的整頓。那時總政治部直屬單位除解放軍藝術學院被撤銷外,還有解放軍報社、八一電影製片廠、軍事博物館、總政文工團、軍樂團、八一體工隊、解放軍出版社、解放軍文藝出版社等,這些直屬單位在文化大革命中搞了“四大”,形成兩派。許多領導幹部被打倒,新的領導核心還沒有形成,業務工作幾乎停頓。李德生和總政治部臨時黨委決定,直屬的三個軍級單位,八一廠、解放軍報社,軍事博物館,先抓八一電影製片廠。為什麽先從八一廠抓起呢?李德生說:不僅因為八一廠重要,而且它在文化大革命中幾經反複,是一個老大難單位。整頓八一廠,是總政治部的職責,也符合中央當時的精神。這本來是總政治部的正常工作,沒想到卻得罪了江青。
李德生親曆了江青的種種不堪。江青、張春橋在海軍黨委擴大會上,毫無根據地指責蕭勁光“上了林彪賊船”。江青毫無根據地追查空軍一位領導同誌調查她的曆史,她誣陷成鈞(空軍副司令員)是“反革命”,後來在會上隻說了一句“對不起”。江青想整誰就整誰,草菅人命,連她的秘書也難以幸免。她指責毛主席的一位護士是“反革命”,要立即處理。汪東興和李德生商量後,將這位護士安排在總政治部門診部。他在回憶錄中寫道:“過去,我不認識江青,也不了解她的情況。文化大革命初期流傳她的不少講話,隨便點名,亂加罪名,開始我由於不了解情況,以為她點的那些名,可能有什麽背景。後來她點安徽省文聯副主席劉秀山的夫人馬野林是反革命,而我們了解的情況完全不是那麽回事,就覺得她的講話太隨便,有時信口開河,不能隨便聽信,對她多了一些戒備。出於對毛主席的尊重,我對江青那種飛揚跋扈,狂妄言行,雖然很看不慣,也隻能對她敬而遠之,並未更多地往深處想。”前麵提到李德生在八一廠第一次麵對麵遭遇江青的蠻不講理,他采取了葉帥敬而遠之的辦法,已經得罪了江青。現在他又大刀闊斧整頓八一廠,江青對他恨之入骨。
李德生派觀察組進駐八一廠
1973年9月,李德生從總政治部機關抽調了三名幹部,又向李先念副總理管的國務院借了三名幹部,張沛(人民日報社)為觀察組組長,還有張廣友、於重英。李德生說:“你們這個組到八一廠,不是去處理任何問題的,而是為總政治部解決八一廠的問題提供第一手材料,因此叫觀察組比較合適。”9月15日,觀察組進駐八一廠,找各方麵代表70多人個別談話,或者召開座談會,查閱各種資料,調看八一廠過去拍的故事片,逐漸形成比較客觀的看法。觀察組認為,文化大革命7年來,八一廠的問題確實積累太多,全廠包括戰士在內1100多人,竟有111人在清隊中受到審查。大批幹部被打成走資派、現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漏網右派、特務、叛徒、地富壞分子、“三名三高”、黑線人物……,有的被揪打、關押;有的被遣送回鄉監督勞動;有的調出廠改行;有的勞改;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其中44人被定為敵我矛盾,240多人受到複員退伍處理。加上被專政、被下放的人,占到全廠總人數的一半。
觀察組先後向李德生反映了有關八一廠幾個關鍵問題。
關於八一廠“文藝黑線專政”的問題。八一廠“文藝黑線”的代表人物是原廠長陳播,現在還戴著“反革命”的帽子。陳播1937年參加革命,一直從事部隊文化工作,擔任過文工團團長、戰鬥劇社社長,導演過話劇《劉胡蘭》,在八一廠主管紀錄片和軍事教育片,為軍事電影的繁榮做出了重要貢獻。為什麽是反革命呢?專案組拿來唯一的根據是1967年江青講話稿上有一句“陳播是反革命”,1973年1月,江青說“陳播可壞了……”但是江青沒有舉出任何事實,而八一廠幾年來掌握的揭發材料,也沒有舉出一個具體事實,能夠證明陳播是“反革命”。
李德生聽了匯報,說沒有事實不要急著定性,不定性就不要急於批判。至於馮毅夫、嚴寄洲、王冰、張加毅,文化大革命開始就靠邊了,他們與林彪集團沒有關係,現在是抓緊審查,做出結論,落實政策,該解放就解放。他們的問題不屬於批林整風中應該批判的範圍。至於“文藝黑線專政”,根據觀察組調看八一廠過去拍攝的電影,不能說沒有缺點,但也不能說是反革命修正主義的。李德生認為八一廠的文藝骨幹都是從小參加軍隊文工團的,不可能是“文藝黑線代表人物”。
關於“反革命集團”的問題。八一廠的領導幹部幾乎都被打成了“反革命集團”成員,誰也不敢給他們摘帽。彭勃到八一廠後,調看了幹部檔案,也瀏覽了揭發材料,認為“反革命集團”不能成立,他克服阻力解放了個別人,但總體上還是受到阻撓,一直拖而不決。李德生笑著說:“全黨、全軍落實幹部政策的工作已經取得了很大進展,想不到八一廠會遇到那麽多困難。先解決八一廠班子問題,讓新班子去落實幹部政策,就比較順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