蟹爪蓮
人生在世，以誠相待足矣。 我對人生充滿希望，但隨遇而安
五年半後廖漢生突然被解除監護
1972年5月，廖漢生被帶到石家莊市內的軍隊招待所（即楊勇與兩個兒子見麵的招待所），見到了久別的幾個孩子，和一個未曾謀麵的小外孫。6月底，廖漢生待遇有所改善，夥食標準從每月15元提高到18元，房子也從西房換到冬暖夏涼的北房，掛上了蚊帳。雖然還是“前呼後擁”，但看病、洗澡都可以了。10天可以洗一次澡，安排在晚上10點以後，半個班的戰士在澡堂清場。等所有人都洗完，燒鍋爐的工人也都弄走，另半個班戰士再把廖漢生押過來。廖漢生感歎過去身居高位也沒有如此“興師動眾”。看病也是在晚上10點以後，北京軍區所屬的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留下幾個醫生、護士接診，除了詢問病情，不講什麽話。
1972年，毛澤東接連對一些遭受迫害的老幹部及其親屬的來信批示，交周恩來直接處理。7月1日，廖漢生子女給毛澤東寫信，稱“其父1967年被隔離審查後，毛主席曾幾次提出要他出來工作，但至今未見任何動靜，請求讓其父回京，在家休養治療，等待組織結論”。7月7日，毛澤東看到這封信摘要（中辦信訪處編印《來信摘要》1972第465號）後批示：“送總理閱處。我看廖漢生和楊勇一樣是無罪的，都是未經中央討論，被林彪指使個別人整下去的。此件你閱後交劍英、德生一閱。”
7月8日，周恩來將毛澤東批示以及廖漢生子女的信，派專人送給葉劍英、李德生、李先念、紀登奎、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人傳閱。
7月10日，廖漢生被帶到空無一人的石家莊火車站。火車進站了，從候車室到車廂隻有二三十米，專案組的人提起行李，廖漢生也提起行李想跟他們一起走，卻被押上候車室門口的汽車，大概是怕別人看到。一直跟著的看守班戰士沒有上車，隻有專案組的兩個人寸步不離，連上廁所也跟著。到了北京站，車廂門口停放著兩輛車，一輛蘇聯伏爾加，一輛北京牌越野車。開始專案組叫廖漢生坐伏爾加，沒過4分鍾，又把他從伏爾加裏拉出來，讓他坐越野車。又過一兩分鍾，又把他拉回伏爾加中。專案組的這種左右為難實在反常，廖漢生莫名其妙，更讓他想不到的是汽車駛過軍事博物館，向左轉進入京西賓館。
總政治部主任李德生代表總政治部與廖漢生談話。他說：“第一條，毛主席說的，你沒有罪行，有錯誤。第二條，你從現在起解除監護。”廖漢生以前不認識李德生，也不知道“監護”這個詞，他想：“什麽監護？不是關在裏麵嗎？大概這就叫監護吧。”
整個房間隻有廖漢生一個人了。五年多來，他身邊24小時都有人“監護”，突然恢複了自由，真不知道該幹點什麽。廖漢生想了一會兒，自己對自己說：“還沒有吃飯呢。”他起身去吃飯。晚上他躺在京西賓館的高級床上，久久不能入睡，就像突然從軍區常委會議室關進囚室一樣，他在關押5年半零兩天後，突然從囚室住進了京西賓館，簡直像做夢一樣。
有一天，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來看望廖漢生，說是毛主席讓他來的。毛主席說：“廖漢生出來啦，你去看看他。”葉劍英關心地詢問廖漢生的身體狀況，隨後總政治部安排廖漢生到解放軍總醫院檢查身體，治療被關押多年造成的疾病。7月31日，廖漢生出席建軍45周年晚會。8月1日，《解放軍報》報道，並登出周恩來擬定、毛澤東同意的與會者名單，包括久未露麵的呂正操、楊成武、張愛萍、王尚榮、梁必業、餘立金、吳克華、黃新庭等一批高級幹部。總政治部將他們從全國各地的“監護”中放出來，並以這種方式宣布了他們的“解放”。
可是這時候，廖漢生妻子白林還沒有解除監禁。她和廖漢生同一天被關押，關了十天左右放出來。1968年2月第二次被關押，成為北京軍區“廖漢生專案”分案。現在廖漢生恢複了自由，而白林為什麽還被關著？廖漢生女兒說：“你們不放，我們就鬧，鬧到總政、軍委去！”8月20日，廖漢生解除監護40天後，白林被釋放。
1973年12月8日上午，總政治部幹部部兩個人來海運倉招待所，給廖漢生看了《複查報告》，基本否定了扣在他頭上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假黨員”、“曆史問題”以及“參與賀龍的二月兵變”等罪名。但還留有一些“尾巴”，如對他參加過的賀民英隊伍的看法，結論也不確切，不完全符合事實。但總算有了一個結論，為重新工作創造了必要條件，於是廖漢生表示同意。
當天下午，總政幹部部副部長陳光興口頭通知廖漢生：“經毛主席批準，你將到軍事科學院任政治委員。”12月30日，軍事科學院召開全院幹部大會，宋時輪（軍事科學院院長）要廖漢生講話。廖漢生已經7年沒有在大會小會上講過話了。在漫長的關押期間，除了審問，被逼“交代問題”、“檢討錯誤”外，也沒有人跟他說話，他連說話也不大會說了。現在要在大會上講話，講什麽？怎麽講？文革前的那些話不準講了，當前盛行的那些套話又不會講，廖漢生隻好簡單介紹自己，並按照總政治部的複查報告，著重講自己的“錯誤”，表示要繼續改造思想，做好工作。唉！與其說是講話，不如說是檢討。
賀龍15年後終於徹底平反的經過
1967年1月，賀龍和夫人薛明失去自由。1969年6月9日賀龍去世，薛明被遣送到貴州山溝。1971年5月17日，賀龍逝世兩年後，專案組寫出《賀龍罪行的審查報告》。賀龍被定為“黨內軍內通敵分子”，“篡軍反黨分子”，“開除軍籍、黨籍，並在一定範圍內公布其罪行，肅清流毒和影響”。這個報告中共中央沒有討論。“九一三”事件後，周恩來四處查詢薛明的下落，並把她接回北京。
1973年12月21日下午，在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的前一天，毛澤東在中南海遊泳池接見軍委全體成員。毛澤東說：我看賀龍同誌搞錯了。我要負責呢。當時我對他講，你呢，不同。你是一個方麵軍的旗幟，要保護你。總理也保護他呢。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賀龍不好呢。楊餘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聽了林彪一麵之詞，所以我犯了錯誤。
1974年元旦，廖漢生夫婦到葉劍英家拜年。談話中間，葉帥說：“毛主席說了，賀龍問題搞錯了，要平反。”1月9日，周恩來到八寶山參加王樹聲（軍事科學院第二政委）遺體告別儀式，他對廖漢生說：“要給賀龍恢複名譽，毛主席說了，賀龍的問題弄清楚了，這一個方麵軍的問題就弄清楚了。主席講了幾次啦。主席很關心，我也很關心。”周恩來要廖漢生回憶周逸群、李仲公及熊貢卿等人的關鍵問題。
5月24日晚7點20分，趙煒（周恩來辦公室秘書）給廖漢生打電話，說：“總理現在要親自抓賀龍同誌平反的問題。穀誌標曾經寫過材料，講1934年春節過後熊貢卿來紅3軍是你接待的。你了解這段情況，總理要你寫一份有關事實情況的材料。”第二天，廖漢生將賀龍根據黨的指示接待並處決熊貢卿的這段曆史情況如實寫出來，通過機要送到總理辦公室。又過了三個多月，9月14日，根據毛澤東關於要盡快解決賀龍問題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委托華國鋒、紀登奎代中央起草一份為賀龍恢複名譽的通知稿。當天下午6點，葉劍英叫廖漢生來談話，說中央正在起草“為賀龍同誌平反，恢複名譽的通知”。最初是張春橋等人組織起草的，鄧小平、葉劍英不滿意，又組織人重寫。這份代擬稿關於賀龍的評價部分，葉劍英認為太平淡，要廖漢生寫一個對賀龍看法的材料。廖漢生帶著怨氣說：“我不寫，因為我與賀龍的關係問題，我被抓起來這麽長時間，過去審查我時，講我是賀龍的親信，要我寫材料交代問題，現在又要我寫材料。”葉劍英談了他與賀龍在南昌起義相識的經過，並曆數了賀龍的革命經曆，最後說：“我與賀龍同誌幾十年來，個人關係並不是很好，但這不是個人問題，而是為了黨的利益。”廖漢生被感動了，於公於私，他都沒有理由再拒絕。他與賀龍夫人薛明、賀龍老部下王尚榮、王震一起商議後，根據毛澤東幾次對賀龍評價“革命是堅決的，是擁護黨的，是有群眾的”，寫出對賀龍的看法。
9月15日，周恩來對華國鋒、紀登奎的代擬稿進行修改和審定。將原稿中評價賀龍“幾十年來為黨為人民的革命事業曾做出重要的貢獻”中的“重要”改為“重大”。隨後送中央政治局成員傳閱，並報毛澤東。此外，根據周恩來指示，公安部有關部門對賀龍“通敵”證據材料進行技術鑒定，證明確係偽造，蓄意陷害。
9月29日，經毛澤東批準，中共中央發出[1974]25號文件《關於為賀龍同誌恢複名譽的通知》，“中央決定，對賀龍同誌予以平反，恢複名譽。”這是為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恢複名譽的第一個文件，但其中仍留有“把賀龍同誌的問題搞清楚也是必要的”和賀龍“病故”的說法。10月中旬，葉劍英帶著很大的遺憾對廖漢生說：“這個文件對賀龍同誌的評價不高。現在隻能寫到這個程度，不然不好說話。人們會問：既然賀龍同誌這樣好，為什麽過去對他那樣整？”“你寫的那一篇材料已經交給紀登奎，現在保存在中央辦公廳。你寫得也不高。”
1975年6月9日，賀龍逝世六周年，中央決定在八寶山舉行一個小型的安放儀式，將賀龍同誌的骨灰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廖漢生等特意向大家說明，在當前形勢下能夠如此安排，應該感謝黨中央，感謝毛主席。前來參加儀式的有解放軍各總部、各軍兵種負責同誌以及賀龍同誌生前友好、老部下500餘人。儀式開始前，周恩來在休息室親切慰問了賀龍親屬，他說：“我沒保護好賀龍同誌。”賀龍女兒賀曉明說：“周伯伯，你也要多保重。”周恩來說：“我的日子也不多了。”聽到這句話，休息室裏響起一陣哭泣聲。葉劍英主持安放儀式，首先在賀龍骨灰盒上覆蓋了一麵黨旗，接著周恩來致悼詞：“賀龍同誌是一個好同誌……”
1979年，中央指示調查賀龍被迫害到死亡期間的醫療經過情況，總政治部保衛部牽頭有關部門組成聯合調查組。1980年3月24日，中央軍委和中央保健委員會組織首都各大醫院的著名專家對賀龍死因作了科學的分析。聯合調查組提出《關於賀龍被迫害致死的情況報告》，推翻了中共中央文件（中發[1974]25號）的“病故”之說，並被中共中央所批準。
1982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文件（中發[1982]49號）《關於為賀龍同誌徹底平反的決定》，對強加給賀龍的一切誣陷不實之詞全部予以推倒，為賀龍恢複名譽。《決定》指出：“賀龍同誌被林彪、江青和康生一夥殘酷迫害致死，是十年內亂期間發生的一起令人極為痛心的大冤案。”
楊勇被抓與北京軍區領導人無關
楊勇、廖漢生先後被平反了，那麽誰應該對楊勇、廖漢生被抓負責呢？
1967年1月，楊勇被關押後，中央軍委即令北京軍區黨委寫報告，免除他的司令員職務，隨即下達了免職通知。並下達文件，把楊勇列入中央專案組二辦直接管理的彭德懷專案，由中央專案組二辦負責審查，北京軍區隻是奉命“監護”。這本來是很清楚的，但有人就想讓這件事不清楚。
中央軍委3月2日的批複全文是：“北京軍區黨委：同意你們的意見，責令楊勇、廖漢生停職反省。”楊勇、廖漢生“停職反省”怎麽是北京軍區的意見呢？
楊勇在最初關押時曾給毛澤東和葉劍英寫過一封信，說自己被關押，意思是北京軍區他已經不能負責了。以後他又給毛澤東和林彪寫過一封信。這兩封信北京軍區一刻也沒有壓，都立即上送，上麵沒有人說話。1967年3月，上麵追查抓楊勇的問題。北京軍區寫了報告，並請求批示。但上麵沒有批複，又幾次追查“是哪方麵下的命令？誰把他們抓起來的”？陳先瑞對此很不理解，他說：他們一個是副總長兼軍區司令員，一個是國防部副部長兼軍區政治委員，誰敢抓他們呀？如果抓錯了，上麵說一句話不就放出來了嗎？可是，事情卻不像我想的那麽簡單。
周恩來在傳達毛主席九大期間的幾次談話中，講到了楊勇、廖漢生被抓的問題。林彪把北京軍區副職以上的領導幹部集中起來，查問楊勇、廖漢生被抓到底是怎麽回事，說抓楊勇、廖漢生是北京軍區“大鬼小鬼之間打架”，要求軍區領導成員向毛主席寫保證書，講清事情的經過。北京軍區組織人員進行了清查。一些人借機把矛頭指向了鄭維山和陳先瑞，說他們是抓楊勇、廖漢生的主謀。
陳先瑞辯解說：抓楊勇時北京軍區黨委向中央軍委有一個電報，說群眾已經把楊勇同誌抓起來了。因為有稱同誌一說，批鬥會上還爭論起來，說“黨委都稱同誌，為什麽不讓我們稱同誌”？陳先瑞還說：批林整風運動中，清查與林彪集團有關的人和事。“中央號召全黨同誌首先是高級幹部同林彪劃清界限。”鄭維山和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與林彪有過一些接觸，鄭維山被關押後，我就成了清查的重點對象。我很坦然，向組織作了多次認真的檢查交代，並把每次與林彪接觸的談話記錄全部上交中央專案組審查。但總有人不滿意，過不了關，最後反映到周總理那裏。周總理說：“陳先瑞我了解他，他的檢查是誠懇的。”在周總理關懷下，我才得以過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