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初期蕭華在天津養病
蕭華沒有在全軍創作工作會議露麵。1966年3月至4月上旬,他在北京參加批判羅瑞卿的中央工作小組會議。4月中旬,他去杭州參加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揭發批判彭真。5月初蕭華回到北京,到解放軍總醫院檢查身體,肝病尚未痊愈。5月16日,蕭華再到天津養病。當晚他對秘書說:“這次到天津來,以養病為主。總政治部的工作由劉誌堅、徐立清負責,讓他們放手工作,不要去幹擾。有重大情況及時報告。”
5月25日,總政治部召開電話會議,具體布置軍隊開展文化大革命的問題。以後,蕭華多次指示或口頭規定,文化大革命“總的步驟是先搞正麵教育,使廣大指戰員充分認識文化大革命的性質和意義,在此基礎上,充分發動群眾,對重點單位和重點人物進行充分揭露,有組織有領導地進行徹底批判”。著重抓好宣傳、文化、院校、科研等部門的文化大革命。同時規定,連隊和師以下戰鬥部隊著重進行正麵教育;確定要奪權的軍以上機關,可以貼大字報,開批判會;不準上街遊行,一般不參加地方的批判會、聲討會;總政治部設立全軍文革小組及文化革命辦公室。
7月上旬,李圭去天津送文件,向蕭華匯報了海、空軍黨委擴大會議的情況,蕭華沒有表態。8月1日,毛澤東臨時召開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蕭華是第八屆中央委員,他請了病假。8月6日,蕭華看到李圭送來的全會文件、簡報,點名揭批劉、鄧,仍未表態,隻說病還沒有好,準備轉到北戴河休養。8月9日,蕭華剛到北戴河,就接到葉劍英電話,要他回北京參加中央全會。8月10日,蕭華回到北京,當晚要李圭幫他起草發言稿。李圭寫到:“兩年多來因長期養病,脫離了實際工作,脫離了群眾……對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蕭華看後不滿意(以後他的檢討比這個說法厲害多了),把唐平鑄(解放軍報社總編輯)、胡癡(解放軍報社副總編輯)叫來重新起草。
8月中旬,蕭華在三座門主持總政治部黨委會議,傳達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精神,並研究部署軍隊文化大革命的安排。在總政治部黨委領導下設立全軍文革小組,由中央文革副組長劉誌堅任組長,謝鏜忠、李曼村為副組長,負責處理軍隊有關文革的重大問題。總政治部機關成立文革辦公室,調各部幹部約10人,由高七(總政治部政工研究處處長)兼主任。
8月下旬到9月上旬,蕭華分別到海、空軍黨委擴大會上講話,並在京西賓館主持三次駐京各大單位匯報會,研究遇到的問題和困難。劉誌堅在會上說:“我在8月7日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時,趁便就軍事機關能否成立紅衛兵和戰鬥隊組織一事,當麵請示毛主席。毛主席說,‘解放軍不就是紅衛兵嗎?難道是黑衛兵?不要再搞紅衛兵和戰鬥隊組織了。’”蕭華和與會者都很激動,認為這是毛主席對軍隊的最大關懷。討論“十六條”草案時劉誌堅提出:“部隊的文化革命運動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按照中央軍委和總政治部指示進行。”在周恩來、陶鑄等人支持下,經過一番唇槍舌劍,被列為“十六條”中的第15條。據此全軍文革起草《關於軍隊文化大革命的十五條》,主要內容是:軍隊不能亂,必須保持穩定,要堅持黨委領導,不準成立紅衛兵組織,軍隊院校學生不準到地方串連,也不準地方紅衛兵到部隊串連、搜查。9月上旬,蕭華向軍委常委匯報了“十五條”的製定及內容,經討論同意,即用軍委名義下發全軍執行。這時的蕭華哪裏想到狂風暴雨即將來臨。
第一個被打倒的二級部長史進前
國防部大樓位於北京北海公園西邊的旃壇寺1號(與北海公園共用一段牆),總參謀部、總政治部、國防科委分別占據北、中、南三座大樓,出入證通用。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各大樓分別發了出入證,就不能隨意進出了。
8月25日,總參外事局部分群眾貼出大字報,點名批評楊成武等人,得到總參作戰部的支持。8月31日,蕭華在總參黨委擴大會上講話,明確表態支持楊成武及總參黨委,批評王尚榮(總參作戰部部長)、雷英夫(總參作戰部副部長)在大字報上簽名是錯誤的。蕭華說:“楊成武有缺點,你們有意見都可以提,但不允許這麽搞。”王尚榮、雷英夫在會上作了自我批評。楊成武說:“此事已經解決,過去了,今後注意團結,搞好工作。”但很快王尚榮、雷英夫被扣上“反黨陰謀活動”,“利用外事局事件攻擊、顛覆以楊成武為首的總參謀部黨委領導”等大帽子,被監禁8年之久。
8月27日,史進前(總政治部保衛部部長)也貼出《炮轟總政治部黨委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大字報,指責總政治部黨委隻動員揭批處級領導,而不揭批本身存在的問題。6月初以來,在總政治部黨委統一部署,各二級部黨委領導下,總政治部大樓各層糊滿了大字報,較有秩序地揭批各二級部工作中的一些問題。少數大字報涉及總政治部黨委,也沒有指名道姓。史進前這張大字報,是矛頭指向總政治部黨委的第一張大字報,篇幅很長,三整張紙連起來,從二層欄杆一直垂到一層大廳,十分醒目。此後,總參謀部、總政治部大樓裏的大字報劇增。
9月初一天晚上,蕭華到總政治部大樓一層大廳看大字報。他對史進前的大字報極為重視,認真看完,一言未發。兩天後,蕭華找史進前個別談話,史進前態度極其強硬。史進前是首都工作組副組長兼辦公室副主任,跟隨葉劍英等人勘察北京地形,調整和加強要害部門的守衛力量,並部署“有問題”的人遷往外地,他深知這場運動的厲害。“羅梁反黨集團”的梁必業分工保衛部,作為保衛部長的史進前很難摘幹淨自己,所以急需表明自己的政治態度。
蕭華在京西賓館二樓小會議室召集徐立清、袁子欽、賈若瑜(總政治部秘書長)、穀德(總政治部保衛部副部長)、張伯祥(總政治部幹部部副部長)、劉漢(總政治部宣傳部副部長)等13人開會,要大家注意保密;同時讓李圭把與會者名單記下來,並要穀德整理史進前的有關材料。
史進前本姓薄,是薄一波(當時已被打成“六十一個叛徒案”中的大叛徒)本家侄子。他在北京讀中學時,與閻錫山的中將親戚有牽連。加上其他問題,會議決定將史進前關在前門外一個獨立小院隔離反省,由北京衛戍區一個排看守,同時保衛部發動群眾背對背批判。蕭華說:史進前一個人掌握了200個黑名單,他完全是搬用修正主義的肅反路線,搬用蘇聯這套,……現在把他挖出來了。這也是很大勝利,因為保衛部門,也是重要的專政工具。”當然,蕭華想不到揪出史進前也給自己帶來了滅頂之災。總政治部造反派先後成立“聯絡處”,“批鬥籌備處”等群眾組織,史進前一派的總勤務員蘆前安、徐勤全(均為保衛部幹事)對專政史進前極為不滿,遂成為批鬥蕭華的急先鋒。
林彪提出軍隊文化大革命不搞“四大”
1966年5月,葉劍英在軍委常委擴大會上傳達林彪提出的關於軍隊文化大革命的三點指示:一、毛主席說,軍隊的文化革命由軍隊自行決定,不照地方的辦法。軍隊堅持正麵教育,不搞“四大”(會場熱烈鼓掌)。二、軍隊高級幹部,不要怕別人革自己的命,就怕自己不革命。三、軍隊要特別警惕企圖搞亂軍隊的人。對這種人,不論來自何方都必須嚴肅對待。“五一六通知”下發後,蕭華主持製定了軍隊文化大革命12條,分別對機關、院校、部隊提出了要求。
文化大革命初期,經毛澤東同意,中央向北京大學派了工作組,其他院校也紛紛要求派工作組。政治局常委提出由軍隊派,葉劍英問軍隊有沒有人,劉誌堅說有。當時總政治部掌握著準備參加“四清”的3000多名軍隊幹部,尚未分配下去,就都派出去了。7月23日,中共中央同意並轉發總政治部《關於抽調軍隊幹部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請示》。請示提出:“采取抽調幹部參加地方四清的辦法組織工作隊,支援地方文化革命。”7月24日,毛澤東宣布撤銷各地工作組的決定。還沒有派出的工作隊也就不了了之。總政治部擬就一份電報,規定派往軍事院校的工作組也要撤銷,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黨委領導下進行,必要時上級可以派人到軍事院校去。8月7日,經毛澤東批準下發。
8月16日上午,林彪主持中央軍委第54次常委會,討論軍以上機關和院校開展文化大革命的問題。大體從9月份開始,用兩三個月的時間,整個運動分為鳴放辯論、重點批判、整改建設三個階段。師團機關和連隊按照總政規定,進行正麵教育。會議紀要記載:軍隊的情況和地方學校、機關有所不同。軍隊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要在黨委領導下進行。軍校內部可以貼大字報,但不準上街,不準到地方串連,也不準地方造反派到軍隊內來。軍隊的文化大革命時間短,亂的是局部,堅持了黨委領導,反對造反派。軍隊大單位真正以造反派名義奪權成立革委會的,隻有軍委炮兵司令員吳克華奪了權,炮兵政治委員陳仁麒、副司令員吳信泉、匡裕民、參謀長丁本淳被打成“反黨集團”,處罰到農場勞改。這是全軍唯一的一個單位,即使像總後機關成了大亂的典型,造反派也並未敢奪取領導權。
謝沈香。舒雲用真實的曆史資料和真實的經曆,寫出了當年的血雨腥風。文革後遺症,至今猶存,用老毛語:七,八年再來一次。可惜今日沒有了當年在文革中敢說敢當敢拍桌反對的老帥了。
所有老將新將,在那場血風腥雨中都被整得七暈八素。
謝菲兒。在真實的史料中得到真實的曆史。即使我們經曆過文革的這代人,也頗不易。
1945年9月率山東軍區司令部4000餘人進軍東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