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10日 第二十八期(“張玉珍成了政委”)
朋友們好,我是李南央,現在是北京時間2020年5月10日,是我連播《我有這樣一個繼母》的第二十八期。今天繼續把《張玉珍成了政委》這一章唸完。
父親的日記中對張玉珍政委的管束時有記述。從他的日記我才知道,早在1997年父親私底下就稱張玉珍為政委了:
1997年9月10日(星期三)
上午小趙送來《感想與意見》校正稿兩份。一份即送李普,自己再看兩遍。張政委也過目通過也。
1997年9月16日(星期二)
早餐後,光遠來,談他的《於氏辭典》公有製問題,說馬恩並沒有認定共產主義社會,而隻認定社會主義。“個盡所能,各取所需”,按德、法文翻譯並不全達意,此譯語始作俑者是他(當年同王惠德合著的“教科書”)。他馬恩原著讀得太熟,我無法插言。隨後因高揚約到他的房間漫談,李力安在坐,於是隻好談黨的腐敗及中紀委難辦等問題。李還談到文革初他們組織部頭頭們以劉鄧之罪挨批鬥種種情況。高對現狀最不滿不在“左”而在黨之右,無人管黨也。談到十一點回房,玉珍來,一同進餐。稿子竟未送胡錦濤,小賈也疏忽,趕緊補寄。此稿反應良好,使玉珍政委放心(以後不要再時敲“警鍾”也)。
2005年1月23日(星期日)
利用空閑時間,將“永別了,紫陽同誌”一文草就,文首是七絕:
相見真難半月前,坐床吸氧喜交談。
忽聞噩耗我無淚,正氣千秋天地間。
(同邵燕祥通電話,最後三個字由他定稿。原擬用“奏凱旋”,他說是阿Q精神。)隨即到廿四號樓複印兩份。交嘉滿傳小妹。因玉珍警告,暫壓下。許醫農電話,丁東家門已有警車伺候。
這裏需做個說明:趙紫陽先生去世後,香港《爭鳴》雜誌為李銳留出版麵,我電話父親,他答應定交一首悼詩,卻遲遲不到。蘇紹智先生非常著急,電話與我:“紫陽去世李銳若無話,哪裏還有大哉李銳!”我收到小滿傳來詩稿即轉爭鳴。剛剛發出,奚青打來電話,說他剛從22號樓出來,張阿姨意見:李銳的稿子絕不能發,為李銳安全計,他本人也讚同此意。我隻答:“了解了。”心說:“李銳哪裏會有安全問題?”後來的事實也是什麽事兒沒有。父親拿到那期《爭鳴》後還到處示人。父親多次對我說:她說你不顧我死活,狼心狗肺,隻為自己出名。我問:“我為你做的哪件事給你帶過麻煩?”父親想了下說:“確實沒有。”我說:“你根本就在一個安全的死角,不要把自己嚇成那樣。你不要以為我隻是膽大包天,其實我做事是有掂量的。”父親點頭稱是。但是下次又會重複張玉珍的話。
2007年2月9日(星期五)
下午沒去遊泳,三點半趙洪祝、王爾乘等三人來拜年,送壓歲錢3400元。贈《近作》與《大趨勢》。玉珍同毛局長講,不接見記者了。
2009年2月3日(星期二)
薛京和朱成貴來,朱將《我所認識的李銳》訂正稿帶來,已交與吳思,讚賞我的修正。談了許多往事,如富春被認為“二月逆流”後台時,曾擬汽油潑身自焚,以示抗議,被蔡暢嚴阻。他想約我談高層人物,他與薛京記錄。玉珍正好聽到,極力反對,以謝韜為例。朱隻好應和。
2012年7月4日(星期三)晴
玉珍同我談,薛京反映,部裏對我在《炎黃春秋》座談會發言有意見,十八大不要再上書了,也不要代寄什麽了。於是將第5期刊載的發言唸給她聽了,感到沒有什麽呀。
2012年7月18日(星期三)晴
前幾天電台、報紙宣揚劉宇一的畫展,這也屬於“唱紅”一類,繼續捧毛了。
2012年7月28日(星期六)陰
下午四點應約參觀劉宇一畫展。夫婦接待,宇一作好幾幅畫的解釋。觀眾圍著拍照。幾大幅畫恐是世界少見,在香山三年作的奧運回憶,長120米,高6米,另一幅人物2000。滿起、小玲、小餘、韓磊、玉珍一起,我坐輪椅。告別時又贈大畫冊。我留言四句:
一生勤奮,彩筆傳情;人物山水,謳歌盛世。實現了玉珍的囑咐:要講好話。
2014年8月29日(星期五)
平江張滿蘭同三人來,有長壽街的黨委書記尹佑祥,送《長壽鎮宣傳片》。贈張《口述往事》,談了三大問題和毛、鄧等往事。晏樂斌來,送資料。
玉珍告我,體檢心電圖心髒已停止跳動,就靠起搏器了,討厭我講話不停。
2015年2月15日(星期日)
常務副部長陳希四點來看望,薛京早到,客廳擺好食禮盤等。由於堵車,快六點了,才來到。有秘書長、黨委書記、老幹局長等共8個人,一大籃水果,3600元過年禮。陳62歲,清華的。我力誇肅腐和宣揚法治。玉珍很滿意。
2017年1月16日(星期一)陰
上午薛京先來,新來的副部長、老幹局副局長吳衛新(女)來賀年,送大花籃,紅包3600元。我談為何得長征獎牌,並談鄧力群事件,“為黨立了大功”(趙紫陽評語)。玉珍在座很高興,她擔心我談毛。
“張玉珍成了政委”這一章就唸完了。空下的時間很多,就再讀幾封聽友們的來信吧。
一位上海的老先生聽友寫來一篇文章,題目是《留下真實的曆史》,這裏隻摘唸幾段:
最近,湖北大學梁豔萍教授、海南大學王小妮教授,均因在個人社交平台發布“不當言論”,被調查,將受到“嚴肅處理”。
今天,又在手機微信裏看到一篇題為“老師,你再這樣講美國,我就要舉報你”的文章。說的是,有一位知名學者、教授,在講授關於西方文明的課程時,用中國文化曆史作比較,引起一部分學生的反感。他講美國的建國曆史,講到華盛頓拒絕擔任國王退居園林、費城製憲會議等重大人物、事件時,插入當時滿清官員去美國考察的故事。還有,他在講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時,講到當時英法使者和滿清朝廷談判,朝廷直接將談判代表39人監禁起來,用大刑伺候,死去20人;正是朝廷這樣違反西方“國際法”,也違反中國自古以來“兩國交兵,不斬來使”的外交準則,才招來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對此,一些學生“脆弱的民族感情”受到了傷害,有的向學校打小報告,說老師在課堂上“歪曲曆史”,還有一個學生給老師寫了一封匿名信,警告老師——
請老師你以後好好講課,不要崇洋媚外,一味抬高美國,貶低中國,中國有著五千年悠久曆史,我們的四大發明和文化領先了世界幾千年,如果不是西方武器先進,根本不可能反超我們……如果你以後再這樣講美國的話,我就要舉報你了。
姑且不談社會的言論自由、教師的人格尊嚴、學生的做人底線諸問題,隻談一談我們所接受的曆史知識的真實性問題。我們知道,有關部門,出於某種意圖,傳播曆史知識,有時會掩蓋、歪曲或篡改它本來的真相。比如上麵說到的“火燒圓明園”,人教社出版的現行中學曆史教材是這樣寫的——
《天津條約》並沒有使侵略者滿足。1860年,英法兩國借口換約受阻,再次出兵占領天津,進逼北京。鹹豐帝讓他的弟弟奕?擔任議和大臣,留守北京,自己逃往承德避暑山莊。10月,英法聯軍對北京西北郊著名的皇家園林——圓明園進行了大肆搶劫,之後又放火燒毀。
閉口不說滿清政府違背外交常規,大刑伺候英法談判代表,弄出人命的問題。曆史教科書上,還有把“文革”這場浩劫,美化為“艱辛探索”等。
史貴真實。留下真實的曆史,對於現實、對於未來,十分重要!從這個意義上說,李南央女士替父親整理、編輯、出版《李銳日記》、《李銳口述往事》等著作,給國家留下許多寶貴的第一手資料,為我們研究和正確認識中共黨史,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勞。李南央《我的父親李銳》、《我有這樣一個母親》、《我有這樣一個繼母》等著作,雖說是屬於“家史”,但因其既有人物之間親情、愛情、準親情、被扭曲的愛情等關係的複雜性,又有帶著政治色彩的特殊性,也將成為研究黨史、國史的一份有價值的個案資料。
正如單少傑先生所說——
李家父女的著述,……無疑為曆史學、政治學、文化學、哲學等學科提供了許多很有價值的個案研究材料——國史個案研究材料和家史個案研究材料。
我們的民族,曾經是一個記憶力很強的民族,曾以史為國本,但如今似乎成了一個記憶匱乏的民族,似乎患上了那種“老年性健忘症”。
……一個民族一旦失去記性,就一定失去血性,就一定失去發自民族深心的榮譽感和恥辱感。長此以往,這個民族中的許多人士,尤其是一些權勢人物,就會變得越發寡廉鮮恥起來。
李家父女這些著作大多不能在國內出版,甚至在國外或境外出版了,帶進國內都很困難;北京機場海關沒收李南央從境外帶回的李銳著作一案,被某法院擱置六七年了,至今還是懸案。為什麽會發生這樣的事?因為這些著作,揭示的是曆史真相,尤其是李銳先生擔任過毛澤東的兼職秘書、水利電力部副部長、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等要職,他筆下關於延安整風、廬山會議、三峽工程、組織人事工作和對高層人物臧否等問題的文字,有許多對於恢複曆史本來麵目具有重要意義,因而難免會犯忌。
其實,這又怕什麽呢?我們不是有四個“自信”嗎?過去,我們黨或者黨的領導人犯錯誤,是客觀存在,毛澤東不是說過“讓人說話,天不會掉下來,自己也不會垮台”嗎?當然,李家父女的著作中,也會有片麵的、甚至錯誤的內容,把它們公之於眾又何妨呢?讓讀者、讓人民來鑒別唄!當然,那些匡正時弊的文字公之於眾以後,要掩蓋、歪曲、篡改就難了;如果懷有唯恐露醜的陰暗心理,那就不要奢談什麽“自信”了罷!
我們談論留下真實的曆史,不能不說到留下真實的現實,因為現實是“未來的曆史”,或者叫做“正在進行的曆史”。我們不僅要研究過去的曆史,恢複其被掩蓋、歪曲、篡改了的真相;而且要記載好今天的現實,為未來留下真實的曆史。我們正在進行一場抗“新冠病毒肺炎”的“戰疫”……在光天化日、眾目睽睽之下,這種“正在進行的曆史”,都被公然堂而皇之地掩蓋、歪曲、篡改了!可想而知,多少過去赤裸的曆史真相,被花言巧語掩蓋、歪曲、篡改了;又可想而知,這段抗疫史,在未來官方的曆史書上,將無疑一定是偉大、光榮、正確,無懈可擊、無可厚非、史無前例、百世流芳!
其實,對於抗疫的早期失誤,公開承認、檢討,以贏得人們的原諒多好!畢竟我們麵對的是一種新的病毒。可是,當初隱瞞疫情,過後又掩蓋這段隱瞞疫情的真相,錯上加錯,弄得世界各國都來追責,不可收拾。何必呢?
讓我們留下真實的曆史,為了現實,也為了未來。
一位同是老三屆的聽友來信說:
我一向多嘴多舌,禁不住插嘴評兩句。
“......從本質上說,我爸他們這種共產黨的高級幹部是很自私的,習慣了所有的人都是為他服務.....”
這一說法我完全同意,並且我認為,你把“自私”僅定位於高級幹部,顯屬過於謹慎了。
1966年文革時,我校有幾位同學是複員軍人。他們是前些年從學校參軍走的,後又根據其誌願返校插班讀書。他們年齡比我們大幾歲,其中有一位叫萬文龍。這些人有當兵的曆練,有社會經驗,在同學們眼中是“高人一等”的。
那些年,對毛的吹捧鋪天蓋地。文革開場後更升級,鬧的是烏煙瘴氣。我敢說沒有一個人喜歡這一套,但是在毛澤東恐怖時代,更沒有人敢說出口,招惹無妄之災。有一陣子宣傳什麽“一心為公”,不許人民有“私”。人民隻能講奉獻,而奉獻的終極接受者是“公”,而“公”的化身又是誰呢?不用說,是人民大救星毛主席。
有一次,萬文龍同學對我說“一心為公,最後都公到一個人頭上去了,這豈不就是最大的私.....”
毛為一己之私,完全拋棄了其建政之前對民主的承諾,大力複辟封建專製皇權獨裁。他為推行其“階級鬥爭理論”而實行血統種姓製度,複辟元朝的“人分四等”和清朝的“滿人為貴”。該政策分裂中國人民,一方麵它肆意迫害廣大低種姓者,造成恐怖,另一方麵則保障了高種姓黨員幹部及其子女的利益。而種姓並非“一錘定終身”,種姓可單向流動,高種姓隨時可墜入低種姓,並株連九族。
就此,毛以高種姓之子女為人質,恩威齊下挾持全黨跟他走,掌握了牽牛鼻子的“凝聚力”。
這種政策當然有人反對,首先遭遇到骨頭低種姓人民的反對,其中知名者如遇羅克等,其下場是綁赴刑場執行槍決。
可是這麽多年以來,我本人從未見到該政策獲益者提出質疑,真的,一個也沒有。相反,他們似乎很享受。他們安排子女占據權錢崗位,既合胃口,又有“理論根據”——就是又撈好處又模範地執行了黨的政策,達到了以權謀私理直氣壯的境界。
由此可見,自私者並不限於共產黨的高級幹部,而是上中下全體人馬。
我這人天生好奇,偶爾翻看過黨章。請看那黨員的標準,那真是高大上達到了無人企及的高度。我看甚至連耶穌基督、菩薩、觀音、安拉.....都達不到標準。而這樣的人中國卻有九千萬。
我經常想,如果達標者達到百分之一:九十萬人,或千分之一:九萬人,一個省攤下來兩三萬或兩三千人,那中國就大不相同了——可惜這隻是一個“中國夢”。
一位安徽的老教授來信說:
我曾經很欣賞地讀過一本恩格斯的小冊子《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實際上是他讀摩爾根《古代社會》的讀書筆記)。書中有一個 “血緣家族” 的概念。從你的兩本書可以看出,以令尊李公為中心,你們有一個龐大的血緣家族;包括李、範、張、巴、王、鍾、許......等等幾十個姓氏。這個血緣家族也是一個龐大的族群,很不幸,這個族群被無情地撕裂了。由於政治的、經濟的、人際親疏的、價值觀的種種複雜原因,被撕裂成了若幹小的族群。妹妹那麽恨你,我估計是由於你寫母親的那本書。妹妹和哥哥跟張玉珍站到一起告你,則完全是出於利益。在我這個基督徒看來,人類可以高貴如天使,也可以惡毒如撒旦。如果某個組織專門批量製造撒旦,那就太可怕了!
一位北京的老師來信說:
南央:都收到了,也轉發了。古人曰:“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其實同樣,君子也會“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以至於受騙上當,被陷害等等。因此更準確的說法,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於是也就有了雞同鴨講。你一直為了父親,很大度地對待繼母,甚至委屈求全。但她永遠不會理解,不能相信。或者說故意刁難。
一位北京的老大哥來信說:
醒來首事,聽君書。特棒!
革命吞噬自己(有思想的)兒女,已成定論。接著又吞噬無思想的孫輩,似無人提及,如令兄妹,如顧準兒女。
如有精力和意願,可否寫《我有這樣的兄妹》?
老大哥說:“又吞噬無思想的孫輩”,我還真沒有這麽想過。這麽說來,一些80後,90後的小聽友們發來的回饋是我這本書和每周發出朗誦文本最大收獲之一了:“爭奪下一代”的戰鬥中有些許戰果。
好,這期節目就到這裏,謝謝收聽。希望繼續收到聽友們的反饋,特別期待著小聽友們的來信。我們下周末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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