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金融戰爭邏輯之(一)——警惕和正視中國當前麵臨的金融戰爭

一、剖析美國發動的金融戰爭


    去年到今年，可謂是世界經濟與金融的多事之秋，先是世界大宗商品價格接連上揚，再是次級債引發美國房地產金融危機，並迅速蔓延全球，而後世界糧價也隨之暴漲。如今這三大因素形成諧振，相互刺激，從虛擬經濟蔓延實體經濟，全球經濟處在風雨飄搖中，全球金融市場哀鴻遍野。


    究其根源，這還是美國多年來“金融戰爭”戰略的延續和深化。簡言之，1944年布雷登森林體係奠定了美國經濟強勢下的貨幣強勢基礎，使美元初步成為了實質上的紙黃金，變成世界貿易階段和外匯儲備的絕對主要幣種。1971年，尼克鬆政府廢除美元黃金掛鉤機製，而此時美元的地位已然確立，美聯儲實際上控製著全球貨幣的主要發行權，沒有了黃金對應儲備，發行基礎隻好建立在美國強大的國力信用上。這樣，美國就可以通過變動美元發行狀況，放鬆或緊縮全球各經濟體的銀根，一方麵通過無成本資本輸出獲得利益，另一方麵則通過敏感地攻擊資本流入國的貨幣，使外債依賴型經濟體還貸成本迅速上升，摧毀其經濟。

    上世紀80年代初，在拉美外債上升到很高幅度時，美國立即實行強勢美元政策，拉美國家外債成本驟升，國內經濟發展無以為繼，走向崩潰；當美國發現強勢美元政策導致對日、對德逆差巨大，日德經濟高速發展，危及其在國際上的經濟利益時，美國主導下的“廣場協議”也就應運而生了，日本出口型經濟遭受重挫，疲軟之下的企業高負債也就理所當然地拖垮了銀行，日本經濟陷入衰退。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更是登峰造極，摧毀了第三世界國家和新興經濟體民眾數十年奠定的經濟基礎和發展成果。由於美元的強勢和世界結算與儲備支配地位，加上首屈一指的國力，“美元”加“大棒”策略屢屢得逞。布雷登森林體係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完全受美國指導，形同虛設，出爐的經濟挽救措施不外乎收縮銀根、開放金融經濟，便於美國在一片廢墟中掠奪金子和財富。
與此同時，美元泛濫和金融創新使得國際遊資的數量急劇攀升，控製了全球的商品與金融期貨市場、金融資本市場，以索羅斯為代表的國際遊資美其名曰“對衝基金”，在虛擬經濟市場上呼風喚雨，密切配合美元政策，充當美國侵淩其他國家經濟體的劊子手。攻擊英鎊、亞洲金融危機，都閃現這些遊資團隊的身影，與美國政治政策和美元戰略充分合作，攫取世界財富。具體事例不再贅述。

    大家知道，期貨產生的初衷是發現價格、套期保值，這項金融創新影響深遠，意義重大，在初中期，大家都以實體經濟為根本的情況下，期貨市場中的價格發現功能表現良好，引導經濟投資與貿易，規避原料或產成品的價格風險，功不可沒。但是事情的發展脫離了初創者的良好願望。到中後期，投機加劇、遊資暴增使得商品與金融期貨市場的交易以數千數萬倍劇增，實體經濟的套期保值者比例幾可忽略不計，龐大的遊資博弈控製了市場，而後，實體經濟的交易價格則變化為按照期貨市場結算價進行交易，因果倒置，虛擬的期貨市場就此控製實體經濟交易價格。也就是說，圍繞著美元政策的國際遊資團隊實質上控製了全球實體經濟的命脈。

    根據上述的美元邏輯，再回頭看現今的全球經濟風波，美元用心昭然若揭。21世紀初，美國困擾於財政、國際收支雙赤字的迷局，也就是說，美國對全球其他經濟體負債累累，大家手中儲備的美元以及美國長期國債實質上是美國的兩種借據，美國必須承受沉重的還款壓力。為了減輕壓力，美元的貶值是勢所必然的美式選擇。美國國內經濟由於高科技泡沫的破裂，後續熱點無以為繼。而後，美國為了刺激國內經濟，提供次級貸款工具，以房地產業延續繁榮，並以資產證券化為通道，把次級債風險初步轉嫁到歐洲金融機構。當房地產也陷入僵局時，美元的弱勢政策也就愈演愈烈，為了增加國內金融業的流動性，擴張刺激國內企業，美聯儲不停減息，從5.5%一路降至2%，從利息至匯率雙重損害國際美元持有者的利益，是一種活生生的以鄰為壑的美國利益至上戰略。

    細究美國的自身經濟，其實並沒有本質性的產業結構或發展問題，除了房地產價格稍高引發次債危機（占美國國內信用總額並不高，而且很多損失已經轉嫁國外）外，其他產業健康度尚可。問題在於：美國必須解決雙赤字問題，理論解決方法不外乎縮減財政開支、製約過度消費，使國家、民眾儲蓄率提高，這都會在短期內對美國產業與福利造成影響。美國處在產業周期的困頓期，而繼續原來的赤字政策也將內外交困。而此時，以“四大金磚”為代表的發展中經濟體蒸蒸日上，在國際上對美國利益和地位造成巨大衝擊。焦急中的美國理所當然地想到了美元係統對策。

    首先是綁架世界大宗商品價格往上走，通過嫁禍於“四大金磚”的發展需求，利用遊資不停喧漲石油、銅、鐵礦石價格，增加發展中國家的負擔。美國是個發達國家，除了石油外，其它對外依賴度不強，價格變動的經濟敏感度不高，況且自身的石油儲備豐富，對其衝擊遠遜於發展中國家。中國則是受害者典型。中國從投資到消費在原材料和能源上都是高度對外依賴，產業發展的基礎建立在高消耗上，大宗商品價格升高無疑使中國額外付出巨大的成本開支。其他國家亦然。大家可以觀察數據，其實，僅從供需角度看價格，供需差異變動並不大，而且這十年來美國原油消費進口增長率遠大於中國，從需求角度把價格上漲歸咎於中國等發展中國家是站不住腳的。所以，遊資在國際商品期貨市場上為實體交易定價，功不可沒。

    其次，美國在對美元實行貶值政策的同時，逼迫相關經濟體貨幣升值，並開放金融市場，與當年的“廣場協議”如出一轍。一是通過逼迫升值，壓迫該國的外向型主導行業，擊垮某些領域經濟，二是通過美元貶值，貶低美元債務價格，減輕壓力。另外，通過滲透目標國的金融市場，尋求操縱線路，美國金融機構夥同國際遊資逐步進入該國金融機構或市場，一方麵通過參股得到龐大的資本收益；另一方麵通過國內業務迅速摸清該國產業狀況、發展方向、承受能力，為今後的打擊與收購奠定基礎。

    第三，美國通過“生物燃料”戰略，打破國際糧食生產與消費的均衡，借強勢脫逃全球穩定責任，配合原材料價格上漲引發的糧食成本上升，借助遊資在國際糧食市場上興風作浪，拉升價格，渲染危機，衝擊糧食資源配置，使糧食進口依賴型國家瀕臨崩潰邊緣。

    第四，美國在進行金融侵略時的重要手段是借著自有化、全球化名義，逼迫或誘惑目標國開放市場、開放金融，取消保護主義，讓一個弱者完整地暴露在強者的攻擊和擄掠之下，最後依靠所謂的經濟援助和產業進入扶植，用美元和股權控製該經濟體，達到其最終目的。

    綜上所述，可以明顯看出，兩年來的世界危機表現其中相關度很高，主線就是美元的弱勢政策，美元貶值與金融侵略是主線，大宗商品和糧食價格是順手牽羊的副線，兩方麵相輔相成，互為動因，美元的貶值不停推升商品期貨價格（因為美元是國際商品期貨的報價幣種），美國自身又通過渲染美國困境借口弱化美元。這樣，美國在脫逃自身債務的同時又陷其它相關國家於困境，並在國際輿論上還嫁禍於發展中經濟體。這就是美國的金融戰爭的思路和手段，各個局部戰術完美地組合成了美國利益戰略。

    二、金融戰爭對中國的影響

    在這場金融戰爭中，中國無疑是短期受害者。中國的經濟發展一直是高消耗型、高外向依賴性，各種弱點無一不在這次美元攻擊的視野下。原材料、能源價格上升給產業造成很大困擾，人民幣上漲大幅削減了出口外向型企業的利潤空間，中國企業承受成本上升、匯兌損失的兩大夾層壓力，日子艱難，自身調節難度加大，企業與社會成本都很高。WTO協定下的金融開放條款為外國金融資本的滲透提供了渠道，雖然資本項下未開放，但是遊資的進入方式和數量都已經對國內金融經濟政策造成了威脅。事實上，外資在中國的金融股權收益已是盆滿缽滿，國外銀行在國內的業務已然廣泛涉足，投資銀行業和金融谘詢業配合進行經濟觀察與收購整合，一條針對中國產業實體的掠奪、加工成套流水線隱隱然呈現雛形。

    中國為了衝銷外匯儲備引發的流動性過剩（姑且這麽定義），不停地提高存款準備金率與利率，以期壓縮貨幣需求，壓縮通貨膨脹，動機無可非議，但是路徑實屬緣木求魚。首先，本次通貨膨脹並不是國內需求的突發旺盛或是國內經濟供給陷入短缺，而是國際美元弱化、遊資推動引發大宗商品期貨價格暴漲，從成本角度輸入中國的通貨膨脹。國內的人民幣供給增加並不對實體經濟商品需求造成價格衝擊，所以，國內緊縮政策在診斷病因邏輯上並不成立。宏觀調控開出的貨幣政策緊縮藥方，卻是對國內虛弱（並不健康）經濟體的饑餓療法。首先分析一下利率政策，由於國內經濟結構的不均衡，形成過熱和過冷雙向偏差的二元經濟。由於過熱行業的當前利潤空間高，對利率的提升引發的籌資成本提高對其製約力度不大；然而，一些應當重點扶持發展的新興產業負債率相對高，利潤也極不穩定，利率提升對之造成的壓力立竿見影，尤其是民營企業和創業型企業感受籌資能力下降，籌資成本上升。所以，利率政策對經濟結構的微觀調節作用適得其反，有點“親者痛，仇者快”的味道。

    再分析存款準備金率的提高效應。不容置疑，提高準備金率是對衝外匯占款引發的貨幣供給增加，通過抑製商業銀行的放貸能力，達到收縮貨幣供給的目的。從貿易項下真實順差看，這個措施是完全合理正確的，但是，不可否認最近熱錢湧入中國加劇，此部分資金轉化為人民幣停留在中國國內銀行的存款賬戶上。這部分流動性基本不進入實體經濟生產領域，不追逐生產資料也不消費，一般是伺機進入金融投機市場或是房地產市場，保持高流動性。既然是針對穩定CPI的對衝，央行在衝銷時，必須按照進入實體經濟的貨幣供給量來衡定衝銷力度，保證企業正常的可貸性增長，同時還要充分考慮價格上漲因素對貨幣供給量的額外需求。否則，光從總量上簡單製約貨幣供給，必然造成實體金融過度緊縮，國內企業在原料、匯率雙重壓力下還遭受流動性危機，經濟滑坡勢所必然，危在旦夕。


    美國的金融資本在虎視眈眈。現在，一方麵遊資進入國內在等待，數量逐步增大，作為資本項目開放的先鋒部隊，正在熟悉摸索中國的產業狀況與價值，悠哉遊哉等待機會。另一方麵，中國的企業逐步陷入困境，壓縮產能，自貶價值，資產價格（樓市、股市）大幅下滑，往崩盤穀底滑落，國內實體經濟的投資商經營環境急速惡化，經濟實體價值迅速縮水。應當警惕：一隻肥羊正慢慢牽近虎口。在合適時機，潛伏於國內的遊資將逐步購買便宜的國內資源與資產，完成它們的戰略收購計劃，正如曆次的美元升貶值引發的國家經濟危機一樣，美國與國際遊資將一石二鳥，甚至名利雙收。此番危局如不在戰略角度進行反擊，仍然緣木求魚，中國經濟勢必危殆。中國多年的成果將不可避免被國際金融資本吞噬。

    中國在此輪危機中不可說機會不好。中國多年的改革症結已經暴露在手術台聚光燈下，已然開始進行麻醉消毒工作。一是中國產業的高能耗主旋律在變調，在能源、原材料價格高企的情況下，三高企業受抑製，綠色能源、替代能源在發展，產業結構將主動向健康方向調整；二是長期向國外輸送福利的外向型企業受到抑製，或是改向內需主導型產業方向，或是增強國際議價能力，增加國內利益；三是長期三農問題得到一定程度上緩解，農產品價格適度上漲為農民創收帶來增長，農業投入主動性增強，為農業集約化經營提供條件，逐步解決城鄉失衡問題。這些都是內外力作用下的中國宏觀經濟結構調整的契機，但是，在借勢調整或調節的同時，必須好好手術治療，並且關門養病，適當通風，徐徐溫補。斷不可急於求成，好壞器官一刀切，更不可賤賣健康器官。這長期困擾中國經濟發展的三大難題有望得到徹底解決，中國經濟宏觀格局也將進入健康態勢。

   三、中國對策建議

    根據以上對美國國家金融戰略的透析，以及對中國現有對策的分析，筆者以為，必須充分認識國際金融戰爭的掠奪性和隱蔽性，立足中國長期利益和短期關注，培植強大的宏觀戰略思維和微觀戰術策略，抵禦這場不見血的金融侵略戰爭。

    首先，一定要為國內經濟產業結構調整創造一個良好的空間，保證適當寬鬆的金融宏觀環境，增強企業發展需要的流動性，使金融的資金優化投向功能得到良性發揮，逐步引導產業向良態結構調整，改變利率、存款準備金率等宏觀貨幣政策調控，轉向二元經濟適調手段，比如對過熱產業的立項審查控製、信貸窗口指導，對高科技、服務業等進行財政稅收政策扶持、信貸重點支持，抑製過熱行業，培植新興行業。隻要對產業政策進行有力調控，中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就可以相對寬鬆。

    其次，正確引導農產品價格的上漲幅度，協調投入與供給，協調流動機製，保證農民的收益落實，增加農民收入，優化農業產能，使三農問題進入良型循環解決軌道。在國際糧價失衡的過程中，中國應該正確對待，穩定供需，使農業環境不受國際遊資綁架和衝擊。

    再次，金融保護與開放步驟必須提高到國家戰略高度，現在的侵略與掠奪已然不是領土的侵占和流血的殺戮，而是金融資產的占有與劃撥和虛擬經濟的定價權的爭奪，關注和限定遊資的流入是重中之重。中國最好的企業基本都已在國內證券市場上市，所以，保證國內證券市場的健康發展，維護中國優質資產的應有市場定價，是具備戰略意義的，相對中國的GDP增長率，以及中國的潛在經濟發展能力，現有的中國資產價格無疑是很低的。同時，一個相對繁榮的證券市場有助於激發財富效應，穩定並助長國內的消費提升，調衡“投資、消費、淨出口”三駕馬車的牽引均衡度。

    這樣，中國在這次全球性的經濟危局中才會化不利因素為有利因素，依靠外力，協調內力，逐步調整理順經濟格局，使國家經濟走向健康、安全、高效。也隻有這樣，美國的金融戰略才不會在中國得逞，中國才不致陷入國際危機的陷阱中，才不致成為金融戰爭的犧牲品。相反，在國際局勢的製衡與力量漲落中，在這次危機的洗禮下，中國國內政經將更加健康，中國也將以蓬勃的新生政治經濟形象取得更好的國際空間和更多的國際話語權。

      [摘要]：

    美國多年來實行“金融戰爭”戰略。布雷登森林體係奠定了美國經濟強勢下的貨幣強勢基礎，美國通過變動美元發行狀況，放鬆或緊縮全球各經濟體的銀根，一方麵通過無成本資本輸出獲利，另一方麵通過敏感地攻擊資本流入國的貨幣，迅速提升外債依賴型經濟體還貸成本，摧毀其經濟。同時，美元泛濫和金融創新使國際遊資劇增，“對衝基金”在虛擬經濟市場上密切配合美元政策，攻擊英鎊、掀起亞洲金融危機，圍繞著美元政策的國際遊資團隊實質上控製了全球實體經濟的命脈。美國在一片廢墟中掠奪金子和財富。

       21世紀初，為解決美國經濟困擾，推行“弱勢美元政策”。從利息至匯率雙重損害國際美元持有者的利益。美元貶值與金融侵略是主線，大宗商品和糧食價格是副線，兩方麵相輔相成，互為動因。美元貶值不停推升商品期貨價格，通過渲染美國困境借口弱化美元，美國在脫逃自身債務的同時陷其它相關國家於困境，並在國際輿論上嫁禍於發展中經濟體。這就是美國的金融戰爭的思路和手段，各個局部戰術組合成了美國利益戰略。

    在這場金融戰爭中，中國無疑是短期受害者。高消耗型、高外向依賴性的中國經濟承受成本上升、匯兌損失的兩大壓力；WTO協定下的金融開放條款為外國金融資本的滲透提供了渠道，遊資的進入方式和數量對國內金融經濟政策造成了威脅；國際美元弱化、遊資推動引發大宗商品期貨價格暴漲，形成成本輸入型通貨膨脹，國內緊縮政策並非對症下藥；緊縮貨幣政策的總量調控方法對國內經濟結構不均衡下的過熱和過冷雙向偏差的二元經濟的微觀調節作用適得其反；國際遊資的流動性也納入對衝外匯占款的緊縮範疇。國內企業在原料、匯率雙重壓力下還遭受流動性危機。中國的企業逐步陷入困境，壓縮產能，自貶價值，潛伏於國內的遊資將逐步購買便宜的國內資源與資產，完成它們的戰略收購計劃。

    中國在此輪危機中的機會：一是高能耗主旋律在變調，三高企業受抑製，綠色能源、替代能源在發展；二是長期向國外輸送福利的外向型企業受到抑製，或是改向內需主導方向，或是增強國際議價能力；三是農產品價格適度上漲使農業投入主動性增強，為農業集約化經營提供條件，逐步解決城鄉失衡問題。

    中國對策：充分認識國際金融戰爭的掠奪性和隱蔽性，立足中國的長期利益和短期關注，培植強大的宏觀戰略思維和微觀戰術策略，抵禦這場不見血的金融侵略戰爭。首先要為國內經濟產業結構調整創造一個良好的空間，保證適當寬鬆的金融宏觀環境，宏觀貨幣政策調控，轉向二元經濟適調手段。其次，正確引導農產品價格的上漲幅度，穩定供需，使農業環境不受國際遊資綁架和衝擊。再次，金融保護與開放步驟提高到國家戰略高度，關注和限定遊資的流入是重中之重。保證國內證券市場的健康發展，維護中國優質資產的應有市場定價，財富效應，穩定並助長國內的消費提升，調衡“投資、消費、淨出口”三駕馬車的牽引均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