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高王淩/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原載《當代中國研究》[2006年][第2期（總第93期）]
“大躍進”是毛澤東親自掛帥推動的主要經濟社會運動之一，也是1949年以後中國經濟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它不僅在農村全麵建立了“人民公社”，造成了農村經濟的“國營化”並且剝奪了農民的個人權益（即“共各種產”），而且帶來了糧食危機和大饑荒。“大躍進”雖然失敗了，但人民公社製度保留了下來，後來成了農村改革的對象。劉少奇等中共領導人為了改變毛澤東這一經濟政策所造成的嚴重經濟困境，進行了調整，而這又埋下了後來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打倒劉少奇的種因。可以說，不了解“大躍進”，就無法理解毛澤東時代貫穿始終的一些重要曆史線索。“大躍進”運動的倡導者和執行者常常以“人民”的名義宣傳鼓動，而官方媒體則大量報導“人民”對“大躍進”的“熱烈擁護”。究竟中國的農民們當時對“大躍進”抱持什麽態度？以往關於“大躍進”的研究，或者側重分析上層的政策性爭論，或者介紹“大躍進”在底層造成的慘烈後果，本文則重點介紹“人民公社化”初期農民的反應。
一、“大躍進”的發動和高潮
1957年11月毛澤東訪問蘇聯，當時中共恰好首次在國際共運中地位上升到最高點，而斯大林之後的蘇共領袖赫魯曉夫的資望不足，在這樣的國際背景下，雄心勃勃的毛澤東急切地希望，中國的快速發展能把他送上國際共產主義陣營最高領袖的位置。當時，他在莫斯科宣稱，15年後我們可能趕上和超過英國。
1958年初“大躍進”拉開了序幕。自1月起中央和地方就不斷製訂和修改農業生產計劃，竟相提出高指標。在2月的政治局擴大會上毛澤東說：今年下半年你們就看到，要有一個大冒進就是了，我看是要比哪一年冒得還要利害。[1]5月的“八大二次會議”將1957年製定12年的農業發展任務一下子縮短為3年完成，並把它與“超英趕美”聯係起來[2]，高指標引出了“浮誇風”。浮誇始於1958年年初，夏收時“成風”。6月8日，河南省遂平縣衛星農業社宣布小麥單產2，105斤，放出了第一顆“衛星”。幾天後報紙宣布湖北省穀城縣星光社單產創4，353斤。從此全國展開了一場“放衛星”競賽活動。[3]6月14日，毛澤東在河南封丘說：“不要很久，全國每人每年就可以平均有糧食1千斤，豬肉1百斤，油20斤，棉花20斤”。[4]8月初《人民日報》社論指出：夏糧大豐收說明，隻要我們需要，要生產多少，就可以生產多少糧食出來。8月3日，該報社論又聲稱：我國經濟的發展，決定於人。“人有多大的膽，地有多大的產”。8月4日，毛澤東視察河北省徐水縣時問當地幹部，糧食多了怎麽辦？可考慮讓農民一天幹半天活。[5]9月30日新華社報導，中國1958年的糧食產量將達到7千億斤以上，全國大部分地區糧食總產量基本實現了農業發展綱要規定的12年後的指標。[6]
從1958年8月北戴河會議到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大躍進進入高潮。[7]頭腦熱度達到最高點的第一次鄭州會議提出，全國耕地實行“三三製”（三分之一種植農作物，三分之一休閑和種植綠肥，三分之一種樹種草）；同時認為中國的農業問題解決了，糧食吃不完了，決定把全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工業首先是鋼鐵上來。[8]1958年6月，毛澤東提出：趕超英國，不是15年，隻需要2年到3年，2年是可能的，這裏主要是鋼；並且決定1958年的鋼產量要比上年翻一番。8月的北戴河會議上中央認為，光靠“洋爐子”完不成鋼產量的新指標，因此決定靠“土爐子”，大搞群眾運動，實行書記掛帥，全黨全民辦鋼鐵。規定要有鐵的紀律，“馬克思要與秦始皇結合起來”。於是，9月全國開始了“大煉鋼鐵”的群眾運動，到年底投入的農村勞動力達到9千萬人。[9]
1957年冬到1958年春農田水利建設等群眾運動的發展，促使毛澤東等人萌生了改變農村基層組織結構的想法。1958年1月的南寧會議之後，中央正式提出了將農業合作社合並為大社的主張。有關部門起草了合並大社的意見，於成都會議通過，4月8日政治局會議批準後正式下達。其後各地迅速開始了小社並大社的工作，為“人民公社化”打開了大門。[10]1958年2、3月間，毛曾經說，鄉社合一，將來就是共產主義的雛形，什麽都管，工農商學兵。4月，劉少奇等人一起談到“公社”這個名詞。5月，陸定一講到，我國的鄉村將是許多共產主義的公社。到6月間，一些地方出現了以“公社”命名的大合作社，並開始嚐試“由集體所有製過渡到全民所有製”的實驗。[11]8月初，毛在視察中提出：“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以及“還是辦人民公社好”等，並計劃在河北徐水搞共產主義試點。[12]然後8月的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決議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13]在這次會上毛談到：人民公社的特點，一曰大，二曰公。大，好管，好納入計劃。公，就是比合作社更要社會主義，把資本主義殘餘（比如自留地、自養牲口）都可以逐步搞掉。房屋、雞鴨、房前房後的小樹，將來也要公有。人民公社興辦公共食堂、托兒所、縫紉組，全體勞動婦女都可以得到解放。人民公社的建立，標誌著對資產階級法權的進一步破壞。在分配上實行供給製與工資製相結合的製度。幾年以後，可能產品非常豐富，就可以從吃飯、穿衣、住房子上實行共產主義。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就是共產主義。我們現在辦大公社，統一調配勞動力，這就是戰爭時期的經驗。北戴河會議的“決議”指出：“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麽遙遠將來的事情了”。此後在1個月內全國農村就基本實現了公社化。[14]以“大煉鋼鐵”和“大辦人民公社”為標誌的“大躍進”高潮，在9、10月間達到巔峰。[15]
1958年7月8日《人民日報》報導，湖南、湖北、福建等省部分地區辦起了公共食堂，並予以提倡。11月10日的社論又指出，“鼓足幹勁生產，放開肚皮吃飯”是一個很好的口號。據10月底的不完全統計，全國農村共舉辦公共食堂265萬個，在食堂吃飯的人口已達到70至90%.[16]
由於推行毛澤東主張的“一大二公”，各地刮起了“一平二調”（國家調用公社的資源，公社調用生產隊的，生產隊則調用社員的私人財產）的“共產風”，貧富拉平，“共”各種“產”，同時還刮起了“命令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它們與“浮誇風”、“幹部特殊風”等合在一起，即所謂“五風”）。[17]
二、人民公社：問題的症結
“人民公社化”是農村經濟“國營化”的高峰時期，它表現在勞動力的調撥、財產的支配、生產的安排和產品的處理等幾個方麵。
從1957年冬季的農田水利基本建設開始，就出現了“大兵團作戰”，即農村勞力的大規模調撥，到1958年1月在工地上的農村勞力已達到1億人以上。到1958年中，開始推行“全民辦工業”[18]，大量農村勞動力被調離農業生產，1958年全國投入各類“小、土、群”工業生產的農村勞動力最多時達到6千萬人以上[19]，“大煉鋼鐵”調撥的勞力就更多了。
筆者在山西太穀縣調查時了解到：當時農村勞動力長年有一半在外麵修水庫，也有去外縣的（如靜嵐、文水等地），以及去陽泉開礦；麥收大忙季節又讓上山栽樹；秋收大忙，全縣把勞動力集中在北陽等地深翻土地（60、70歲的老太婆也得半夜三更去挖地）；同時還“大煉鋼鐵”，留在村裏務農的就是婆姨、娃娃、老漢，當時硬說3個勞力的活1個勞力就能幹。[20]
“公社化”以後，農業合作社的全部公有財產轉歸公社所有；公社一級享有極大的調撥權，它不僅可以在大隊之間“平均分配”，也調撥各大隊的財產和勞力用於各種社辦工業、學校、公共食堂以及辦公樓等。[21]據安徽省鳳陽縣的統計，在隊與隊、隊與社之間無償調撥的現金達2百多萬元，糧食3百多萬斤，煙葉3百萬斤，棉花3萬斤，勞力34萬人，耕畜2千多頭，農具2千多件，種子2百多萬斤，禾苗90多萬畝，生豬2千多頭。[22]由於人民公社含有全民所有製成分，又是“政社合一”（這使“共產風”與“命令風”結合在一起，一切“平調”都以行政命令方式下達），縣以上的國家機關也參與了對人民公社的直接調撥，據估計1958年全國各級政府用掉農業社的錢可能達到20至30億元之多。[23]
當時各地農村生產方麵的許多事都不歸原來的農業社管了，而是服從上級的命令。筆者在山西省太穀縣訪談時農民這樣回憶當年的情形：隊裏的事情，實際上做不了主，人都調走了；麥收時，壯勞力還在水庫上；叫去栽樹，麥子揚了很多；秋收時讓去深翻地和大煉鋼鐵，收蘿卜用犁耕；收不過來，公社來人教把上一截鏟了，堆起來，上邊來人就說已經清了；莊稼扔在地裏有一半多，地也荒了不少；種麥子，叫下一二百斤的種（平常下30至40斤），說明年能打1萬斤（實際隻打了2百斤），“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24]“生產瞎指揮”的又一個結果是1958年有大量的糧食爛在了地裏。另一方麵，“浮誇風”盛行後全國的糧食產量被高估了許多，征購任務也相應地加大了。如在安徽省鳳陽縣，1958年實產糧食1.5億斤，上報4億斤；報實受批評，報假受表揚。[25]
鳳陽縣的“共產風”範圍很廣，土地、房屋、糧食、勞力、耕畜、農具以至家禽、鍋、碗、瓢、勺等都被“共產”了，甚至強占民房、攆人搬家。為了完成糧食的征購任務，有些地方組織了“挖掘潛力專業隊”，村村查，戶戶搜，先是搜查糧食，以後就查到什麽吃什麽，看中什麽拿什麽。幹部甚至公開揚言：“什麽是你的，隻有一口牙是你的”。後來為了“大煉鋼鐵”，縣裏提出了“家家挖潛力，人人獻鋼鐵”的口號，有人把剪刀、鐵鍋也獻了出來。[26]在太穀縣刮“共產風”時，私人的金銀銅鐵錫、珠寶玉器藥非獻出來不可，私人的房子隊裏想拆就拆了，說今黑夜就到共產主義了，就是“一鋪一蓋一碗一筷”。有人把衣服都穿在身上，外邊套件爛的，要不就怕共產了。[27]
人民公社說是實行供給製與工資製相結合的分配製度，所謂供給製主要是指在公共食堂吃飯或吃糧不要錢，絕大多數公社除了讓社員按低標準吃飯以外，發不了多少工資。據太穀縣農民回憶，當時幹部們認為既然是共產主義了，可以吃國家的，吃大鍋飯了，於是村裏開著兩個灶，各取所需；連外村人路過也吃，而且是挑著吃，走到哪吃到哪，5裏地一個飯鋪（好像毛澤東專門講到的《三國誌·張魯傳》中所說的情況），但到過年春天就鬧饑荒了。[28]在鳳陽縣，公社化後群眾批評是“六個一樣”（吃的一樣，穿的一樣，用的一樣，住的一樣，做的一樣，照顧一樣）、“五不分”（幹不幹、照吃飯──好壞不分；多勞不能多得──強弱不分；規定每人3碗飯──大人小孩不分；小農具、小菜園、野鴨集中歸隊，社員占用公家東西──公私不分），社員分配越來越少（有的隊自1958年到1960年平均收入由37元下降到10元、5元，每個勞動日值僅5分錢），而集體扣留的部分卻越來越大（占到70%以上）。[29]
三、糧食短缺：危機來臨
如果說一開始許多社員尚抱有僥幸心理、想吃“國家飯”的話，經過對個人財產、權益的剝奪，經過1958年秋後的分配，他們開始清醒過來了。但誰也沒料到，糧食問題已悄悄地上升為一個嚴重問題，成為對他們生命安全的直接威脅。現在許多人以為，大饑荒是“三年困難時期”也就是1959年以後才發生的，實際上，許多農村在1958年冬季或1959年初就沒糧了，早在“大躍進”發動的當年就已經發生餓死人和疾疫流行的現象。
1958年秋，農產品收購和調運中已出現危機的征兆，7至10月全國的糧食征購數量下降了440萬噸，10月底糧食庫存減少好幾百萬噸，若幹城市和工礦區的供應已顯得緊張。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出“緊急指示”，在全國農村掀起了一場高征購運動，結果這年的實際征購量高達1，175億斤，比上年增加22%.[30]毛澤東在11月的武昌會議上說：大城市裏頭，豬肉也沒得吃了，糧食也沒得吃了，豬肉也不能出口了。[31]
1958年秋天，安徽省靈璧縣由於天災和強行“旱改稻”等原因，已餓死5百多人，還有許多人臥床不起。河北邯鄲專區傷寒疫病流行，波及21個縣市、70多個村莊。[32]該年10月10日，雲南全省因腫病死亡39，172人，發病38.8萬多人。[33]到1959年4月初，山東、安徽、江蘇、河南、湖南、甘肅、貴州、河北等15個省區“無飯吃”的人口已達2，517萬。同時，城市的蔬菜定量供應降低到按兩計，北京居民有一時期1天隻能吃到1、2兩菜。廣東一些地方也發現因餓浮腫（10，930人）和餓死人（134人）。[34]在稍後的廬山會議上有人提到了該年的“大春荒”：河南去年曾發生浮腫病和餓死人的現象，春節時幾萬人浮腫；湖北春天5百萬人日均幾兩糧，吃稀飯，已死了1，500人，15萬人浮腫；四川普遍吃稀飯，菜裏見不到一點油葷；甘肅嚴重缺糧，公社食堂都吃麵糊煮土豆；湖南一些地方每餐隻有2、3兩米；山東濟寧專區嚴重饑荒等。[35]這些是當時已匯報上去的實情，由此看來，問題實際上已到了很嚴重的地步。
1958年底，由於感到人民公社中存在一些問題，“大躍進”進入了所謂“糾偏”階段。“武昌會議”通過的關於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指出：在以後一個曆史時期內，仍應保留按勞分配製度，人民公社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必須有一個大的發展；社員個人所有的生活資料（包括房屋、衣被、家具等）和在銀行、信用社的存款，仍歸社員所有，而且永遠歸社員所有；社員可以保留宅旁的零星樹木、小農具、小家畜和家禽等；也可以經營一些家庭小副業。並決定從1958年12月至1959年4月，用5個月的時間整社，對農村的生產規劃、分配狀況、生活福利、經營管理、財務工作、組織領導，做一次全麵的深入的檢查。
第二次鄭州會議以後，各省相繼召開了規模達千人左右的6級幹部會議，許多縣召開了5級幹部會議，進一步調整人民公社內部的所有製和管理體製。[36]在山西，省委於第二次鄭州會議以後召開了有5千多人參加的6級幹部會議。會後太穀縣召開了縣、社、管區、生產隊、作業組5級幹部共7，500餘人參加的大會，參加會議的還有5百多貧、下中農，也有富裕中農以及“觀潮派”、“算帳派”和右傾情緒比較嚴重者。會議宣布了不戴帽子，言者無罪，允許保留意見的幾條規定，因此談得比較徹底，檢討得比較深刻。群眾除了對人民公社體製和相關政策提出許多批評外，在糧食問題上意見也很大。太穀縣的與會者反映說：“自從入了人民公社，每日起來常受餓，……打下糧食吃不上，每天隻吃斤二兩。明裏做，夜裏受，打下糧食不管夠。搬甕子翻箱子，找尋糧食鬧吃的”：“天長夜短兩頓飯，斤三兩糧食怎麽辦”；58年麥子豐收，整整吃了一麥秋，秋後吃飯變了樣，早晨喝的稀溜溜，晌午兩個窩窩頭，晚上肚裏咕嚕嚕：“一天吃兩頓稀的，社會主義好在什麽地方”：“今後要想多打糧，政府必須加口糧”，要求改吃三頓飯。太穀縣群眾認為，缺糧首先是因為高征購（在糧食已經短缺的情況下還在強調完成征購任務）；其次是1958年的糧食消費量也偏大；還因為1958年“夜戰收割扔一地，往回拉路上丟失，場裏雞吃豬吃，下雨生芽，打場不淨，偷喂牲口，食堂浪費，外調數不清楚，大批黴爛等”。[37]
但1959年初毛澤東認為農村並不真缺糧，而是農民瞞產私分、深藏密窖。他說：“我以為，產品本來有餘”。[38]2月份廣東省委一份報告說，雷南縣查出瞞產私分的糧食7千萬斤，證明目前農村有大量糧食，糧食緊張完全是假象。毛對該報告極為重視，批轉全國。[39]隨後決定由國家盡可能地把糧食管理和控製起來，要求製訂一個“嚴格”的糧食管理製度，而且是“一萬年”不變。這一政策對當時的糧食問題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在當時的情況下，盡管各地農民紛紛就糧食短缺告急，但中央卻決定在全國範圍內開展“反對瞞產私分的鬥爭”，不僅造成了農民的嚴重不滿[40]，而且終於引致大饑荒的“卒然爆發”。
四、農民的呼籲和抵製
事實上，農民們對1958年“公社化”和“共產風”充滿了不滿。
據山西省太穀縣檔案記載，就在該縣上述有7千多人參加的大會上，群眾提了大量意見，可是這些意見並未引起上級的重視。當時群眾編了許多順口溜，下麵引述若幹：
“十不滿”：一不滿把強勞力調走和浪費勞力；二不滿不等價交換；三不滿實行勞動評級；四不滿丟了糧食；五不滿做假報告；六不滿強迫命令，不走群眾路線；七不滿隻管生產不管生活；八不滿幹部說話不算話；九不滿工具改革改的多用的少，重數不重量；十不滿動不動就處分人。
“十多十少四沒有”：“批評指責多，體貼關懷少；布置任務多，檢查幫助少；農具丟的多，購置修理少；老弱殘病多，青年壯年少；脫產幹部多，參加勞動少；平均分配多，按勞付酬少；報紙雜誌多，閱讀的人少；提的意見多，解決的問題少；打的糧食多，社員吃的少；公社權利多，大隊權利少”：“一沒權，二沒錢，三沒勞力，四沒好房間”。
“走了公社全心全意，社員幹勁驚天動地，……秋天分配來了個平均主義，男女老少半信半疑，幹部們沒有主意，老漢們聽了唉聲歎氣，青年人是大不滿意，懶漢們是歡天喜地，有些婦女是裝神養病，傷害了群眾的生產情緒，遠地近地誰都不去，請假不和幹部聯係。”
“十不該”：一不該大躍進缺乏計劃；二不該大積肥拆掉民房；三不該植樹造林爛了麥子；四不該種麥子不求質量；五不該深翻地扔了莊稼；六不該強種麥誤了打場；七不該修土鐵路丟了白菜棉花；八不該集中睡覺一戶分成幾家；九不該假報成績受到表揚；十不該婦女深翻地帶上娃娃。
“共產黨領導真是好，內裏的奸臣也不少，不顧收秋深翻地，奸臣出了壞主意，社內的勞力到處調，糧食扔的也不少，今年怎麽把生產搞，大人一斤小孩少，……哪裏大人能吃飽，牲口飼料減的多，……牲口受餓不說話，人民受製上級把權力霸，一切財產交公家，見了幹部把他怕；共產黨領導真是好，窮的富的都鬥了……，電燈現在不見麵，句句話來把人騙。”
“勞動不記工，一律要拉平；那時大躍進，我先鬧不同；糧食不收打，拉夫很嚴重；有心提意見，害怕大辯論；共產主義都有份，再提意見不頂用；算了吧！這時我就裝了病，那有心思再勞動。”
另一個“十不該”：不該亂放衛星，夜間把小學生全部集中；不該虛誇假報，老實人受了批評；不該沒計劃把口糧調盡又調……；不該把基層民兵集中，不幹活串門，吃飯還放衛星；不該深翻地把棉花踏平，不見人隻見燈，浪費燈油幾千斤；不該下命令叫老人小孩病人都出陣；不該推翻固定不記工分；不該全公社打亂平分；不該說現在共產主義已經實行。
平均主義的危害：“一不利”，不利鞏固公社：“二亂”，思想亂、工作亂：“三頂牛”，任務頂牛、調動勞力頂牛、調動農具頂牛：“四歪風”，共產風、並校風、禮拜六風、亂吃風：“五消極”，勞動消極、工作消極、建設社會主義消極、計劃措施消極、愛護公共財產消極。[41]
在這種情況下，1959年的生產自然要受到很大影響。例如，由於實行平均分配，許多社員在家裝病，三請五請不出門；勞力多人口少的戶本來是生產上的主力軍，但收入減少最多，因此他們勞動情緒消沉，休息多幹活少，不滿地說，“共產黨沒良心了，說的是按勞分配，實際是誰苦戰苦了誰”；有的管區有48個人拄上假拐杖不參加勞動；耕地不能及時翻好，致使出現荒地的現象（有的村竟1，500畝地都沒耕）；同時肥料少，農具缺，水也不足。這與上級想象中的“大躍進”恰恰構成了鮮明的對照。[42]
上述反映和情形不僅是太穀縣一個地方的現象。例如，在廣東新會也出現了“四多四少”：吃飯的人多，出勤的人少；裝病的人多，吃藥的人少；學懶的人多，學勤的人少；讀書的人多，勞動的人少。有人稱當時的人民公社為“三化”：“出工自由化、吃飯戰鬥化、收工集體化”。各地的勞動出勤率普遍下降了五、六成，勞動效率和勞動質量也普遍下降。基層幹部受到影響也消極起來，甚至隨波逐流，對1959年的更大躍進缺乏信心。在全國許多地方，備耕工作重視不夠，肥料準備不足，耕畜養護不好。[43]不少地方發生了宰殺和停養牲畜、禽畜的嚴重現象，如山東省耕牛死了四分之一，廣東不養豬了等等。據李銳回憶，在1959年夏的廬山會議上，陶鑄說：“九年慘淡經營，真是毀於一旦”，750萬農戶，70%以上養豬，一吃一死，都不養了；李雲仲在金縣一個生產隊調查，去年有豬300多口，今年隻剩了9口，雞鴨去年幾乎殺光了。[44]
總的來說，在農民們眼中，1958年9月“公社化”以後是99%的缺點，東西也不分你我亂拿；公社化儼然就是“共產主義”，一切都歸公了；公社化搞食堂，幹部假借查衛生的名義到處搜尋糧食，致使群眾害了怕，覺得社會變了樣；上麵是“一平二調三收款”，下麵是“一愁二怕三緊張”；群眾思想混亂，害怕共產；有“十五氣”，第一氣領導幹部“帶了瘋氣”，人們心裏有一股怨氣，可是又不敢說，覺得自己就是個受氣疙瘩，吃了一年的釘子；人們開始半信半疑，覺得世道不對了；領導上說話不算話，群眾對政策也不相信，開始和黨脫離；無論是派任務還是調勞力、物資，都頂，形成上下頂牛；並開始哄上頭，據說是，幹部哄群眾，哄一成，群眾哄幹部，哄九成。……[45]江西省委黨校甚至有80多個縣委一級幹部在1959年初的“鳴放”中也提出：中央通過的兩個有關公社的決議是“心血來潮”[46].
經曆過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農民實際上已經明白，“集體經濟”原來就是這麽一回事，從此農民們與共產黨離心離德，開始了他們的“反抗”和“堅決抵抗”（毛澤東語）。這一反抗的最主要方式就是“怠工”或“變相罷工”，不生產或是不多生產，表現為出勤率和勞動效率的普遍下降，以及人為造成的田地荒蕪，施肥、灌溉和耕作水平的下降。從另一方麵講，在農村經濟高度“國營化”的情況下，農民也產生了依靠國家和依賴上麵的思想。換言之，在國家“共”他的產的同時，他們也夢想著“共”國家和別人的產。這一時期農民的另一個反抗方式就是瞞產私分。從1959年初的情況看來，瞞產私分是相當普遍的，但不如以後的“三年困難時期”那樣嚴重。
無論是怠工、不生產，還是瞞產私分，都是“大躍進”和“困難時期”農民行為的共同特點。顯而易見，1958年的“大躍進”事實上把政府和農民逼到了對立的位置上，也可以說雙方已經“正式開戰”。而在以後的3年裏“兩軍對壘”的結果，自然是處於弱勢地位的農民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但毛澤東在國際上的聲望也大為折損，從此他再未嚐試爭奪國際共運主流陣營領袖的地位，而是針對國際共運的主流陣營發動了“大批判”。
究竟“大躍進時期”導致多少人死亡？目前官方的人口統計顯示：1958年全國人口為65，994萬人，比上年增加2.22%，較前幾年增長率為低；1959年為67，207萬人；1960年為66，207萬，減少1千萬整；1961年為65，859萬。實際上這幾年的官方人口統計數據是不真實的。《當代中國的人口》一書首次指出了“三年困難時期”官方的人口統計數字不真實的問題。此外，當時很多列為“正常死亡”的人口中，很大部分實際是饑餓致死的。例如，在甘肅，“死了人還不敢說是餓死的”，對死人區分正常與非正常死亡，“是很難分清楚的”。[47]
《當代中國的人口》披露：1959年的人口數字是“浮誇風”盛行之下有意多報的結果；1960年人口的減少數實際上比公布的1千萬多；據1964年的人口普查資料回推，1961年的人口數應當是64，508萬人，比官方公布的統計數少1，351萬人；這樣3年累計人口減少數為1，486萬人。如果考慮到人口的出生、死亡和由此決定的人口自然增長情況（這與前幾年相比也有很大變化），這一時期的“非正常死亡”人口當有數千萬之多。[48]另據一項對農業勞動力的統計，1961年比1957年農業勞動力減少了2千萬人。[49]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國唯一一次認真的“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嚐試結果，是執政黨最後不得不斷了實現這一理想的念頭，在1970年代末期重新回到了農業集體化之前的原點。然而，中國的農民為了這一試驗卻付出了數千萬條生命，但又有誰向死者表示過悔意呢？
原載《當代中國研究》[2006年][第2期（總第93期）]
“大躍進”是毛澤東親自掛帥推動的主要經濟社會運動之一，也是1949年以後中國經濟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它不僅在農村全麵建立了“人民公社”，造成了農村經濟的“國營化”並且剝奪了農民的個人權益（即“共各種產”），而且帶來了糧食危機和大饑荒。“大躍進”雖然失敗了，但人民公社製度保留了下來，後來成了農村改革的對象。劉少奇等中共領導人為了改變毛澤東這一經濟政策所造成的嚴重經濟困境，進行了調整，而這又埋下了後來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打倒劉少奇的種因。可以說，不了解“大躍進”，就無法理解毛澤東時代貫穿始終的一些重要曆史線索。“大躍進”運動的倡導者和執行者常常以“人民”的名義宣傳鼓動，而官方媒體則大量報導“人民”對“大躍進”的“熱烈擁護”。究竟中國的農民們當時對“大躍進”抱持什麽態度？以往關於“大躍進”的研究，或者側重分析上層的政策性爭論，或者介紹“大躍進”在底層造成的慘烈後果，本文則重點介紹“人民公社化”初期農民的反應。
一、“大躍進”的發動和高潮
1957年11月毛澤東訪問蘇聯，當時中共恰好首次在國際共運中地位上升到最高點，而斯大林之後的蘇共領袖赫魯曉夫的資望不足，在這樣的國際背景下，雄心勃勃的毛澤東急切地希望，中國的快速發展能把他送上國際共產主義陣營最高領袖的位置。當時，他在莫斯科宣稱，15年後我們可能趕上和超過英國。
1958年初“大躍進”拉開了序幕。自1月起中央和地方就不斷製訂和修改農業生產計劃，竟相提出高指標。在2月的政治局擴大會上毛澤東說：今年下半年你們就看到，要有一個大冒進就是了，我看是要比哪一年冒得還要利害。[1]5月的“八大二次會議”將1957年製定12年的農業發展任務一下子縮短為3年完成，並把它與“超英趕美”聯係起來[2]，高指標引出了“浮誇風”。浮誇始於1958年年初，夏收時“成風”。6月8日，河南省遂平縣衛星農業社宣布小麥單產2，105斤，放出了第一顆“衛星”。幾天後報紙宣布湖北省穀城縣星光社單產創4，353斤。從此全國展開了一場“放衛星”競賽活動。[3]6月14日，毛澤東在河南封丘說：“不要很久，全國每人每年就可以平均有糧食1千斤，豬肉1百斤，油20斤，棉花20斤”。[4]8月初《人民日報》社論指出：夏糧大豐收說明，隻要我們需要，要生產多少，就可以生產多少糧食出來。8月3日，該報社論又聲稱：我國經濟的發展，決定於人。“人有多大的膽，地有多大的產”。8月4日，毛澤東視察河北省徐水縣時問當地幹部，糧食多了怎麽辦？可考慮讓農民一天幹半天活。[5]9月30日新華社報導，中國1958年的糧食產量將達到7千億斤以上，全國大部分地區糧食總產量基本實現了農業發展綱要規定的12年後的指標。[6]
從1958年8月北戴河會議到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大躍進進入高潮。[7]頭腦熱度達到最高點的第一次鄭州會議提出，全國耕地實行“三三製”（三分之一種植農作物，三分之一休閑和種植綠肥，三分之一種樹種草）；同時認為中國的農業問題解決了，糧食吃不完了，決定把全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工業首先是鋼鐵上來。[8]1958年6月，毛澤東提出：趕超英國，不是15年，隻需要2年到3年，2年是可能的，這裏主要是鋼；並且決定1958年的鋼產量要比上年翻一番。8月的北戴河會議上中央認為，光靠“洋爐子”完不成鋼產量的新指標，因此決定靠“土爐子”，大搞群眾運動，實行書記掛帥，全黨全民辦鋼鐵。規定要有鐵的紀律，“馬克思要與秦始皇結合起來”。於是，9月全國開始了“大煉鋼鐵”的群眾運動，到年底投入的農村勞動力達到9千萬人。[9]
1957年冬到1958年春農田水利建設等群眾運動的發展，促使毛澤東等人萌生了改變農村基層組織結構的想法。1958年1月的南寧會議之後，中央正式提出了將農業合作社合並為大社的主張。有關部門起草了合並大社的意見，於成都會議通過，4月8日政治局會議批準後正式下達。其後各地迅速開始了小社並大社的工作，為“人民公社化”打開了大門。[10]1958年2、3月間，毛曾經說，鄉社合一，將來就是共產主義的雛形，什麽都管，工農商學兵。4月，劉少奇等人一起談到“公社”這個名詞。5月，陸定一講到，我國的鄉村將是許多共產主義的公社。到6月間，一些地方出現了以“公社”命名的大合作社，並開始嚐試“由集體所有製過渡到全民所有製”的實驗。[11]8月初，毛在視察中提出：“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以及“還是辦人民公社好”等，並計劃在河北徐水搞共產主義試點。[12]然後8月的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決議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13]在這次會上毛談到：人民公社的特點，一曰大，二曰公。大，好管，好納入計劃。公，就是比合作社更要社會主義，把資本主義殘餘（比如自留地、自養牲口）都可以逐步搞掉。房屋、雞鴨、房前房後的小樹，將來也要公有。人民公社興辦公共食堂、托兒所、縫紉組，全體勞動婦女都可以得到解放。人民公社的建立，標誌著對資產階級法權的進一步破壞。在分配上實行供給製與工資製相結合的製度。幾年以後，可能產品非常豐富，就可以從吃飯、穿衣、住房子上實行共產主義。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就是共產主義。我們現在辦大公社，統一調配勞動力，這就是戰爭時期的經驗。北戴河會議的“決議”指出：“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麽遙遠將來的事情了”。此後在1個月內全國農村就基本實現了公社化。[14]以“大煉鋼鐵”和“大辦人民公社”為標誌的“大躍進”高潮，在9、10月間達到巔峰。[15]
1958年7月8日《人民日報》報導，湖南、湖北、福建等省部分地區辦起了公共食堂，並予以提倡。11月10日的社論又指出，“鼓足幹勁生產，放開肚皮吃飯”是一個很好的口號。據10月底的不完全統計，全國農村共舉辦公共食堂265萬個，在食堂吃飯的人口已達到70至90%.[16]
由於推行毛澤東主張的“一大二公”，各地刮起了“一平二調”（國家調用公社的資源，公社調用生產隊的，生產隊則調用社員的私人財產）的“共產風”，貧富拉平，“共”各種“產”，同時還刮起了“命令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它們與“浮誇風”、“幹部特殊風”等合在一起，即所謂“五風”）。[17]
二、人民公社：問題的症結
“人民公社化”是農村經濟“國營化”的高峰時期，它表現在勞動力的調撥、財產的支配、生產的安排和產品的處理等幾個方麵。
從1957年冬季的農田水利基本建設開始，就出現了“大兵團作戰”，即農村勞力的大規模調撥，到1958年1月在工地上的農村勞力已達到1億人以上。到1958年中，開始推行“全民辦工業”[18]，大量農村勞動力被調離農業生產，1958年全國投入各類“小、土、群”工業生產的農村勞動力最多時達到6千萬人以上[19]，“大煉鋼鐵”調撥的勞力就更多了。
筆者在山西太穀縣調查時了解到：當時農村勞動力長年有一半在外麵修水庫，也有去外縣的（如靜嵐、文水等地），以及去陽泉開礦；麥收大忙季節又讓上山栽樹；秋收大忙，全縣把勞動力集中在北陽等地深翻土地（60、70歲的老太婆也得半夜三更去挖地）；同時還“大煉鋼鐵”，留在村裏務農的就是婆姨、娃娃、老漢，當時硬說3個勞力的活1個勞力就能幹。[20]
“公社化”以後，農業合作社的全部公有財產轉歸公社所有；公社一級享有極大的調撥權，它不僅可以在大隊之間“平均分配”，也調撥各大隊的財產和勞力用於各種社辦工業、學校、公共食堂以及辦公樓等。[21]據安徽省鳳陽縣的統計，在隊與隊、隊與社之間無償調撥的現金達2百多萬元，糧食3百多萬斤，煙葉3百萬斤，棉花3萬斤，勞力34萬人，耕畜2千多頭，農具2千多件，種子2百多萬斤，禾苗90多萬畝，生豬2千多頭。[22]由於人民公社含有全民所有製成分，又是“政社合一”（這使“共產風”與“命令風”結合在一起，一切“平調”都以行政命令方式下達），縣以上的國家機關也參與了對人民公社的直接調撥，據估計1958年全國各級政府用掉農業社的錢可能達到20至30億元之多。[23]
當時各地農村生產方麵的許多事都不歸原來的農業社管了，而是服從上級的命令。筆者在山西省太穀縣訪談時農民這樣回憶當年的情形：隊裏的事情，實際上做不了主，人都調走了；麥收時，壯勞力還在水庫上；叫去栽樹，麥子揚了很多；秋收時讓去深翻地和大煉鋼鐵，收蘿卜用犁耕；收不過來，公社來人教把上一截鏟了，堆起來，上邊來人就說已經清了；莊稼扔在地裏有一半多，地也荒了不少；種麥子，叫下一二百斤的種（平常下30至40斤），說明年能打1萬斤（實際隻打了2百斤），“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24]“生產瞎指揮”的又一個結果是1958年有大量的糧食爛在了地裏。另一方麵，“浮誇風”盛行後全國的糧食產量被高估了許多，征購任務也相應地加大了。如在安徽省鳳陽縣，1958年實產糧食1.5億斤，上報4億斤；報實受批評，報假受表揚。[25]
鳳陽縣的“共產風”範圍很廣，土地、房屋、糧食、勞力、耕畜、農具以至家禽、鍋、碗、瓢、勺等都被“共產”了，甚至強占民房、攆人搬家。為了完成糧食的征購任務，有些地方組織了“挖掘潛力專業隊”，村村查，戶戶搜，先是搜查糧食，以後就查到什麽吃什麽，看中什麽拿什麽。幹部甚至公開揚言：“什麽是你的，隻有一口牙是你的”。後來為了“大煉鋼鐵”，縣裏提出了“家家挖潛力，人人獻鋼鐵”的口號，有人把剪刀、鐵鍋也獻了出來。[26]在太穀縣刮“共產風”時，私人的金銀銅鐵錫、珠寶玉器藥非獻出來不可，私人的房子隊裏想拆就拆了，說今黑夜就到共產主義了，就是“一鋪一蓋一碗一筷”。有人把衣服都穿在身上，外邊套件爛的，要不就怕共產了。[27]
人民公社說是實行供給製與工資製相結合的分配製度，所謂供給製主要是指在公共食堂吃飯或吃糧不要錢，絕大多數公社除了讓社員按低標準吃飯以外，發不了多少工資。據太穀縣農民回憶，當時幹部們認為既然是共產主義了，可以吃國家的，吃大鍋飯了，於是村裏開著兩個灶，各取所需；連外村人路過也吃，而且是挑著吃，走到哪吃到哪，5裏地一個飯鋪（好像毛澤東專門講到的《三國誌·張魯傳》中所說的情況），但到過年春天就鬧饑荒了。[28]在鳳陽縣，公社化後群眾批評是“六個一樣”（吃的一樣，穿的一樣，用的一樣，住的一樣，做的一樣，照顧一樣）、“五不分”（幹不幹、照吃飯──好壞不分；多勞不能多得──強弱不分；規定每人3碗飯──大人小孩不分；小農具、小菜園、野鴨集中歸隊，社員占用公家東西──公私不分），社員分配越來越少（有的隊自1958年到1960年平均收入由37元下降到10元、5元，每個勞動日值僅5分錢），而集體扣留的部分卻越來越大（占到70%以上）。[29]
三、糧食短缺：危機來臨
如果說一開始許多社員尚抱有僥幸心理、想吃“國家飯”的話，經過對個人財產、權益的剝奪，經過1958年秋後的分配，他們開始清醒過來了。但誰也沒料到，糧食問題已悄悄地上升為一個嚴重問題，成為對他們生命安全的直接威脅。現在許多人以為，大饑荒是“三年困難時期”也就是1959年以後才發生的，實際上，許多農村在1958年冬季或1959年初就沒糧了，早在“大躍進”發動的當年就已經發生餓死人和疾疫流行的現象。
1958年秋，農產品收購和調運中已出現危機的征兆，7至10月全國的糧食征購數量下降了440萬噸，10月底糧食庫存減少好幾百萬噸，若幹城市和工礦區的供應已顯得緊張。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出“緊急指示”，在全國農村掀起了一場高征購運動，結果這年的實際征購量高達1，175億斤，比上年增加22%.[30]毛澤東在11月的武昌會議上說：大城市裏頭，豬肉也沒得吃了，糧食也沒得吃了，豬肉也不能出口了。[31]
1958年秋天，安徽省靈璧縣由於天災和強行“旱改稻”等原因，已餓死5百多人，還有許多人臥床不起。河北邯鄲專區傷寒疫病流行，波及21個縣市、70多個村莊。[32]該年10月10日，雲南全省因腫病死亡39，172人，發病38.8萬多人。[33]到1959年4月初，山東、安徽、江蘇、河南、湖南、甘肅、貴州、河北等15個省區“無飯吃”的人口已達2，517萬。同時，城市的蔬菜定量供應降低到按兩計，北京居民有一時期1天隻能吃到1、2兩菜。廣東一些地方也發現因餓浮腫（10，930人）和餓死人（134人）。[34]在稍後的廬山會議上有人提到了該年的“大春荒”：河南去年曾發生浮腫病和餓死人的現象，春節時幾萬人浮腫；湖北春天5百萬人日均幾兩糧，吃稀飯，已死了1，500人，15萬人浮腫；四川普遍吃稀飯，菜裏見不到一點油葷；甘肅嚴重缺糧，公社食堂都吃麵糊煮土豆；湖南一些地方每餐隻有2、3兩米；山東濟寧專區嚴重饑荒等。[35]這些是當時已匯報上去的實情，由此看來，問題實際上已到了很嚴重的地步。
1958年底，由於感到人民公社中存在一些問題，“大躍進”進入了所謂“糾偏”階段。“武昌會議”通過的關於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指出：在以後一個曆史時期內，仍應保留按勞分配製度，人民公社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必須有一個大的發展；社員個人所有的生活資料（包括房屋、衣被、家具等）和在銀行、信用社的存款，仍歸社員所有，而且永遠歸社員所有；社員可以保留宅旁的零星樹木、小農具、小家畜和家禽等；也可以經營一些家庭小副業。並決定從1958年12月至1959年4月，用5個月的時間整社，對農村的生產規劃、分配狀況、生活福利、經營管理、財務工作、組織領導，做一次全麵的深入的檢查。
第二次鄭州會議以後，各省相繼召開了規模達千人左右的6級幹部會議，許多縣召開了5級幹部會議，進一步調整人民公社內部的所有製和管理體製。[36]在山西，省委於第二次鄭州會議以後召開了有5千多人參加的6級幹部會議。會後太穀縣召開了縣、社、管區、生產隊、作業組5級幹部共7，500餘人參加的大會，參加會議的還有5百多貧、下中農，也有富裕中農以及“觀潮派”、“算帳派”和右傾情緒比較嚴重者。會議宣布了不戴帽子，言者無罪，允許保留意見的幾條規定，因此談得比較徹底，檢討得比較深刻。群眾除了對人民公社體製和相關政策提出許多批評外，在糧食問題上意見也很大。太穀縣的與會者反映說：“自從入了人民公社，每日起來常受餓，……打下糧食吃不上，每天隻吃斤二兩。明裏做，夜裏受，打下糧食不管夠。搬甕子翻箱子，找尋糧食鬧吃的”：“天長夜短兩頓飯，斤三兩糧食怎麽辦”；58年麥子豐收，整整吃了一麥秋，秋後吃飯變了樣，早晨喝的稀溜溜，晌午兩個窩窩頭，晚上肚裏咕嚕嚕：“一天吃兩頓稀的，社會主義好在什麽地方”：“今後要想多打糧，政府必須加口糧”，要求改吃三頓飯。太穀縣群眾認為，缺糧首先是因為高征購（在糧食已經短缺的情況下還在強調完成征購任務）；其次是1958年的糧食消費量也偏大；還因為1958年“夜戰收割扔一地，往回拉路上丟失，場裏雞吃豬吃，下雨生芽，打場不淨，偷喂牲口，食堂浪費，外調數不清楚，大批黴爛等”。[37]
但1959年初毛澤東認為農村並不真缺糧，而是農民瞞產私分、深藏密窖。他說：“我以為，產品本來有餘”。[38]2月份廣東省委一份報告說，雷南縣查出瞞產私分的糧食7千萬斤，證明目前農村有大量糧食，糧食緊張完全是假象。毛對該報告極為重視，批轉全國。[39]隨後決定由國家盡可能地把糧食管理和控製起來，要求製訂一個“嚴格”的糧食管理製度，而且是“一萬年”不變。這一政策對當時的糧食問題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在當時的情況下，盡管各地農民紛紛就糧食短缺告急，但中央卻決定在全國範圍內開展“反對瞞產私分的鬥爭”，不僅造成了農民的嚴重不滿[40]，而且終於引致大饑荒的“卒然爆發”。
四、農民的呼籲和抵製
事實上，農民們對1958年“公社化”和“共產風”充滿了不滿。
據山西省太穀縣檔案記載，就在該縣上述有7千多人參加的大會上，群眾提了大量意見，可是這些意見並未引起上級的重視。當時群眾編了許多順口溜，下麵引述若幹：
“十不滿”：一不滿把強勞力調走和浪費勞力；二不滿不等價交換；三不滿實行勞動評級；四不滿丟了糧食；五不滿做假報告；六不滿強迫命令，不走群眾路線；七不滿隻管生產不管生活；八不滿幹部說話不算話；九不滿工具改革改的多用的少，重數不重量；十不滿動不動就處分人。
“十多十少四沒有”：“批評指責多，體貼關懷少；布置任務多，檢查幫助少；農具丟的多，購置修理少；老弱殘病多，青年壯年少；脫產幹部多，參加勞動少；平均分配多，按勞付酬少；報紙雜誌多，閱讀的人少；提的意見多，解決的問題少；打的糧食多，社員吃的少；公社權利多，大隊權利少”：“一沒權，二沒錢，三沒勞力，四沒好房間”。
“走了公社全心全意，社員幹勁驚天動地，……秋天分配來了個平均主義，男女老少半信半疑，幹部們沒有主意，老漢們聽了唉聲歎氣，青年人是大不滿意，懶漢們是歡天喜地，有些婦女是裝神養病，傷害了群眾的生產情緒，遠地近地誰都不去，請假不和幹部聯係。”
“十不該”：一不該大躍進缺乏計劃；二不該大積肥拆掉民房；三不該植樹造林爛了麥子；四不該種麥子不求質量；五不該深翻地扔了莊稼；六不該強種麥誤了打場；七不該修土鐵路丟了白菜棉花；八不該集中睡覺一戶分成幾家；九不該假報成績受到表揚；十不該婦女深翻地帶上娃娃。
“共產黨領導真是好，內裏的奸臣也不少，不顧收秋深翻地，奸臣出了壞主意，社內的勞力到處調，糧食扔的也不少，今年怎麽把生產搞，大人一斤小孩少，……哪裏大人能吃飽，牲口飼料減的多，……牲口受餓不說話，人民受製上級把權力霸，一切財產交公家，見了幹部把他怕；共產黨領導真是好，窮的富的都鬥了……，電燈現在不見麵，句句話來把人騙。”
“勞動不記工，一律要拉平；那時大躍進，我先鬧不同；糧食不收打，拉夫很嚴重；有心提意見，害怕大辯論；共產主義都有份，再提意見不頂用；算了吧！這時我就裝了病，那有心思再勞動。”
另一個“十不該”：不該亂放衛星，夜間把小學生全部集中；不該虛誇假報，老實人受了批評；不該沒計劃把口糧調盡又調……；不該把基層民兵集中，不幹活串門，吃飯還放衛星；不該深翻地把棉花踏平，不見人隻見燈，浪費燈油幾千斤；不該下命令叫老人小孩病人都出陣；不該推翻固定不記工分；不該全公社打亂平分；不該說現在共產主義已經實行。
平均主義的危害：“一不利”，不利鞏固公社：“二亂”，思想亂、工作亂：“三頂牛”，任務頂牛、調動勞力頂牛、調動農具頂牛：“四歪風”，共產風、並校風、禮拜六風、亂吃風：“五消極”，勞動消極、工作消極、建設社會主義消極、計劃措施消極、愛護公共財產消極。[41]
在這種情況下，1959年的生產自然要受到很大影響。例如，由於實行平均分配，許多社員在家裝病，三請五請不出門；勞力多人口少的戶本來是生產上的主力軍，但收入減少最多，因此他們勞動情緒消沉，休息多幹活少，不滿地說，“共產黨沒良心了，說的是按勞分配，實際是誰苦戰苦了誰”；有的管區有48個人拄上假拐杖不參加勞動；耕地不能及時翻好，致使出現荒地的現象（有的村竟1，500畝地都沒耕）；同時肥料少，農具缺，水也不足。這與上級想象中的“大躍進”恰恰構成了鮮明的對照。[42]
上述反映和情形不僅是太穀縣一個地方的現象。例如，在廣東新會也出現了“四多四少”：吃飯的人多，出勤的人少；裝病的人多，吃藥的人少；學懶的人多，學勤的人少；讀書的人多，勞動的人少。有人稱當時的人民公社為“三化”：“出工自由化、吃飯戰鬥化、收工集體化”。各地的勞動出勤率普遍下降了五、六成，勞動效率和勞動質量也普遍下降。基層幹部受到影響也消極起來，甚至隨波逐流，對1959年的更大躍進缺乏信心。在全國許多地方，備耕工作重視不夠，肥料準備不足，耕畜養護不好。[43]不少地方發生了宰殺和停養牲畜、禽畜的嚴重現象，如山東省耕牛死了四分之一，廣東不養豬了等等。據李銳回憶，在1959年夏的廬山會議上，陶鑄說：“九年慘淡經營，真是毀於一旦”，750萬農戶，70%以上養豬，一吃一死，都不養了；李雲仲在金縣一個生產隊調查，去年有豬300多口，今年隻剩了9口，雞鴨去年幾乎殺光了。[44]
總的來說，在農民們眼中，1958年9月“公社化”以後是99%的缺點，東西也不分你我亂拿；公社化儼然就是“共產主義”，一切都歸公了；公社化搞食堂，幹部假借查衛生的名義到處搜尋糧食，致使群眾害了怕，覺得社會變了樣；上麵是“一平二調三收款”，下麵是“一愁二怕三緊張”；群眾思想混亂，害怕共產；有“十五氣”，第一氣領導幹部“帶了瘋氣”，人們心裏有一股怨氣，可是又不敢說，覺得自己就是個受氣疙瘩，吃了一年的釘子；人們開始半信半疑，覺得世道不對了；領導上說話不算話，群眾對政策也不相信，開始和黨脫離；無論是派任務還是調勞力、物資，都頂，形成上下頂牛；並開始哄上頭，據說是，幹部哄群眾，哄一成，群眾哄幹部，哄九成。……[45]江西省委黨校甚至有80多個縣委一級幹部在1959年初的“鳴放”中也提出：中央通過的兩個有關公社的決議是“心血來潮”[46].
經曆過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農民實際上已經明白，“集體經濟”原來就是這麽一回事，從此農民們與共產黨離心離德，開始了他們的“反抗”和“堅決抵抗”（毛澤東語）。這一反抗的最主要方式就是“怠工”或“變相罷工”，不生產或是不多生產，表現為出勤率和勞動效率的普遍下降，以及人為造成的田地荒蕪，施肥、灌溉和耕作水平的下降。從另一方麵講，在農村經濟高度“國營化”的情況下，農民也產生了依靠國家和依賴上麵的思想。換言之，在國家“共”他的產的同時，他們也夢想著“共”國家和別人的產。這一時期農民的另一個反抗方式就是瞞產私分。從1959年初的情況看來，瞞產私分是相當普遍的，但不如以後的“三年困難時期”那樣嚴重。
無論是怠工、不生產，還是瞞產私分，都是“大躍進”和“困難時期”農民行為的共同特點。顯而易見，1958年的“大躍進”事實上把政府和農民逼到了對立的位置上，也可以說雙方已經“正式開戰”。而在以後的3年裏“兩軍對壘”的結果，自然是處於弱勢地位的農民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但毛澤東在國際上的聲望也大為折損，從此他再未嚐試爭奪國際共運主流陣營領袖的地位，而是針對國際共運的主流陣營發動了“大批判”。
究竟“大躍進時期”導致多少人死亡？目前官方的人口統計顯示：1958年全國人口為65，994萬人，比上年增加2.22%，較前幾年增長率為低；1959年為67，207萬人；1960年為66，207萬，減少1千萬整；1961年為65，859萬。實際上這幾年的官方人口統計數據是不真實的。《當代中國的人口》一書首次指出了“三年困難時期”官方的人口統計數字不真實的問題。此外，當時很多列為“正常死亡”的人口中，很大部分實際是饑餓致死的。例如，在甘肅，“死了人還不敢說是餓死的”，對死人區分正常與非正常死亡，“是很難分清楚的”。[47]
《當代中國的人口》披露：1959年的人口數字是“浮誇風”盛行之下有意多報的結果；1960年人口的減少數實際上比公布的1千萬多；據1964年的人口普查資料回推，1961年的人口數應當是64，508萬人，比官方公布的統計數少1，351萬人；這樣3年累計人口減少數為1，486萬人。如果考慮到人口的出生、死亡和由此決定的人口自然增長情況（這與前幾年相比也有很大變化），這一時期的“非正常死亡”人口當有數千萬之多。[48]另據一項對農業勞動力的統計，1961年比1957年農業勞動力減少了2千萬人。[49]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國唯一一次認真的“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嚐試結果，是執政黨最後不得不斷了實現這一理想的念頭，在1970年代末期重新回到了農業集體化之前的原點。然而，中國的農民為了這一試驗卻付出了數千萬條生命，但又有誰向死者表示過悔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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