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佑元年(1086)四月六日，66歲的王安石在江寧府(南京)的半山園去世。
死亡是一道黑色門檻。王安石死了，這個王朝再也沒有支柱，這個時代再也沒有靈魂。不管怎樣，王安石的生命持續一天，人們就仰望他一天，即使不再發號施令，可仍然是一麵旗幟，一種標誌，一個信號。
司馬光聞訊，發出一聲輕輕的歎息。政治家沒有了對手，生命再也沒有了激情和鬥誌。這位新上台的宰相，此時正在家養病，當即提筆給另一位宰相呂公著寫了一封信。
在這封簡短的書信中，司馬光有些失落，有些恨意，也有一些宰相肚裏好撐船的姿態。他對王安石的道德文章進行了肯定，而對作為政治家的王安石，進行了全盤否定。這也在人們的意料之中。肯定對手等於否定了自己，司馬光沒有這麽傻。他甚至還把所有的變法派和王安石的門生故舊概括為兩類：一類是“讒佞”，另一類是“反複之徒”。他曾對各個機構中的變法派人物和與王安石多少有些牽連的人，不斷地加以斥逐和打擊，迫使人們隻能對王安石“疏遠”，既不敢再對他加以讚揚，因為那就將被列入“讒佞”之列；也不敢再對他加以批評，因為那就將被認為是 “反複之徒”了。他要把王安石晾在一邊。
司馬光對死了的王安石做了結論，接著又建議“朝廷宜優加厚禮”，要讓天下人知道，我司馬光是不計前嫌的，是寬容大度的。小皇帝趙煦就追贈王安石為太傅，並命中書舍人蘇軾撰寫《王安石贈太傅》的“製詞”。蘇軾是大文豪，他的製詞當然冠冕堂皇，文采飛揚。
沒有人到王家祭吊。隻有王安石弟弟王安禮、王安上為他們的胞兄選了塊山後的荒地做墓廬。一個死了的政治家，沒有誰會去沾邊，人家躲都來不及，趨炎附勢和落井下石，本來就是小人的一種屬性，“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要知道，司馬光的耳目在關注王家的動向呢！
低回的哀樂擾人心碎。在遠遠的角落裏，王安石的幾個老朋友一片憂傷、悲愴。這種絕望的痛苦還有誰能體會？是的，大宋王朝再也沒有時代的強音，再也沒有振興的呐喊了。
按理，王安石生前位至宰相，死後追贈太傅，在墓前應建神道碑，應有墓誌銘，可這一切禮法，全都廢去。人都死了，再大的排場又有什麽意義？
王安石死了，朝廷安靜了許多。皇帝可以睡大覺了，滿朝文武可以睡大覺了，再也不必擔心凶猛的變法會排山倒海，卷土重來。
隻有邊陲虎視眈眈的契丹王和西夏王竊笑不已。王安石死了，主戰派的旗幟倒了，誰也不會再說富國強兵。堡壘從內部攻破，過數十年，他們要占領北宋首府，要將宋徽宗、欽宗父子俘虜北去。
隻有春雨淅淅，像是無聲的啜泣，可它能洗去人間的浮躁，能使世界在迷茫中冷靜下來嗎？
我想，作為一個文化人，王安石本該有很多路可走。位極人臣，光宗耀祖，享不盡的榮華富貴；或是做朝廷的禦筆，小心翼翼，寫些歌功頌德的文章，他的詩文本來就是第一流的；如果“不為五鬥米折腰”，那就到桃花源去，青山綠水，男耕女織，天倫之樂，也是一種選擇。
人各有誌，有人向往淺灘，有人向往大海，偏偏王安石是人中之龍，是熱血男兒，是個有性格的文人，對政治的關注，對國家安危的關注，對朝廷命運的關注，一直貫穿到他生命的結束。他甚至恥以文士自名，其文學思想也表現出政治家的色彩，宗旨在於經世致用，重道崇經。的確，他作為政治家、思想家出現在北宋的曆史舞台上，兩任執政，倡導變法，權傾天下，在當時的地位及對後世的影響，都是曆代文人難以望其項背的。
王安石生於宋真宗趙恒天禧五年(1021)冬天，字介甫，晚號半山，他的父親王益，一生隻在南北各地做了幾任州縣官吏。王益在各地做官，每次都是攜帶家眷同行。因此，王安石在二十歲以前，便已經到過很多地方，心裏裝下了茫茫九州。在長江流域，他曾在江西境內的好幾個縣住過，並曾到過下遊的江寧和揚州等地；在粵江流域，他到過廣東的韶州；在黃河流域，他到過京城開封。
父親的官做得辛苦，勤勤懇懇，忙忙碌碌，換來的是頻繁的調動。他不願意像父親。做官，就應該轟轟烈烈，出人頭地；就應該山呼海嘯，驚天動地。一個小小的縣令隻不過是一粒棋子罷了，能有什麽作為？
王安石不讀父親為他準備的書，而是“自諸子百家之書，及於《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在閱讀儒家經典時，他決不拘守那些先儒所注，而是通過自己的思考去理解。他不想做俗儒和書呆子，抱定學以致用的目的，決意在政治上做一番大事業。
當然，通向成功的道路要靠自己去拚搏。他沒有大背景，沒有捷徑可走。有的是智慧，是天賦，是勤奮。一步一個腳印，總能找到向上的台階。
慶曆二年(1042)，王安石考中進士，被派往揚州，去做揚州地方行政長官韓琦的幕僚。
慶曆七年(1047)，王安石改任鄞縣知縣。三年光景，他留下了不少政績。 “起堤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貸穀與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資學校，嚴保伍，邑人便之”(《邵氏聞見錄》)。隨後，被派往舒州做了一任通判，通判期滿又被調任開封做群牧司的判官。
進京了，王安石沒有絲毫的喜悅。這不是他的目的。那時候，凡是取得高等科名的學士大夫，大都隻願在朝廷上的史館或秘書省等號稱儲才之地的機構謀一職事，以期可以比較容易地爬進更高層的統治集團中去。王安石卻相反，他總希望能 “得因吏事之力，少施其所學”，極願意到外地州郡做地方官。
宰相始於州府，王安石誌存高遠。
他先後十幾次上書請求外任。嘉_二年(1057)，朝廷終於將他用為常州知州。從縣官到州官，王安石總要對他所認為應興之利和應除之害大力進行一番興革。隻要能造福百姓，他什麽都不在乎，什麽都敢幹。
十六七年的地方官經曆，在王安石看來是一種財富。這十多年，他鍛煉了才幹，贏得了聲譽；這十多年，他韜光養晦，增加了人生積累；這十多年，他積蓄力量，等待機會。
嘉熙四年(1059)，一場春雨之後，王安石再也坐不住了，他花了三天三夜，向宋仁宗趙禎寫了長達萬言的《言事書》。
這是關於改革的宣言。我想王安石在那個春光明媚的日子裏奮筆疾書，38歲的年紀，肯定是躊躇滿誌，意氣風發。是的，時不我待，他不能再等了，這個貧困的國家不能再等了！
王安石的《言事書》擺在宋仁宗趙禎的案頭。這個在位三十多年的皇帝，經曆過慶曆新政的失敗之後，已經不打算有什麽作為，關注的僅僅是怎樣及時行樂。但他還是懶洋洋地翻開了《言事書》，隻因覺得新奇，隻因王安石在朝野有些名氣。
宋朝開國已近百年，好似一位多病的百歲老人，好比老牛拉著的破車。雖然結束了五代十國分裂割據的混亂局麵，但北宋潛在的矛盾時刻在危及統治的根基。皇宮裏沒有一天不在爭權奪利，當官的多了，腐敗的多了，軍隊沒有戰鬥力。沒有人關注百姓疾苦，沒有人正視契丹和西夏的侵擾。契丹和西夏打過來了，那就給他們送土地，送錢物，寧願苟且偷生，也不願灑血沙場，去爭得寸土。
邊關告急，奏報一道緊似一道。聲聲馬蹄，踏碎了多少人的清夢！
皇帝似乎已經習慣，振作過，圖謀過，但終究看不到曙光，找不到出路，幹脆夜夜笙歌；麵對內憂外患，許許多多的知識分子在尋找濟世良藥，以身許國，何事不可為？他們咬著牙，埋著頭，艱難地跋涉。
王安石出現在艱難跋涉的人群裏，懷著深深的憂患。
這種憂患意識，是我們民族特有的悲劇精神。這種悲劇精神作為對命運進行理性思考的結果，是超越，是突破，是變革，是前進的動力。而中國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一直熏陶著我們民族的性格，使中國人民能夠正視人生和社會的負麵，認識生活的嚴峻，以有備之心接受命運中的災難和不幸，使民族性格變得完整而深刻。
王安石為生長的時代憂患，為自己的家國憂患。他在十多年仕宦為吏的政治實踐曆程中，體察到從北宋建國以來在政治、經濟、社會、教育、軍事等方麵所積累和形成的一些現實問題，慢慢的，腦子裏形成了一整套的政治改革方案。他要把這套改革方案送呈皇帝，他以為這是濟世救民的靈丹妙藥，他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
仁宗皇帝沒有表示太大的興趣。讀書人總是高看自己，總覺得自己是個人物，總是不甘寂寞，總有一種表現的欲望，那好，就把《言事書》批給朝中大臣閱覽，讓他們去評判評判吧！
《言事書》引起了一個人的注意，這個人就是後來改變了王安石命運的宋神宗。宋神宗此時還是太子，他的老師韓維給他講《言事書》，給他講王安石的憂國憂民，講王安石的才華橫溢。這位王儲開始留意王安石。一登上帝位，就求才若渴，一天連發幾道急令，從開封到江寧，催王安石去與他見麵，與他去謀劃改革，去實現《言事書》中設計的所有變法圖強的理想。
王安石在一個大雪天赴京。白雪覆蓋的原野，雲霧氤氳，一眼望去，但覺一片空靈純淨，使人塵慮全消。王安石踩著薄薄的雪，心情無比暢快，他以為遇上了明君，以為可以宏圖大展，以為曆史的春天就要來了。在驛站昏黃的油燈下，王安石潑墨揮毫：
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商鞅》
幾行字，豪氣衝天，頂天立地。王安石自比商鞅，當然想到了五馬分屍，想到了要為改革付出的所有代價。他決心要與神宗一道擺脫“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的衰危困境，實現國家和民族的富強。他不在乎個人的命運，戰國的吳起、商鞅作為政治家，誰不是把富國強兵作為施政的終極目標？
王安石就這樣選擇了一條不歸路。
王安石沒有讓宋神宗失望，他獻上《本朝百年無事劄子》，表述自己的改革方略。作為大政治家，王安石不是進行單一的政治改革，而是力求農業、商業、軍事、賦稅、教育全方位整體配套，抑製豪強兼並，力求經濟複蘇而民生均富，從而強兵以雪國恥。北宋的科技當時位於世界前列，中國四大發明其時均已成熟到普及運用，如果改革成功，後來的中國可能就別是一番麵貌了。
這個積貧積弱的時代，這個殘缺不全的國家造就了王安石這樣一位雄才大略的改革家。作為文化人，王安石應該是幸運的，應該是他所處的時代的無上驕傲，他周圍的人應該小心地珍惜他，緊緊地跟隨他，從而進行改天換地的變革，引領時代潮流。可王安石失敗了，敗得很慘。他的朝廷，從此更加衰落；他的祖國，失去了一次前進的機會。看來，越是超時代的政治家，由於他的深謀遠慮，由於他的急進改革，由於他的不顧後果，由於他的獨立特行，往往不能相容於他所處的具體時代。於是，悲劇就不可避免了。
這就是中國的國情。以致今日，我重新打量這段曆史的時候，不禁長長歎息。
王安石的改革，是孤軍奮戰。保守派們四麵圍攻，雷同一說，語意張皇，仿佛不把變法停止，仿佛不把王安石逮捕，就要出現天塌地陷的大劫了。
──第一個反對王安石的是司馬光。本來，他與王安石是好朋友，他欣賞王安石的才華，他甚至在做大臣時，多次與呂公著等人一起向皇帝推薦王安石，宣傳王安石的政績，對他寄予厚望，沒想到王安石過河拆橋，另搞一套。他反對王安石，不是針對其人品，而是反對他的政治主張。熙寧三年(1070)春，王安石對皇帝趙頊說：“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這讓司馬光痛心疾首。王安石要變法了，司馬光三次寫信給他進行規勸，王安石很不高興。司馬光有勢力，是副宰相，在朝中經營多年，門生故舊無數；王安石是新貴，後來居上，做了宰相，紅得發紫，追隨者眾。於是兩個政治對手很快就形成兩大陣營，仇人相見，拔刀相向。可皇帝信任王安石，司馬光帶著失望，帶著委屈，帶著十多位當時最為傑出的曆史學家，在洛陽一呆十數年，編修《資治通鑒》去了，此事成為中國古代史學自司馬遷的《史記》之後的又一高峰。時人稱“洛陽有真宰相在”，可見司馬光還是很得一部分人的支持。
王安石改革的規模宏闊，所涉及的範圍，既廣且深，但其最為核心的問題卻在於理財，“為天下理財，不為征利”，提出了“欲富天下則資之天地”的命題，他所要富的不隻是國家，還包括了全國的民戶。其見地卓越，是他同時的以及後代的多少政治家所無法設想的。司馬光不讚成，他認為社會生產是無源可開的，政府財政的積貧之局是無法扭轉的。不管皇帝怎樣寵信王安石，司馬光的憤怒仍然要表達。
王安石泰然處之，隻對司馬光的第一封來信做了答複，這就是有名的《答司馬諫議書》，我中學時就讀過。王安石在這封回信中首先指出，我們之間關於變法和反對變法的爭論，是因為政治見解和路線的不同而引起的，既是如此，當然就沒有調和的可能和商榷的餘地，也就大可不必一一爭辯了。看來，王安石是不在乎司馬光的。
神宗去世了，哲宗當政，複拜司馬光為相。司馬光一上任，咬牙切齒，開始了反攻倒算。他將所有的新法全部廢去，把所有的新黨官員全部罷免。於是，剛剛起步的經濟立即滑坡，貪官汙吏與豪紳巨賈又沆瀣一氣，國事已無可為，以後徽、欽二帝被擄北去也是氣數已定，如同一座七寶樓台根基已經腐敗，遲早必將轟然坍塌。
司馬光才不管那麽多呢。
──富弼是宰相，一個保守派頭子，長年累月屍位素餐，一無施為，貽誤國事。就這樣一個昏庸的老人，熙寧二年十月被罷相，當他即將離開北宋政治舞台時，老淚縱橫地對皇帝說，王安石絕對是個不安定分子，已經是天怒人怨，他“所進用者多小人”，以致天降責罰，“諸處地動、災異”，所以“宜且安靜”，也就不要搞什麽變法革新了。富弼的臨別贈言極為煽情。我要走了，要回家養老去了，什麽都不在乎了，在乎的是朝廷，是社稷蒼生啊！
比如富弼極力反對王安石的《將兵法》，勸誡宋神宗“願陛下二十年口不言兵”。契丹打過來了，富弼和元老重臣韓琦對宋神宗說，要把有關戰備的措施一律廢黜，然後才可以把“釁端”消除，要自行解除武器，以釋遼人之疑。真是糊塗到混賬的地步。
王安石拍案而起。麵對契丹和西夏，麵對失敗主義和忍辱求和的議論一直籠罩著的朝野，王安石提出了大舉用兵，以“改變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的戰略構想。他對契丹和西夏的政治軍事局勢進行了具體分析，認為是完全可以藐視的，他說要最終製服契丹，要恢複燕雲十數州，要依照漢唐兩代的幅員規模，由北宋王朝再一次實現統一全中國的大業。應當說，大宋建國百年，從皇帝到輔政大臣，真正有膽有識，能從理性上分析，敢於從戰略上藐視敵人的，隻有王安石一人！
富弼搬出了祖宗的話來反對。淳化三年(991)，宋太宗發表過一段議論：國家若無內患，必有外憂；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患不過邊事，皆要預為之防；惟奸邪無狀，若為內患，深為可懼。帝王合當用心於此。
富弼考慮的是對外敵如何屈服忍讓，王安石考慮的是如何重振河山；一個冷漠，一個熱血。他們當然就要尖銳對立，就要水火不容了。
──蘇軾也充當了反對王安石的急先鋒，隻不過後來成了兩邊不討好的尷尬人。蘇軾與父親蘇洵、弟弟蘇轍在當時極為有名，文學史上合稱“三蘇”。本來，他對前輩詩人學者王安石懷著真誠的仰慕情懷，王安石的改革一開始，“三蘇”就覺得不對勁。王安石太孤傲，太倔強，太急進，蘇軾表示了深深的失望。在他眼裏，王安石是因緣聚會，一朝得勢。他也希望變法圖強，不過希望溫和一些，平緩一些，甚至主張克己複禮，他的革新內容和革新方法與王安石政見不合。政見不一就走向了對立。
蘇軾在《上神宗皇帝書》中說：惟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至富強，亦召怨天下。雖得天下，旋踵而亡。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強且富，不救於短而亡。
我很難想象這是文學大師蘇軾的邏輯。白紙黑字，清清楚楚，按蘇軾的說法，一個國家越是富強，它便滅亡得越快；越是貧弱，它便越能存在得長久。然而當時的官僚士大夫們，卻極少有人對這種邏輯感到奇怪。
蘇軾是我最喜歡的文學家，他此文中的觀點，讓我感到失望和悲哀。我甚至懷疑是旁人嫁禍他的。可事實就是事實，太陽也有黑點，偉人也有汙漬。
政治是殘酷的，隻有一種選擇，沒有回旋的餘地。
王安石不能容忍蘇軾的反對，決定先拿蘇軾開刀。蘇軾的名字太響亮，扳倒他，等於殺一儆百。於是，就捕風捉影，暗示幾個追隨者寫告狀信，搞了個“烏台 _詩案”，將蘇軾逮捕發配。於是蘇軾就成了王安石實施新政後第一個倒黴的大文人。
元豐七年(1084)，蘇軾去汝州路過江寧，專程去看望罷相後賦閑在家的王安石，兩人心平氣和了，遊山賦詩，品酒弈棋，留下了一段千古佳話。畢竟文人的_心總_是相通的，惺惺相惜，高風亮節。後來，司馬光複出廢除新法，蘇軾又堅決反對，提出該保留的新法應該保留，司馬光又將蘇軾當做活靶子。這是大師的悲劇。
──樞密使文彥博，書讀得好，文章做得好，習慣了按部就班，習慣了晨鍾暮鼓，習慣了三叩九拜。王安石的青苗法、農田水利法、募役法、市易法、方田鈞稅法、置將法、保甲法等一提出，就遭到了文彥博的激烈反對。文彥博之類的文人官吏，普遍存在著以道德代替法律的理念，泛道德政治往往使偽善大行其道，各級官僚口誦四書五經，卻在道德的名義下爭權奪利，即使少數較正直的官員力挽狂瀾，也無法突破道德真誠的領域。熟讀詩書的文人治理農民、治理國家，但很少去想改進法律製度。而王安石尋找的是法律代替道德的突破口，他深切地感到法律與道德的錯位，這就有了一大幫文人與他的矛盾衝突，這種矛盾衝突不可調和。
──劉摯是監察禦史，一個典型的小人。他接二連三地向皇帝寫奏章，說天下人有喜於敢作敢為的(指變法派)，有樂於安靜無事的(指守舊派)，前者以後者為流俗，後者以前者為亂常。他說，王安石自執政以來，不幹正經事，擯棄忠厚老成之人，專用頑劣之人，對於“守道憂國者謂之為流俗”，對於“敗常害民者謂之為通變”。在劉摯看來，王安石是大逆不道，是不可容忍的。
──禦史中丞呂誨也發難。呂誨寫了一道上疏，專為彈劾王安石。
──最糟糕的是，太皇太後曹氏過問了王安石變法，老太太明確向趙頊指出： “祖宗法度，不應讓王安石輕加改變。”而老太太是神宗最崇敬的。
──宦官天天圍著皇帝轉，一次竟在趙頊麵前“伏地、叩頭、流涕雲：‘今祖宗之法掃地無遺，安石所行，害民虐物，願陛下出安石’。”
反對王安石變法的還有很多，改革派與保守派的陣營涇渭分明。王安石是宰相，又有皇帝的支持，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要單獨搞倒王安石是很難的，他們聚集在一起，上下呼應，左右夾攻，明槍暗箭，還有那些被強製納稅的地主豪強，被整肅得戰戰兢兢的各級官員，被旁置被冷落對他側目而視的同僚，都以仇恨的眼光在盯著他。一股強大的力量匯集起來，包圍圈越來越緊，王安石拚死抵抗，獨木難支，但他沒有害怕，沒有退縮，左衝右突，勇往直前。
倒是宋神宗有些招架不住。他寧願得罪一個人，也不願得罪一群人。熙寧七年(1074)，神宗將王安石罷相，然而不出一年，神宗又想起王安石，恢複了他的相位。王安石再相一年九個月，終被罷免，皇帝給了他一個公爵和節度使的頭銜，而實際的職位則是“判江寧府”。
王安石徹底退出了政治舞台，他有效的改革時間隻有七八年。
一場多麽短暫的改革！
在南京的時候，我尋訪過王安石的遺跡。那是一個大雪紛飛的日子，我在中山門內徘徊。我喜歡在雪中漫步，那滿天的雪花，多麽純淨，多麽美妙。二十多年前，我曾在這裏踏雪尋梅，遐想無邊；二十多年後人是物非，漫天雪花好像沒有了昔時的古典和浪漫，有的是現代的氣息。中國新時期的改革是在一場冬雪之後開始的，一晃二十多年了。
王安石一生和南京曾發生過幾次密切的關係。少時曾隨在江寧府做官的父親在這裏住過一個時期，後來就是在他的晚年，兩度罷相後，都回到南京，巧得很的是，王安石第一次離開南京赴京城也是下雪的日子，第二次回南京也是在一個大雪天，雪花彌漫，一去一回，心境當然不一樣。去時雄心壯誌，滿懷希望，回時垂頭喪氣，心如止水，等待他的是徹骨寒冰！
王安石的“半山園”坐落在宋時江寧府東門與鍾山之間，恰好一半路程的地方，有東晉謝安的園池故址，正在上、下定林寺中間。謝安在這附近留下了一個土堆子，就是有名的“謝公墩”，它在“半山園”的後麵。
王安石喜歡到謝公墩遊憩。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國，在謝公墩，他想象謝安當年的事業，可那梧桐夜雨，那芳草斜陽，那斷鴻聲聲，那煙波江上，給他無限悲情和憂患，正如錢鍾書所說：“奏樂以生悲為善音，聽樂以能悲為知音。”
王安石寫了兩首“謝公墩”的絕句，其中一首曰：
謝公陳跡自難追，山月淮雲隻往時。
一去可伶終不返，暮年垂淚對桓伊。
我想，這王安石哪裏是在說謝安？他正是在說他自己。罷相，也就是與政治生活告別，這在王安石是不能甘心的，曾經熱血沸騰，曾經縱橫捭闔，曾經以天下為己任，怎會自甘沉寂？
雪在舞蹈。我沒有尋到“謝公墩”，滿眼是現代化的建築，是燈紅酒綠。但我也沒有什麽遺憾，知道這裏曾經有過王安石的哪些遺跡，也就夠了。
王安石在九百年前引領的那場政治改革，就這樣撞擊我的心扉。冥冥之中，我仿佛聽到王安石的一聲悲涼歎息：“國人欲識公歸去，楊柳蕭蕭白下門。”這位政治強人，知道自己的事業已經到了將近結束的時候了。不過他還是清醒地估計自己的生平事業在曆史上留下的印跡，他將不會被人們所遺忘。
王安石沒有猜錯。當他死後，關於他事業的評價，就一直爭論不休，千百年後也不曾停止。反對他的人還把他寫進了小說劇本，“拗相公”也因此流傳下來了。不過這綽號倒很能反映出他在政治鬥爭中不屈不撓的姿態與風格。王安石不朽！幾百年後，列寧興奮地說他是“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列寧應算他的遠年知音。
王安石終究失敗了。為什麽失敗，史學家進行過很多分析。
有人說，王安石敗在宋神宗趙頊手裏。按理，沒有宋神宗就沒有王安石的變法，宋神宗是支持和協助王安石變法為期最長久的一人。以致另一位宰相曾公亮無限感慨地對蘇軾說：“上與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宋神宗與王安石的第一次_會麵，_在聽取了他的那些政治上、財政經濟上、軍事上的改革謀略之後，他真心實意地想使王安石那些治國安邦的理想能夠全部變為現實，這江山，畢竟是趙家的。
但宋神宗畢竟不是一個大刀闊斧、大有作為的君主。他不肯認真對保守派的部分勢力給以打擊，甚至有意將保守派的部分勢力保存在北宋朝廷之中。思想境界和戰略設想的差距，使宋神宗與王安石日益疏離，王安石提出用兵契丹，收複西夏，宋神宗竟虛構了一道“熙河探報”，用以熄滅王安石要點燃的戰火。王安石知道虛假的內幕後，流下了眼淚，痛感全盤戰略的破滅。他感到應該與宋神宗告別了。應該與變法改革事業告別了，應該與他開創的一個奮發有為的新時代告別了。
有人說，王安石敗在小人呂惠卿手裏。王安石沒有積聚一批改革的骨幹力量就匆匆動手，重用了一批勢利小人，最後紛紛反目，比如呂惠卿，在關鍵時刻出賣了他的恩師王安石。呂惠卿是福建人，善於投機鑽營，王安石看重他，將他從一個小縣官提攜至宰輔的高位，作為自己的左右手，人們稱呂是“護法善神”。但王安石罷相後，呂惠卿反戈一擊，不論新法同僚或元老舊黨，凡不合意的一概排斥打擊，同時用人唯親，重用自己的胞弟，以實施新法之後大肆搜刮聚斂。更陰險的是，呂惠卿向皇帝揭發，王安石當年給他寫過兩封私信，上麵特地注上一筆：“勿使上知。” 也就是不要讓皇帝知道他們之間的秘密。犯有“欺君”、“欺朝廷”之罪。結果自然可想而知，於是就有了王安石的第二次罷相。
在人類所有的所謂“忠誠”行為中，政治上的忠誠是最靠不住的，最易變的，因為玩政治就是在玩利益交換。王安石倒了，不得勢了，呂惠卿還有什麽必要去抱他的大腿？他當然不會記得當初的諾言。對於呂惠卿的背叛，王安石深深失望，是他心底永遠的痛。在江寧閑居，天天要寫“福建子”三字，以泄心頭之恨。元豐初年，呂惠卿“除母喪，過金陵，以啟與安石求和”，王安石寫了一封極富哲理的回信給他，表示“不如相忘”。
呂惠卿也沒有好下場，他遭到司馬光的驅逐。
有人說，王安石的失敗，在於“新法”在執行中間走了樣。本來的良好意願，最後變成為人民帶來苦難的東西。
也有人說，王安石生不逢時，那樣一種時代背景，那樣一種文化氛圍，怎麽會允許他的改革走向成功？他可以做太平官，甚至可以做貪官，就是不能做有作為的官，一位同僚曾給他寫信：“這天下是皇上的，你急什麽？”一個人，成不了救世主。
還有人說，王安石是敗在自己手裏。
王安石是一個勇敢的改革者，可他要走出個人的陰影，是多麽艱難的事情啊！
把改革僅僅理解為體製的改造是不夠的，它也應是改革者的精神氣質的改造。讚成自己的就是朋友，批評自己的就是敵對勢力；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一方是真理，一方是謬誤──這種極端思維下劃出的政治分界線明明白白地存在於北宋文武大臣的思想意識中。由於改革是在原有的製度框架內逐漸行進，隻有改革者首先有新的精神氣質，才會出現新的製度變化。這一新的精神氣質就是容忍的精神，容忍對自己的種種約束，有來自法律的約束，也有來自對立觀點的約束，不會把批評看成是敵對勢力的搗亂和陰謀破壞，而是當做建設性的勸阻。
恰恰，從一定程度上，王安石缺乏的就是這種精神氣質！
不管王安石怎樣恥以文士自名，可他是唐宋八大家，文學成就彪炳千秋。小時候我就熟讀他的詩文，比如“牆角數枝梅，淩寒獨自開。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現在的少年人誰不伴著這些詩長大？
文以載道的傳統，培養和澆灌了中國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心和責任感。中國古代，很少有蜷曲於象牙之塔、不問現實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關心現實，有兼濟天下的理想和抱負，因此，他們對現實往往有清醒的認識和理性的思考，在對現實的批判中蘊藏著對人生的依戀，對祖國的熱愛和對真善美的追求。屈原放逐而有《離騷》，盡管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卻又懷戀故國，不忍離去。王安石垂垂老矣，也沒有安於投閑置散的生活。他波瀾壯闊的詩章，憤激、悲涼的調子也時時可以聽到，而且往往更為激越和撼人心弦。
文學家的激情和浪漫，豐富了王安石作為政治家、思想家的內涵。
尋找王安石生命的意義，我想起了黑格爾寫在《曆史哲學》導言中的一段話： “他們之所以成為偉大的人物，正因為他們主持和完成了某種偉大的東西；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幻想、一種單純的意向，而是對症下藥適應了時代需要的東西。”
王安石獨具慧眼，按曆史學家黃仁宇先生的說法是他可以把中國曆史一口氣提前1000年。因為變革是對以往的體製或法律的部分否定。最初是少數敏感的發現者覺察到了原有製度中不合理的地方，通過努力，更多人有了變革要求，這_種要_求不隻是給朝廷方麵造成必要壓力促其革新，也提示朝廷順應多數人的要求來進行改革。王安石的變革思想，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後所有的改革家的思想，是人類思想反抗的文明成果，正是這些成果，使人類有了擺脫野蠻統治的可能和方向。
這是王安石生命的真諦。可是，這顆偉大的靈魂從來就是孤獨的。眾濁獨清，眾醉獨醒，幾乎沒有人理解他。中國曆史上幾次改革，哪次不是阻力重重，哪次不是遭到激烈的反對？王安石後來甚至把窩住的半山園改做僧寺，並由宋神宗命名為報寧禪寺，那裏有豪奢的安靜與孤絕，生一盆火，烤幾枚幹果，燃一屋鬆脂的清香。這裏，可是他生命最後的港灣？
超越是一種孤獨。中國的知識分子特別是改革家，往往有一顆痛苦的靈魂。他們是孤獨的，可他們的憤怒，他們的超脫，他們的憂愁，他們的無奈，他們的淪喪和沉重，他們的奉獻和犧牲，使中國的改革有了它的獨特價值，具有永恒性。
王安石在迷茫、淒涼中死去。死亡應該是另一種生存的延續。(作者：馮偉林 摘自《散文》海外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