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花夕拾- 在央視的日子…
樺樹
引子
那是一個冬天的下午。
寒風凜凜。延慶北部，人煙稀少。重重疊疊的深山裏。
坡上，兩個知識青年正在和老鄉們一起挖土。其中一人是我，另一個是高中同班男生崔建。大隊長李青扛著鋤頭從羊腸小道喘息著奔來，急切地招呼我倆，讓立刻去公社。
冬天日落早，後坑兒村兒到白河堡的路程遠且難行。我們倆先爬過一座貧瘠而荊棘叢生的大山，喘得像狗；再橫過一條結著冰碴的白河，緘默地匆匆在土路上疾走，腳步快得可以參加競賽。盡管如此，待我們到達公社時，天色已暗到看不清對方的麵容。
我掀開厚重油黑的擋風棉門簾進入公社社部，這是一間北方農村的簡單大屋，南向，一長條的大炕，估計20個人都能睡下。正麵有一排糊著米模紙的窗戶，聽得見風的淒厲呼嘯和木楞的咯吱聲。窗前炕下是過道，幾個年長整潔的人坐在板凳上，一看就是城裏來的。回頭再看炕上，擁擠地坐得滿滿，有的盤腿，有的倚靠在牆邊，全是各村熟識或不熟兒的插隊同學們，他們身穿深色棉襖或紮羊皮，男男女女，年輕，表情呆滯。
一位戴著黑邊眼鏡有學問的人正在講話，介紹他是北京儀表局的。崔建和我遲到了，被公社宣傳部長拉到一邊，悄聲告訴這是北京幾個單位來招工的人。我倆就左右挪挪擠坐在了炕上。
接下來，另一年紀大點兒的女士站起來介紹，她短發，戴金絲眼鏡，眼神犀利幹練，南方口音。她是北京電視台來招人的。她描述了電視台一年四季無休止奔波的辛苦，非常肯定地說，女性不適合那裏的工作，他們不準備招女學生。
所有單位介紹完畢，發給知青每人一張表格，寫下自己的家庭背景，生日，性別，哪所高中畢業，哪個村子插隊等等信息，然後一個傳遞一個地全部交了上去。回憶我那天晚上的感覺，並不好，既麻木又有忐忑的憂慮，無助無奈裏隱約看到一細絲的光。坐在炕上的知青們，除了姓名性別不同，別的幾乎都一樣，皆有滿是灰塵髒兮兮的頭發和凍皴了的臉。我突然覺得就像是一群羊，低頭沉默地等著被挑選，無論捉到哪一隻，估計都差不多。也許父母取名獨特的孩子被選中的幾率大一點。
兩個小時後，宣布名單。吃驚，更是意外，我竟然被北京電視台選中。
很快得知了被選的原因：他們需要一名會寫文章的，公社立刻毫不躊躇地推薦了我。而我卻是個女的，著實差強人意。說來慚愧，有次公社開大會我寫了篇稿子還大聲讀了，因此給人留下了會寫的印象。其實真實情況是那天知青點恰巧輪到我做飯，沒有出工下地去幹農活，所以被要求的稿子隻好我來寫，百般不願又沒轍兒，不忍心去累已經累草雞了的其他同學。
如果那天沒輪到我做飯……，一切將無法預測，至少我自己的曆史將會改寫。 每每想起這事兒都不禁令人發呆，生命的過程就是一個接著一個的偶然，當偶然成為過去，用曆史觀的解釋就變成了必然，又稱之為：命運。地球有地球的命運，國家有國家的命運，升鬥小民有升鬥小民的命運，小螞蟻有小螞蟻的命運。
我寫過不少回憶的真實文字，但尚未寫生命中最最重要的許多部分，其中包括我在中央電視台的經曆。央視是我去國前唯一工作過的單位，影視也是我唯一從事過的職業，它引領那個還是懵懂少年的我，走入了大世界。
我寫回憶，難免被議論，甚至恥笑，但記錄真實就無法曆史的虛無主義，每個個人的經曆都是確實發生的故事，甚至連業內人也未必知道。社會與自然是一樣的，你恰巧活在冰山腳下和凜冬季節，就隻能經曆寒冷， 你活在炎熱的海濱就可以遊泳。後來人吃的腦滿腸肥，去高調評論譏笑大饑荒時刻的百姓奄奄一息吃樹皮，那就不屬於曆史觀，而是屬於人品的問題。記錄真實需要勇氣，心中要有一盞不滅的明燈。
之所以動筆難，皆因台裏人物眾多，身邊很多親近的同事都變成了各式各樣顯赫的領導，社會名流，掌握著重大的權力。屢次，我起了個頭，卻又退縮，把寫出的字紙攥成一團，丟進廢紙簍。直到幾天前，突然收到央視朋友發來互聯網上瘋傳的陳漢元先生病榻上的視頻，令我瞬間崩潰，淚水抑不住地流。我責怪那個不顧及病人隱私拍攝此短片並大肆傳播的女人，但也警醒。老陳曾與我有約，他要為我寫的第二本書寫《序》，每次見麵他都會催促。可我的懶惰拖遝，更不信他的身體會日漸頹萎，使書至今未能完稿。靜默想想，人生就如白駒過隙，隻有一刹那間的停頓，我還能找什麽借口，不盡快寫完這篇文字？
（一）
北京電視台
1976年，北京隻有一個電視台，名叫北京電視台。它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北京電台（Radio Pekin）統屬中央廣播事業局管理，三台且坐落在同一個地點，那就是蘇聯大哥幫助修建的北京十大俄式建築之一：廣播大樓。
那年的12月10日上午8點，我們按照要求到複興門廣電大門口報到。有人出來接，大家排成鬆散的隊伍，被帶到了電視台的大放映間。副台長戴臨風先生簡單地歡迎了一下，說我們將會被分配到新聞部，技術部，後勤部等處，各部的主任會叫名字，聽到自己的名字就跟著叫的人走。
新聞部副主任朱繼峰第一個走到台前。
“楊勁樺”，第一個被叫到的竟然是我。
“唐雲江，李小明，趙春生，葉曉林。新聞部的五位同學請跟我走。”
以上四位都是男生，跟我同在一所高中。均高我一屆，除了趙春生我不認識外，剩下的都屬有名的學生。唐雲江是數理化天才，77年高考進入大學並離開了電視台；李小明是高二一班班長，後來當了中央電視台副台長；葉曉林跟我是鄰居，連他書法家的父親葉家林也常常與我聊天。
當時電視台在廣電大院的最南邊，緊靠著南門。那是一棟白色的樓房，一半分給了中央廣播文工團，另一半分給了電視台。這棟樓有三層，底層是膠片洗印車間，二層是錄音部門，第三層就是我們新聞部。
我們五個人被帶進了新聞部的辦公室，一眼就看到了那天在白河堡公社的女士，她微笑著招呼我們。
我說：“阿姨好。”
唐雲江也跟著叫了一聲阿姨。
“叫我老夏。”，她咯咯笑出了聲音。
稱呼長輩為老夏？那一刻的記憶實在深刻，意味著從此我們就進入了大人們的行列。
她叫夏之平，是我們新聞部的主任。
那時電視台最重要的兩個部為新聞部和技術部。新聞部創作每晚播出的所有內容，技術部負責把內容完好無缺地發送出去。新聞部包括時政組，北京組，地方組，國際組，體育組，少兒組，燈光組，資料庫等。這些組就是後來中央電視台的各個中心的前身。
我被分配在地方組當編輯，唐李趙被分配在照明組，葉曉林則去了資料庫。
主任打電話叫來了一位四五十歲的女士，並鄭重地把我交待給她。她叫秦之蓮，我稱她為老秦。
老秦告訴我，地方組的意思就是負責全國各省電視台每天航空送來的的新聞素材，也就是膠片，把它們剪接成視覺新聞，寫好旁白文字，稱為解說詞。每天晚上七點鍾的電視新聞裏，除了時政新聞，大部分的節目出自我們組。地方組的組長是裴玉章，北京大學新聞係畢業，他曾是廣播局有名的筆杆子，你光看名字就可想而知。副組長有兩位，杜長彬和穆昭山。我們組又分成三個部分，各分管不同的省，老秦和我在的辦公室負責華東和西北地區的各個省台。我們辦公室還有編輯顧群星和孫克文。小孫當時剛剛生下了個大胖兒子，在家裏休產假，所以我就暫時使用她的辦公桌。
當時還沒有錄像技術，電視新聞都用16毫米的膠片拍攝，現在想來真是難度很大。地方新聞製作的過程如下：中國各省的電視台拍攝事件的內容，然後將膠片隨當天的飛機航班送到北京。北京電視台收到後，立刻在一層的洗印車間衝洗底片，然後將樣片送到我們組。每天早上，組裏老張把樣片按地區分派到我們各個辦公室。拿到素材後，編輯們立刻開始剪輯和寫作。片子完成，請組長和負責後期的副主任審片，並把文稿交給組長審閱。一旦全部通過，迅速交給樓下的音樂錄音和配音播音員，並剪接底片混錄。當天晚上播出。如果是緊急新聞，則用反轉片拍攝，配音後直接播出，省去底片再衝洗的時間。
老秦是電視台老人，她的先生是當年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的著名攝影師。老秦囑咐我站在她的身後，看她如何先把樣片的每一個鏡頭剪開，然後反複思考選擇，將需要的鏡頭長長短短地用接片機連接在一起，最簡潔清楚地講述一條新聞。當年用膠片和納格拉同期聲錄音難度很大，權宜之計就是畫麵配上解說詞，把鏡頭無法表達的用旁白來補充。解說詞很類似新聞稿，時間地點事件（人物）三要素缺一不可。然而，解說詞又有別於單純的新聞稿，因為它無法獨立存在，既不能解釋畫麵又不能遊離畫麵，所以寫解說詞有個特殊的技巧叫做“貼畫麵”。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接觸電影膠片，每天除了吃飯睡覺，我幾乎時刻都在跟它打交道，它實在令我深深地著迷。
我把樣片的每一個鏡頭在看片機上看過來，看過去，有時我讓膠片自動地走，看人物表情動作的自然變化；有時我用手拉，讓畫麵裏擁擠地騎自行車的人群戛然而止，仔細看女士們蒙在臉上的紅的綠的的紗巾被風吹得鼓起。我喜歡那種種奇妙的感覺。僅那一年，我手裏就摸過無數尺的膠片，連日本接片機，國產接片機的刀片直斜度，進口膠條和國產膠條的厚薄我都仔細地研究過。一般我親手剪接的片子，從不會在放映時跳片或卡機，哪怕我用的是稍厚的國產膠條。我尋遍所有有關電影的書籍，愛迪生，盧米埃爾，蒙太奇，攝影，默片，有聲片……，孜孜不倦地讀，享受得如同天天吃紅燒肉配米飯。下班晚飯後，我會回到辦公室，從垃圾桶裏撿出扔掉的剪餘片，做各種各樣的小實驗，創作蒙太奇的效果。有時我把同樣動作的中景和近景鏡頭在動作的中間剪斷，再把中景近景連接起來，如行雲流水，沒有絲毫的違和感，卻又產生了新鮮。我常常就浸淫在這小小的自我快樂裏，磨蹭到深更半夜才戀戀不舍地回宿舍睡覺。老秦看我不厭其煩地琢磨這些小把戲，總是笑：“沒有必要啊，小楊，一個鏡頭就好了。”
報到時人事處告訴我，你們這幾個是電視台年紀最輕的員工，又是農村插隊的學生，所以級別最低，掙31元的薪水。我點頭，謹記卑微，沉默少語，黃花魚低頭溜邊兒。其實錢少對我來講沒什麽，每個月初，一發工資我就去食堂買飯票，花掉十五元。我住在廣電局複興門的新302集體宿舍的頂層，床位每月5毛錢。吃住保證了以後，剩下的錢我會買一張公共汽車的月票，然後就都買成書。那時的書也很便宜，我在宿舍立著一個書櫃，別人都特別羨慕。
錢完全不是問題，但有一件事，卻令我寢食難安。那就是天天夢想著的上大學。當時新聞部能當編輯的人，都選自各著名大學的中文係或新聞係，而我算什麽？什麽都不是，隻是個山溝裏的農民。我那自幼年就被父母教育出來的可怕自尊心每天折磨著我。除了加倍努力，我還能有何選擇？
那一年裏，我幾乎沒有休息過周末，沒有休息過晚上，過著簡單忙碌和極為自律專注的生活。我入台前，由於攝影、編輯和翻譯的極度缺乏，電視台招收了一大批當時的工農兵大學生，來自全國的頂尖大學，我對他們懷有無比的羨慕和崇敬，幻想著哪天能像他們一樣，被推薦上大學。他們中有王曉明，張長江，張長明（後任中央電視台副台長），張永富，陸金龍，李曉雅，趙化勇（後任中央電視台台長），孫素萍，孫克文，馬赤厚，王進友，王素梅，王春全等等，他們成為當年電視台不可或缺的中堅力量，也很快成為了引領中國電視的台領導和各個中心的領導。當時，他們當中有些配偶在外地，有些尚未成家。吃完晚飯後，這些年輕人都會去新聞部辦公室，一起看當晚的電視新聞，主要看自己做的節目。
新聞過後，我走過寂靜空蕩的走廊，獨自一人回到我的辦公室，繼續工作。其實亮燈的還有我斜對麵的辦公室，裏麵坐著台裏紀錄片大編輯臧樹清。臧樹清是南方人，文革前複旦大學畢業，當時他孤身一人在北京工作，妻子孩子都在外地。整個側樓裏，隻有我們兩個人。他辦公室的門永遠是敞開的，我辦公室的門永遠是緊閉的。
我更喜歡在夜裏工作，能聚精會神不受幹擾。我會花比別人多數倍的時間做一條簡單的新聞，全因我是個無可救藥的完美主義，用今天的貶義地詞兒形容，就是處女座的龜毛。當年的新聞稿紙是特別的格式，左邊的格子寫解說詞，右邊的空白欄是鏡頭提示。解說詞的長短嚴格依賴鏡頭的長度，多幾個字或少幾個字都會影響播音員讀稿的語速。寫一篇好的短新聞稿不難，但寫出好的解說詞卻不易。因為解說詞句子短，不僅要方方麵麵顧及到，還要拿捏得恰到好處，當然，再有些文采，感染觀眾就更不容易了。
應該說，我對如何寫好解說詞是傾全身心去學的。我從關注台裏的大編輯們的解說詞開始，琢磨比較他們各自獨特的風格。電視台的編輯職稱，就是人們認知裏的編導，他們是所有影片節目形式的主導和靈魂，對他們的要求是全方位的。當年，攝影記者屬於前期，主管前期的新聞部副主任是孔令鐸先生（後為央視國際中心主任）。攝影師主要來自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和北京電影學院攝影係，如：李紹武，左耀東（專題中心主任），戴維宇，王元洪，王新華，李凱（廣告部副主任），盧誼遜，閆平舟，崔雁敏等，人數較多。編輯屬於後期，人數少，著名的大編輯屈指可數，如：王嫻，陳漢元，劉孝禮，藏樹清，龐嘯，屠國壁（絲綢之路撰稿人）等。編輯最厲害的地方，都在筆頭，也就是解說詞。那時我年輕，胸中有塊壘，時時感到有噴射而出的需求，我經常在聽劉孝禮寫的解說詞時會汗毛一根一根豎起來，比如：“六連的曆史是用刺刀寫紅的”之類的……, 那種撥動人心的激情，使我至今無法忘卻。毛澤東逝世，周恩來逝世的片子好像都是他寫的解說詞，夏青或趙忠祥播音。劉孝禮先生後來擔任中央電視台軍事中心的主任，並成為了將軍。
那時，我對解說詞的熱衷就像是著了魔，連夜裏睡覺也睡不安穩，常常會夢到一些詞句，跳起來摸黑寫在小紙條上。周末洗衣服時，我抖出來的各式字條會掉滿一地，似一地雞毛。我寫字很認真，為了漂亮，用蘸水鋼筆，字寫出鋒來，純藍色的墨水，絕不出現塗改，錯字等馬虎，受到組長老裴每天的表揚。有一天中午去去食堂吃飯，一個壯實高個子的男人朝我走來，他大眼睛，感覺稍稍有點突出，一張口聽見熟悉的聲音。他說：“你就是那個新來的編輯吧？我每天讀你的稿子，最幹淨的稿子。我是趙忠祥，大家都叫我大熊。”
不過，我需要激情卻極度不喜歡煽情，我的審美是追求那種潛台詞的威力，不動聲色地，巧妙地，風輕雲淡地，表達深層次的話外音，陳漢元就是這種風格的高手。記得當年被報刊媒體頻繁使用的一些詞句都令我受不了。舉例： “甩開膀子大幹”就是其中一句。我每次聽到都覺得十分好笑。組裏有編輯就愛用，說多生動啊，很形象。我暗想工人農民也就算了，可以甩膀子刨土打鐵什麽的。可說到知識分子時也用，真難為了，類似陳景潤那樣的，連鞋帶兒恨不得都不會係，談何甩膀子？
有一次，我和陳漢元，朱景和（專題部主任）去杭州。傍晚，我們三個在西湖邊散步，我說，我想寫一本解說詞的書，他倆都興奮地說好啊！嗬嗬，現在想來我是多麽幼齒，我竟然對解說詞迷到那個份兒上。出國後我在UCLA電影學院研究院的學習，使我對紀錄片的創作和理解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幸虧沒去寫那本書。
89年為美國PBS拍完大型係列紀錄片《太平洋世紀》後，我的製片人亞曆克斯·吉布尼（兩度奧斯卡紀錄片獲獎者）給了我一盤1/2的錄像帶，我播放來看，叫《河觴》。那是中央電視台用拍《話說黃河》的剪餘片編的一部紀錄片，畫麵沒有什麽特別，但聽說在國內產生了空前絕後的影響，全因為那極為煽情的解說詞。我赴美國讀書前，專題部左耀東先生和我籌拍中國近代史30集大型紀錄片，臨行，我擬好了創作大綱，但後來各種原因，此片沒有拍，是左師傅和我終生的遺憾。《河觴》大致講的也是那段曆史，看完後，我陷入思考，想如果解說詞由我來寫，我不認為如此慷慨激昂的亢奮會比不帶情緒的平和客觀更具有力量。
有一年回國，王嫻邀請我到泰安參加全國紀錄片導演製片人大會。當我匆忙趕到那裏，驚喜地見到了陳漢元和田本相二人，老陳與我是忘年交；而田老師曾在我年輕時輔導我研究過魯迅。
大會有三個發言人：
第一位是著名大教授田本相，他站在台上熱情遼闊，擲地有聲地說：“什麽是解說詞？解說詞是詩，解說詞是散文！“
第二位是被譽為中國電視天才第一人的陳漢元，他和聲細語親切地講述《雕塑家劉煥章》的創作過程：“鳳頭、豬肚、豹尾 ”，還有那意味雋永的解說詞寫作。
第三位竟然是我，我看著台下大會場裏的幾百個翹首凝視的嚴肅藝術家們，對著麥克風半天開不了口，思忖自己的見解是不是大逆不道，整個會場在等待……。 終於我猶豫地說：“我能說的隻是自我否定，否定我過去對解說詞的偏執。……, 誠實地說，以我現在的理解，什麽都可以是解說詞，沒有特定的定義和形式，隻要你用得合適。”
（二）
老師王嫻
春天的一個早上，剛上班，部主任老夏來到我們辦公室，她說我的工作完成得非常好，很出乎大家的意料。弦外之音似乎原來沒對我這個無學曆，無背景的農村插隊知青抱什麽期望。老夏還說部裏決定進一步地培養我。她的肯定對我很重要，剛入職場的我是個二表人士，既努力在工作中表現自己，也喜歡受到表揚。
老夏帶著我從走廊轉過彎兒去，進入了一間窗戶朝南的屋子。屋裏有個小個子的女士，濃密的短發整齊地蓋過耳朵，看模樣四十歲左右，尖尖的下巴，尖尖小巧的高鼻梁，笑起來眼睛彎彎的，我心想她年輕時一定是個特別嬌俏的小姑娘，當然這隻是本能地念頭一閃，完全沒有不敬。其實我早就知道她是誰，她的瘦小身材和她的大名鼎鼎有點兒不相對稱。我常常遠距離地注視她，默默地偷聽別人議論評價她，她就是當年電視台響當當的大編輯，而且，是唯一的女性。
老夏對我說：“這位是王嫻，這個星期她每天都會教你。”
我怯怯地點頭，欣喜萬分，並羨慕地看著王嫻的專業大剪接台，台上有一層層的格子，分門別類地放置著片盤，膠片，接片機，筆筒，稿紙，書籍，曲別針，放片機，等等。
她，就是我第一位真正意義上的影視老師。
國內當年同事之間不像美國人直接叫名字不帶姓，皮特，邁克，珍妮佛…..; 也不像當下見誰都稱呼老師，雞皮疙瘩起滿身，毀了一個中文詞匯。那時，年輕人被叫小楊，小王，小林; 年長的被稱老張，老劉，老陳; 少數人有綽號，比如：大熊（身材高大厚實），老光（光頭）；連名帶姓兩個字的，就直接叫名字：王嫻，李凱。
但直接叫她王嫻，我還是有千般的顧慮，哪怕到了幾十年後的今天，這個顧慮還在延續。跟著別人叫她王老師，又太生分，哪怕她是我名副其實的老師。
前三天，王嫻播放她創作的紀錄片，她給我講鏡頭，遠景，全景，中景，近景，特寫，空鏡頭，靜止鏡頭，運動鏡頭，搖，推拉，軌道，空拍，主觀鏡頭，……等等。接著，她告訴我人眼的反應是0.4秒，一秒是幾格膠片，如何把各種鏡頭銜接在一起讓眼睛看著不跳, 簡單的規則：動接動，靜接靜，動態的鏡頭停住後，再銜接靜止的鏡頭。留心方向，對麵說話，避免一順兒，錯了位置。她教我剪接的技巧，鏡頭的選擇，表現主題的各種不同方式，還有很多。
後三天上課，她講解說詞的創作。她說話聲線很細，音色年輕，沒有共鳴腔，音量不大。她的解說詞寫得好極了，尤其是由播音員念出後，你仿佛感覺到大江大河，那種流暢，就像是一條無盡頭的黑絲絨帶子，豐滿，渾厚。總之，她的作品風格和她的外表反差巨大，她不是女性的那種精於雕琢，小模小樣，我覺得她的作品比有些男性編輯的片子還要大器得多。
我每次看見王嫻，她都是身板筆直，頭高高揚起，完全不像我低頭縮背，悄聲走過。王嫻是驕傲的，出類拔萃，常讓我想起小個子的拿破侖策馬揚鞭指揮著漫山遍野的千軍萬馬。人都說廣電部是個藏龍臥虎之地，不顯山露水的高才比比皆是。王嫻能在這男性主控的專業領域占有一席之地實屬不易。很多著名大片如《鑒真大師》，《唐蕃古道》等都出自她手。她是個事業心極強的人，有個性。她出身知識分子家庭，少年時代獨自一人從天津考入了北京的中學。文革前南開大學中文係畢業後進入電視台，生下兒子幾個月後就把孩子托付給別人，自己全國各地去拍片。當時我們電視台裏終日泡茶聊天無所事事的大有人在，這世界上，處處都是金子和土的區別。
培訓結束時，她語重心長地對我說：“ 小楊，每寫一個字都要認真，哪怕是寫一張便條，一個借據，一封信。”
後來我偶發過三封信箋，大學好友牛軍對我說：“沒見過像你這麽認真寫信的。” 確實，如果不是王嫻對我的教誨，我就養不成這種習慣。
一個周末，王嫻請我去她家吃飯。那時電視台編播部門人不多，彼此都熟識，感覺像家人一樣。老同事們因我獨自一人常會請我去他們家裏吃飯。70年代後期，大家薪水菲薄，文革前的大學生工資多年保持在56元，像大熊趙忠祥17歲高中畢業就進入廣電局沒有大學文憑的，收入就更少了，生活非常之拮據。我記得大熊有次請我吃飯，就是買了2毛錢的肉餡兒，炒了一盤扁豆，全家人吃。不過到王嫻家吃飯就非常隆重，她會燉一隻鮮美的活雞，並不斷地把最好的雞腿夾到我的碗中。
王嫻的丈夫是位大學教授，謙謙君子，非常之和善有禮。他們有個兒子，叫揚揚，那年十二、三歲，模樣極清秀，內向羞澀，跟他媽媽個性相反。他抬起漆黑的眼睛看我一下，趕緊又垂下，怯聲叫我阿姨。我那時也還是十幾歲，所以不好意思答應。從那天起王嫻讓我輔導揚揚的功課，我哪裏有那個本事？好在他極為乖巧，不介意我胡說亂講。我問知道四大佛教名山嗎？搖頭。於是就告訴他。又問，每個山都供哪個菩薩？答：不知道。於是又告訴他。嗬嗬，我真正是誤人子弟啊。後來，那個小男孩兒揚揚竟然成為了著名大國企的總裁，真令人刮目相看！現在我再讓他稱呼我阿姨，他是死活也不幹了。
轉眼國慶節到了，電視台讓王嫻和於津二位編輯主編國慶紀錄片。王嫻借調我做她的助手。我倆去了很多公園，四處都在演節目，我們坐個小板凳在台下看，被太陽曬得快睡著了。總政文工團在中山公園演，戰友文工團在頤和園演。我印象深刻的是那些穿軍裝的女演員臉上化的妝很鮮豔，像極了我家院子裏熟透了的粉紅水蜜桃。
沒想到那天的下午，爭執發生了。於津和王嫻吵了起來，互不相讓。終於來了一個算領導也不太算領導的勸架的人，他就是當年台總編室副主任陳漢元。我把辦公室的門關上，不願讓別人聽見，屋內隻有我們四個人。陳漢元讓雙方各自陳述，像和事佬似地歸納總結，矛盾的焦點是片子的題目：《國慶讚歌》。
突然，陳漢元看見一旁始終沉默的我，說：“這個女孩兒沒見過，你怎麽看？”
我愣了一下，回答：“就改名為《慶》吧。“
“嘿，有點意思，“陳漢元樂了。
大家都樂了，於是氣就發完了。
那天起，我認識了陳漢元。
（三）
忘年交陳漢元
我最不願意記述的人物就是陳漢元。不願寫是因為他的名氣太大，恐有巴結之嫌，而不善阿諛是我的短板。但我又不得不寫，因為回憶當年的電視台，誰也繞不開陳漢元。
那時電視台內的風雲人物遠不像當今是播音員和主持人，播音員永遠不可能成為靈魂人物，而大編輯才掌控全局。陳漢元成名很早，他是收入小學生課本《收租院》紀錄片解說詞的撰稿人。更何況老陳是在創作上對我影響和幫助最大的人，是我初出茅廬時就肯定我的人，我們共同存有一種很難描述的對藝術敏感度的契合，以及衍生出的對人性的認知，對情感的理解。
陳漢元堪稱絕頂聰明且才華橫溢，他在電視界被大家尊稱為“老爺子“，就是肯定他的行業地位。但我從來都叫他”老陳“，每每聽見“老爺子”的江湖稱謂，都讓我感覺俗氣並心生可惜，可惜了他溫暖，幽默，真誠的翩翩人格氣質和韻味。要準確描寫陳漢元，難度非常之大，因為他的層次和側麵太多，就像那故宮大圓赤柱上雕刻的立體飛龍，有不為人道的情態自由和精神世界。
來美國後隔著太平洋，我和陳漢元的交往就大大減少了。加之我認為和朋友靠得太近是一種彼此的消耗。我從小獨處，習慣了孤獨，隻有孤獨時才能深刻思考。過去的幾十年裏，我和老陳見麵次數有限，但每次相見都立刻感受到那種熟悉的默契。我們徹夜長談，談文學，談哲學，談影視，談歌詞，談家人，談情感的需求和疑惑糾結，談創作所要求的無盡源泉……。老陳喜歡唱歌，我有點兒驚訝。在泰安那晚他要去唱卡拉OK，我說你和王嫻貢吉久去吧，我不唱歌，嫌吵。他堅持我也一定要去。忽明忽滅的幽暗大廳裏，我們看他拿著麥克風十分認真地唱著憂傷的情歌，覺得有點好玩兒，更是好笑，再定睛一看，他已是滿臉淚水。
我初學寫解說詞時，就看陳漢元的片子，立刻懂了“貼畫麵“的意思。陳漢元的解說詞從來都是非常巧妙的，講究的，不俗，出人意料，又在意料之中。比如《話說長江》、《話說運河》的開場白一撇一捺，話中有話，溫潤悠遠，天上地下人間的乘風馳騁，卻沒有絲毫唐突，他真是一個天才！
老陳盡管當過台領導，但沒人害怕他，不像後來的台長們那般嚴肅。大家在一起討論時，他常常很安靜地坐在那裏，突然輕聲說出一句幽默的話，全場捧腹。陳漢元是隨時隨刻都在思考創作的，不像別人隻在工作時才工作。思考和創作就伴隨著他的生命過程，哪怕是一句歌詞，一個笑話，一段令人深思熟慮的言語，解說詞….., 他都會反複琢磨，從不輕易說出來。每當進行頭腦風暴時，隻要看到他在場，大家就會放下心來。
我絕對認為陳漢元的內心是孤傲的，但他外表的謙卑和親切才是他人格魅力所在。他從不吝嗇讚美別人，說得那麽真誠。有一次，我和王嫻去泰康養老院看望他，他說：“王嫻是好人。” 回家後，王嫻打電話給我，說她聽了心裏有莫大的快樂和安慰。
2019年，那時疫情尚未爆發，我回美國前最後一次去看望他，他特認真地對我說：“小楊，你比我寫得好。” 我噗嗤一聲把喝到嘴裏的綠茶都噴了出來，我被逗樂了，邊咳嗽邊說：“你說這話是為了讓我再來看你吧？我下輩子也不可能比你寫得好啊。”
早年我和陳漢元變成好友忘年交，也是因為他對我的讚賞。這是父母對幼兒教育的法寶，誇讚畫了個圓圈的兒子說他就是個藝術家，能畫得這麽圓，所以兒子真以為自己是個天才，就更努力地去畫。對一個十幾歲的年輕人來說，當年這招對我也起了作用。 77年底恢複高考，我終於有機會上了大學。 81年的一天，正值緊張的期末考試，陳漢元和左耀東二位先生冒著瀝瀝小雨騎車到人民大學來找我。他們說電視台緊急需要拍一部大紀錄片，四集，左耀東是總製片人，關於中國現代曆史的，拍攝製作時間隻有一周，需要我寫全部的解說詞。我說沒時間，在考試啊！再說了，我現在不是電視台的人。老陳說不管，必須寫。
當天下午，我就跟他們一起去了曆史博物館，初次見到了剛從新影調來的攝影師胡崢，我和胡崢一見如故，跟他說了我的構想，因為如此短的時間裏創作這麽大的一部片子，沒有嚴絲合縫地配合是根本做不到的。一般紀錄片的創作，忌諱解說詞先行，除非萬不得已。胡錚高大帥氣，出身藝術家庭，悟性很高，他有個知名的音樂指揮家父親胡德風，還有個著名的導演妹妹胡玫。
晚上我回到學校後就去了圖書館，找了一個角落裏的位子。人有的時候很奇怪，常常拖很長的時間都做不成一件小事，可在緊要關頭，卻能完成mission impossible。那個晚上，僅僅為了不辜負老陳對我的絕對信任，我竟然寫完了所有四集的解說詞。
我把稿子交給了陳漢元，他是總編輯，審閱修改所有的記錄片文稿。第二天，他把稿子交給了趙忠祥，竟然一個字都沒有改動。我還記得影片解說詞的開場：“一個幽靈……, 在中華民族的上空徘徊……”
最後混錄時聽著趙忠祥的現場配音，曾文驥（錄音科主任）是配樂，我臉上身上一層又一層地不斷起雞皮疙瘩，都不敢相信那是我的手寫出來的。實在受不了，就出門到走廊裏聽，聽得心潮澎湃。此片不僅按時完成並播出了，還獲了大獎。左師傅高興且驕傲，全組人都相互祝賀，我也以為自己還成。
老陳的妻子張阿姨和女兒陳瑋都與我十分熟悉，我一直最尊敬張阿姨，為丈夫女兒付出自己的一切，無怨無悔，真不是一般人能夠做到的。陳瑋從小就是個漂亮的姑娘，無憂無慮，長腿，聰明，引人注目。從她在101上高中起，就常來找我。記得她高考的那天，我不放心，沒吃午飯就跑到大一路公車站等她。我坐在馬路牙子上，比自己考試還要焦急。過了一會兒，陳漢元竟然也來了，他坐在我的旁邊，說咱倆擲五分錢的鋼鏰吧，如果國徽朝上，就是考上了。
1988年，我邀請陳漢元和孔令鐸二位到洛杉磯好萊塢訪問，美國電影學院為他倆組織了盛大的活動。老陳一下飛機就悄悄地對我說：“小楊，我被中央電視台一人一票選上當副台長了。” 我聽了就笑，就像是小學生被選上了中隊長。
陳漢元是個守諾言的人，俗話說就是靠譜兒。有次我約好去看望他，誰知第二天一早下起了鵝毛大雪。起床後我猶豫了，因為很難打到車，我住在東邊，他住在西邊，想是否改天再去？一小時過去了，我內心不安，萬分艱難地出門了。待出租車開到五棵鬆的影視之家時，我遠遠看見漫漫大雪裏老陳和張阿姨相互攙扶著在大門口等我，滿身上下全是白雪，不知已等了多少時辰。我心想幸虧來了。
多年前，呂大渝跟李傑信先生來洛杉磯，他們住在帕莎迪納的希爾頓酒店。大渝聯絡我說給我帶了東西。我去後打開一看是張阿姨和老陳給我帶了件紅花的真絲棉襖。
每次想起這些小事，我都感到心底流出濕潤。陳漢元的感受能力極強，他很懂如何帶給人以溫暖。
坊間互聯網介紹陳漢元的文章多如牛毛，而我寫的都是些無關緊要的雞毛蒜皮，如果此文字被老陳讀到，他未必就會歡喜，可能覺得我太不夠意思。他的成就不需要我來宣揚，我想要表達的隻是他真實的性情，還有他有趣而不乏味的靈魂。他是個真正的性情中人。
有一天，某報社為報道陳漢元去采訪張阿姨，張阿姨想了許久許久，最後隻說了一句話：“陳漢元是個好人”。
（四）
中央電視台
1981年，北京電視台改名為中央電視台，北京市委又成立了自己的北京電視台。那時還沒有衛星上線，中央台和地方台的區別是播出收視的範圍。中央台麵向全國播出節目。
那一年的年底，我大學畢業被分配。係裏找談話，讓我留校人民大學，給係主任胡華做助手。與此同時，台裏也要求我回去。權衡之下，自知之明，我絕對沒有像牛軍，米鶴都，楊奎鬆那樣價日枯坐，埋頭故紙堆的毅力，加之我對電影的不滅熱情，決定選擇電視台。但我不帶工資，而且專業是曆史不是中文，不符合回去的條件。為此，中央電視台費盡氣力，用各種方法到國家計委請調了一個名額，我才得以順理成章地回到了原單位。
80年代，是中國電視迅猛發展的開始，膠片換成了錄像帶，攝影機換成了攝像機，這對製作節目來說，真是太容易了。不過，電視台的規模也在擴大，播出節目的時長大幅度增加，新聞部的各個組獨立出來，變成了國際部，體育部，專題部，少兒部，經濟部，後來這些部又變成了中心。
以我對電視的理解，新聞永遠是重中之重，這是毋庸置疑的。諾大一個國家，每天會發生多少讓人矚目的新聞。一個電視台，如果新聞節目做好了，就不用擔心其收視率的問題。中央電視台得天獨厚，盡管新聞千篇一律用詞，播音腔，讓人明明在聽可似乎又什麽內容都沒聽見以外，無人可與之競爭。我原是老新聞部的人，按理應該留在新聞部，但對當時的我來說，做簡單的新聞節目已遠遠不能滿足我事業上的訴求。所以，我選擇去了專題部。幾乎台裏所有重要的編輯攝影師也都去了專題部。
專題部除了負責製作中央電視台所有的大型紀錄片以外，還開始了專題評論節目。專題的產生完全是出於需要，因為它製作快捷，可以專注於社會熱點，同時，攝像機同期聲的運用也給製作提供了可行的條件。我還記得央視第一個嚐試性的評論節目是《觀察與思考》，那時我還在大學，看到滿頭白發的老編輯龐嘯站在堆滿大白菜的平板車旁，手裏拿著一尺長的黑色麥克風說：“為什麽北京市民冬天不存大白菜了？” 當時我的感覺特別好，既生動靈活貼切又完全沒有播音員的那種正式腔調。
回到台裏後，盡管我也剛大學畢業，但台裏把我跟所有新分來的大學生分別對待，連評職稱自報公議時，領導也囑咐我不要和別的大學生一樣按規定自報助編，而要報編輯。我成為了被中央電視台最重用的年輕人之一。
台裏要求我做主持人，創辦了兩個欄目《人物述林》和《青年之友》，這欄目名字都是老同事王元洪取的，我總覺得太過書麵語了。做主持人我非常心不甘情不願，因為不喜歡出頭露麵出圖像，而且我當年是胸懷大誌，要做大事的。但當時實在緊缺能獨當一麵的人，主持人不僅僅是主持，更重要的是負責節目的創意，策劃，寫稿，製作，完成等一切，還有速度。如果我寫好了稿子，再讓別人來念，那實在是太麻煩了。當時電視台從北京廣播學院分來的播音員隻有兩位，杜憲和薛飛，他倆搭檔新聞聯播，和別的老播音員劉佳，李娟，邢質斌，趙忠祥一起輪流，根本不可能主持任何節目。
既然說起小杜和薛飛，我就在這裏多提一句，希望不要被刪稿。我第一次見杜憲是81年夏天在山西，那時她還在廣院，到電視台實習，跟著王元洪的攝製組到臨汾拍攝當年從台灣投誠過來的空軍飛行員徐廷澤。那是她第一次主持節目，攝像機對著她，她說話時臉上的肌肉不斷地顫抖，我旁邊看她的緊張自己也開始抖。我很喜歡杜憲，喜歡她的平和本色，她大我幾歲，但兩年前我跟她見麵竟發現她還跟82年進台時一模一樣，看著比我年輕。她提著個塑料袋，裏麵裝著鋁飯盒，簡單得不可思議，讓我感覺真舒服。薛飛在中學就跟我是同學，他父母家住總政文工團，少年時他在校宣傳隊，我常常看他在台上演出朗誦。2019年疫情前，我邀請他給豆瓣做一個係列的播音大師課，未想審批不被通過。那晚，我又看到薛飛時感慨萬千，他臉上的滄桑令我動容。
我當年主持節目很隨意，既不化妝也穿著簡單。王元洪說：“小楊，這可不行。” 於是台裏出錢在海澱一個小裁縫鋪給我做了一件合身的深藍色西裝，多年後我偶爾找東西時翻出來，大吃一驚，衣服瘦小得隻能給沙發上的布娃娃穿上。可見當年的營養有多麽的缺乏。
當時在央視真能感受到民主的氛圍，沒有人懼怕領導，連我這麽乖的年輕人都跟主任在走廊裏大吵過一架，兩旁的辦公室裏伸出無數偷看的腦袋。其實我在中央電視台人緣兒極好，沒跟任何人有過嫌隙，耳聞文革中老同事之間有過派別之爭，但我既不關心更不會去站邊兒。比如呂大渝和趙忠祥文革中的恩怨，我也是從大渝的回憶錄中才知曉。他倆都是我的朋友，我隻能選擇緘默。對於同事們的情感緋聞，別人嘰嘰咕咕地熱切議論，我卻聽而不見，不僅沒時間沒興趣，更因為我尊重隱私和所有真實的情感，也許我的原則與社會規範有別，我認為彼此真誠的那個霎那於我而言就是好。但那次吵架使我開始深思，問自己到底要什麽？想做個什麽樣的人？
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有一天，突然出現了一個高位截癱的女士張海迪，全國上下由團中央號召大肆鼓吹她，宣傳她如何跟疾病搏鬥，意誌堅強。一下子，大街小巷，到處都在傳播她多麽熱愛學習的事跡，成千上萬的人都不去上班了，到人民大會堂一遍遍聽她的演講。所有的新聞媒體，報社都在炫情地歌頌她，人民日報記者劉賓雁寫了滿滿兩版的文章讚美她（當時的人民日報總共隻有4個版麵，一個開合），說她留著長發，跟世俗抗爭。
我不知道各位如何看待此事，但我當時的感覺就是大家的腦袋都短路了。我不認識張海迪，對她沒意見，但我對這種英雄式的狂歡反感至極，就像又回到了文革。這明明隻是件不幸的個人私事，卻耗費如此之多的社會百姓資源。如果真的關心殘疾人，那就應該落實到每個人的身上。比如，我的同學和央視同事葉曉林，他78年高考分數遠高於大學錄取線，僅僅因為一條腿有點跛，就扼殺了他上大學的基本權利，和張海迪相比，他肯定比她的學習還要好。記得當時他騎車到人民大學來找我，而我卻無能為力，每每想起，心裏都異常難過。好在葉曉林自強不息， 且情商智商過人，後擔任過《焦點訪談》製片人 。
所以對張海迪運動，我旁觀，什麽都沒說。但是，麻煩來了，上麵責問為什麽中央電視台對此沉默不語？於是台領導趕緊找到我，因為我主管青年欄目。歎氣，我鬱悶了一個晚上，第二天帶了攝製組去了山東聊城，拍攝了一部《張海迪家鄉的朋友們》，我采訪了她的父母，朋友，對她的妹妹（記得叫小雪）抱有很大的同情。小雪安靜溫順，不愛說話，和她姐姐的個性天差地別。但她才應該是被人們宣傳的英雄，因為是她每天默默無語地照顧無法做任何事情的姐姐，從小就背著她姐姐到處走。
回京後，台裏認為做得可能還不夠，我就又組織了一場張海迪電視討論會，請了人民日報的劉賓雁先生，中央電視台的陳漢元先生，還有新華社的張軍先生，節目由我主持。
審片那天，領導都來了，大家看完都說很好。突然，部副主任粟裕釗（綽號老光）說話了，他說確實不錯，但是小楊的頭發過了肩膀，太長，是小資，不行，必須重拍。哇，我當時的火兒一下子就湧上了頭，我怎麽可能再把這些人找來重複拍一遍？更何況，我的頭發還不到張海迪的一半長。
我什麽都沒說，站起來就走了出去。
我跑出廣電部大門，坐上大一路公共汽車到達了王府井，徑直走進了四聯理發館。我說剪頭發，師傅讓我坐下。他問我剪多少？我說短點兒。他一剪刀下去，我說再短點兒。他猶豫地問我肯定嗎……？
回到辦公室正是午休時間，每個辦公室的大門都是敞開的。我從走廊走過部辦公室，正在打盹兒的粟主任突然跳起來衝到走廊。
他大喊，聲音異常洪亮，恨不得全樓的人都能聽見：“小楊，你把頭發剪得比我還短？？？以後怎麽再出圖像！！！”
所有人都稱呼粟裕釗為老光，因為他是光頭。
不過大家別誤會，我是很喜歡老光的，他寫得一筆好字，我對有才氣的人都另眼相看。我講這個小故事是還原80年代初社會的保守，估計現在的讀者都難以相信吧？其實部裏的領導和同事們：朱景和，左耀東，王元洪，張長明，丁友友，王興中，劉秘書等都待我極好，很幸運能和他們一起合作。
幾天後，節目播出了。突然來了一個中年男人，他找我，介紹自己名叫石灣，新觀察雜誌社的編輯。他跟我約稿，讓我當晚就寫一篇張海迪的稿子。
我說：“不寫！”
他沉默。但就是坐在我們辦公室不走。我也不跟他說話，不是不懂得禮貌，而是氣不打一處來。
終於，他很同情地小聲說，“沒辦法，希望你能諒解，大家都是在這行混飯吃的，我們明早不發這稿子不行。我看了你的節目，你就歸納一下寫出文字，真不想為難你。”
我突然覺得歉疚，就勉強答應了。一夜未眠，我把稿子寫好謄清，第二天送到了雜誌社，他們支付了我當時最高的稿酬，1000字12元，以表示感激。
我慶幸自己不是播音員，人們看到的隻是播音員在社會上的光鮮，卻體會不到他們內心深處的落寞（這是我邏輯上的猜測）。他們無論喜歡與否，每天都要朗讀別人的稿子，做別人的喉舌，真是件最不容易的事情。他們還要花費很多年的時間去學習用同樣的語調和方式在鏡頭前說話，如同國慶節閱兵的動作，整齊劃一，千人一麵。至少我主持的節目文稿是我自己的寫的，那次張海迪事件讓我才深切地體會到這點。我反省自問，我這麽愛思想的人真適合這個工作嗎？
電視台值得記錄的同事和朋友實在太多，但由於篇幅的限製，我無法源源不斷地寫下去。斟酌了很久，決定再寫一個朋友。
（五）
朋友李凱
前幾天偶爾跟李凱連上了微信，甚是高興。他發給我一些過去在電視台的照片，其中有我，有他，還有一些甚至忘了名字的同事。我說要寫他幾筆，他說他不值得寫。李凱當年是中央電視台最帥的帥哥，估計無人會有異議，誰不想有機會寫寫帥哥呢？
不過李凱長得那麽英俊一點兒用也沒有，因為當時的電視台沒人在意誰長啥樣，就像陳漢元為呂大渝寫序裏說的：大渝很漂亮，隻可惜漂亮得太早了一點兒，沒得到切實的利益。我曾跟現在一位小有名氣的央視主持人聊天兒，我說主持人不是演員，不用花那麽多的時間化妝，貼膜把瞳孔放大，把睫毛貼長，觀眾要看的是你言中有物，是你的思想，靠頭腦謀這份職業比靠臉蛋重要。她立刻被逗得大笑，憐惜地看著我，搖頭說你真是奧特了，可憐，可憐啊!
我雖跟李凱在一個部，但他在體育組，工作上沒有交集，之所以熟識，是因為我每天早上7：50分從宿舍出來時一定會遇到他送女兒上幼兒園，廣電部幼兒園的大門正好對著我住的5號樓，那時的人們做事情非常準時。李凱的小女兒家怡兩三歲時長得非常漂亮，是他的鍾愛，長大後家怡也學藝術，是個小有名望的客座教授和鑒賞家。李凱是文革前北京電影學院攝影係的最後一批畢業生，他年齡隻大我一輪，都屬於部裏的年輕人。
李凱很老實本分，話少，遇事不爭也不張揚。有一次我偶然看到他拍的照片，才知道他段數很高。他作品的色彩，構思，內容，思想等之別致深刻，令人驚歎。看來專業和業餘的差別真是天上地下，如同一位老鋼琴家對眾家長們說的：別到處吹噓自己的孩子考過了英國皇家鋼琴八級還是美國十級，那是業餘的，比專業一級都還差得十萬八千裏。後期李凱拍的澳門回歸大型紀錄片，真是很有品位，那動人的童聲大合唱，完全體現了他的獨特風格。
要說我和李凱合作還是很後期了，說來話長，需要簡述一下。1983年9月5號，我離開中央電視台赴美國最著名的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電影學院讀研究生。84年的夏天，奧運會在洛杉磯舉行，奧運村就座落在我們學校的學生宿舍區裏。當時我是個窮學生，來美時兜裏隻裝著30美金，我需要工作和賺錢，支付上學必須的費用。我找到一份在奧運村裏賣冰棍的工作，很容易，就是清早去領一台木頭做的手推車，裏麵裝滿了各種味道的冰棍和幹冰，推到奧運村裏賣，一美元一根。
那天，我在羅伊斯大樓旁邊找到了一個固定的圓形垃圾桶，是用碎石子和水泥鑄成，裏麵可以更換垃圾袋子，邊緣寬大。我試著爬上去坐在上麵，覺得很不錯。於是我把推車停在麵前，拿出書來讀，如果有人來買冰棍，我就賣給他。
沒過多久，我感到有人走到冰棍車前，我等他說話，他卻遲遲不開口，我從書下麵可以看見他的雙腿。
“楊勁樺，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一個男人的聲音，說中文。
我抬起頭，竟然是人大新聞係熟識的小廣東謝同學。他胸前掛著照相機，佩戴著奧運會記者的牌子。我倆互相盯著看半天，笑了起來。小謝說是跟記者團一起來報導奧運會的，那是中國體育代表團建國後第一次參加。還說記者團的團長是中央電視台台長王楓先生。
王楓聽見消息後立刻要見我，我說晚上還要打另一份工，他說請假。那天晚上他在一家叫雪園的中餐館請我吃飯，還有一些別的人也在座，我唯一還記得的是體育部的岑傳理。王楓問我打什麽工？我答清潔工，掃教室和廁所。他大驚，說堂堂中央電視台主持人在這裏掃廁所？我說打工上學不丟人。看他眉頭緊皺，我又笑著說，掃廁所不等於學習不好，你放心，我不會丟臉。
老王看著我半天無語，神色凝重，若有所思。一會兒，他和氣地問我想吃什麽（其實他們當時補助的錢少得可憐）？我說想吃魚，他就點了一條魚，放在我麵前。看著我吃，還催促著，他自己沒吃。回想起那天的溫暖情景，我現在都想哭。
王楓說：“小楊，台裏公費資助你讀書如何？”
我搖搖頭，說不用。
隔了一會兒，我躊躇地說：“我想用膠片拍一部紀錄片，為我自己也為台裏，作為我的畢業論文。台裏能幫我嗎？” 老王當下點頭首肯。
於是，我就回國用央視廢棄了的16毫米膠片拍了一部電影。台裏給我配置了一個攝製組，攝影師張旭奎，錄音師李楓，照明師張平，我還請了我的朋友，著名的播音員（綽號小夏青）喬實，免費幫忙為我做製片。
幾年後，我榮譽生滿分從UCLA電影學院研究所畢業，並且走了狗屎運，我拍攝的畢業論文紀錄片《中國日記》榮獲了國際紀錄片最有影響力的IDA大獎和教育電影節蘋果首獎，此片並在美國PBS電視台連續播出。UCLA電影學院師生異常興奮，因為還沒有任何學生榮獲過IDA獎。頒獎那天阿城陪我去領獎，竟然看到電影學院院長也來捧場。接著，我又被教授們無記名投票選中，和亞曆山大 佩恩（兩次奧斯卡獲獎者）兩人共同代表美國去參加意大利舉辦的世界第一屆學生電影節。我想教授們一定是老糊塗了，忘記了我是個外國學生。
…… 回憶如涓涓流水，感傷莫名，這些事都太不值一提，但如果沒有台裏幫助，連這小小的榮耀都不會存在。王楓後來升為廣播電視部的副部長，世事變化難料，諸多傳言，但所有種種，都改變不了我心中的認知：王楓先生就是最令人尊敬的中央電視台台長。
王楓希望我能為台裏做點事情，於是，就有了李凱的故事。
80年代末期，中央電視台成立了廣告部，台裏最最能幹，綽號為阿慶嫂的劉瑾茹女士調去做主任，李凱調去做主管創作的副主任。廣告部的成立應該說是中央電視台劃時代的裏程碑，廣告的大量收入，後來每年達到了數百億人民幣。由於資金突然的充裕，使電視事業開始了起飛。陳漢元為央視寫了一句廣告語：“廣而告之”。
然而，國內初期的廣告製作水平還停留在非常低級的階段，觀眾常常看到的是某個社會知名人士，手裏拿個瓶子或藥盒，裝模做樣，誇張地以個人信譽保證其品質的卓越；再或桌上擺幾瓶酒幾瓶醋，牆上掛幾麵錦旗，畫外音是哪年得了什麽大獎之類的，真是慘不忍睹。李凱開始聯絡我，希望能獲得好萊塢廣告藝術家們的指導。我點頭應允，並多次帶美國著名廣告製作人去中央電視台免費講課。
還記得第一次，我請了好萊塢頂尖的BBDO負責創作的副總裁羅伯特和大名鼎鼎的廣告剪輯師史蒂夫，我做翻譯。我們帶去了幾十個美國不同電視廣告的案例，分門別類地從創意講到製作完成。
記得在播放蘋果1984年的Macintosh廣告時，在座的央視創作人員無不精神亢奮。廣告片中，一群一模一樣類似機器的人集中在陰暗的大廳，無表情地盯著大銀幕。屏幕上有個戴墨鏡的人在講話。他說：我們要意誌統一，像一個人一樣，有同樣的決心和使命，讓敵人困惑滅亡，我們將獲得勝利。這時，有一個年輕女子拿著個大鐵錘跑進會場，並把鐵錘奮力擲向屏幕，屏幕粉粹了，畫麵隱去，然後出現字幕和畫外音： “1月24日，蘋果電腦公司將推出Macintosh，你將明白為什麽1984年不會像《1984》。”《1984》是喬治·奧威爾撰寫的一部虛幻預言小說，於1949年出版。小說描述的是一個單調無味、毫無生命力的循環可怕世界。這則60秒長的廣告在1984年美國超級杯橄欖球大賽的電視轉播中播出，造成了空前的轟動。
那次的講座效果是驚人的，台裏的聽眾們如此之興奮，他們未想到這些簡短的廣告竟能爆發出如此巨大的影響力，令人激動不已。
為了進一步的示範，我們還為國際航空公司拍攝了一條機上廣告。記得在頭腦風暴激辯之後，陳漢元一錘定音，把主題放在了“有朋自遠方來”。於是我們拍了種種中國特色的片段，我們拍了中國大飯店拍彈古箏的女孩兒，拍了做揚州菜的大師傅揮舞著油鍋，拍了民間藝人的扛杆兒，李凱還請國足好友李富勝和黃向東。化妝師把甘油抹在他倆的臉上，像是剛比賽完畢滿頭大汗。李凱是導演，胡崢掌機，史提夫剪輯。後來的三年裏，我每次乘國航飛機都會看到此條廣告。
後來有人問李富勝台裏支付他們多少拍攝費用，富勝立刻急了，他說李凱和楊勁樺都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怎麽會拿一分錢？前幾天李凱又跟我提及此事，我有點難過，問為何不付錢？李凱說當時這是他個人為台裏做的事，不願意去申請任何費用。現在國腳富勝已經與世長辭，再也來不及彌補這個遺憾。
在我們不懈的努力下，很快，央視廣告就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製作水平飛速提高，完全煥然一新，從簡單直白式變成了有情節，有親情，有技巧，各式各樣的不同手法，一批優秀的廣告如雨後春筍般出現。
比如，李凱當年創意的威力洗衣機的廣告，畫麵和剪輯就非常出色。陳漢元修改了文案：
（女聲）媽媽我夢見了奶奶夢見了你夢見了村邊小溪，我給你捎去一件好東西。（男生）威力洗衣機獻給母親的愛。
此廣告一經播出，洗衣機賣瘋了，賣到全國脫銷，大家全都傻了眼，產品商激動得話都不會說了。這就是中央電視台廣告的威力。
後來央視的廣告更是一發不可收拾，新聞聯播時段的廣告都會被拍賣，幾十萬，幾百萬，幾千萬……，當年的幾千萬是個什麽數字？
大家不要小看這幾十秒的廣告，沒有它，央視就不可能發展如此之迅速。
然而今天，產品商，台領導或是電視機前的觀眾們，可有誰還記得為此立下汗馬功勞的那個人 – 李凱？
……
此文斷斷續續，哩哩啦啦寫了好幾天，還可以不斷地寫下去……。但我覺得太累了，就先寫到這裏吧。
2021．7.12
於洛杉磯
寫回憶主要是對抗忘卻，不過任何寫真實多很難。
新三屆比較容易看，他們約稿很久了，好不容易才寫了一點，流水賬似的，自己知道寫得不夠好。真實的事情不容易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