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喬治·戈登 (1833－1885)

查理·喬治·戈登（英語：Charles George Gordon，1833年1月28日－1885年1月26日）是一名英國軍官。因在中國指揮雇傭武力“常勝軍”協助清軍與太平軍作戰，獲得清朝皇帝封賞而被世人取綽號為“中國人”。後歸英國，官拜蘇丹總督，任上陣亡。

早年生活

戈登出生在倫敦的伍爾維奇（Woolwich），是皇家炮兵隊（Royal Artillery）的H. W. Gordon將軍的第4個兒子。他在陶頓學校（Taunton School）受教育，後來在1848年進入皇家軍事學院（Royal Military Academy）。1852年，他被授與皇家工兵軍團（Royal Engineers）少尉的職務，他在查塔姆的皇家工兵軍團學校繼續完成他的訓練，並在1854年晉升到中尉。

一開始他被指派去建造威爾士的米爾福德港（Milford Haven）的防禦工事。但由於克裏米亞戰爭的爆發，他在1855年1月被指派到巴拉克拉瓦（Balaklava，現屬烏克蘭）。6月18日到9月8日他參與了對塞瓦斯托波爾的攻擊。^[1]

另外他也參與了對Kinburn的遠征，並在衝突結束後回到塞瓦斯托波爾。戈登伴隨一個國際和平委員會劃定俄國和土耳其在比薩拉比亞的新國界。他繼續他在小亞細亞的調查工作，並在1858年底回到英國；他被委派為工兵學校的教師，而且在1859年晉升為上尉。^[1]

中國

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戈登隨英法聯軍來到中國，^[2]在9月抵達天津，其後參與了占領北京與火燒圓明園的行動。10月《北京條約》簽訂，增加天津為通商口岸，並開辟英法美租界。天津英租界首先開辟，時任工兵上尉的戈登是其界限劃定和道路規劃的主要設計者。

1850年起，太平天國在廣西、湖南和湖北等省連戰皆捷，並於1853年占領南京。居於上海的歐洲移民自感受到威脅，遂成立洋槍隊以防禦城池。洋槍隊由美國人華爾所指揮，在上海西郊與太平軍多次發生零星戰鬥，情勢逐漸不利。英將斯特維利（William Staveley）於其後率軍抵達，配合華爾和另一支小型法國軍隊抵抗太平天國勢力，1862年底奪回原本被太平軍占領的嘉定、青浦等地。

華爾於慈溪之戰中陣亡後，其繼任者白齊文因劫掠清軍餉銀被撤職。江蘇巡撫李鴻章要求斯特維利另指派英國軍官來指揮洋槍隊。斯特維利選擇了時任少校的戈登。1863年3月，戈登在鬆江接任指揮，所部並得號“常勝軍”。與華爾不同的是，戈登嚴禁常勝軍士兵劫掠，在軍中嚴刑峻法。戈登重整軍隊並支援常熟成功，很快得到士兵們的尊敬。

11月，蘇州被常勝軍和李鴻章的淮軍合力攻下。1864年5月，太平軍在天京（今南京）外圍最後一個堡壘常州府失陷，常勝軍的聲望也達到最高峰。

戰爭結束後，同治帝授與戈登清代最高武職提督稱號；另外，英國也晉升他為中校並封為“巴斯騎士”。

非洲

戈登回到了英國，並負責指揮皇家工兵團在葛文森（Gravesend）在泰晤士河附近的防禦要塞。1871年10月，戈登代表英國到多瑙河委員會去維持多瑙河河口的加拉茨的船隻航行。

1872年戈登被派去克裏米亞檢閱當地的英軍公墓，當他經過伊斯坦布爾時，認識了當時的埃及總理努巴爾（Nubar Pasha），他和戈登商議在土耳其駐埃及總督—伊斯梅爾（Isma'il Pasha）手下工作。1873年，戈登在英國政府的同意下接受了總督的邀請，並在1874年初到達埃及，戈登在那裏成為埃及軍的上校。

埃及政府從1820年代開始往南擴張，並在英國探險家山繆·貝克（Samuel Baker）的領導下，在1870年2月到達尼羅河上遊的喀土穆，1871年6月到達剛多卡洛（Gondokoro）。貝克在當地遭遇了極大的困難，所以總督要求戈登去處理當地事務。在開羅待了一小段時間後，戈登經由薩瓦金（Suakin，蘇丹海港）和柏柏爾（Berber，蘇丹北部城鎮）到了喀土穆，從喀土穆他又繼續沿著白尼羅河到了剛多卡洛。

戈登留在剛多卡洛省直到1876年10月。他建立了從索伯特河（Sobat）到烏幹達前線的哨站，以及打擊奴隸交易活動。^[3]然而戈登開始和埃及官員和蘇丹發生衝突，這導致戈登回到倫敦並通知總督他不會回到蘇丹。總督寫信給他，戈登同意回到埃及，但堅持他必須成為全蘇丹的總督。在總督同意一些討論後，戈登成為全蘇丹的總督。

成為總督後，戈登開始處理一些更廣的問題。其中一個是改善埃及和阿比西尼亞（Abyssinia，今埃塞俄比亞）的關係，主要是對Bogos地區的爭議。戰爭在1875年爆發，埃及軍隊被擊敗，於是戈登到Bogos與阿比西尼亞談判，不過並沒有得到回複。不久，Darfur又爆發起義，叛軍相當龐大，而戈登認為外交途徑是比較好的解決方法。這次戈登隻帶了一名翻譯員到敵營談判。這個大膽的行動被認為是成功的，一些叛軍加入他，另一些則撤回南方。1878年3月戈登被召到開羅，他被指派為委員會主席。埃及總督伊斯梅爾在1879年辭職，並把位子傳給他的兒子。

戈登回到南方，到了阿比西尼亞南方的Harrar，他發現當地官僚相當腐敗，於是他將當地官員免職。然後他又繼續打擊Darfur的奴隸交易活動。他的部屬Gessi Pasha成功的結束Bahr-el-Ghazal地區的暴動。他又試著與阿比西尼亞簽訂和約，不過沒有成功。他回到開羅並辭去總督的職務，他對於經年累月繁雜的工作感到筋疲力盡。

1880年戈登在布魯塞爾拜訪了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並被邀請幫忙負責剛果自由邦的事務。4月，好望角殖民政府提供他一個地方軍隊的指揮職務。5月，即將到印度擔任總督的Ripon侯爵要求戈登當他的私人秘書。戈登同意了最後的這個請求，但在他到了印度不久便辭職了。辭職後，他在7月再度來到中國北京，和這時已是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鴻章會麵，李告訴他中國和俄國因為伊犁事件有戰爭的危機，於是戈登便用他的影響力來確保和平。戈登回到英國，但在1881年4月又離開到了毛裏求斯指揮當地的皇家工兵。他留在毛裏求斯直到1882年3月，當他晉升為少將時。他被派到好望角去增援巴索托蘭（Basutoland，今萊索托）。數月後，他回到英國。不久後，戈登又前往巴勒斯坦，一個他一直渴望拜訪的地方，並在那裏待了一年。比利時國王再次邀請他管理剛果自由邦的事務，他接受了並且回到倫敦準備。但在他到達英國不久，英國政府要求他立刻去蘇丹，那裏的情況在他離開後變得相當糟糕，一個由穆罕默德·艾哈邁德所領導的救主軍（mahdi）的起義爆發。

蘇丹的埃及軍隊無法抵擋這場暴動，而埃及政府則正忙於陣壓另一場暴動。1882年9月後，蘇丹處於一個瀕臨毀滅的位置。1883年12月，英國政府命令埃及放棄蘇丹，但撤離行動是困難的，數千名埃及士兵、平民和他們的家眷仍然困在蘇丹。英國政府於是要求戈登前往喀土穆處理並撤離人員。

1884年1月，戈登到達開羅；在開羅，他再度被委派為總督，並踏上了前往喀土穆的不歸路。2月18日，他抵達了喀土穆。戈登開始著手遣返婦孺和傷者回到埃及，約2500人在救主軍封鎖道路前被撤離。戈登希望有影響力的地方領導人Zobeir能接管蘇丹，不過英國政府以他曾經是奴隸販賣商的身份拒絕。

叛軍在喀土穆和蘇丹東部附近不斷進攻，而薩瓦金的埃及軍隊則不斷的被擊敗。一支由葛雷漢（Gerald Graham）將軍的英國部隊曾被遣到薩瓦金，並迫使叛軍撤離當地。戈登曾強烈主張從薩瓦金到柏柏爾的道路應重新開放，不過這要求被倫敦政府所回絕。4月，葛雷漢將軍和他的軍隊撤離。5月，柏柏爾的守軍投降，喀土穆被完全隔離。

1884年3月18日，喀土穆的攻城戰開始。雖然英國政府決定放棄蘇丹，但民間仍有許多人呼籲派兵拯救戈登。直到8月英國政府才決定拯救戈登，但直到11月英國救援隊才準備開始行動。 12月底，部隊到達了Korti。1885年1月20日，他們到達Metemma，在那裏他們發現了戈登四個月前派來的炮艇，準備用來把他們運往尼羅河上遊。24日，兩艘汽船出發前往喀土穆，但當他們在28日抵達時，發現喀土穆已經淪陷，而戈登已戰死兩天了。戈登遭敵人斬首，^[4]並且梟首示眾。

影響

戈登的死讓當時的英國首相威廉·尤爾特·格萊斯頓被逼下台，並導致自由黨政府垮台，開始保守黨的長期執政。另一方麵，增加英國吞並蘇丹的決心；1898年，英軍擊敗救主軍，蘇丹從此成為英國／埃及共治的殖民地，直到1956年獨立。

1890年，天津英租界的工部局大樓落成，為了紀念戈登在開辟和規劃該租界方麵的貢獻，這座大樓命名為戈登堂。在落成典禮上，戈登的巨幅照片，掛在會場的中央。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在盛讚戈登的軍事指揮才能後，宣布大樓正式開放。1897年天津英租界第一次擴充後，將新築的一條馬路命名為戈登道（今湖北路）。

在戈登曾經活動過的上海，1900年，上海公共租界也將西區新築的一條重要道路命名為戈登路（Gordon Road，今江寧路）。

2010年，天津市在海河南岸重建戈登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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