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五個來源 前麵我們講了毛澤東詩詞的高蹈和精妙，講了以詩詞為表征的毛澤東文化底蘊的深邃和博大，那麽其文脈何來？下麵，我嚐試著從五個方麵對此再作一探源。
第一，源自毛澤東的天賦個性。
前麵我們在第三部分講毛藝術風格的第一個特點“豪放大氣”時，舉了毛16歲的《詠蛙》詩為例，說明了他的霸氣。這是與生俱來的，現在又有資料披露了毛更早的詩作，他13歲寫的《井讚》:
“天井四四方，周圍是高牆。
清清見卵石，小魚囿中央。
隻喝井裏水，永遠長不長。”（57）
表明他渴望挑戰艱險，搏擊風浪的人生信條，他的遠大誌向從小就異乎常人，由此可見一斑。
當然，這些詩作今天其實都不可考，是否真正出自毛的手筆，大有疑問。但這並不重要，人們寧願信其有，不願信其無，因為這些詩作和出自青年毛澤東手筆的《沁園春·長沙》和《湘江評論·發刊詞》等詩文中的磅礴大氣如出一轍、一脈相承。這就是天賦個性。關於這個問題，前麵已多有論述，這裏點到為止，而且，毛澤東的性格極富挑戰性和鬥爭性，愈挫愈奮，壓迫愈深、反抗愈烈，鮮明地體現在他的鬥爭和創作生涯中。這就要說到下一個問題。
第二、源自毛澤東的鬥爭實踐。
1942年，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了“生活是創作的唯一源泉”，這就是毛自己的創作體會，他的創作實踐和創作理論相互發明、相互應證。首先是毛壯麗奇偉的一生，給他的創作提供了絢爛奇譎的源泉，這一點，我在前麵多有闡述，此處從略。其次，縱觀毛60年的創作生涯，我發現了一個現象，從量和質兩方麵來看，都大致可以說，他的創作，中青年時期勝於老年時期，建國前勝於建國後，戰爭年代勝於和平年代。這個話是什麽意思呢？我來作一個簡單分析。
我個人認為，毛澤東詩詞創作的高峰在兩首沁園春之間，即1923年到1936年約13年期間。而這十幾年，是毛個人和中國革命最艱難困苦的時期，可以說，內憂外患，凶險莫測，九死一生，前途未卜，創作的條件和環境更加無從談起。但毛澤東的過人之處就在此中表現出來，巨大的壓力帶來巨大的反彈，毛的詩情空前迸發，前後寫下了《賀新郎·別友》、《沁園春·長沙》《菩薩蠻·黃鶴樓》、《西江月·井岡山》、《漁家傲·反第一次大圍剿；反第二次大圍剿》、《菩薩蠻·大柏地》、《采桑子·重陽》、《清平樂·會昌》等經典之作。尤其是在艱苦卓絕的長征途中，毛澤東寫出了《十六字令·山》、《憶秦娥·婁山關》、《清平樂·六盤山》、《七律·長征》、《念奴嬌·昆侖》等華彩篇章。相反，在延安十幾年相對平和安定的環境中，毛反而詩情淡然，詩作甚少，除一首《沁園春·雪》之外，乏善可陳。
這種現象，毛澤東自己也百思不得其解。1949年12月中旬，在迎接毛澤東訪蘇的專列上，蘇聯漢學家、翻譯費德林當麵向毛表達他對毛在長征途中所寫詩詞的讚歎時，毛說：“現在連我自己也搞不明白，當一個人處於極度考驗，身心交瘁之時，當他不知道自己還能活幾個小時，甚至幾分鍾的時候，居然還有詩興來表達這樣嚴峻的現實，恐怕誰也無法解釋這種現象……當時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我倒寫了幾首歪詩，盡管寫得不好，卻是一片真誠的。現在條件好了，生活安定了，反倒一行也寫不出來了。”（58）其實，如前所述，這就是毛澤東的性格使然。同時，也符合藝術創作規律“文章憎命達”，“寫憂而造詣”嘛。
第三，源自以屈原為代表的楚文化。
我說的屈原代表的就是兩千多年前的楚文化，所謂“吳頭楚尾”，其風格就是比較瑰麗，浪漫，奇異，神秘，舉一個時髦的音樂人的例子，那就是譚盾。現在譚盾是在西方最有影響的華人作曲家，大家可能聽過他的電影音樂《臥虎藏龍》，交響樂《水》、《地圖》，你可能記不住它的旋律，但那種神秘詭異可能讓你揮之不去。但這也恰恰是打動和征服西方聽眾的要害所在。有一次，我在我們學院音樂係給研究生講課，問到他們譚盾的音樂素材來自哪裏，他們都搖頭，我告訴他們，就是來自湖南湘西，來自湘西鄉間古老的祭祀音樂，說穿了，就是兩千多年前“吳頭楚尾”文化的流風遺韻。青年譚盾曾插隊湘西農村勞動，那種音樂浸透了他的靈魂，成為了他在異國他鄉的音樂靈感和創作源泉。在今天經濟和科技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要反其道而行之，我讚成魯迅的那句名言，“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我還要再加一句，“越是古老的，越是現代的”，譚盾現在不就成了西方人所追捧的先鋒作曲家嗎？其實他不過是用西方的樂器和現代作曲技巧演繹和詮釋了中國湘西最古老的音樂遺存。
當然，楚文化的代表首推屈原。在《離騷》、《九歌》、《九章》中所包含的想象浪漫的氣質，文字華美的修辭，憂國憂民的情懷都為毛澤東所心儀和推崇，使屈原成為毛終身摯愛不渝的作家。他們二人之間的精神連接和承傳，大家可以在毛澤東詩詞中細細品味，如毛澤東在坐地巡天的藝術遨遊，帝子乘風嫦娥起舞的瑰麗想象，倚天拔劍裁取昆侖的雄偉氣魄，都頗得《離騷》、《九歌》之神韻。我這裏再提供幾個毛喜歡屈原的例子，供大家參考。
（1）毛澤東從青少年時期就特別喜歡屈原作品，如他在長沙第一師範學習筆記《講堂錄》，共計47頁，前11頁就是手抄的《離騷》、《九歌》全文，還寫有《離騷》的內容提要。到了建國以後，更是經常讀《楚辭》，1957年專門搜集了《楚辭》的各種版本多達50 多種。不僅僅是讀了，而是喜歡到把它當作一種藏品了。
（2）1958年1月13日的淩晨，毛給江青寫了個便條，“今晚又讀了一遍《離騷》，有所領悟，心中喜悅。”時年，他已經65歲了，這天晚上睡覺前又重讀了一遍《離騷》，而且讀完又有所意會，有新的收獲。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毛澤東讀《離騷》讀幾十年，讀成百上千遍，叫做溫故而知新，有了一點新的領悟，還特別高興地與江青分享，可見其愉悅之情。（59）
（3）1961年秋，毛專門為屈原賦七絕一首：
“屈子當年賦楚騷，手中握有殺人刀。
艾蕭太盛椒蘭少，一躍衝向萬裏濤。”（60）
大家可以查一查，毛的詩詞裏專門寫曆史人物的一共就幾首。寫過魯迅兩首七絕；寫過賈誼一首七律、一首七絕，這是長沙人；寫過劉賁的一首七絕；還有半首《浪淘沙·北戴河》是寫給曹操的。然後就是這一首寫屈原的。至於他寫給自己人，如丁玲、彭德懷、郭沫若、羅榮桓等就不在此列了。
（4）1972年9月27日，毛澤東在書房裏會見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臨別時，毛澤東突然把正在閱讀的、有很多批注的《楚辭集注》一共六冊收攏起來，送給田中。這是在外交部禮賓司安排之外的一件事情，田中為之驚喜不已，因為這是毛自己的讀本，並有很多親筆批注，彌足珍貴，從書桌上攤開的《楚辭集注》說明毛有事沒事就在閱讀。
綜上可見，毛讀屈原近80年，屈原確實是毛澤東喜愛最早、熱愛最持久，用心最多的一個中國古代詩人。如果用我的一種讀書方法來衡量，你真正喜歡一個作家，就會象情人一樣伴隨他，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屈原就是毛澤東的精神情人。
當然，在上古作家裏，毛澤東還喜歡一個人，就是莊子。毛澤東書讀莊子，多能背誦，詩詞創作深受其影響。僅以1986年版的《毛澤東詩詞選》為例，其中收毛詩詞50首，引用典故詞語出於莊子的就有7首，共11處。特別是《逍遙遊》所創造的鯤鵬形象，被毛詩詞5次引用，成了毛詩中鮮明的主題性藝術形象。（61）但是莊子和韓愈一樣，作為大文章家，他對毛澤東的影響主要是文風。
第四，源自“三李蘇辛”為代表的優秀古典詩人。
“三李蘇辛” 即李白、李賀、李商隱，蘇東坡、辛棄疾，他們的詩篇詞章，無疑是中國詩歌長河中最璀璨瑰麗的浪花，也為毛澤東所鍾愛。1957年1月16日，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講話，少有的對杜甫、白居易和“三李”作出了比較，說“不願看杜甫、白居易那種哭哭啼啼的作品，光是現實主義一麵不好，李白、李賀、李商隱，要搞點幻想，太現實就不能寫詩了。”（62）由此可見，“三李蘇辛”共有的特質，如幻想、浪漫、飄逸、華彩、豪放，都是吸引毛的所在，有人甚至據此認為毛有抄襲他們之嫌。我不否認，在毛的詩詞中有一些直接從他們的詩詞中搬出來的原句，如：“雄雞一唱天下白，”“天若有情天亦老”，“賈生才調世無倫”這都是原句或某個字顛倒一下，但如人們所說，“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會抄不會抄”，毛澤東就抄得恰到好處，顯示了他的淵源和師承，至多流露了他的個人偏好而已，這跟抄襲有什麽關係？毛澤東喜歡他們是真的，現存中央檔案館裏的毛澤東手書的古代詩作中，最多的是李商隱的詩，多達40多首。還有一個是蘇東坡，古代詩評家評價蘇是“開闊心胸，推倒豪傑”的一代詞宗，毛對其人其文也極為心儀，我認為毛澤東的名句“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就是化自蘇東坡的名句“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至於辛棄疾的文韜武略，氣吞萬裏如虎的雄壯詞風，就更是和毛澤東心有靈犀 。
前麵，我們列舉了大量實例證明毛澤東讀書無數、廣采博收，這裏的例子又說明他情有所鍾、精選細讀，這是一種眼界，更是一種方法，所謂：“取乎法上，得乎其中，取乎法中，得乎其下”。毛澤東是取其上上，自然是得其上品。
第五、源自湖湘文化。
這是我要著重展開來說一說的。大家注意，這個湖湘文化和2000多年前的比較浪漫奇異的楚文化不大一樣，這是300年以來一種經世致用的、大氣霸蠻的、以天下為己任的湘人學子或者仕人集團影響中國曆史命運的文化精神。嶽麓書院大門外的名聯說得好：“惟楚有才，於斯為盛”，但我一直想為其改個下聯：“無湘不勇，”湘楚人物，文武兼備啊。
先來看看湘楚人物。從兩千年前的屈原，賈誼，到1000年前的宋明道學的開山周敦頤，再到300多年前的王船山，逐漸形成了一個經世致用的哲學思想體係。由於王船山思想體係的形成，影響了湖湘幾代人。第一代是兩江總督陶澍以及賀昌齡、賀熙齡、魏源等人；第二代，就是將近兩百年前的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燾等所謂的晚清中興名臣；第三代就是以一百多年前“去留肝膽兩昆侖”，“有心殺賊，無力回天”的譚嗣同為代表的戊戌變法人士；第四代就是一百年前的黃興，孫中山的總司令、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的前敵總指揮，還有國民黨的元老宋教仁，《警世鍾》《猛回頭》的作者陳天華，還有以護法運動名震天下的雲南督軍蔡鍔等等，都是叱吒一時的風雲人物；第五代就到了將近一百年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大家數數看，光擔任過中共領袖和國家元首的湖南人就有毛澤東、劉少奇，胡耀邦、朱鎔基，擔任政治局常委的有任弼時、李富春、陶鑄，十大元帥有其三：彭德懷、賀龍、羅榮桓，十個大將有其六：粟裕、黃克誠、陳賡、譚震、肖勁光、徐光達，1955年授的57個上將裏有19個上將，140多個中將裏麵有40多個中將。前麵我們說的是共產黨，其實國民黨也值得一說。就說八年抗戰吧，國民黨的正麵戰場裏從忻口會戰開始，曆經淞滬會戰，徐州會戰，武漢會戰，長沙會戰等等，一共打了22次大型會戰，其中有6次是在湖南打的，占了四分之一強。而且光是長沙會戰就打了四次，四進四出，薛嶽指揮的長沙會戰打得非常精彩。淞滬會戰的中日傷亡比是四比一，而到長沙會戰衡陽保衛戰時，傷亡比打到一比一。八年抗戰，在湖南境內殲滅日寇多達20餘萬。僅1945年4月，在中國大陸對日最後一戰就是在湖南湘西芷江打的，殲滅日寇80000多人。如果抗戰戰果以省區來劃分的話，湖南無疑是第一。綜上，說湖南人深刻地影響和決定了中國近現代史的走向，是毫不為過的。
其實湖南人這種雄視天下的精神，在上世紀初，就為國人所高度讚揚。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陳獨秀曾撰文指出，“湖南人的精神是什麽？‘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以湖南人這種奮鬥精神，卻不是楊度說大話，確實可以拿曆史作證明的。二百幾十年前底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艱苦奮鬥的學者！幾十年前底曾國藩、羅澤南一班人，是何等‘紮硬寨’‘打死仗’的書生! 黃克強曆盡艱難，帶一旅湖南兵，在漢陽抵擋清軍大隊人馬；蔡鬆坡帶著病親領子彈不足的2000雲南兵，和10萬袁軍打死戰；他們是何等堅毅不拔的軍人”!最後，陳獨秀大聲疾呼：“歡迎湖南人的精神”！（63）
陳獨秀說到的楊度，是一代曠世逸才，他模仿梁啟超的《少年中國歌》寫了《少年湖南歌》，其中最著名的兩句就是“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道盡了湖南人的霸氣和豪氣！這也就是毛澤東的霸氣和豪氣。
據彭大成《湖湘文化與毛澤東》的研究，總結出湖湘文化有五大特征，雖然有待推敲，但我認為富於原創和發現，我願意在此結合我的體會介紹給大家共享。（64）
第一點是“哲理思維與詩人才情的有機統一”。
一方麵是哲學思維，從屈原開始“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到北宋周敦頤首創太極圖說，到王船山的唯物主義辯證法的哲學思想體係，一直到毛澤東思想的創立，曆代的湖南知識分子都力圖探尋把握宇宙社會人生的根本規律。就是所謂大本大原的問題。不是解決小問題，做什麽比怎麽做更重要。另一麵就是瑰麗浪漫，神奇精妙的雲景文章，這個就是我們前麵所說的毛澤東所重視的文采問題，從屈原到毛澤東，如出一轍，我們也不用多說了。
第二點是“經世致用的實學思潮與力行踐履的道德修養”。
講究實事求是。東漢漢獻王最早提出的“實事求是”，後來在20世紀初被當時嶽麓書院類似院長這樣的人物把它寫在嶽麓書院一進門的影壁上。又過了20多年被毛澤東寫在延安的中央黨校，成為中央黨校的校訓直至今日。實際上從南宋的胡宏、張軾開始，湖南人就十分重視經濟之學，主張從國計民生中探求富國強兵之路。毛澤東就更加把它化成實事求是，“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一切從實際出發，這是一方麵。另一方麵就是力行踐履的道德修養。就是嚴於自守，苦行清修。像青年毛澤東搞雨浴，風浴，遊泳等等，這都是鍛煉體魄，更主要是鍛煉意誌。“天將降大任於斯人，必將勞其筋骨，餓其體膚”，所謂“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裏。”王船山、曾國藩、左宗棠、羅澤南這些人也都是起於底層，出身寒微，但自律甚嚴。曾國藩為尤。
我們來說一段小插曲。當時剿滅洪楊之後，曾氏和湘軍幾乎一統天下。曾國藩時任兵部尚書兼直隸總督，相當於今天的國防部長兼北京軍區司令，他的弟弟曾國荃相當於南京軍區司令。其他各處大體可以說無湘不成軍，無湘人不成衙門。光曾國藩老家湘鄉縣，因軍功授二品的就不下2000人。全國的武裝部長，軍分區司令、省軍區司令基本上都是湘人。全國的武裝力量盡在曾氏掌握之中。所以說當時有一種動議，主張曾國藩反清複明，漢人嘛。其中最主要的人物是王闓運。王闓運是何許人？一代狂人、無雙國士也。他在嶽麓書院也題有一幅名聯：“吾道南來，原是濂溪一脈；大江東去，無非湘水餘波。”湖南人這種大氣，真是氣死外省人，但你還真沒法不服氣。從王闓運的“湘水餘波”到毛澤東的“湘江北去”，其中不是都澎湃著湖南人的鐵血豪氣嗎？
王闓運就是專門研究帝王學的，他是曾國藩的幕僚，牽頭鼓動曾國藩反清，但曾國藩始終沒有反，為什麽呢，這也算是一個曆史之謎，見仁見智，人言言殊。我沒有專門研究，不敢妄言，但我認為曾國藩有一句名言可以為其略作解釋，即：“人不概之，天概之，天不概之，自概之。”這個“概”字就是大概的概，在古代就是量具，其實就是個木板。古代用缸，用桶，用盆來盛米，稻穀，堆得高一點，然後用這個木板來刮平，起的就是這個作用，這個叫作概。別人不來管你，自然有上天管你。中國人相信“舉頭三尺有神靈”，如果天再管不了你，那就自己管住自己，這就是自律。讓我來引申一下曾國藩的意思就是說，要見好就收，要激流勇退。我覺得這是曾國藩的一種處世哲學。當然也包括他對清朝的感恩，他曾經一年連升4級，36歲就當到了禮部侍郎，正二品。所以說，鹹豐、慈禧對他是龍恩浩蕩，知恩圖報，正是儒教文化的道德傳統。上個世紀20年代，毛澤東組織青年學會諸友赴法赴日時，曾遇經濟拮據之困，幸得章士釗伸出援手，資助兩萬大洋才得以成行，毛當時在《送縱宇一郎東行》中欣慰地寫道：“無端散出一天愁，幸被東風吹萬裏”，說的就是這件事。時隔近半個世紀，毛澤東對此還念茲在茲，感激不盡，從1963年開始，讓他的秘書林克在每年大年初二給章士釗送2000元錢，一直到他去世。毛對章的女兒章含之說，這就是還他那筆債。錢少情意重，其實毛對章家幾代人都特別關照。這種例子很多，不一一列舉。
第三點是“氣化日新，自強不息的奮鬥精神”。
從胡宏提出的日新不息的辯證發展觀到王船山的“造化日新而又不用其故”的日新哲學與人類進化史觀，這種精神一直盛行於湖南。所以青年毛澤東提倡“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追求新事物，敢為天下先，這也是湖南人的一個特點。曾經有人拿秦始皇來影射毛澤東，“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就是做了這種事情，可能要斷子絕孫啊。結果毛澤東反問：“始作俑者，其無後乎？誰無後乎？我無後乎？！”毛澤東就是不信神鬼，敢為天下先。
第四點是“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群體參政意識”。
湖南的知識分子參政，不是個別人，少數人，而是一個群體。例如前麵我列舉的從陶澍到毛澤東，這前後200年左右，五代人，薪盡火傳。而且請大家注意一個特點，這些人主要是文人，平時都是道德文章交往，切磋學問。張軾、胡宏都在嶽麓書院講學。曾國藩、羅澤南這幫人都曾在嶽麓書院讀書，都是同學。當然毛澤東在第一師範學習時，也常去嶽麓書院旁聽。平時他們以學問陶鑄人心，轉移風氣，一旦到了時代更迭，國家動蕩之際，這個文化群體就轉化為左右國家政局的政治力量和軍事力量。他們是典型的上馬擊狂虜，下馬草軍書的儒將，詩聯唱和，每有絕響。
我舉幾個名聯。一個是兩江總督任上的陶澍，回鄉省親，下榻賓館，青年學子左宗棠抓住機遇在其下榻的賓館寫了副對聯：“春殿語從容，廿載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洲子弟，翹首公歸。”立刻博得了陶澍的歡心，因為上聯巧妙地嵌入了陶澍一生中最得意的時刻，“春殿語從容”指的是鹹豐皇帝在金鑾殿和書房裏問對，即接見陶澍；下聯又強烈地表達了三湘學子對當時作為湖湘仕人領袖陶澍的仰望和倚重之情。陶澍深為感動，就打聽這個聯是誰寫的，別人告知是左宗棠。左宗棠也是一介狂生，字今亮，等於說自己是今天的諸葛亮。但他應試能力不行，三次科考都铩羽而歸，所以後來一怒之下就不考了，他的最高功名就是舉人，但他才華出眾，能力超群，一個對聯就把陶澍搞定。陶澍把左請來，徹夜長談，盡管他們年齡差了一代，地位懸殊，陶澍是封疆大吏，左宗棠僅是個舉人，竟然結成了兒女親家，一時傳為佳話。陶澍是最早推薦左宗棠的，體現了湖湘仕人互相提攜的抱團精神，這是一例。
此後，左宗棠在湖南巡撫駱炳章手下當幕僚，其實是“大秘”，相當於省軍區的秘書處長。當時清朝有個製度，地方衙門給朝廷送重要文件，要發炮三響。表示政務透明公開，告訴大家我們湖南給朝廷發了什麽重要文件。駱炳章是巡撫，是書記兼司令，應該是送發他簽署文書就發炮，結果弄到後來，他簽署的不發炮了，左宗棠簽署的倒發炮，這就僭越了，再加上湖南總兵樊燮在公堂上被左宗棠踢了屁股，大怒之下辭官告狀，說左宗棠一介布衣當眾毆打四品大員，這是侮辱朝廷，罪該當斬。一時引起朝野嘩然，鹹豐震怒，著即派出官文為欽差大臣，南下查辦。當此之際，禦史中臣潘蔭祖緊急上了一道奏折，寫出了兩句名言：“中國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加上湖北巡撫胡林翼等的運作，這才保護了左宗棠，並使其一夜之間名動天下。但左宗棠也並沒有因此順利發達。到了他44歲時，林則徐從新疆特赦回福建，路過長沙，點名要見左宗棠。那年左宗棠雖然名氣很大但還沒有授到實職。林則徐送了他一幅名聯，予以鼓勵：“苟利國家生死已，豈因禍福避趨之。”林又把自己在新疆勘探畫在羊皮上的軍事地圖送給左宗棠，對他寄予厚望。事實上，又過了20多年以後，左宗棠就是拿著林則徐送他的羊皮地圖到新疆平叛，打的是沙俄的阿古柏，平定了準噶爾叛亂。這是第二例。
真正對左宗棠仕途起了最重要作用的，還是曾國藩。清代有個密薦製度，就是地方大員有權力直接寫密奏向皇帝推薦人才，這個比吏部的考察更重要。曾國藩一生中密薦過兩個人，一個是左宗棠，一個是李鴻章。他給這兩人寫的評語大體相同，都是12個字：“取勢宏遠，用事精微，堪當一麵”。這兩個人都成了曾後時代晚清的股肱大臣。李鴻章是北洋大臣兼直隸總督，左宗棠是陝甘總督，在陝甘總督任上收複了新疆失地，成為了中國近代史上功績卓著的民族英雄。雖然李鴻章不是湖南人，但李鴻章的父親和曾國藩是同年進士，因為很佩服曾國藩，就把青年李鴻章托付給曾國藩，所以李鴻章是正經的曾國藩的入室弟子。後來李家勢力坐大，淮軍超過湘軍。有一個小故事很說明問題，就是“總督換防老太太不換房”。說的是李鴻章在兩江總督任上調直隸總督，李鴻章的老母親和他一起住在兩江總督衙門內，但李鴻章調任直隸總督，他的哥哥李瀚章調來接任兩江總督，所以老太太就不用搬家了。
我們接著說第三例，有關“曾、左失和”的一副名聯吧。就在人們慫恿曾國藩反清之際，風聲傳到朝廷慈禧太後耳朵裏，引起懷疑，為了避嫌，曾、左別出心裁，演了一出好戲。當年曾國藩和他的幕僚有一個早餐會，就是在早餐上研究部署一天的工作。那天早上，議完要事後閑下來了，曾國藩就用手指蘸著茶水在桌上悠閑地寫著上聯“季子自視甚高，與我議論常相左。”把左宗棠的名字“左季高”嵌入其中，無意間流露了他對左的不滿與不屑。當時就有左宗棠的臥底快馬這個上聯報給左宗棠，左宗棠一聽，佯作大怒，立馬對了個下聯：“藩臣以身許國，問伊經濟又何曾。”就是說，你以為你是個人物，但是關於軍國大事，我左宗棠什麽時候問過你曾國藩？不僅把曾的名字嵌入其中，而且強烈地表達了對曾國藩的大不敬。兩個人鬧意氣，鬧出了這麽一對名聯。又被慈禧的臥底報給朝廷，解了慈禧的後顧之憂。這是曾、左用的小權謀，也是他們的大智慧。最為難得的是表達得風流儒雅。左宗棠收複新疆之後，後人有詩讚曰“大將西征人未還，湖湘子弟滿天山，新栽楊柳三千裏，迎得春風度玉關。” 湘軍將帥裏麵，風流雅士很多，顯示出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蘊，和此前的中國古代將領不大一樣。這些對毛澤東都深有影響，所以後來毛在中共的上層也經常這麽幹，但他沒有對手，英雄寂寞，隻能自己天馬行空，獨來獨往，要唱和隻能和郭沫若、柳亞子等人搞一搞，其他人不懂啊，弄個聯他也對不出來啊。
第五點是“運籌決勝，平治天下的軍政謀略”。
前麵講到，集大成者王船山總結了中國曆史上治國治軍的方略，其思想體係具有很高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對300年以來的湖南人，對湖湘文化，對湘軍，對曾國藩都產生了非常深刻的影響。1861 年曾國藩和他弟弟曾國荃捐資了4200兩白銀，最早刊行了《船山遺書》，就是幫他出了文集。曾國藩把這套書帶在身邊，包括在剿滅洪楊的過程中，戎馬倥傯，經常是挑燈夜讀。王船山的很多思想通過曾國藩的傳承，後來被毛澤東所發揚。王、曾都是從統治階級角度來研究當時農民起義，就是所謂他們的敵人的作戰規律。比如說人民戰爭如火之燎原，就是王船山最早提出來的，毛澤東換了個說法，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還有一句王船山的原話：“兵民是勝利之本”，後來也成了毛澤東的名言。王、曾總結農民軍的戰爭特點是“勝亦走，敗亦走，無所不走。”即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包括打得贏也走，撈了一把就跑。表現為機動靈活，讓你抓不住。這個後來被毛澤東發展為遊擊戰，運動戰。曾國藩的原話是“我進則敵退，我退則敵又進。多打幾個圈圈，官兵之追者自疲矣。”被毛澤東改造成“敵駐我擾，敵進我退，敵退我追，敵疲我打。”十六字訣。再比如曾國藩說的“全軍以破敵為上，不以占城池土地為意。”“隔而不圍，圍而不打。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這後來都被毛澤東整合為他的戰爭名言和戰略思想。（65）
其實更加著名的《三大紀律八大注意歌》，也是改自曾國藩的湘軍《愛民歌》：
“三軍個個仔細聽，行軍要先愛百姓。
賊匪害了百姓們，全靠官兵來救人。
百姓被賊吃了苦，全靠官兵來做主。
第一紮營不貪懶，莫走人家取門板……
第二行路要端詳，夜夜總要上賬房……
第三號令要嚴明，兵勇不許亂出營，
走出營來就學壞，總是百姓來受害，
或走大家訛錢文，或走小家調夫人，
在家皆是做良民，出來當兵也是人……
愛民之軍處處喜，擾民之軍處處嫌。
軍士與民如一家，千萬不可欺負她，
日日熟唱愛民歌，天和地和人又和。”（66）
尤其是後麵四句，完全可以被視為毛澤東的“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的原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