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細分，毛澤東首先是個偉大的實踐論者。少年時期當過農民，師範畢業參軍當過一年兵，青年時期搞過學運，1919年領導湖南學生“驅張”，崢嶸初露。師範期間利用寒暑假去農村搞調查，獲益匪淺。所以他後來一直很重視調查，名言是“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實踐出真知”，“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1938年到1945年的八年期間，是毛澤東思想形成的重要時期。毛的一個重要觀點就是如何把馬列主義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尋求一個從中國本土生長出來的理論體係。正如1942年2月他在延安黨校的一段講話所指出的： “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的關係就是箭和靶的關係，有些同誌卻在這裏無的放矢，亂放一通，有些同誌則僅僅把箭拿在手裏，搓來搓去，連聲讚曰‘好箭好箭’，卻老是不願意放出去。”
大家注意，毛寫文章、講話，就像寫小說一樣，有形象有細節。前麵文雅生動，然後就開始變了。當時延安的整風對象就是以王明為代表的俄蘇派，所謂的教條主義，毛澤東這個講話就是針對他們講的：
“應該老實的對他們說，你的教條一點用處也沒有，或者大喝一聲，你的教條還沒有狗屎有用。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可教條呢，它們不能肥田也不能喂狗，又何用之有！”（12）
這就是典型的毛澤東的文風，大雅大俗，前麵雅的有成語，有小說語言，後麵俗的又如村夫。這種尖酸刻薄的諷刺和挖苦，沉重打擊了王明的自尊心。因為王明當年可了不得啊！1937年底，他帶著陳雲和康生從莫斯科飛到延安，毛澤東親自到機場去接他，說：“我們今天歡迎從天上來的人……”，此話一語雙關，有實情，有諷喻，典型的毛風格。坐著飛機來當然是天上來的，但更重要的是說，王來自莫斯科，來自共產國際，高高在上，不食人間煙火，不懂中國國情。其實王確為季米特洛夫所推許，準備來延安接班的。“共產國際”非常看好王明，王明馬列原典讀得好，俄語講得好啊，年輕有為，才華橫溢。當年在延安聽王明作報告是一種享受，是一道風景，他講4個小時講8個小時不要一個紙片，滔滔不絕，洋洋灑灑，最後回頭總結時“一二三四五”，條理清晰，邏輯嚴謹，聞者無不折服。對這種雅人，毛澤東就和他來粗的。
當然，毛王之爭的要害不在於雅俗之爭，而在於王明的理論脫離實際，無條件地搬用馬恩列斯，套用蘇聯經驗，鼓吹城市暴動，遠離中國國情，與中國革命、與中國農民相去何遠，隔膜何深，他怎麽能是毛澤東的對手呢？解放後，毛澤東在《調查工作》一文中談起他的軍事思想來，還說：“沒有那些勝利和那些失敗，不經過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不經過萬裏長征，我那個《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的小冊子也不可能寫出來。因為要寫這本書，倒是逼著我研究了一下資產階級軍事學，有人講我的兵法靠兩本書，一本是《三國演義》，一本是《孫子兵法》。《三國演義》我是看過的，《孫子兵法》當時我就沒有看過。那時打仗，形勢那麽緊張，誰還管什麽《孫子兵法》，什麽戰鬥條令，通通都忘記了的……”（13）這裏麵的“有人講”指的就是王明。現在有一種資料表明，毛澤東在長征路上就帶了一本《三國演義》，但是他也絕對不可能沒有看過《孫子兵法》，毛如此說不過是極言實踐的第一性罷了，這是他和王明的最大區別，也是他戰勝王明的最大奧秘。
（二）毛澤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
毛澤東當然吸收了很多西方先進的思想，比如馬列主義中的暴力革命的理論，階級鬥爭的理論、唯物辯證法的理論等等。再比如，20歲的毛澤東曾對泡爾生的《倫理學原理》頗為激賞，用蠅頭小楷在書中寫下12000多字的眉批和旁注，包含了3個核心思想：一個強大的國家需要集中政治權利；個人意誌超越一切的重要性；中西文化有時對立有時互補。這些思想對毛的政治理念也深有影響。（14）但更多更主要的是繼承了中國傳統文化。他從四五歲開始發蒙，讀了將近80年的書，無論是戎馬倥傯還是日理萬機，他都真正做到了“三上”——枕上、廁上、馬上，一輩子手不釋卷、嗜書如命。1939年，46歲的毛澤東視察延安兵工廠時，講到學習的時候說：“年老的也要學，我如果再過10年死了，那麽就要學9年零359日。”毛踐行了自己的諾言。現在有案可查的毛的最後讀書時間是1976年9月8日5點50分，這時離他去世不到24小時。據毛澤東的護士長吳旭君回憶，毛澤東最後一次讀書，準確地說是聽書——因為他晚年白內障，從1974年開始就已經是由蘆荻來給他念書——1976年9月8號淩晨5點50分，這時進入彌留之際，一直在搶救，昏迷不醒的毛清醒過來了，又叫別人給他念書，最後聽了7分鍾，又昏過去了，直到去世 (15)
就這個細節我在想，別說一個偉大領袖，或者說一個皇帝，就是古今中外的文人學者，又有幾個能像毛澤東這樣讀書的？而且是真讀，讀到爛熟於心，張口就來。再舉一個例子，據五十年代江西省委第一書記楊尚奎的夫人水靜回憶，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她以江西第一夫人的身份接待毛澤東，第一次到“美廬”去見毛澤東，毛問她叫什麽名字。然後說，哦，水靜？不對啊，違反辯證法，水是動的，怎麽是靜的呢？然後就聊天，問她，你愛讀書嗎？回答說喜歡讀書。讀《紅樓夢》嗎？ 讀過。《紅樓夢》裏寫了多少人物啊？水靜傻了。
毛澤東隨即自言自語說，一共寫了327個人，其中剝削階級是30個人，占了大概十分之一。之後再告訴她，《紅樓夢》的祖宗是《金瓶梅》，你回去再看看。
水靜聽了毛主席的話，心裏很驚訝。更驚訝的是，她經過了開始的緊張之後，靜下心來觀察，發現在毛的茶幾上擺了一套《安徒生童話集》。她事後幾十年寫回憶錄的時候，還在感歎這件事情，說毛澤東日理萬機，尤其在廬山會議期間，山雨欲來風滿樓，難道還有這份雅興閑情看《安徒生童話集》嗎？（16）
這是我們所不熟悉的毛澤東。
我們更熟悉的是毛澤東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兩大傳承。一是書法，二是詩詞。
先說書法。文以載道，書以傳文，道之無文，載之不遠；文之無書，傳之無采。書法是中國曆史上最悠久、最普通、最實用、同時又是最高深、最複雜、最變幻莫測的線條的藝術。據不完全統計，在2000多年中國曆史上350多個皇帝裏麵，大概有三分之一夠得上書法家的水平。作為中國這麽一個文化大國，一國之尊如果字都寫不好，是很丟臉的事情。比如唐太宗，我們現在讀的《蘭亭集序》，是褚遂良的摹本，歐陽詢的摹本，王羲之的真跡哪去了？被唐太宗帶到棺材裏去了。所以我們看《書法大字典》，可以碰到很多唐太宗的漂亮的字。再一個，宋徽宗創造了“瘦金體”，快一千年過去了，今天還有很多人在練“瘦金體”。前不久我無意看到他的兒子高宗趙構，寫給嶽飛的一封長信的真跡的影印件，內容是商討抗金大計，那書法是神品啊，寫得好。到了有清一代，大家就更熟悉了，十二帝個個都堪稱書法家，乾隆禦筆遍布名山大川。到了毛澤東，更是自創狂草一體，雖出於懷素和張旭，但又不拘法度，隨心所欲，另辟蹊徑；雖謀篇深遠、布局和諧，但又狂放飄逸、勢若奔雷，性格崢嶸、氣象萬千。名列日本評選的二十世紀中國十大書法家前茅。為什麽拿日本來說事呢？因為有可信度，雖然日本文化是中國文化的徒子徒孫，公元六世紀派來兩千個遣唐使到長安，才把中國文化學過去，但他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承傳、弘揚、嗬護遠遠超過中國，今天要看盛唐建築，不在長安，而在奈良。去年日本的文部省下發過一個文件，小學生如果書法課不及格，不給畢業。毛澤東書法征服日本，由來有自。
再說詩詞。詩詞是中國文學的正宗源頭，從《詩經》、《楚辭》、漢樂府、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一路過來，由簡到繁，有雅到俗。當然，可能看小說的人遠遠超過了讀詩詞的人，但是沒關係，我們可以回憶一下，在任何一部古典小說名著裏麵，不管任何一個寫人物還是寫場景還是寫事件的段落，不管寫的多麽熱鬧，多麽精彩，最後總是由“有詩為證”來結尾，好像詩沒出來，這個事情就搞不定，怎麽寫都收不住，這說明什麽呢？說明詩詞在中國傳統文人心目中的地位是至高無上的、不可替代的。
毛的文化理念也大體如此。大家熟知1957年毛澤東給時任《詩刊》主編的臧克家寫了一封信，提出不宜在青年中倡導古體詩詞雲雲。這其實隻說了一半，隻說出了毛的表層思想，而深層的另一半，此後不久毛親口對梅白說出來了：“（給臧克家的信）那是針對當時的青少年說的，舊體詩詞有許多講究，音韻，格律，很不易學，又容易束縛人們的思想，不如新詩那樣自由。但另一方麵，舊體詩詞源遠流長，不僅像我們這樣的老年人喜歡，而且像你們這樣的中年人也喜歡。我冒叫一聲，舊體詩詞要發展，要改造，一萬年也打不倒。因為這種東西最能反映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特性和風尚，可以興觀群怨嘛！哀而不傷，溫柔敦厚嘛！”（17）
其實毛對中華傳統文化的熱愛遠不止書法和詩詞，比如還有傳統戲曲，今天在韶山的毛主席紀念館中就保存了毛生前愛聽的傳統戲曲的唱片和磁帶共2000多盒（張）。毛一生酷愛京劇，1958年在上海看《白蛇傳》，看到許仙與白娘子生離死別時，毛哭出了很大的聲音，終至怒不可遏地一拍沙發站了起來，高聲叫道：“不革命行嗎？不造反行嗎？”不留意間，早已鬆開皮帶的褲子退了下去，還是衛士李銀橋反映敏捷，搶上前去，幫毛把褲子提了起來。另有一次，毛看譚富英、裘盛戎的《捉放宿店》，其中陳宮有唱詞曰：“淩煙閣上美名揚”，毛說：“淩煙閣為唐太宗所建，漢朝的陳宮怎麽能唱得出來？”因此改之。又有一次毛看譚富英的《失空斬》，譚扮諸葛亮時胸前配一掛檀香木佛珠，毛問其來曆，乃譚祖父譚鑫培當年進宮演出為西太後所贈。毛說：“三國時佛教還沒有傳進中國，怎有佛珠？”因此改之。（18）
毛對中國傳統戲劇的酷愛一直貫穿到他的晚年，甚至在橫掃“封、資、修”的文化大革命後期，七五、七六年之間，為了滿足毛澤東的需求，由當時的文化部負責人於會詠牽頭，先後調集了津京滬三地著名的戲曲家李少春、李和曾、關肅霜、高盛麟、張世麟、厲慧良、俞振飛、蔡瑤銑、嶽美媞進京錄製經典唱段，如嶽飛的《滿江紅》、白居易的《長恨歌》、辛棄疾的《南鄉子》、《水龍吟》、張元幹的《賀新郎》等等。乃至1974年董必武去世，毛聽了一天《賀新郎》，還將末句“舉大白，聽金縷”改為“君且去，莫回顧”。（19）毛澤東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有時是矛盾的，比如1920年，以“打倒孔家店”為號召的“五四”運動在全國方興未艾之時，毛卻去到了山東曲阜，拜謁了孔廟和孔林。再比如毛一邊口口聲聲提倡新詩，一邊卻如琢如磨創作舊詩，還不無風趣地宣稱：“我不讀新詩，除非給二百塊大洋。”這是毛的興趣使然還是傳統文化的魅力所致？值得我們另作專門研究。
分說了書法和詩詞之後，現在我要來一個總說。即傳統文化的四性：穩定性、超越性、穿透性、覆蓋性。自從上個世紀80年代，著名美籍華人曆史學家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在大陸學界風行之後，我們經常談所謂“大曆史觀”。其實，所謂大曆史觀無非就是一個時間長度問題，在什麽樣的時間段裏研究問題，不同的問題對應不同的時間段。比如貨幣政策，麵對當下，可能以十年、二十年為周期；比如人口政策，“隻生一個好”，其實是對新中國前三十年人口政策失誤的一個反撥，矯枉而過正，不得已而為之。隻生一個是不好的，因為它打破了兩兩相傳的人口平衡，現在小兩口來贍養四個老人的倒金字塔形的人口結構，會讓我們吃盡苦頭的，再過三十年、五十年，可能我們就要調整到“隻生兩個好”了，這就是一個小曆史觀，大概以百年為期。生態問題，就至少是個中曆史觀了，起碼得以五百年為期。文化的調整周期更長，至少是以千年為期，這就是大曆史觀了。
大家回想一下，最近以來，不管是李敖還是連、宋還是慕鬱明來大陸，發表演講盡量要多背一點唐詩宋詞什麽的。為什麽？因為唐詩宋詞是好東西。《水滸》、《西遊》、《三國》、《紅樓夢》是好東西，國民黨說好，共產黨也說好，毛澤東喜歡，蔣介石也喜歡，這就是文化的超越性和穩定性，它超越黨派之爭，穩定於意識形態之上，不管國共兩黨的意識形態如何尖銳對立，但一追溯到傳統文化，就相互認同了，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陳水扁的“去中國化”是徒勞無益的，因為唐詩宋詞、古典名著是中華民族的深重底色，它已經滲透進了中華子孫的血液和骨髓，它是屬於大陸的，也是屬於台灣的，它是屬於中國的，又是屬於世界的，它是屬於過去的，也是屬於未來的。
我們再講“穿透性”。舉一個例子，大家知道南唐後主李煜，要說這個人皇帝當得很窩囊，政績、人品，無從談起。但是沒關係，隻要有一首《虞美人》足矣，——“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欄玉砌應猶在，隻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這一流就流了一千多年啦！何況，李後主的妙語多多，什麽“獨自莫憑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什麽“離愁恰似春草，更行更遠還生”……我相信，隻要漢字不滅，這些無上妙詞就會伴著我們這個民族永遠流傳下去。
再說說“覆蓋性”。譬如古代戰例有很多，什麽巨鹿之戰啦、淝水之戰啦、長勺之戰啦、官渡之戰啦、赤壁之戰啦、夷陵之戰啦等等，但是哪一個戰役的知名度最高呢？赤壁之戰。為什麽？因為有《三國演義》，但更早是因為有蘇東坡的前後《赤壁賦》、《念奴嬌*赤壁懷古》——“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這就夠了！雖然今天在湖北有兩個赤壁，蘇東坡所詠赤壁可能還不是真赤壁，赤壁之戰到底是在哪個赤壁打的也搞不清楚，這都沒關係，文化“赤壁”已然名揚天下。
再舉個更小點兒的例子，江西贛州的鬱孤台，原本毫無知名度。而贛州在中國曆史文化長河裏也可以說是無足輕重。但八百多年前，一代詞人辛棄疾被下放到了那裏，很鬱悶，無所事事，到處瞎轉悠，有一天轉到了鬱孤台，憑欄遠眺，悲從中來，大發感慨：“鬱孤台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西北望長安，可憐無數山，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夠了，出了兩個名句“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從此，鬱孤台——贛州在中國曆史文化長河中脫穎而出。今天誰去了贛州，一定要去鬱孤台。其實就是個小土台子，真沒什麽可看的。但是因為它的文化積澱，誰也不敢小看它。
我說這些什麽意思呢？就是講文化的穿透性、超越性、穩定性和覆蓋性，這是一種文化意識和曆史意識。中國傳統文化講究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所謂立言，就是著書立說，就是名山事業，藏之名山，傳之後世啊！
大人物都有文化意識和曆史意識，我前麵說的乾隆號稱傳世三萬首詩，中國有史以來第一高產詩人，盡管很多詩作是紀昀、和珅代筆，但都歸到乾隆名下，乾隆要靠它們來傳世啊。詩無好詩，湮滅無聞。真正起到了傳世作用的是“乾隆禦筆”，它們遍布名山大川、風景名勝，你想躲都躲不開，想不知道都不行。還有那個《曾國藩家書》，圍剿洪、楊之際，戎馬倥傯，秉燭夜書，天天批改快馬送到的子侄輩的作文。常言道，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曾國藩教子有方，代代出進士，他的家書當時就已名揚天下。他寫這些家書時，有沒有一種傳世意識，有沒有要寫給天下人看的意識？我看是有的。否則，我們就不可能讀到如此完整、完美、完備的《曾國藩家書》。再舉一個《胡適日記》。胡適之二十六歲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讀完博士回國，成為最年輕的北大教授，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他的名士意識油然而生。他的日記有沒有要寫給天下人看的意識，有沒有要寫給後世看的意識？我看是有的。否則，我們就不可能看到如此完美、完整、完備的《胡適日記》。
毛澤東更有這種文化意識和曆史意識。他是中國曆史上少有的“君師合一”的人物，即又可以做皇帝，又可以做教授。他對文化的重視超乎尋常。他有三種經典表述：一、“一支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而愚蠢的軍隊是不能戰勝敵人的。”二、他在長征路上，不管如何艱難困苦、輕裝簡從，他的馬背上的褡褳中始終背著文房四寶，他多次對身邊的警衛人員說，“我要用文房四寶打敗蔣介石國民黨。”這不是一句玩笑話，大家後麵再聞其詳。三、1935年秋天，丁玲到了延安，毛澤東專門給她題了一首《臨江仙》，其中有兩句：“纖筆一支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語出孫中山1922年8月24日與報界的談話，論及康、梁的輿論作用，“常言謂‘一支筆勝於三千毛瑟槍’。”毛借用此說是對丁玲過去文學成就的一種認可，更是對她到延安以後的一種期待。
換一個角度，換一個例子。1961年冬天的某日，毛澤東剛剛寫完《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裏來的》這篇文章之後，心情愉悅，上班的時候，他的衛士張仙朋進來給他倒開水，毛澤東就問，小張，你知道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裏來的嗎？小張當然不知道，看著毛主席傻笑。毛澤東很有興致地把這篇文章的觀點給他講了一遍，講完以後看他還是似懂非懂，毛澤東長歎一聲說了一句話：“人們常說虎死了留皮，人死了留名。我這個人啊，隻要給人民留下點兒文就行了。”（20）為了留文，毛澤東確實殫精竭慮。從60年代初期到中期，中共中央評蘇共中央來信的九評，是當時非常著名的九篇大文章，由陳伯達、康生、吳冷西、胡喬木、田家英等黨內大秀才們參與起草，但最終均由毛澤東欽定。這不是因為毛乃黨內一把手，而是因為他的文章水平比大家高出一籌。在1965年，修改五評《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兩條路線》時，毛在其中親筆加了一個名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21）13年之後，1978年《光明日報》發表思想解放運動的標誌性文章，題目就是這句話。這是毛無意中留給我們的財富。為後世留文，是一個偉人的想法，更是一個文人的想法。我想，名山事業是中國文人的一種宗教，所以才有“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所以才有曹雪芹“十年辛苦不尋常，字字看來皆是血”啊！
我們再回過頭來講“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它恰巧可以對應毛澤東晚年的自我總結。他晚年總結自己一生幹了兩件事。這個說法版本眾多，我引征的是官方的權威版本，出自葉劍英1977年3月22日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的講話。1976年6月，重病中的毛澤東在病榻上召見華國鋒、張春橋、江青等左派政治局委員，講了這麽一段話：
“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八十多了，總想後事，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論定，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是可以論定吧！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跟蔣介石鬥了那麽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麽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了‘文化大革命’，這件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都沒有完。這筆遺產交給下一代，怎麽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麽辦，隻有天知道。”（22）
這就是典型的毛的文風。我們簡單解讀一下這段話——毛的臨終遺言或者叫政治交代。第一件事，所謂立功，他充滿自信，毋庸置疑，無可辯駁。把蔣介石趕到台灣去了，建立了新中國，成了開國領袖。但是在我看來，還是毛澤東讀了一輩子的《三國演義》裏的話說得好，“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所以不管連、宋來也好，李敖來也好，都在謀求國共兩黨的再次合作，海峽兩岸早晚是要統一的。這是時過境遷，這是與時俱進。所以這件事我們存而不論。
第二件事，所謂立德，即通過文化大革命來追尋天下大同的理想，要成為當今聖人。但是毛澤東顯然已經感覺到這個事搞砸了，隻是性格使然，硬著頭皮頂住，這符合毛澤東的性格。毛澤東這個人是一輩子從不服輸，從不認錯，他隻能順毛捋，誰逆著他來都不行。彭德懷的悲劇，很能說明問題。從1959年7月2日，毛在廬山會議的吹風會上定在批左傾、批瞎指揮的基調到7月下旬罷免彭德懷，20天內翻雲覆雨的驚天巨變，和彭耿直的性格有關，和彭剛剛出訪東歐八國的見聞感想有關，和黨內黨外的輿論有關，和國內尤其是國際大背景有關，更和毛澤東的好鬥性格有關。若幹因素湊在一起，彭德懷在劫難逃，這就是時也命也。這是另外一篇大文章，此處就不再細說了。文化大革命的悲劇也大致如此，一旦發動起來了，就像打開了潘多拉魔盒，盡管1967年1月13日，毛在人民大會堂單獨召見劉少奇，劉以辭職為條件，企圖勸阻文革的深入與擴大，都無濟於事。（23）毛澤東一意孤行，誰說都沒用。真正給了他當頭棒喝的是1971年“9*13”林彪叛逃事件。前年我看鳳凰衛視做了個節目，叫“林彪叛逃之謎”。鳳凰台經常做一些比較微妙、敏感、前沿的題目。他們采訪了當年中國駐蒙古的一個參讚，這個人是第一個趕到林彪墜機現場的中國人。他出來接受采訪時說，我當時趕到現場一看，看那個三叉戟飛機的右翼上有個鬥大的圓洞，我心裏一驚，心想是不是被導彈打的呀？！
這種說法在坊間流傳了許多年，他等於是以目擊人身份又提出這個疑問。鳳凰台很會做，後來話鋒一轉，不回答這個問題了，又回到傳統說法，說周恩來監視屏幕，看著飛機出了山海關，繼續往北飛，然後馬上報告毛澤東，怎麽辦？毛澤東說了那句名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隨他去吧。”但從林彪叛逃的當天晚上開始，毛澤東發高燒，心肺炎犯了，連續兩個月臥床不起。我還很清楚地記得，1969年冬天我下放在農村的時候，有一天晚上敲鑼打鼓地傳達重要指示——不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是葉劍英的講話，說經過醫生會診，毛主席老人家身體非常健康，可以活到150多歲。這可是正兒八經傳達的呀！毛澤東那個時候身體的確很好，但林彪這個事情出來以後，一下子垮了。垮到什麽程度？兩個多月高燒不退，其中有兩次缺氧，等於說人就死過去了。周恩來聞訊趕到時，緊張得腿發軟，車都下不了，還是兩個人把他架進毛的臥室。然後，周搖著毛的手，喊主席喊了40多分鍾，毛才醒過來，可把周恩來都嚇壞了。
事後不久，周恩來籌備中共“十大”的時候，曾經很委婉地勸說毛澤東不要親自出席“十大”，你不勸，他倒真不一定去，你這一勸倒壞了。毛說，我不光要親自去，還要親自主持。周恩來一看沒招了，隻好找到人民大會堂主席台旁邊的118廳，辟為毛的臨時住所，並且讓毛提前搬進去適應。之後，把輸氧管送到主席台正中央座位底下，隨時防止毛缺氧。這個事情隻有周恩來和毛的醫療小組知道，其他中央領導都不知道。毛也不知道。關於這一段的回憶文章我看到過很多，但是由此可見，但是各種版本就不一樣了。好多人說，當時毛澤東在“十大”的開幕式上未置一詞，其實是錯誤的。我最近看到的最真實的影像資料，主席台第一排，毛澤東居中，右邊是以周恩來為首的所謂右派，左邊是王洪文為首的所謂左派，據說這是周恩來親自安排的。開幕式由毛澤東主持，上來就說了四個字，“會——議——開——始”。說得很不清楚，他這個時候是思維清晰，但是語言嚴重障礙，已經不能完整清晰地表述“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現在開始”這樣的句子了，隻能來一句“會議開始”就完了。然後，用右手食指點著周恩來，磕磕巴巴地說，“下麵請周恩來同誌作報告。”周恩來站起來對他鞠了個躬，之後等於半彎著腰作了一個很短的報告。
然後是王洪文作了一個《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前後不到一個小時就結束了，確實很順利地完成了大會議題。問題是，完了以後，全體起立熱烈鼓掌，主席台上的其他人，包括朱德這些年事已高的人，都被攙扶著慢慢地下去了，直到主席台上人全部走光，毛還在紋絲不動地坐在那裏，微笑著鼓掌，周恩來陪著他鼓掌，但心裏納悶這到底是什麽意思呢？一千多人都在那兒熱烈鼓掌。代表的心態可以理解，隔了很多年沒有見到毛，感覺毛的身體大不如前，但是畢竟有段距離，看得不是很清晰。同時又覺得見一麵少一麵，所以都很留戀，不願走。五六分鍾過去了，毛終於憋不住了，大聲喊出一句話：“你們不走，我也不好走嘛。”周恩來一聽就明白了，馬上說，“各位代表，請你們趕快退場，主席要目送大家退場。”大家一聽，噢，主席要送我們退場，那就趕快走吧。但是又舍不得走，一步三回頭鼓著掌慢慢退場了。等人都退場以後，上來四五個人抬著毛的椅子，連人帶椅子一塊抬下去了。真實的原因是毛不能站起來了，他沒法站起來，又不想讓大家看到他身體是這樣子，所以出現了如上一幕。（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