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色電影詩人德裏克加曼 - 愷蒂

Michael Derek Elworthy Jarman^[1] (31 January 1942 – 19 February 1994) was an English film director, stage designer, diarist, artist, gardener and author.

藍色電影詩人德裏克加曼

藍色電影詩人德裏克加曼 - 愷蒂 (zt) (http://www.menggang.com/movie/uk/jarman/jarman-a.html)

今年二月十九日，德裏克加曼（Derek Jarman）死了，死於艾滋病，死在英國眾議院投票決定同性戀合法年齡的前兩天，沒能再與朋友們共聚在泰晤士河畔的寒風中。那凜冽初春之夜的朵朵燭光，是同性戀者們對平等的合法年齡的期待，是對投票結果的憤怒（在英國，異性戀合法年齡是十六歲，同性戀合法年齡本來是二十一歲，這次投票的結果是降到十八歲，但許多人認為問題的關鍵不在於年齡是多少，而在於平等不平等），也成了為加曼送葬的挽歌。

德裏克加曼，畫家、詩人，電影導演，獨立製片人，同性戀權利活動家，向來坦率、直言，極有藝術情趣和創造力，又獨立於世，桀驁不遜。特別是他發現自己攜帶艾滋病毒後，更以其真誠、勇毅、智慧，為同性戀者尋求正義和公理，成為先鋒藝術家們和年輕是同性戀者們的偶像、精神支柱和行動楷模，卻也因此成為這個傳統保守國度中許多人的眼中釘、肉中刺。他是主動要求醫生對他停止用藥的，他的雙目已完全失明，皮膚、肌肉都在脫落，然而他卻死得極有尊嚴，表現出超人的耐心、毅力和勇氣。雖有人說他死得活該，但更多的人，包括同性戀反對者，卻為他一掬欽佩感動之淚。無論如何，他的死，無疑是英國電影界的極大損失。

加曼是英國人，加曼是同性戀者，這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兩個事實，也是始終糾纏在他的藝術中的兩個主題。他出生於1942年，父親是皇家空軍的官員，加曼從小在意大利和印度的空軍基地上長大。他與父親的關係並不甚好，而母親早染癌症，全靠加曼和妹妹照顧。加曼自幼鍾愛繪畫，但父親卻規定他去倫敦大學國王學院學曆史和英文，加曼遵從父命於1963年完成學業，旋即進入Slade藝術學院中學習繪畫，加入60年代自由放任的狂歡宴會。他的同學中有當代英國藝術家霍克尼（David Hockney）、普洛克特（Patrick Procktor）、和克拉克（Ossie Clake），在波微廣場霍克尼的家中，在德瑞街的藝術實驗室中，在圓房子的生活舞場中，他們的音樂越來越狂野了。霍克尼的滿頭金發在舞場中飛動，加曼仿佛第一次“從很高的跳台跳水下去，”驟然發現“頹廢是才智的第一表現”，“每個我認識的人都認識其他人，我們生活在一起，像是整整一代人生活在一起”。在此期間，加曼作為一個藝術家小有成功，他參加1967年塔特畫廊的青年藝術家畫展，1968年在利森畫廊舉行第一次個人畫展，同時，他也寫詩，從事舞台設計。到了七十年代，英國導演羅素（Ken Russell）請他設計電影《野蠻的救世主》（The Savage Messiah）和《魔鬼》（The Davil）加曼拍片一直用最簡陋最原始的攝影機，背景常布置在畫室或倫敦一些廢棄的大倉庫中，一方麵自然是因為作為獨立製片人，經費向來是問題；另一方麵也是因為在加曼看來，電影最重要的不是情節、故事，不是場麵是否大，而是電影所要表達的導演的思想。他的電影都很個性化，作為一位抽象派的畫家，他攝影機下那些如夢如幻的意境，也都很抽象。

1975年，加曼拍攝了第一部公開放映的電影《塞巴斯蒂安》（Sebastine），這部電影結構鬆散，敘述了基督教早期聖徒塞巴斯蒂安的一生，他所受的折磨和他的獻身精神。三年後，他又拍了《慶典》（Jubilee），把曆史引入現實，表現了女王伊麗莎白一世在她的魔術師的陪同下共遊七十年代朋克（Punk）的倫敦城，真實地記錄了那個時代頹廢瘋狂的亞文化。這兩部新奇的電影讓人耳目一新，然而毀譽並至，《塞巴斯蒂安》中，加曼讓他的人物都講拉丁語，配以英文字幕，而且還有許多男子的裸體以及男子同性戀的性愛場麵；《慶典》中的倫敦是毀壞、衰敗的，女王也成了後現代主義的形象，這很讓一些自認“身心純潔”的人受，不了，斥之為“腐敗、惡劣、肮髒”。1979年，加曼拍攝了根據莎士比亞劇作改編的《暴風雨》，同樣是現實、神話與曆史的交融。同時，他也開始醞釀拍攝《卡拉瓦喬》（Caravaggio），然而經費和計劃落實，卻要在七年以後。

1610年，西西裏Porto Ercole的海灘慵懶地伸展在熱氣中，米凱萊卡拉瓦喬奄奄一息。自從四年前那場在羅馬的鬥毆之後，他流亡在那波裏，在馬耳他，在西西裏。終於，聽到了教皇赦免他的傳令，於是，“他收拾了僅有的幾樣東西，租了條小船打算回羅馬，然而在海灘上，他卻又無辜被抓了起來，兩天後從監獄裏出來，他的船已不在那裏。在憤怒和絕望中，他在七月酷暑的烈日下沿著沙灘奔跑，希望能看見那條船”，然而他倒下了，牧人們把他抬到山頂，他發著高燒，幾天後，他死了。這一年，他39歲。

卡拉瓦喬，意大利文藝複興後期的最重要的一位畫家。黑頭發、黑眼睛、深色的皮膚。他的形象是他畫筆下的許多畫麵，他的顏色是他的畫麵的主調。他粗獷、好鬥，總是在尋找計劃或是傷害自己，或是傷害他人。他愛女人，更愛男人，最愛的還是他那把從不離身的短劍，他作畫不守傳統路數，許多後代人受他的影響，卻也有人認為他破壞了繪畫藝術。從這位自我陶醉、滿身不服從、充滿勇氣和破壞性的卡拉瓦喬身上，加曼仿佛看到了自己。《卡拉瓦喬》是他最珍愛的題材。於是，他在倫敦一間大倉庫中重構文藝複興後的羅馬：白門白牆，酒肆草垛的街景；精力過盛，熱情暴躁的意大利人。他更在重構卡拉瓦喬的畫室和他的一幅幅畫麵：巨大的畫布，石臼中剛磨出的鮮豔的赭紅色，陰沉的黑色；手捧水果籃的男孩，被蠍子蟄了手的少年，“年輕人的音樂會”上四位樂手嬌潤的麵頰和顫動的琴弦；還有羅諾其，那位卡拉瓦喬所愛著的最終又被他用短劍刺死的羅諾其，健美、粗俗、貪婪，身披紅絲絨扮演著聖馬修，扮演施洗約翰。卡拉瓦喬的一幅幅傑作在加曼的攝影機下被重新畫過，畫麵上的人物成了圍繞卡拉瓦喬的故事，雖少情節，卻驚心動魄。水果鮮花、男人的軀體都透著欲滴的誘惑和欲望；美杜莎頭上亂蛇飛舞，頸斷處鮮血淋漓，張開的嘴哭《卡拉瓦喬》終於拍完了，在柏林電影節上獲得很大成功。這七年中所遇到的阻力，輿論界所施予的種種壓力，讓加曼對同性戀文化和同性戀權力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他成了頭腦最清醒的同性戀權利的支持者、爭取者。1986年聖誕節前夕，《卡拉瓦喬》公映之後，加曼去醫院做了艾滋病檢查，結果不出他所料，是陽性。一個月後，他公開宣布了他的病情。八年之前，很少有人有勇氣公開承認自己是同性戀者，更少有人有勇氣承認自己得了艾滋病，加曼似乎成了第一個公開站出來道出真相的人。以後，有人問他為何當初要這樣做，他說：“我這樣做是為我自己，為我的自尊。我一生都在力爭活得坦白、明了、被人接受，有時，竟發現自己周圍的人都那麽恐懼、不幸福，他們害怕告訴別人他們生活的真相。所以，我這樣做是為我自己，並不是為別人，如果我的作法無意中幫助了一些人，那我會很高興。”“我不是一個代言人，我隻談我自己。”

於是，死亡每時每刻都會降臨，加曼的時間緊迫起來，病情在惡化，但他的創作卻進入了旺盛時期。1987年《最後的英格蘭》（The Last of England），1988年《戰地挽歌》（War Requien），1990年《花園》（The Garden），1991年《愛德華二世》（Edward Ⅱ），1993年《維特根斯坦》（Wittgenstein）。直到最後一部影片，他去世前不久拍攝的《藍色》（Blue）。在拍攝電影的同時，他也不斷地有書出版，自傳，日記，電影腳本兼拍攝劄記，都是些流暢的散文，筆調很有詩意，也很幹淨。同時，他又提起畫筆作畫，在曼城，在倫敦，在日本都舉行過畫展。

不間斷地工作的同時，加曼的生活也有了變化，十幾年來，他一直住在倫敦西區（West End）的一間窄小的居室中，西區是多彩多姿的世界，聚集了大大小小的影院劇院酒吧書店，也有索霍（Soho）區形形色色的色情商店，各種各樣的人過往，加曼喜歡這大都市活潑多樣。80年代末，他的父親去世了，他便用父親留下的錢在海邊買了一棟漁民的小屋，於是，作為英國人的愛田園、愛園藝的癡性迸發，小屋雖在核電站邊，然而它畢竟麵臨大海，加曼命名之為“希望之屋”，每日鋤地拔草，竟將荒地土屋變成了最美麗的花園。他又去海邊采集了無數大大小小的石子、石塊，精心布置，加曼的花園便不僅有花草，而且也是獨具匠心的現代雕塑館了。如此的樂觀，如此的雅興，很難想象到他是位麵對死亡的人，在這個花園中，他不僅製作了電影《花園》，而且出版了厚厚一本1989、1990兩年間日記，題為《現代自然》（Modern Nature）。“園藝原本就該是我生活的中心，也許我根本不該闖入電影世界。”花園拂平了他心中的許多騷動，加曼以一種樂觀而博大的胸懷麵對死亡，“坐在帆布椅上，看著太陽落下，又看著燈塔後晚霞中一輪滿月升起，花園中的石頭反射著月光，他們能聽到我在廚房中輕聲歌唱。”（1989年8月15日）《現代自然》不僅是他這兩整個銀幕上是一片藍色，隻有音樂和一群聲音：嘈雜的醫院聲，喧囂的海水聲，主人公的陳述聲。有時是荒誕感中的幽默，“我在一家鞋店前停下，但還是打消了買鞋的念頭，腳上這雙鞋已足夠讓我走進死亡了”；有時是對已因艾滋病去世的摯友的懷念，不斷重複那些名字，“大衛，霍華德，格雷厄姆，特瑞，保爾……”，“我已沒有朋友了，他們不是已經死去就是正在死去”；有時是對虛偽社會的憤怒，“雖然有‘與艾滋病共存’的口號，但在與艾滋病的戰鬥中，我卻不會贏。健康人隻是利用病毒，而病人必須生存在艾滋病中，人們對艾滋病的知覺提高了，但有些東西卻遺失了。現實感被戲劇化埋沒，思想失明，變成盲人。”

這是加曼的《藍色》，沒有畫麵，隻是藍色。《藍色》是加曼去醫院治病的經過，描述了他與艾滋病共存的最後歲月，是不同尋常的對病情的藝術性解釋。拍攝這部電影時，加曼幾乎已完全失明，他自知，這將是他的最後一部電影，他要“給人們一種感覺，最起碼讓人們感覺到死亡是怎麽回事。”同時，這也是他在藝術上的最後一次創新，他拒絕表現物象、景致和人體，把電影的形式推到極致。藍色，是裹屍布的顏色，是沉沒、受難的顏色，卻也是天空、大海和飛燕草的顏色。“愛琴海中的珍珠魚，深深的海水，衝洗著死亡之島……在輕柔的風中，丟失的男孩子，永遠睡熟了。深深的擁抱，鹹鹹的嘴唇相吻……我們的名字將被忘記，沒有人再會記住……在你的墓上，我放下一株飛燕草，一片藍色。”

《藍色》是對恐懼和絕望的拒絕，是在死亡的利齒之間那種公然不服從的自由之態。“我獻給你們這宇宙的藍色，藍色，是通往靈魂的一道門，無盡的可能將變為現實。”

在最後一本書《自承風險》（At Your Own Risk）中，加曼這樣為自己寫下了墓誌銘：“今晚，我累極了，我的目光無法集中，我的身體逐漸消沉。同性戀的朋友們，在我離那麽而去的時候，我會唱著歌離開。作為見證人，我必須寫這個時代的悲傷，但不是要拂去你們的笑容。請讀一讀我在字裏行間所寫的這個世界的關懷愛心，然後，把書合上，去愛吧！希望你們有更好的未來，無憂無慮地去愛。也請記住我們也曾愛過。夜幕逐漸掩下，星光便會露出。”

“我活在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