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時刻在曆史上絕無僅有。1953年3月5日晚9-10點間,斯大林在莫斯科郊外的別墅中死於腦溢血,而50分鍾前,謝爾蓋·普羅科菲耶夫在莫斯科的公 房裏死於中風。恐怕隻有莎士比亞和伊麗莎白一世,或是歌德和拿破侖在同一個時辰內相繼去世才可比擬。統治者和藝術家,因為死亡而被聯係在一起,從此永不分 離。
普羅科菲耶夫的葬禮上沒有鮮花,因為斯大林的手下把那個冬天所有的花都摘走了;悼念者也少得可憐,不到40人,因為全國的注意力都在領袖身上。普羅科菲耶 夫死後三天,消息才傳到西方世界;又等了三天,才上了《真理報》;不過總有人聽到風聲,在斯大林的棺材邊演奏的弦樂四重奏忍不住哭泣——是為普羅科菲耶 夫。三年後,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公開譴責斯大林的罪行,冰雪慢慢消融。亞曆山大·索爾仁尼琴寫了古拉格,肖斯塔科維奇把恐怖時代加密寫進了交響 曲。比斯大林活得久的藝術家們在作品中抹去了他的印跡,而與他同時去世的普羅科菲耶夫,卻仍要遭受詛咒。
普羅科菲耶夫是現代人最熟悉的作曲家之一,《彼得與狼》在幼兒園演出,《羅密歐與朱麗葉》不僅有芭蕾演出,就連足球場上也將之作為激昂戰曲反複播放。一位 像普羅科菲耶夫這樣受歡迎的作曲家,要說他是偏見的受害者,未免不近情理。然而除了這兩部大熱之作,他剩下的135部作品都毀譽參半。那種感覺,好像走進 一間中世紀的刑房,怕得要死的同時又摻雜著一絲隱約的好奇。
普羅科菲耶夫寫了7部重要交響曲,但隻有第一和第五是常演曲目;他的5部鋼協鋼琴協奏曲中隻有第三和第五才稍有亮相機會。有多少人能說出(更別提看過了) 他10部歌劇中3部以上的名字?又有多少在世鋼琴家彈遍了他的9首奏鳴曲?普羅科菲耶夫不像肖斯塔科維奇(甚至柴科夫斯基)那般引起爭論,他的音樂中沒有 隱藏的密碼,隻有豐富的旋律和張揚的創造力。他的地位也無可爭議,全世界公認他是20世紀最偉大的作曲家之一,盡管對他的深入研究甚少。這種悖論的根源在 於他對斯大林的冰冷擁抱。
革命後離開俄國的普羅科菲耶夫於1933年回國,1936年定居。他在莫斯科的劇院生活中發現了創作靈感,他為直覺演奏的天才大衛·奧伊斯特拉赫寫了兩首小提琴協奏曲,為裏赫特和吉列爾斯分別寫了鋼協。他享受特權階層的生活,有舒適的公寓和鄉村別墅。
然而,在斯大林的第一次清洗中,他眼見朋友消失無蹤,膽小的他為革命20周年獻上了一曲大合唱,為斯大林的60大壽獻上了生日頌歌,為各式麵子工程寫了無 數讚歌。在國外,他被塑造成官方宣傳員。外國人不知道的是,他的第一任妻子麗娜和兩個兒子被關在西伯利亞作為人質,換取他的合作。在斯大林的第二次清洗 中,他受到公開指責,被剝奪工作,在幾近餓死時寫下了最後一首奏鳴曲,裏赫特說:“此曲寫的是一個失去平衡的世界。”
普羅科菲耶夫家的食品櫃是靠了年輕的大提琴家羅斯特羅波維奇才重新有供給,後者衝進普羅科菲耶夫的主要迫害者、作曲家協會書記季洪·赫連尼科夫的辦公室,警告他如果普羅科菲耶夫死於供給不足,他要負主要責任。赫連尼科夫被迫拿出了5000盧布。
斯大林死後,肖斯塔科維奇在犀利而簡潔的第十交響曲中竭力抹淨了被迫的敬意,而普羅科菲耶夫在墳墓中沒法洗淨妥協。在曆史的眼中,他是個軟弱的人,貪圖安逸,缺乏道德勇氣。
如今要在普氏的吹捧作品中找出貢獻,那純粹是誤導,這隻會讓我們有借口拖延對普羅科菲耶夫進行重新思索。西方對於這位作曲家的態度是十分可疑的,我們不斷 重演那些最受歡迎的作品,對其餘則視而不見,完全沒有將他放入連續評估體係中。普羅科菲耶夫令我們西方人不安的方式與拉威爾不同,他提醒我們的東西,我們 更願意去忘記——那就是對斯大林的致禮。是的,我們的致禮,不是他的。
我桌上有一份周日下午的音樂會曲目單,BBC交響樂團和亞德裏安·鮑爾特爵士“紀念斯大林誕辰音樂會”,時間是1941年12月21日,曲目主要是普羅科 菲耶夫的作品。我還收藏了同時期的一些報紙,沃爾頓、布裏斯和馬爾肯·薩金特都曾興高采烈地向斯大林致意。整個西方文明都曾為斯大林叔叔的一顰一笑而瘋 狂,卻從未承認自己助長了他的氣焰。我們躲開普氏的大部分作品,因為它們會喚醒那些關聯;俄國人對之處理得小心,因為邪惡依然存在。
半個世紀過去了,應該有可能將普羅科菲耶夫與他的時代分開看待,但曆史是個流動話題,每天都在重寫。赫連尼科夫晚年說他從未迫害過作曲家,而普京竟然還授予了他國家最高榮譽——總統獎。普羅科菲耶夫的沉默真是意味深長。
作者為英國著名樂評家、BBC廣播三台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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