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曼·萊布雷希特：馬勒如何締造“音樂美國”(zt)

   文 / 諾曼·萊布雷希特   譯 / 盛韻

    自從馬勒1907年12月在紐約上岸，就一直為美國的音樂潛力所深深吸引。

    100年前，一個矮小緊張的男人裹在羊毛衫裏，衝上卡內基音樂 廳的舞台指揮了生命中最後一場音樂會。照理說，古斯塔夫·馬勒不該出現在那裏，醫生命令因染上風寒而頭疼的他臥床休息，而他和紐約愛樂的關係也剛破裂，在 一次充滿敵意的董事會上，律師突然從幕後出現，揮舞著一紙威脅的合同。要是放在今天，任何大師都會立刻取消下一場音樂會，讓經紀人和樂團去整出一份挽留顏 麵的聲明。

    然而馬勒不是輕言放棄的人。自從他1907年12月在紐約上岸，就一直為美國的音樂潛力所深深吸引。他和維也納人的吊兒郎當鬥爭了 十年，希望能找到沒那麽多偏見的聽眾和更積極的樂手。在被托斯卡尼尼蠻橫地擠出大都會歌劇院後，他在低潮中執棒紐約愛樂，炒掉了一半樂手，準備著手改造美 國的音樂會圖景。

    “我打算讓公眾和樂評人幫我選擇音樂道路。”他宣稱，其實他在來的船上就計劃好了美國音樂會的結構，這種結構一直影響至今。

    馬勒將卡內基大廳的音樂季分成了4個訂製部分，每部分有一個主題。在常規係列音樂會之外，他加上了全套貝多芬作品，“為了教育古典音樂愛好者、我的樂團 以及青年學生們”；星期日音樂會是為無法承擔全額票價的工人和學生準備的，曆史係列音樂會是為了呈現巴赫以來的音樂發展，相當於前媒體時代的紀錄片。

    其他指揮策劃的音樂季是為了吸引觀眾和掌聲。馬勒重新定義了音樂會的核心目標，用啟蒙代替了純娛樂，並拓展了聽眾的社會階層。教育性和綜合性被融進了音樂會章程。

    他的激進計劃並非為討好富有的恩主，又激怒了權勢樂評家亨利·愛德華·克雷比爾（Henry Edward Krehbiel），後者指責馬勒低估了聽眾的音樂品位。“馬勒從未發現那些愛樂的老主顧們不僅從父輩那兒繼承了座位，也繼承了他們對好音樂的鑒賞力。” 克雷比爾寫道，他擔心馬勒僭越了樂評家的功能。

    馬勒在第二季中引入了更多主題，從不同國度的在世作曲家中選取精品，包括一批英裔美國作曲家的新作。他一早就告訴董事會，這種突破不應局限於曼哈頓，他可以通過帶著樂團去巡演來節約排練時間，縮減昂貴的開銷。

    第一站是布魯克林。紐約愛樂從未在這個城市工人階級居住區演出過（即便2011年依然如此），一家晚報驚呼：“布魯克林終於真正成為紐約的一部分了！”在音樂學院搞了三場活動之後，馬勒接觸到了美國其他地區的聽眾。|

    這是第一次有指揮把一整支交響樂團放到火車裏。他們呼嘯穿過十個城市，其中包括費城、匹茲堡、克裏夫蘭和波士頓等中心城區，也包括大學和藍領工人的小 鎮，馬勒將影響力擴大到了工人和學生。他們在紐黑文、春田和普羅維登斯演出，在布法羅、雪城、羅切斯特和尤蒂卡演出。在尼亞加拉瀑布，馬勒宣布：“終於到 了真正的最強音。下一站是華盛頓，我們要讓總統開開眼。”（這次巡演的節目單可以從克努德·馬特納的編年體新作《馬勒的音樂會》中看到，卡普蘭基金會出 版）

    馬勒的目的不僅是節約排練開支，他希冀提高整個國家的音樂標準。在美國第一支管弦樂隊的誕生地波士頓，著名作曲家阿圖爾·福特（Arthur Foote）說馬勒“對完美的追求”已經成為全國“始終如一的教學課”。

    我們不禁想知道，為何馬勒要違背醫生的命令，又不顧自己的憤懣之情，在1911年2月21日指揮了那場絕命音樂會。音樂會開到一半，馬勒說自己頭疼。結 束後他由醫生陪同回到酒店，醫生懷疑他得了亞急性細菌性心內膜炎，便請來了對付這種疾病的大權威伊曼努爾·李普曼。馬勒找到了最合適的醫生，但他的病情卻 毫無希望。他被送回維也納等死。愛樂樂團對外宣稱他“得了輕度感冒”。

    1911年5月18日，馬勒去世，終年50歲。他創作的交響曲又等了幾十年才為大眾所接受。今天，它們挑戰了貝多芬交響曲的經典地位，馬勒被認為是現代文化的塑造者。

    然而他對美國音樂生活的影響卻沒有得到充分的認可，因為他之後的半個世紀由他的敵人托斯卡尼尼主宰。這個意大利人頗為保守複古，確立了一套偉大作曲家的 經典。馬勒則更為靈活變通，順應了美國的現代化及對新鮮事物的需求。他確立了音樂季訂製主題，他是利用樂團進行教育和社會融合的先鋒，他提出了一支偉大樂 團應該演遍偉大祖國各地的夢想。

    如果紐約愛樂能夠在2011年2月21日重現馬勒生命中的最後一場音樂會，就合情而應景，但似乎看上去實現的可能微乎其微。倒是以色列愛樂的裏卡多·穆蒂在特拉維夫和耶路撒冷重演了那套曲目。紐約，不論在馬勒的時代還是今天，都那麽薄情。

    作者為英國著名樂評家、BBC廣播三台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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