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敗特權

　現在一些人討論腐敗或者說特權是什麽時候開的頭。有人說文革(專題)前的情況還是很好的，都是文革把風氣搞壞了。這話在一定程度上也對。也有人說，從延安時代就有了，當初丁玲蕭軍他們反對的就是這個。這話也對，腐敗之風源遠流長。根本原因就是這幫幹部打天下坐天下的思想，和以前的農民起義領袖沒很大差別，不能期望他們有更高的思想境界。我們年青時讀到先烈方誌敏的文章，讀了《紅岩》這樣的書，全都感動得淚流滿麵。其中所反映的基本上是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想法。如果方誌敏和《紅岩》那裏麵的犧牲者活到“解放”以後，他們的命運還很難說呢。　　　　　

50年代風氣確實比較好。上層的生活老百姓看不到，中下層還是比較平等的。一般來說，極左越猖狂，社會風氣越壞。我的同學李吉士回憶1958年以後，領導機關下基層，就普遍的吃吃喝喝了。但是文革這個運動，確實把腐敗上了一個台階。這其中關鍵的問題是，腐敗從“紅一代”傳遞到“紅二代”。　　

就某種意義說，文革就是為了解決接班人的問題。1964年，提出“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的口號，而且，針對外部環境的惡化和對外戰爭的可能性，層層布置了確定各部門各單位“第二梯隊”的具體措施。權力中樞已執政十幾年，可他們的兒女輩年齡尚幼，絕大部分還是中學生（中共“五老”之一董必武的兒子也是中學生）。如何實現這個政權的代際傳遞是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這種思慮反映在他們的兒女身上，就是文革中紅衛兵運動起源的思想基礎。正如一些老紅衛兵所反思的，在當時的學校裏，“黑五類”子女已不構成威脅，他們根本上不了大學，有些連中學也上不了。他們無法在學業上競爭的是中間階層，特別是知識分子的子女。所以，把“黑五類”子女剔出去的戰略不管用了，必須把“紅五類”擇出來。這就是紅衛兵的組織原則。“紅八月”的屠殺和驅逐也是針對城市中間階層的，因為經曆頻繁的政治運動後，北京城裏真正的“黑五類”人員已不多。　　

當然潘多拉盒子打開後，形勢就不是他們所完全掌控的。這場風暴，到了“九大”以後，特別是“九一三”以後，就基本上平息了。“九一三”實際上宣告了文革的失敗、舊製度的回歸。老幹部這才回過神來，開始對文革進行清算，也就是力圖恢複他們在文革前的位置並為他們的子女尋找出路。這時他們已經沒有什麽顧忌，因為大風大雨他們已經經過了，況且他們憑借著“被林彪迫害”的道德優勢。　　

這種依靠權勢謀自家的利益的行為由來已久，但1971年以後大爆發。例如《鴻》的作者張戎自述1969年中學畢業後被分配到四川西部山區插隊。但她在那隻待了26天。期間所幹過的較重農活是上山背柴，她自己感覺背了63公斤，而現場稱量結果為2.25公斤。然後她以偽造證明的方式轉到成都郊區。在此期間她三分之二的時間住在城裏，在農村時也很少幹農活。1971年張戎母親通過後門將其調入成都國營工廠。1973年再經其母的關係進入四川大學外語係成為工農兵大學生。畢業後由於其母的積極活動得以留校任教。1978年在其母幹預下獲得公費資助到英國留學。　　

到了1972年，這種走後門的狂潮已經讓國家領導人無法容忍了。在得知從山西選拔來送北大(專題)為科學院培養的學員都是幹部子弟時，周恩來怒不可遏，但是又無可奈何。因為他知道，不能得罪這幫地方幹部，穩定和維持九一三以後的局麵，還全靠這些幹部。毛和周的手裏已經沒有多少牌了。　　1973年6月國務院召開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上披露：“中央機關，各省市領導機關的高級幹部子女，下鄉的寥寥無幾，至今仍留在農村的為數更少。”　　

於是，整個社會成了這幫幹部子女霸占一切優勢資源的狂歡場所。請看當時空軍34師人員的回憶。為什麽是34師呢？“34師之所以有如此眾多的軍隊高級幹部子女，一是由於空軍是陸海空三軍中待遇最高的軍種；二是由於34師是運輸機師，事故率、死亡率相對較小；三是由於34師是中央專機師，可以有機會接近任何一位中央首長；四是由於34師的駐地在首都北京，很容易和常到北京的父母相會。”（浪花《三十四師的高幹子弟》，《紅袖添香》，2002）　　

誰來了？“僅僅在我的視野之內，34師就有葉劍英元帥的兒子，劉伯承元帥的孫子，彭紹輝上將的兒子，韓先楚上將的兒子，許世友上將的女兒。軍師長一級、中將、少將、大校級軍官的子女足足有一百人以上，1973年分到34師的第四期女飛行員二十多名，幾乎清一色的是軍以上幹部的女兒。”　　

他們表現如何？“懶散、特權思想、玩世不恭是那個時代軍隊高幹子弟的通病。”　　“前麵提到的葉劍英元帥的小兒子，就是因為長期不請假，經常私自外出，一連幾個月讓部隊找不到蹤影而惹惱了他所在的102團2大隊的行政副大隊長。他在全大隊的會上，將葉帥的兒子點了起來說：‘我不管你是誰的兒子，今後再這個樣子，該去那去那，不要回來了。’”　　“飛行大隊的幹部戰士，當然支持這個副大隊長的正義行為，他們聯名給葉帥寫信，說他的兒子是‘一個隻拿錢，不幹活的飛行員’。”　　

“這件事，不知為何被江青獲悉。於是，引發了江青在政治局會議上向葉劍英發難。造成了全國‘批林、批孔、批走後門’三箭齊發的局勢。”　　知道“批林批孔”運動中這件著名公案的來由了吧？　　“不光葉帥的兒子如此，許世友將軍的女兒許華山同樣如此。1972年許華山已經連續幾個月不在部隊，沒有向任何人請假。一天，許世友將軍的電話打到了部隊。問34師師長‘你們把我的丫頭派到那去了，怎麽幾個月沒有音訊？’。這一下可急壞了34師的大員們。他們原以為許華山在家裏，誰知，家裏反倒向部隊要人。於是，34師調動所有的關係，滿世界的找人。最後，還是從海軍司令部的一個高幹子弟那裏得知，許華山這幾個月一直在上海芭蕾舞團學習跳舞。把34師的領導們氣的臉一個個憋的活像豬肝……”　　

“這幫高幹子弟，在34師隨心所欲，為所欲為。韓先楚上將的兒子，是按普通地勤兵入伍的，到了部隊想幹空勤。胡萍師長，親自下令改為空勤領航員。領航員幹了沒幾天，又要學飛行，於是又成了飛行員。這些普通人要經過幾年航校培訓的事，在他們身上，就是這樣輕而易舉地換來換去。”後來江青在“批林批孔”中提出反走後門，直到現在被認為是想搞亂軍隊。究竟誰在搞亂軍隊，是很清楚的，就是這幫不法的幹部子女。　　

當然，不是所有幹部子女都這樣。也有相當優秀的，堪稱表率。“34師的高幹子弟表現有好有壞，差異極大。其中，劉伯承元帥在修理廠的孫子，有極好的口碑；獨臂將軍彭紹輝上將的兒子，是102團一名看似極普通的機械師，十分和氣，沒有一點幹部子弟的架子。類似的高幹子弟很多，這些極清高的人物，給原本高高在上的34師注入了一陣孤傲不群的清風……”　　

為所欲為的都是那些位高權重的幹部的子女；表現好的都是那些不當權甚至邊緣化幹部的子女。我也接觸過一些幹部子女，也感到有這種規律。例如我的老同事高凡，原名高莉莉，是原炮兵司令高存信將軍的女兒，著名曆史人物高崇民的孫女。她在哈軍工讀書期間就表現極為優秀，上過報紙，文革期間下放，後落實政策調到我單位，為人極為謙和。文革期間物資非常匱乏。我家偶然機會買到一輛小輪自行車，不想要，問誰要。幾個女同事議論，說高凡遇事向來謙讓，問她要不要吧。一問果然要，就讓給了她。所以我感到她家沒任何特權，也不爭。可惜這樣的好人前幾年走了。我想，如果都是這樣的“紅二代”接班，就沒有什麽值得憂慮的了。　　　　

可惜，實際情況完全相反。怎樣造成這樣的結果？是老子位子高了，就“變修”了，還是本來就是逆向淘汰？我不知道。“那時的部隊和社會就是如此的不公，父輩留給子女的‘遺產’，決定著他們人生的道路是順利還是坎坷。”　再回來說文革裏的走後門。這些幹部子女為所欲為，娘老子也放縱他們，毒化了社會空氣，給解放軍丟了臉。更值得憂慮的是，這樣一批公子小姐接了班，會把中國帶到什麽地方去？所以，江青在“批林批孔”中抓這個問題，有什麽不對？“三箭齊發”，隻有這一箭發得對頭，說出了老百姓的心聲。我想，也符合解放軍空34師官兵們的情緒和願望。除此其它兩箭，什麽“批林批孔”，都是扯淡。　　

這件事後來如何發展，大家都知道，就是毛的一句話“走後門的也有好人”把它否了。毛的話，當然不錯，但是用在這裏，簡直是混賬邏輯。所以，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反走後門，以及毛對這個反走後門的否定，是文革中非常重要的事件。毛澤東這樣的態度，是為幹部們進一步腐化，以至於文革後實行集體世襲製開辟了道路，從此一發不可收拾。　　

這也是廣大參加文革運動的群眾對毛的擁戴開始崩潰的起點。以前，他們將毛看作紅太陽，看作救世主。社會上的一切苦難、一切不合理的事情，他們都認為是“走資派”幹的。“經是好經，就是給歪嘴和尚念歪了。”現在，他們終於認識到，這個偉大領袖不是站在他們這一邊的，和曆代的皇帝沒什麽區別。他們進而開始懷疑從少先隊時期所被灌輸的一切，理想主義完全破滅，隨即開始了一個思想解放的曆程。　　

黑龍江造反派學生領袖範正美寫了一本《秋夢追思》，總結文革曆史。從書內容來看，屬於左派思想範疇，算個毛派。但是他對毛在反走後門問題上的立場表示強烈質疑。他說：“毛澤東在我思想上屹於泰山的地位，第一次發生了動搖。”他還說：“人們對於毛澤東的批示公開的如此強烈的非議在我知道的這還是第一次。”“我當時認定，走後門問題是幹部利用特權破壞正常紀律和合法程序，與黨的傳統格格不入。以後的事實證明，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的意見，與後來不正之風的進一步惡性膨脹，不能說沒有關係。”他把這歸於毛老了，糊塗了。　　

毛當然不糊塗。毛和學生領袖一樣，也有理想主義的一麵。但是毛知道，這個理想主義不能當飯吃。毛坐在這個位置上，就是眾多正在走後門的幹部們把他擁戴上的，特別是軍隊幹部是他最終的靠山。而葉劍英、許世友、韓先楚這些元帥將軍，你跟他們說理想主義的話他們是聽不懂的。他們之所以擁戴毛、跟隨毛，就是為了他們可以走後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