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美國記者赫德裏克-史密斯（Hedrick Smith）在他那本寫於一九七六年的的一書中，向讀者講述了在勃烈日涅夫時代彌漫於蘇聯社會的犬儒主義。我們知道，自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後，蘇聯社會出現了所謂“解凍”即有限的自由化時期。隨著自由化運動的深入推進，蘇共當局重新加強控製。其後，赫魯曉夫被黜，勃烈日涅夫上台，進一步壓製自由化運動，致使該運動漸趨沉寂。正是在這種情勢下，犬儒主義蔓延，構成當時社會的一個顯著特征。
史密斯發現，在蘇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實際上已經很少有人相信，首先是蘇共領導人自己就不再相信（順便一提，不久前，勃烈日涅夫的侄女柳芭發表回憶錄，其中寫到，勃烈日涅夫當年曾對自己的弟弟說：“什麽共產主義，這都是哄哄老百姓聽的空話。”）史密斯引用一位莫斯科的科學家的話，“意識形態可以起兩種作用 ——或者是作為一種象征，或者是作為一種理論，兩者不可得兼。我們的領導人把它用來作為一種象征，作為斷定其它人是否忠誠的一種方法，但它並不是這些人身體力行的一種理論。它不是活的理論”。好比趙高在金殿上指鹿為馬，以此測試群臣，看誰是跟自己的誰是不跟的。一位高級編輯指出，現今當政的這些蘇共領導人是沒有信仰的人，“是一些對一切都無所謂的人。他們所要的是權力，純粹是權力”。這位編輯說，雖然上上下下的人都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識形態，而且對各種事情也並非沒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一到了正式的場合，他們卻照舊舉手拍掌，重複著官方的陳詞濫調。人們明知這一切是毫無意義的，是逢場作戲，“可是你必須去玩它”。
許多俄國人既然抱著看破紅塵的態度，因此，當他們發現這個世界上竟然還有人真的堅持某種理念，某種理想主義，簡直覺得驚奇。在一次國際和平大會上，一位蘇聯代表團的成員就對美國代表的較真深感意外。他私下問史密斯：難道這些美國人真的認為他們能夠發揮作用，能夠影響現實政治嗎？
史密斯認識一個蘇共少壯派官員。看上去此人是充滿矛盾的複合體。他一方麵在和朋友談話中批評時政，攻擊腐敗，儼然是個改革家；另一方麵，他又對本國的政治感到自豪，為自己能身處權勢集團而躊躇滿誌。他清楚地知道斯大林時代的恐怖，也不願意再回到那個時代，但與此同時，他又對斯大林靠強權建立起一個龐大的紅色帝國而十分驕傲。一方麵，他很樂意向別人顯示他的思想解放，根本不相信官方的教條。另一方麵，他又對自己善於掩蓋個人觀點，對自己在黨內會議上以善於發言著稱而得意。其實，這正是蘇共新一代官員的一種典型——無信仰的、犬儒式的機會主義者。“可見，”史密斯總結道，“個人隻要服從聽話，不公開向意識形態挑戰，不管信也好不信也好，都不是關鍵問題。”
伴隨著看穿一切的思潮的流行，物質主義也開始泛濫。這後一點倒也情有可原。經過了半個多世紀的折騰，俄國人已經付出了太大的代價，共產黨許下的諾言又在哪裏？無怪乎人們會這樣想：“人隻活一世，而這一世是短促的。所以，請給我一點東西吧。別老是許給未來呀！”物質主義的泛濫進一步衝掉了殘存的理想主義。許多人為了一點點物質利益－－為了一次出國機會，為了分得一套房子或搞到一部新汽車——甘願放棄自己的獨立政見。這樣，當局無須乎再采取大規模的恐怖措施，就足以控製住它治下的廣大眾民。
少數勇敢的持不同政見者依然在發出他們的聲音。在起初一段時期，他們贏得了廣泛的尊敬，雖然敢於公開表示這種尊敬的人不多。然而令人驚異的是，到後來，當局對異議人士潑汙水，在一部分人中間竟然也得到某種響應。史密斯對此大惑不解。一位名叫瓦連京．圖爾欽的異議人士對他解釋說：“人群中有一種難以相信的犬儒主義。誠實的人使得那些沉默的人由於沒有大膽說話而有負罪感。他們無法了解別人怎麽會有勇氣去幹他們本人所不能幹的事。因而他們感到不得不攻擊別人以安慰自己的良心。第二，根據他們自己的經驗，他們覺得每一個地方的每一個人，都在欺騙自身之外的每一個人。蘇聯人好像妓女一樣，因為自己是妓女，便認為所有的女人都是妓女。蘇聯人認為整個世界是分為黨派的，每一個人都是這個黨或那個黨的成員，根本沒有真正的誠實，根本沒有人支持真理。如果有人說他是公正的，是隻講真理的，那麽，他就是在說謊騙人。這種犬儒主義給當局幫了大忙：使知識分子就範，把不聽話的異議人士排斥於社會之外。雖然人們可以到西方去旅行和收聽西方的電台。但隻要普遍存在著這種犬儒主義，他們就會認為那不過是另一派在說話，所以也就值不得當真了。這種犬儒主義提供了極權國家今天的穩定，以代替斯大林時期的大規模恐怖。”
在新形勢下，正像一位數學家講的那樣：“提倡玩世不恭是控製的基本方法。”
以前曾聽人說，在中央黨校，各種思想和言論十分開放，甚至敏感而出位。前幾日，遇到一位國企官員，提起此事，他說，“你隻是聽說而已，而我是親見的，因為我上過D校”。他肯定了我那道聽途說的真實性，並且增加了一些活材料。
這事讓我想起一位美國學者研究蘇聯末期的一個發現，即對蘇聯體製的主觀拋棄，並不是看上去的那樣源自民間，而恰恰是在前蘇聯的官僚集團那裏，僵化的觀念和意識形態被首先和徹底地拋棄了。但由於某種共同利益的考慮，既得利益集團樂於維持現狀，並心照不宣地繼續通過宣傳機器日複一日地維護著皇帝的新衣的神話。直到某種新的曆史契機出現的時候，各種力量分化組合，產生出新的競爭和較量……
這位學者指出，由於受到一貫的虛假宣傳的灌輸，反而在民間培養出了一大批舊意識形態的真誠信仰者。他們直至今日還在認真地紀念著十月革命、懷念著紅色領袖。現在，他們憤怒於自己被“背叛”了，但真實的情況是，他們其實從來都沒有得到過真誠的許諾，他們是世上最龐大的謊言、最有組織的騙局的受害者。
前蘇聯的施騙者們高居國家的上層，是全國最早知道曆史的真實並預知曆史的結果的人群。他們所需要做的，就是盡量地維持現狀，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並“擊鼓傳花”一般將權力和整個的局傳給繼承者。每一個接到花的在位者隻需要考慮兩件事，如何盡可能多地攝取、如何全身而退。如此周而複始。
最為惡劣的情況是，由於每一個局中的人，都知道這遊戲的結果，因此更加瘋狂地占有公共利益並以高壓維持秩序，從而更猛烈地製造著矛盾。最後一個來不急出手的倒黴蛋則要償還所有前任的欠債。由於這個總負債足夠小，因此蘇東基本是在和解的情況下轉型的；而法國貴族們的總負債顯然太大了，其景像被狄更斯寫入了《雙城記》裏……
史密斯發現，在蘇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實際上已經很少有人相信，首先是蘇共領導人自己就不再相信（順便一提，不久前，勃烈日涅夫的侄女柳芭發表回憶錄，其中寫到，勃烈日涅夫當年曾對自己的弟弟說：“什麽共產主義，這都是哄哄老百姓聽的空話。”）史密斯引用一位莫斯科的科學家的話，“意識形態可以起兩種作用 ——或者是作為一種象征，或者是作為一種理論，兩者不可得兼。我們的領導人把它用來作為一種象征，作為斷定其它人是否忠誠的一種方法，但它並不是這些人身體力行的一種理論。它不是活的理論”。好比趙高在金殿上指鹿為馬，以此測試群臣，看誰是跟自己的誰是不跟的。一位高級編輯指出，現今當政的這些蘇共領導人是沒有信仰的人，“是一些對一切都無所謂的人。他們所要的是權力，純粹是權力”。這位編輯說，雖然上上下下的人都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識形態，而且對各種事情也並非沒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一到了正式的場合，他們卻照舊舉手拍掌，重複著官方的陳詞濫調。人們明知這一切是毫無意義的，是逢場作戲，“可是你必須去玩它”。
許多俄國人既然抱著看破紅塵的態度，因此，當他們發現這個世界上竟然還有人真的堅持某種理念，某種理想主義，簡直覺得驚奇。在一次國際和平大會上，一位蘇聯代表團的成員就對美國代表的較真深感意外。他私下問史密斯：難道這些美國人真的認為他們能夠發揮作用，能夠影響現實政治嗎？
史密斯認識一個蘇共少壯派官員。看上去此人是充滿矛盾的複合體。他一方麵在和朋友談話中批評時政，攻擊腐敗，儼然是個改革家；另一方麵，他又對本國的政治感到自豪，為自己能身處權勢集團而躊躇滿誌。他清楚地知道斯大林時代的恐怖，也不願意再回到那個時代，但與此同時，他又對斯大林靠強權建立起一個龐大的紅色帝國而十分驕傲。一方麵，他很樂意向別人顯示他的思想解放，根本不相信官方的教條。另一方麵，他又對自己善於掩蓋個人觀點，對自己在黨內會議上以善於發言著稱而得意。其實，這正是蘇共新一代官員的一種典型——無信仰的、犬儒式的機會主義者。“可見，”史密斯總結道，“個人隻要服從聽話，不公開向意識形態挑戰，不管信也好不信也好，都不是關鍵問題。”
伴隨著看穿一切的思潮的流行，物質主義也開始泛濫。這後一點倒也情有可原。經過了半個多世紀的折騰，俄國人已經付出了太大的代價，共產黨許下的諾言又在哪裏？無怪乎人們會這樣想：“人隻活一世，而這一世是短促的。所以，請給我一點東西吧。別老是許給未來呀！”物質主義的泛濫進一步衝掉了殘存的理想主義。許多人為了一點點物質利益－－為了一次出國機會，為了分得一套房子或搞到一部新汽車——甘願放棄自己的獨立政見。這樣，當局無須乎再采取大規模的恐怖措施，就足以控製住它治下的廣大眾民。
少數勇敢的持不同政見者依然在發出他們的聲音。在起初一段時期，他們贏得了廣泛的尊敬，雖然敢於公開表示這種尊敬的人不多。然而令人驚異的是，到後來，當局對異議人士潑汙水，在一部分人中間竟然也得到某種響應。史密斯對此大惑不解。一位名叫瓦連京．圖爾欽的異議人士對他解釋說：“人群中有一種難以相信的犬儒主義。誠實的人使得那些沉默的人由於沒有大膽說話而有負罪感。他們無法了解別人怎麽會有勇氣去幹他們本人所不能幹的事。因而他們感到不得不攻擊別人以安慰自己的良心。第二，根據他們自己的經驗，他們覺得每一個地方的每一個人，都在欺騙自身之外的每一個人。蘇聯人好像妓女一樣，因為自己是妓女，便認為所有的女人都是妓女。蘇聯人認為整個世界是分為黨派的，每一個人都是這個黨或那個黨的成員，根本沒有真正的誠實，根本沒有人支持真理。如果有人說他是公正的，是隻講真理的，那麽，他就是在說謊騙人。這種犬儒主義給當局幫了大忙：使知識分子就範，把不聽話的異議人士排斥於社會之外。雖然人們可以到西方去旅行和收聽西方的電台。但隻要普遍存在著這種犬儒主義，他們就會認為那不過是另一派在說話，所以也就值不得當真了。這種犬儒主義提供了極權國家今天的穩定，以代替斯大林時期的大規模恐怖。”
在新形勢下，正像一位數學家講的那樣：“提倡玩世不恭是控製的基本方法。”
以前曾聽人說，在中央黨校，各種思想和言論十分開放，甚至敏感而出位。前幾日，遇到一位國企官員，提起此事，他說，“你隻是聽說而已，而我是親見的，因為我上過D校”。他肯定了我那道聽途說的真實性，並且增加了一些活材料。
這事讓我想起一位美國學者研究蘇聯末期的一個發現，即對蘇聯體製的主觀拋棄，並不是看上去的那樣源自民間，而恰恰是在前蘇聯的官僚集團那裏，僵化的觀念和意識形態被首先和徹底地拋棄了。但由於某種共同利益的考慮，既得利益集團樂於維持現狀，並心照不宣地繼續通過宣傳機器日複一日地維護著皇帝的新衣的神話。直到某種新的曆史契機出現的時候，各種力量分化組合，產生出新的競爭和較量……
這位學者指出，由於受到一貫的虛假宣傳的灌輸，反而在民間培養出了一大批舊意識形態的真誠信仰者。他們直至今日還在認真地紀念著十月革命、懷念著紅色領袖。現在，他們憤怒於自己被“背叛”了，但真實的情況是，他們其實從來都沒有得到過真誠的許諾，他們是世上最龐大的謊言、最有組織的騙局的受害者。
前蘇聯的施騙者們高居國家的上層，是全國最早知道曆史的真實並預知曆史的結果的人群。他們所需要做的，就是盡量地維持現狀，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並“擊鼓傳花”一般將權力和整個的局傳給繼承者。每一個接到花的在位者隻需要考慮兩件事，如何盡可能多地攝取、如何全身而退。如此周而複始。
最為惡劣的情況是，由於每一個局中的人，都知道這遊戲的結果，因此更加瘋狂地占有公共利益並以高壓維持秩序，從而更猛烈地製造著矛盾。最後一個來不急出手的倒黴蛋則要償還所有前任的欠債。由於這個總負債足夠小，因此蘇東基本是在和解的情況下轉型的；而法國貴族們的總負債顯然太大了，其景像被狄更斯寫入了《雙城記》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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