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電視劇《蝸居》
(2009-12-28 10: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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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電視劇《蝸居》
邋遢道人
電視劇《蝸居》開播就引起轟動,很少見到網民們對一部電視劇的關注和議論達到這樣的熱度。本來想寫些東西,看到很多網友已經有評論,也就算了。今日看到廣電總局某負責人突然不陰不陽地批評《蝸居》“有很大的負麵社會影響,靠性,靠葷段子,靠官場腐敗,靠炒作來吸引眼球。”,於是忍不住想說點什麽。
《蝸居》或許是一部久違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品
《蝸居》轟動與主人公海萍那句“現在的房價是沒有最高,隻有更高,不斷的更高,越來越高”牢騷與普通市民產生共鳴有很大關係,況且所謂“蟻族”-“網民”-“蝸居者”幾乎是一個群體,更使各種言論匯聚成網絡洪流。貧道覺得,《蝸居》的價值絕不僅僅揭示了房價飛漲對老百姓正常生存的威脅,因為就目前毒瘤般的房地產市場對普通老百姓的傷害,對國家經濟的威脅,不僅有很多非主流學者用更翔實的數據和有力的邏輯進行了揭示,而且普通市民早已怨聲載道。《蝸居》的價值,在於作品通過幾個城市“小資”通過個人奮鬥實現“中產階級”夢想的不斷破滅,精神生活的逐步異化,較為準確地描繪了當今號稱中國人良心的文人階層完全被肉欲所綁架,精神醬缸化的現實;揭示了三十年來精英們極力主張的“人性”實際上不過是“獸性”,以及“個性”如何在資本麵前被研磨成“奴性”。
《蝸居》的出現是差不多消亡了七十年的中國批判現實主義作品的回歸,是新時代的《家》《春》《秋》。從這個角度看,無論如何褒揚這部作品,都不足以反映這部作品在中國文學史上的位置。文藝作品的力量在更多的時候比枯燥的理論敘述和激揚的文字更加有力。一部《蝸居》鼓起民眾對被權利和資本綁架的房地產市場的憤怒,抵上10把“牛刀”。
所謂批判現實主義文學,本來特指19世紀歐美一些作家的作品。批判現實主義總匯了十八世紀以前的文學經驗,補充了文藝複興時代現實主義曆史具體性之不足,擺脫了古典主義的理性原則,克服了啟蒙時代現實主義的說教成份和浪漫主義的主觀性。著力揭露社會的黑暗和罪惡,具有極強的批判精神,被高爾基稱為“批判現實主義”。批判現實主義作品的主人公往往屬於“小資”和底層文化人,作品通過真實描繪他們的個人主義,個人奮鬥夢想如何在現實中破滅的過程。卡門、於連、呂貝卡-夏波、畢巧林、羅廷……等人的精神和經曆簡直就是海萍和海藻的前世。
批判現實主義作品的出現有它的必然性。19世中,英國、法國、德國、美國、俄國的社會先後進入這樣一個階段:一方麵經濟上高速發展,大量物質財富被創造出來;一方麵貧富分化迅速加劇,人們被撕裂成生活在完全隔離的兩個世界中,互相不了解、互相不理解的兩個群體。富裕群體花天酒地、荒唐淫欲;貧困群體越來越感到無助和絕望;人們的價值觀被物欲所引導,傳統的溫情、互助越來越淡泊或邊緣化。而被認為是民族良心的知識分子,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小資”,大部分心甘情願地成為富裕階層的附庸。
這時,狄更斯、福樓拜、薩克雷、梅裏美、左拉、莫泊桑、都德、小仲馬、羅曼羅蘭、威爾特、斯托夫人、馬克吐溫、傑克倫敦、巴爾紮克、雨果、普希金、岡察洛夫、屠格涅夫……無數燦爛至今的文藝巨星都出現在這個時期。他們要麽寫出大衛科波菲爾、霧都孤兒、悲慘世界……揭露社會的黑暗和窮人的困苦無助,要麽寫鍍金時代、歐耶尼葛朗台、紅與黑……揭露富人的貪婪和無恥和小資們的墮落,
這批批判現實主義或浪漫主義作家的作品無論對當時和以後的平民以及青年知識分子甚至權勢階層、富裕階層都有巨大影響,成為一種道德、倫理的標杆,一個明確的價值取向,為此後西方社會主義意識的產生和中產階級化創造了條件。假如西方國家在這個時期整個文人群體完全被富裕群體所俘獲,沒有這樣一批作家出現,難以想象他們會出現後來的社會進步。
稍加注意就會意識到,中國實際處於早期資本主義很接近的形態:工業化和城市化高速發展,財富被迅速創造出來的同時,貧富分化的速度以驚人的速度發展,人群同樣被撕裂成兩個無法互相理解,無法對任何事情形成共識。由於中國基本沒有對農民工給予福利保障,最低工資製和薪水保障的製度保障要遠低於現代西方甚至其他新興市場國家,更接近早期資本主義國家的狀態。中國的社會狀況恰好很接近19世紀的西方國家。也就是說,中國正是一個該大量湧現批判現實主義作家的時期。
讓人很悲哀的是,中國這十幾年來竟然幾乎沒有出現批判現實主義作品。餘秋雨沉浸在無病呻吟中,二月河注意的是帝王們的文治武功,張藝謀、馮小剛的作品越來越靠無背景的社會、虛構的衝突、華麗的畫麵、誇張的表演來表現無聊和無厘頭。“武打”這樣一個本來描寫俠客反抗暴政的題材,被用來宣揚抽象價值的工具。就算 “主旋律”題材的作品也基本脫離現實:大量農村電視劇裏那成堆的年輕人就根本不存在,遍布 “386199部隊”(婦女、兒童、老人)才是農村的社會現實。城市生活劇老板、官員、社會名流形象占據大部分舞台,少數描寫城市平民生活的作品要麽是在表現脫離了真實社會背景的所謂“人性”,要麽是借機控訴改革前社會製度的鬧劇。就算有些批判官場腐敗的作品,也基本采用說教形式,細節基本不真實,連現實主義都說不上。
到了現在,無論小說、電影還是電視劇都越來越缺少細節真實,作家、演員和導演一個個江郎才盡。當小沈陽高喊“走別人的路,讓別人無路可走”在舞台上一個亮相,各路大腕們黯然失色。以至於張藝謀不把小沈陽拉進麾下,連個三流賀歲片都拍不出來了。因此,現代題材的作品無論小說還是電影電視劇,貧道一概不看。
而《正道》、《潛伏》、《亮劍》等曆史題材的革命浪漫主義作品,頂多讓中國人還意識到他們曾經沒那麽墮落,曾經是有精神追求的人,其作用無非是麻痹一下心靈。
比較好的作品大概隻有李亦中的《狗小的自行車》和趙本山演的《落葉歸根》。這兩部作品揭示了中國人在精神上被撕裂成兩塊的現實。由於這些作品描寫的是社會最底層,很難在以小資為主體的文學欣賞圈子內得到共鳴。上映後幾乎沒有反響。
沒有作家能麵對現實,全部為資本和權力所俘獲,這讓貧道在幾年前就感到悲哀。其實道理很簡單,想想前幾年很多人就說的中國的“上層階級”是“官、商、學”鐵三角或者“官、產、學、媒”構成,那麽中國人的“良心”部分就基本被資本和權力所俘獲,他們要麽在“改革”中從資本盛宴中分得一杯羹而成為物質上的既得利益者,要麽被在“改革”中被“全球共識”和“普世價值”所俘獲,從而成為失去人性的物欲追逐者。如果不是這樣情況,怎麽可能在十幾年市場化後幾乎找不到以現實主義態度看待社會的作者?
《蝸居》這樣的作品,40後,50後的人是寫不出來的,因為這個年齡段的人一旦已經成為“作家”,早就被醬缸文化所毒化。80後和90後也許功力還不足。隻能是六六這樣60後或70後的作者比較有希望寫出來。
《蝸居》的價值在於中國總算有了一個批判現實主義作品。作品繼承了批判現實主義的表現方法,重現了“多餘的人”和“墮落的人”人物性格特征。雖然該劇還有很多讓人遺憾的部分,但作品描寫的人具備十分強烈的典型性,對人物性格的刻畫細致而準確。就連後幾集狗尾續貂的官場劇情也顯示了時代特征。
一些網友對貧道將《蝸居》歸類為批判現實主義不以為然,覺得有過度褒揚之嫌。不過,批判現實主義並不是文學創作最高標準,批判現實主義無非是特定時期出現的一類比較能反映時代特征,有積極意義的創作樣式罷了。說《蝸居》“或許”屬於批判現實主義,無非是從作品同樣通過描繪一批小資們的生活經曆,基本反映了這個時代的社會矛盾,比較準確地刻畫了這個群體的思想和個性特征。因此與批判現實主義作品的樣式比較接近而已。如果讓說同期現實主義作品哪一類更好,貧道早就推薦了《狗小的自行車》和《落葉歸根》。
當官做什麽最愚蠢?批判一部一定成為文學史上會有地位的作品最愚蠢。廣電總局電視劇司管理司司長李京盛先生就做了一件最愚蠢的事情。他的這幾句話,最後會被寫在中國文學史上的。
當同情、感恩、單純屬於危險性格
與《紅與黑》中於連和《名利場》中的蓓吉相比,出場時的海藻思想要簡單得多。經曆直白、思想單純。前幾集觀眾甚至不會意識到她會成為全劇最重要的主人公。假如於連和蓓吉因為從小就浸泡在濃重的個人價值欲望和強烈的個人奮鬥精神,終因世事乖舛而命運不濟,那麽一個複旦大學畢業的女大學生,生活目標也就是能有個穩定的職業,一個愛自己的丈夫,一個不大的安樂窩,幾身把折打到底的二流名牌就滿足的海藻,似乎應該一世快樂。但是,海藻最終自然而然的,心甘情願的,水到渠成的淪落為權貴的生孩子機器。
是海藻還有什麽性格缺陷或能力缺陷使她命運也這麽不濟嗎?劇中很難看出來。也許有人認為她選擇留在上海有問題——如果待在老家可能就沒這個悲劇。不過這個理由很難成立。大專畢業後,農村學生湧向城市,小城市的人湧向大城市是城市化和工業化的必然。就算上海是富人的天堂,花花世界,也需要大量白領和藍領呀。沒有窮人哪裏有富人呢?沒有職員房地產老板靠什麽發財呢?任誌強的“買不起房子就該回農村”狂妄話不解決問題,如果真按任老板的主張,恐怕連華遠集團要有一半職工就該回家的。
造成海藻最後墮落的性格缺陷劇中寫得很清楚:她有同情心,有感恩思想。她同情姐姐沒有房子,不能把孩子帶在身邊的痛苦,對姐姐對自己長期幫助有感恩思想,因此要在姐姐困難的時候要做些什麽。同情心、感恩思想一直是中國人最讚美的個性特點。但在現實社會就是一種危險的個性特征,一種可能給自己帶來傷害的壞習慣。劇中很清楚地告訴大家表現同情與感恩在今天屬於“慷慨”範疇。宋思明對海藻講得很透徹:雖然“人把慷慨,當做一種讚美,但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做到這一點”,因為今天的“人之所以慷慨,是因為他擁有的比揮霍的多”。也就是說,富有同情心和感恩思想可以,但千萬別付諸行動。能夠慷慨地表現同情心和報恩的隻有那些“擁有的比揮霍的多”的人。今天的海藻不具備有同情心,有感恩思想,心底善良的“資格”!如果執意要表達自己的同情心,屬於過度“揮霍”,結局就是掉到權貴或老板的窠臼中。
《蝸居》的情節主線描寫了一個很普通的,無非有點同情心和感恩情結的女孩,如何因為“頑固”地“揮霍”自己的同情心和感恩,而一步步地掉進權貴的圈套中。作品真實展現了這樣的事實:從海藻第一次籌集6萬元,到第二次籌集10萬元,以及解決蘇芮被拘問題,這些任務都是海藻力不能及的。實際上,這一家人小人物,哪一次離開宋思明能夠度過難關呢?顯然都不能。他們連如何向日資公司討還應得的獎金都一籌莫展。沒有宋思明一個小指點,海萍休想大獲全勝。這就是現實。作品很清楚而自然地給出小人物在上海這個大舞台上混,遇見點小波折後會怎麽樣。
海藻另一個“性格缺陷”是單純,單純得像一個“夢遊娃娃”。這在當今社會是危險的!宋思明天天經曆各種花天酒地的場所,閱曆女孩無數,但這些地方要麽是風月女子,要麽是會算計的,或會放得開的。對於一個心思很重,時時事事算計得點滴不漏的官員,自然會知道掛上這樣的女孩的風險。即使海藻這樣單純的人,在徹底做二奶後,還在纏著他。從要求滿足於偶爾見麵到要求一周見6次麵。因此,夢遊娃娃很成為宋思明這類官員捕捉的目標。放浪和想得開不危險,因為有這種性格女孩把這種過程看做一種各得其所的交易。可單純就危險,單純最後受到的傷害最深。電視劇開始就把海藻描寫的傻乎乎的,直至最後也還是傻乎乎的,是很有匠心的。
一個思想單純,隨遇而安,富有同情心和有恩必報的女大學生性格特征,成為一種危險的性格特征,還有比這更古怪的社會嗎?
很多網友批評《蝸居》沒有明確的愛憎,甚至看完後還會產生對“疑似反麵人物”的同情。不過貧道看來,《蝸居》好就好這裏,細節真實自然,甚至帶點海派文學“甜膩膩”的味道,勾引小資讀者和觀眾內心那些淺薄,讓他們不知不覺地對海藻甚至宋思明產生好感。其實,隻要沒有嗜痂之癖,即使曾經在觀看過程中有點同情海藻和宋思明,過後也會自責自己這麽沒判斷力,很少從此愛上宋思明的。貧道認為該劇最後幾集是有意狗尾續貂,海藻最後結局、宋思明的死以及官場戲部分明顯是生硬拚接的。至於作者為什麽這樣寫,大家心知肚明就可以了。
說實話,中國精英們真的已經在偌大中華實現了思想文化一統天下,個人主義深入人心,人人都成為信奉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楊朱信徒,做點好事連自己都覺得不好意思。就算貧道自己,也遠沒以前幹淨。現在,蝸居和蟻居的小資們沒有不認為個人幸福就是人生全部的,追求“過把癮就死”的人並不少。看了批判現實主義作品對小人物即使墮落也同情是正常的。看《紅與黑》同情羨慕於連的讀者多得是。但不妨礙《紅與黑》揭露社會毒害青年的文學價值。
貧道覺得,大概是我們很少讀現實主義尤其是批判現實主義的作品,讀《家》《春》《秋》《駱駝祥子》就沒有讀《雷雨》受感動。我們習慣的是革命浪漫主義的作品。貧道這樣說,並不是認為批判現實主義就是文學創作最好的終極標準,隻是認為一個時期一種創作樣式更適合表現。有時候所謂“更合適”,僅僅是因為它比本來“更合適”的創作樣式能讓更多的讀者受到震動而開始清醒認識社會而已。
《蝸居》很多細節表現出群體的麻木,人物麻木得讓觀眾也跟著麻木。海萍因為要業餘時間賺點外快,對公司天天加班很生氣。但是,她無論給誰說這件事,無論是同事還是丈夫,無論海藻還是小貝,都不覺得海萍有些過分,都說“那個單位不加班呀”。一些觀眾也覺得加班正常呀。無報酬加班就是剝削,本來是違法的事情,但沒人覺得這侵害了勞動者權益。大家覺得海萍很可笑,很小心眼。這是什麽?這是現實。不僅反映在作品人物身上,也讓小資讀者跟著進去做了一次傻瓜。每個人讀奧博洛莫夫都能從中找到自己的影子而顧影相戀,這就是批判現實主義的魅力。
作品沒有給出愛憎,是要你體驗愛憎。你自己在生活中遇見這些事情是麻木的讚同還是有明確的厭惡?很難講的。貧道感覺是,多數人在實際生活中並不像在網上那麽愛憎分明。在網上你見到“老板”一詞就覺得麵目猙獰,但也許你有的朋友就是老板,而你從來沒覺得他們有哪些不得當的地方。在論壇上你可能為農民工呼籲,但見到邋裏邋遢的農民工又想繞著走。麻煩的是你自己,不是電視劇《蝸居》。
汶川地震讓中國人“慷慨”了一回,早已沉浸在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思想裏,幾乎人人投機鑽營幹點陰暗勾當的中國人總算找到一個表白自己還沒完全墮落的機會,於是,中國人無私、高尚了有那麽一倆月,此後一切照舊。因為現實如此,不是每個中國人都“擁有的比揮霍的多”。汶川地震時期的中國人不真實,平常的中國人才真實。
表裏如一的宋思明
貧道很多朋友做官,自己也做過官。很多剛做官的人體會是做官很累,要有兩個麵孔:對朋友和家人一個麵孔,你要變成真實的自己;到官場另一個麵孔,你必須扮成一個成熟、智慧、能辦各種事,能說得體話的人。每天不停地轉換麵孔很難受。而做官時間長的人就異化為另一個人。一個個麵孔一樣,內心完全沒有了真誠,而是充滿了卑鄙和齷齪,工於算計。現實主義作品追求的是典型形象,就這一點來說,《蝸居》塑造的很成功。《蝸居》塑造了一個“久經考驗”的官員典型。他無論麵對官員,麵對老板,麵對老婆孩子,麵對海萍一家,都隻有一個麵孔:成熟、智慧、能辦各種事、能說得體話。但內心肮髒而工於算計,無時無刻不去捕捉對方的弱點以便獲取利益。
有些觀眾認為該劇把宋思明塑造成了個正麵形象;工作上精明能幹,成熟睿智,而且對海藻的愛是發自內心的,真誠的。因此是個壞作品。貧道倒是覺這正是作品成功的一麵:一個年輕女觀眾在生活中,也能被宋思明這個典型人物所蒙騙的。因為作品塑造的太典型了,官員們真戲假唱,假戲真唱的水平太高了,以至於坐在電視機前都能上當。
宋思明與海藻的交往真是出於愛情嗎?劇中通過海藻自己,海藻的老板的疑慮以及宋思明自問的話表現一個意思:海藻是個比較平常的女孩,長相一般,思想簡單。這樣的女孩為什麽會打動宋思明呢?而且讓他時時想念呢?是宋思明下意識裏喜歡這種類型的女孩?在想到海藻時平時那些智慧、算計都拋在腦後,變成一個真實的男人才這樣做的?貧道一點也看不出來。貧道看出來的是,正是宋思明完全變成一個把算計一切的習慣浸透到骨髓裏的官員,連下意識都與麵孔一致的官員,才去選擇海藻的。宋思明是個非常精明的官員,也是個非常精明的男人。很多人聽到宋思明這段對海藻說的話,不見得知道宋在表達什麽意思:
“現在的社會太現實太殘酷了,沒有人再認為親情是重要的了。但我告訴你,凡是錢能解決的問題,就不是大問題。人這一輩子,有許多困擾是無法解決的,比方說生老病死,比方說眾叛親離,比方說勾心鬥角,比方說不再相愛。所有的這一切,都比房子啊,鈔票啊要嚴重得多。一個人可以背金錢的債,卻不能背感情的債。背金錢的債你有還清的希望,而背了感情的債也許到死都會愧疚。”
宋思明是在打消海藻借錢顧慮時說的這段話。這段話清楚顯示宋思明很明白這個道理:有些事情能用錢擺平,有些事情擺不平,錢再多也沒用。一個現職官員要討個二奶,拿錢就能辦到,這一點宋思明很清楚。但什麽事情辦不到?假如這個二奶野心太大,或者會鬧得非要自己離婚不可,或者貪得無厭甚至非要給做官才行,這都不是錢能擺平的。宋思明見過無數官員因此栽跟頭的事例,以他的精明程度,雖然在日常見到比海藻漂亮得多,有韻味的多的女孩,做到了下意識地拒絕。而見到海藻這樣基本漂亮、思想單純的夢遊女孩,就下意識地作為選擇對象。貧道看來,正是他能做到這兩個下意識,才說明這個人真是被官場文化浸泡透了。以至於宋思明自己都奇怪為什麽見到那麽多可以到手的漂亮女孩都沒心動,倒是見到海藻就心動了。這不是一個男人的特征,這是一個老謀深算的官員的特征。
有人會說證明宋思明真心愛海藻,甚至有離婚與海藻結婚的潛意識,因為宋思明在春節帶海藻去見朋友,明擺著會讓自己老婆知道。這是沒有注意一個細節:這場聚會是檢查部門設的圈套。也就是說,宋思明自己被算計了。
另一個被很多人感動的情節是宋思明在最後知道海藻出事情後立刻驅車去醫院並因此死亡。但這說明什麽呢?宋思明這麽見多識廣、心高氣傲的人在已經知道事情被監察部門盯上而且破綻無法彌補後自己的結局是很清楚的。這時他無論做什麽都對他本人沒什麽損害了,甚至選擇自殺都可能。同時,貧道始終有最後幾集屬於硬拚接的感覺。
有人評論說作品把宋思明描繪得太精明能幹,看問題太透徹了,這有點美化貪官。這是不了解官場的緣故。宋思明確實不像“典型”的政務官。典型的政務官不需要具備這些特質,他們目標是混更大的官,能力表現在處理官場內各種“關係”上。把事務處理得井井有條的能力是不需要的。宋思明是一個“典型”的吏。一個不以升官為主要目標,以滿足實際控製欲為目標的官吏的典型。這類人確實很能幹,處理政務能力比市長、書記要能幹得多,處理問題恰當得多。市長經常換,政府辦公廳的秘書長和眾多跟著各位市長的副秘書長和辦公室主任不經常換。一個從來不了解工業的人為什麽會被派去做工業主管副市長?因為他們有秘書長、秘書。有了這些人,你聽他們安排就可以應付工作。
作品裏的宋思明是典型還在於他確實很能做事——無論做壞事還是做好事。確實,90年代以來,一個男人要想有點成就,做什麽最能展現自己才華呢?一個是做老板,一個是做官。能幹而且有點野心的男人都去做這兩件事了。錢場、官場向個黑洞,把各種本來可能做點為人民辦好事的人都給吸走了。於是,大量本來很優秀的人最終被改造成惡棍,他們做壞事的能力比一般人強得多。若非如此,中國能在短短十幾年,基尼係數從0.25攀升到0.5,成為世界典型分配不公的國家;從願意做為人民服務的老黃牛,到一個個都烏眼雞似地一心為自己,道德敗壞到如此程度而且群體麻木嗎?作品中的宋思明越精明能幹,這個社會越悲哀;作品中的宋思明越是肮髒地表裏如一,越讓人害怕。
多餘的人
《多餘的人》本來是屠格涅夫的一個中篇小說,講述了一個男人,愛上一個有未婚夫的女人,認為自己是一個“多餘的人”的故事。俄羅斯這個時期很多作家,如契科夫等,寫了很多這類人物。如《一個文官之死》,《胖子和瘦子》,《變色龍》等,寫的都是小人物,小職員、小官吏、小自由職業者……也就是我們習慣說的“小資”。這些人以自我為中心,半徑也就是直接接觸的那些人。生活中斤斤計較,看似精明,實際很麻木,奴性十足。既對底層人的痛苦毫不關心,又對政治毫無興趣。
現在中國人中,往上剔除權貴、老板和與權貴粘的上的精英,往下不計農民和城鎮藍領,中間這一大批人屬於所謂“小資”。這批人現在多得很,尤其世紀初大學擴招後,每年上千萬的小資從大學、中專和農村高中出來。農村出來的進城市,小城市出來的進大城市。做公司職員、做教員、做小生意……再低一點的站櫃台、做推銷員。他們或者“蝸居”在市區的居民房裏,或者“蟻居”在城鄉交界的城中村中。
這批人都有一個共同的理想,就是有一天成為中產階級。
他們早就受到充分的“教育”,知道所謂中產階級的構成確實主要是白領和小業主,無論發達國家還是新加坡、韓國、台灣等都是如此。於是,中產階級的標誌:一套房子、一輛車子,女兒吃進口奶粉,穿標誌“女色”的內衣,就成為他們實現理想的標誌。這一點,無論海萍和蘇淳還是海藻和小貝,目標都是很明確的,都堅定不移地認為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他們早晚有一天要成為中產階級的一員。
他們也不缺少追求的動力,因為他們從上學時候開始無論在報刊上還是作品中都獲知: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追逐物欲是正當的;個人主義是偉大的,集體主義是落後的;向前看就要向錢看,隻有向錢看才能向前看;隻要“跟著感覺走”就能“突然發現一個完全不同的我”;生存競爭、適者生存、個人奮鬥,知識改變命運等等價值觀。他們與下層人,無論是農民和農民工還是城市的所謂小市民在思想上格格不入。不僅鄙視這些人的習慣,而且無法也不願意與他們在思想上溝通。雖然他們同小市民一樣會為幾滴油幾度電斤斤計較,但他們覺得他們已經“脫俗”,屬於精神貴族。他們在沒有直接感受的時候,不厭惡權貴、老板和精英,因為這些人就是奮鬥的成功者。他們在精神上是權貴、老板和精英們的附庸。
他們追求目標的態度是堅決的。由於堅決,會不知不覺地拋棄以前認為還有價值的東西,比如事業、愛情、夫妻之間的理解等。
看起來《蝸居》中這些小人物的追求是很正常、很正當的。他們的要求並不高,他們所追求的並不是他們不該得到的。但《蝸居》通過海萍、海藻、蘇淳、小貝在大城市中十年左右的奮鬥史讓人得出結論:他們如果不搞點歪門邪道,實際上是無法用他們的個人奮鬥或知識改變命運來實現自己目標的,那些目標對他們來講實際是遙不可及。該劇最後一部分生硬地對前麵的劇情做了修正(海萍有可能通過辦外語學校發財,蘇淳有可能通過辦電子商務網站成功,海藻在海外直接就進入中產階級了),但這些修正與生活邏輯並不相符,給人以為了某種原因故意狗尾續貂生硬拚接的感覺。全劇基本反映這樣一個生活真實:現在蝸居或蟻居在中國各大中城市中的這幾千萬小資們最終是不可能成為中產階級的。他們的前途就是成為新的城市貧民——一群希望不斷破滅,為生存苦苦掙紮的蝸居或蟻居者。
他們的全部悲哀在於他們生在中國,或者生在發展中國家。因為除了發達國家和少數因東西對抗被西方培育的小國外,其他國家沒有形成中產階級的可能性。
中產階級不僅僅是一種消費水平,更重要的是一種製度安排——一批人處在相同的“生存方式”中。這種生存方式是:占用世界80%的物質資源和80%的先進生產力,用暴力的、強勢的經濟、政治和文化關係維護一種剝奪世界80%人的現代化空間的製度安排。當今西方國家的中產階級更接近雅典城和羅馬城裏的公民——沒有幾倍與公民人數的奴隸和殖民地人,就沒有標誌公民身份的生活享用。隻有整個“公民”都可能在同一個生存方式中生活,為同一個生存方式奮鬥時,才會產生中產階級。一個一部分人的財富主要通過剝奪本國另一群人才獲取的國家,不會出現中產階級,也不會存在真正意義的“票決民主”。
中產階級不是那麽好混成的。西德兼並東德後,為了讓東德老百姓中產階級化,西德對東德進行了大量的財政補貼,在短短10東德人均補貼達到5萬多美元,折合人民幣40多萬元。40多萬元,買輛車買套房子應該差不多了。但是東德大部分人至今也沒中產階級化。
中國13億人,比全部G8人加起來還多一倍。中國中產階級化?那要再給一個地球才行。
這是大背景,真正的大背景。即使中國沒有把房地產市場搞成賭場,沒有把老百姓住的房子搞成賭具,能讓海萍實現擁有住房夢想,也脫離不了這個大背景。中國這種經濟社會結構,在全球經濟中所處地位,決定中國中產階級化不可能實現的。
但是,精英們沒告訴大家真實是怎麽回事,而是描繪了一個隻要中國經濟發展快了,財富這塊餅做得足夠大,離負責分餅子人最近的小資們起碼能分得大一些。他們還不斷給這些人打氣,說他們應該追求物欲,讓他們認為大房子、名牌服裝、進口奶粉、漂亮女人和歌劇院本來就是任何人最高目標。既給了他們希望,又鼓起了他們的鬥誌,於是這批人一輩子就在希望和努力中奮鬥——失敗——再奮鬥——再失敗……
為什麽批判現實主義作品都把作品人物對著這批小資呢?因為他們的希望最多,失敗最多,希望最近,痛苦最多,甚至比下崗工人、農民工還多。3000萬下崗職工和兩億農民工早已被最近獲得經濟學最高獎的著名專家,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厲以寧先生告知:“為了達到改革的目標,必須犧牲一代人,這一代人就是3000萬老工人。八億多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巨大的財富,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他們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要他們習慣這樣的道理:“窮人應該將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舊衣,天經地義。”情緒早已不高,受點罪就不容易叫喚。怕就怕被鼓起了希望,又劈裏啪啦打回去。此前趙本山的《落葉歸根》和電影《狗小的自行車》等反映底層人生活的,沒多少人響應。批判現實主義作家的主人公一般都是這些小資,包括中國30年代的《家》《春》《秋》《傷逝》呀什麽的,一寫出來就很轟動。因為小資是文學欣賞的主體,他們的聲音有地方反映,喊叫起來聲音洪亮。因此寫他們作品有市場。
小資的特點是喜歡將個人的感受推廣為全民的感受,覺得自己就代表了老百姓。其實他們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給點甜頭就搖尾巴,受點委屈就叫苦連天。他們既不是“三個代表”,也不代表老百姓,屬於“多餘的人”。
這裏專門議論一下最後幾集。貧道之所以說最後幾集與全劇不協調,存在有意狗尾續貂的拚接,是因為在劇情衝突達到高峰時,由於那個老外突然要給海萍投資辦學校並帶海藻出國,成為海萍一家的救世主,使一個貫穿全劇的悲劇氣氛突然消失,變成一個正劇了。這不符合一般作品的規律。同時,三十多集沒出現過的幾個“領導”在最後幾集裏扮演主角,完全靠幾句台詞表現性格,也不是文學創作的方法。貧道覺得,作者的創作能力不至於這麽低下。
性、葷段子和官場腐敗
《蝸居》裏有幾個官員和老板形象,可惜沒有學術精英。其中描寫比較細的是兩個,一個是市政府跟著某市長的秘書宋思明,一個是房地產老板,大江置業董事長陳寺福。其他人則若隱若現。
廣電總局電視劇司管理司司長李京盛先生概括《蝸居》內容是“性、葷段子和官場腐敗”,有限偏頗。不過官場、性、葷段子和腐敗的關係倒是很近。
《蝸居》的背景是上海,跟著市長的秘書應該至少是個處長或政府副秘書長。做對宋思明作為一個官員的生活描寫得很真實。官員們日常除了文案和市裏會議外,主要就是與中國老板和外國老板打交道。與他們一起吃飯,解決他們需要解決的問題。這是中國的現實。你見過一個政府幹部與普通人一起吃飯、聊天的嗎?宋思明雖然到釘子戶老太太家去過一趟,空聊了幾句,既談不上交流,也談不上解決問題。官員日常工作主要對象是老板們,考慮如何在不引起普通百姓過分反感情況下為老板們排憂解難。
對很多網友說宋思明這個人的形象寫得太“正麵”,貧道想不通。一個共產黨幹部,天天與老板和精英們泡在一起,有什麽讓人覺得可愛的?有這種看法的人,往往已經對這種情況習以為常,認為在“經濟工作是中心工作”情況下,這種做法沒什麽了不得了。
宋思明看起來工作一帆風順,有權利也有錢,家庭也很和諧,為什麽最終非要搞個大貪汙項目呢?恐怕隻有也去當一個階段官才會有體會。如果你的一個月工資也就那麽幾千元錢,每天工作對象都是些腰纏億元,揮金如土的老板。而他們見你還都點頭哈腰,發財的事情幾乎全依仗你的幫助,你會心理平衡?肯定不平衡。你會覺得憑什麽我這麽窮?如果你每天工作的對象是下崗工人,是被欠薪的農民工,是因為住房、醫療、教育發愁的市民,是否會有另一樣的心境?恐怕會有。人都是環境決定的,人的異化都與環境有關。
如果說早年,也就是五十年代主要警惕的是幹部隊伍裏滋生的官僚主義,那無非是指幹部失去了聯係群眾、關注群眾疾苦的傳統作風。當時沒有老板,不存在圍著老板轉圈子的事情。官僚主義、不聯係群眾無非是指縮在幹部圈子裏聽回報而不調查研究,不體恤民情。現在的情況已經於那個時期有根本區別,因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代表先進生產力,要搞出GDP政績,就隻能與掌握生產資料的人打交道,促進他們投資,為他們投資創造條件。與不掌握生產資料的農民工,普通工人和下崗工人打交道,經濟建設無從談起。
因此,今天的官員隻與老板交朋友,不與老百姓交朋友,已經不是什麽“官僚主義”給出的,而是體製給出的。做官就必須“站在黨的立場上說話”,不能“站在群眾立場上說話”。隻要從上到下的官僚體係都認定一個道理:經濟發展和增長是老板帶動的,官員們的行為特征就不出格,就很正常。
而且解釋起來這還天經地義:發展經濟本身就是一種資源配置活動。既然資本中大量存在外國資本和私人資本,你就不能不與資本家一起設計資源配置。而且你不給他們點甜頭,他們就跑到別的城市去配置資源了。資本主義,就是承認資本才是財富創造源泉的主義!如果注意到僅僅從2005到2008年三年中,非國有經濟占全部工業的企業數從90%上升到95%,資產比重就從52%上升到56%,利潤總額從56%上升到70%。房地產公司中94%是中國老板和外國老板。商業服務業中基本全部是私營和外資,就連金融業,國有資產比重也已經低於英國和美國(金融風暴後)。官員們“工作重點”越來越圍繞私營和外資已經是不可逆轉的事情。
如果毛澤東在六十年代提出“社會上的階級鬥爭反映在黨內”,那麽現在就根本不同了。現在黨的幹部直接就與資本家膘在一起了。天天一個酒桌上吃飯,一個酒場、歌舞廳、桑拿房裏談工作,階級鬥爭在這裏根本就不存在。
最後評論一下作品中的房地產老板。記得前年看鳳凰台一個關於房地產的節目,裏麵一個所謂專家說房地產是很有學問的行業,要很多智慧。貧道當時就覺得很可笑。可以說,《蝸居》裏大江置業董事長陳寺福就是房地產商的典型形象:頭腦簡單,心狠手辣,精於拉關係疏於管理。中國的房地產行業是所有行業中最不需要頭腦精明、善於管理的老板的。房地產商隻要具備一個能力:能從政府和銀行套出土地和貸款。除此之外,什麽能力都沒有就可以變成一個身家數十億的老板。甚至越傻越成功。他們不要說與開發、設計、製造、銷售產品的生產企業的老板相比,就連一個開飯館的老板相比,也不需要更多的能力。在今天有點房子就排大隊的情況下,有地就發財了。有了地就有貸款。設計有設計公司,基建有監理公司,銷售有銷售代理公司。隻要老板會拉關係,剩下隻有財務人員就幹起來的房地產公司都有。因此,什麽王石、潘石屹……等,都可能是很蹩腳的經營者——即使他們成功也不妨礙他們可能是。至於那個成天放炮的任誌強,基本就是個京城混混。掌握著雄厚的國有資源,房地產做得很不怎麽樣。裝得像個成功的房地產老板,查一查資料就知道了。華遠集團的房地產規模別說在全國,就在北京也算不上什麽。如果不是靠上市救了命,能混多長時間都難講。任誌強也就是靠認識了幾個經濟界精英,扮演他們在行業內的發言人而已。所以,當貧道看到《蝸居》裏的陳寺福時覺得很親切,很真實——除了貪婪,隻剩下做些下三濫事兒的能力。
《蟻族》一書透露了這樣的信息:蟻居和蝸居的小資們,未婚人數占93%,未婚者中沒有戀人的占49%。與異性同居的人占到被調查對象的23%,但這群人中最近一個月內有性生活的人占到被調查對象的33%。顯然,小資們的生活中本來是沒有“性”的。他們沒有條件有性,沒有膽量有性。同居一個月中三分之一沒有性生活,要這樣看,《蝸居》是不是有點細節不真實?其實細節很真實,小貝與海藻同居好長時間也沒有性關係。他們倒不是沒有條件,而是沒有膽量——因為還有更遠大的目標,精神緊張得像“革命不成功就不結婚”一樣。《蝸居》所有性生活場麵都是官員與二奶的。這怎麽不真實?真實得很嘛。
李司長說《蝸居》裏有黃段子。其實官員們在飯桌上主要交流的就是這些黃段子,比這黃的多得是。包括女幹部一樣能說一串。李司長這時候一定也不會落後。
當然,《蝸居》並不是一部完美的作品,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後麵的狗尾續貂,讓一個悲劇氣氛的作品變得不倫不類。其實,即使不這樣寫,也能有所交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