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偶感風寒”還是“周期波動”——對當前經濟形勢的探討

(ZT)“偶感風寒”還是“周期波動”——對當前經濟形勢的探討

　 　

從9月份到現在，人心惶惶了幾個月，中央一個政策一個政策的出台，熱鬧的比1997年還厲害，但是至今也沒見誰告訴大家這次中國經濟究竟出了什麽性質的問題。是比例失調？還是生產過剩。是經濟過熱？還是總量失衡。　　

　 　

政府雖然沒給出個定義，但從發言人的話中可以看出點兜端來。一方麵，政府一直強調“中國經濟的基本麵是好的”，直到　12月3日　，國家統計局長還認為“我國經濟的總體形勢是好的，我國仍處在持續較快發展的戰略機遇期”。另一方麵，政府不斷說“國際市場出現變數”“國際金融危機蔓延”“對中國產生不利影響”。政府出台一批政策抓“內需”，是因為西方經濟衰退了，需求疲軟，中國出口依存度太高，因此受到衝擊。　　

　 　

也就是說，政府的判斷是：　　

　 　

中國經濟正走在一條可持續發展的道路上，經濟發展模式和經濟運行狀態本身沒有問題，是西方經濟出了毛病，波及到中國。中國經濟現在連90年前後，以及世紀之交的周期性波動都算不上。身體健康，偶感風寒而已。　　

　 　

既然本來的發展模式很可持續，那麽解決方案自然是繼續按原來的路子走，無非把十一五計劃的內容早點幹，頂多增加點前一段“忽略”的環保和農田建設。本來內需沒問題，是外需減少才形成過剩壓力，那麽刺激內需的重點無非還是把房市、車市刺激起來，“提高中高收入階層的消費意願”（國家統計局長馬建堂昨天說）。　　

　 　

如果確實是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本身沒有毛病，而且這次出現的問題不屬於中國經濟周期性波動，那麽這個治療方案確實屬於 “對症下藥”。　　

　 　

但是這個診斷有問題。貧道一介山寨醫生，也給中國看看病。看病就先看病人的病史。　　

　 　

中國近60年來，大的經濟波動有5次，分別是60-62、67-68、72-74、99-90、97-01。下麵是這幾個周期的數據：　　

年份　　
年均經濟增長　　
年均消費品零售增長　　
年均物價指數　　

前3年　　
低穀期　　
前3年　　
低穀期　　
前3年　　
低穀期　　

60-62　　
18.9　　
-21.7　　
11.6　　
-1.4　　
0.7　　
7.7　　

67-68　　
17.8　　
-7.3　　
6.6　　
0.9　　
-2.2　　
-0.3　　

72-74　　
20.0　　
5.0　　
8.0　　
7.8　　
-0.7　　
0.3　　

89-90　　
10.4　　
4.2　　
20.0　　
5.6　　
10.9　　
2.5　　

97-01　　
12.1　　
8.3　　
24.7　　
8.6　　
16.1　　
0.3　　


粗略看這個表，改革前和改革後沒什麽變化。都是經濟增長下滑，市場銷售下滑。區別隻有兩點，一個是改革前經濟低穀時期物價是上漲的，但改革後物價明顯下降，而且97-01期間物價指數下降54倍。另一個是97-01期間經濟增長速度下滑很輕微，被稱為“成功實現軟著陸”。　　

　 　

價格是測試市場涼熱的最重要治標之一。計劃經濟屬於短缺經濟模式，由於對消費品生產安排得少，供應不足造成銷售額下降，物品短缺自然物價上升。而市場經濟不存在消費品生產安排問題。經濟低穀期消費品銷售下降的唯一原因是消費需求不足。需求不足的另一麵就是生產過剩。賣不出去物價下降。因此，中國不僅存在經濟周期行波動的事實，而且改革前後波動的機製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既然選擇了市場經濟，就必須忍受市場經濟必然帶來的周期性生產過剩。　　

　 　

那麽，為什麽中國在1997年遇見的周期波動沒有爆發嚴重過剩性生產危機，成功實現軟著陸了呢？是朱老板確實英明，解決了所有資本主義國家都除了忍受衰退，就是不惜發動戰爭才能解決的難題？　　

　 　

貧道認為，是世界發生了變化。今天的西方資本主義已經不是30年代的資本主義，在經曆過東西對抗和中產階級化後，西方經濟進入了一個虛擬經濟階段，而且這個所謂虛擬經濟與新興市場國家配對形成了一個寄生經濟，才使中國躲過了世紀之交那一災。　　

　 　

貧道為什麽判斷中國1997年那場病屬於過剩性經濟危機呢？道理如下：　　

　 　

什麽是過剩性經濟危機？馬克思一百多年前在資本論裏就說清楚了：“一切真正的危機的最根本的原因，總不外乎群眾的貧困和他們的有限的消費，資本主義生產卻不顧這種情況而力圖發展生產力，好象隻有社會的絕對的消費能力才是生產力發展的界限”。　　

　 　

也就是說，由於資本主義經濟必然形成一個龐大的低收入勞動者群體，他們的數量過於龐大，收入過於低下，以至於無法支撐資本主義生產的高速發展。生產力發展太快，窮人太窮（雖然韭菜不同意，但這是馬克思的定義），形成過剩性經濟危機。那麽我們就看看世紀之交情況是什麽樣。　　

　 　

隻能查到1998年聯合國資料，當年占中國60%的低收入群體總收入已經下降到31.2%，但僅僅3年這個比例下降到27.8%，下降11%。1996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為100比44，5年後就擴大到100比34，擴大22%。如果根據王小魯考慮無法統計的黑色和灰色收入因素的調查分析，世紀之交中國60%低收入群體收入占總收入隻有24%。而美國1929年也是24%。　　

　 　

為什麽我國在改革開放到90年代前期，城鄉收入差距從100比40提高到100比44，居民收入平均化程度相對提高情況下，突然在1997年前後貧富差距大幅度拉開了呢？因為以下三個原因。　　

　 　

按照勞動保障部曆年資料，從1997年到2007年國企累計下崗工人達到5900萬，同期城鎮集體企業減少職工2353萬，總計8253萬。其中1997-2001的5年中累計下崗和減少6115萬。勞動保障部自己告訴我們，到2007年累計安排下崗工人再就業2000萬，也就是說有6000萬原來的國有和集體企業職工是明明白白失業了。加上他們的家屬不會小於12000萬。　　

　 　

1997年到2003年是“開發區”建設高潮。每年建設用地大約占用1000萬畝耕地，此後數字也接近。土地的“農轉非”必然帶來農民的農轉非，大約1億農民因此多數變成城市貧民群體，這也可以其間農民人數減少一個多億，城鎮人口增加一個多億看出來。　　

　 　

第三，由於到90年代中期以後農產品價格再沒提升餘地，加上農產品單產接近極限，農民家庭純收入增幅大幅度放緩。1978年到1996年農民人均純收入按不變價年均增長8.3%，此後至今隻有4.4%，其中97-03年隻有3.3%。　　

　 　

2億多失業半失業的城鎮貧民加上80%依靠種糧和打工的農民，恰好形成一個8億多人，占人口60%多的赤貧群體。這是中國自90年代後期已經進入一個過剩性經濟危機的症候。　　

　 　

但是我們看到，從世紀之交到現在這些症候不僅沒有消失，反而在加劇。按聯合國統計中國60%群體收入占總收入比重已經下降到25%，認真折算隻能在22%左右，城鄉收入差距繼續擴大到2007年的100比30，怎麽沒有發生經濟危機呢？而且很多國家，包括拉美國家和東亞新興市場國家在90年代前期貧富差距比中國還大，怎麽也沒發生過剩性經濟危機呢？這說不清楚，病就沒法看了。　　

　 　

因為世界經濟在80年代後期到今天發生了一次根本變化。市場經濟的前提條件是所有商品都具備稀缺性。貨幣無非是一種特殊商品，一樣有成本。當1971年尼克鬆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以後，世界貨幣——美元印出來就能花，市場經濟的規則必然發生巨大的改變。　　　　

美元與黃金脫鉤，其積累的泡沫立刻顯示，與全球經濟聯係最緊密的其他西方國家的本幣必然升值，企業出口受到嚴重影響。於是各國央行也不得不濫發貨幣以熨平匯率，你來我往，造成70-80年代西方匯率急劇動蕩。而濫發貨幣必然通貨膨脹，各國央行隻得提高利率。利率一高不僅會抑製需求，還造成企業經營困難，於是隻好再降低利率。折騰的西方國家在70年代到80年代簡直沒法活。　　　

　　　

市場經濟自己尋找到了出路。一些選擇改革開放的發展中國家的金融體製往往比較“僵化”，對匯率進行管製，資本準進不準出。匯率和利率穩定卻是實體經濟最需要的金融環境。同時，這些國家的勞動力價格要遠低於發達國家，於是西方工業國的產業資本開始向這些國家流動，並在90年代開始趨向高潮。在這個過程中，由於西方國內實體經濟發展環境惡劣，利潤越來越薄，利息也越來越低，這就驅使資本和居民儲蓄流向匯市、股市、期貨、樓市等金融領域獲取利潤。而金融市場資金流入越多，盈利就越多。盈利越多，資金流入越多。再加上這個時期西方大搞“金融創新”，大幅提高“杠杆率”，讓賭博者可以“以小博大”。最終形成了金融經濟數十倍於實體經濟的局麵。　　

　 　

於是，世界資本形成一個分流：一方麵產業資本流向所謂新興市場國家，一方麵大量金融資本流向匯市、期貨、股市等賭博市場。新興市場國家出現工業化高潮和過剩生產，西方國家形成產業空洞和生產不足。也使國際貿易規模迅速擴大。　　

　 　

吸納了大量外來直接投資的新興市場國家加快了工業化，經濟高速增長，財富也有積累。這個時候西方國家開始壓迫這些國家金融與國際接軌，開放金融市場，成為完全資本自由流動國家。由於這些國家的本幣完全沒有國際貨幣性質，資本外流隻能以國際貨幣形式流出。最主要的是，西方掌握巨大的金融資本。新興市場國家在金融接軌後，無一例外得遭到西方金融資本的洗劫，大量財富被西方席卷一空，成為虛擬-賭博經濟必然發生的一種事件和組成部分。　　　

　 　

所謂新興市場國家，就是選擇改革開放政策，與這次變動接軌的國家，這些國家的代表開始是拉美，接著是亞洲四小龍、四小虎，90年代以後是中國。由於前述過程中大量西方產業資本流向這些國家，世界貿易額快速增長，這些國家工業化加快，貧道以前多次列舉這些國家GDP增長比中國改革後增長還快的數據。　　

　 　

1996年，中國過剩性經濟危機到來前夕，突然大幅度降低人民幣匯率，使中國經濟快速轉向。90到95年，中國平均出口依存度隻有7.6%，經濟增長順差因素隻有1.4%。到96-00年度出口依存度平均達到了31.8%。這5年經濟每增長1個百分點，45%來自貿易順差的積累。如果扣除這個因素，GDP年均增長隻有4.6%，在中國就屬於嚴重衰退期。正是中國順應了世界新趨勢，加大開放力度，使中國擺脫了世紀之交那一劫。

　　

這不是好事嗎？怎麽貧道還說中國有病呢？這樣判斷，不恰好與中央判斷一致嗎？　　

　 　

問題在於，貧道還沒分析完。貧道並不同意世界僅僅進入了一個虛擬經濟階段的判斷。因為世界經濟，或者說主流經濟明擺著是由西方國家的虛擬經濟和新興市場國家的實體經濟互相勾連著的一個整體，單用虛擬經濟說不清楚問題。　　

　 　

正像貧道早就說的，世界主流經濟進入的是一種“寄生經濟”。如果用寄生經濟來描述，更容易給中國瞧病。下麵貧道再用這個山寨理論說說清楚。　　

　 　

一個問題可以從很多角度來認識，隻要事實準確，邏輯周延，對認識事物本質有作用，哪怕山寨點也不怕。貧道就用生物關係來描述一下人類社會關係。兩種生物共同生活，其中一方受益，另一方受害，受害者提供營養物質和居住場所給受益者，這種關係稱寄生（parasitism）。受益者稱為寄生物（parasite），受害者稱為寄主(host)。　　　　

寄生關係大致有這樣幾個特點。　　

第一，寄生與寄主是特定兩種或者幾種生物之間的關係，並不是所有生物都牽連進去。羊的寄生物並不一定能寄生在豬身上。　　

第二，寄生者要越來越依賴汲取寄主的也賴以存活的營養以生存；　　

第三，寄生者通過形態變化和功能變化逐漸演化出一種足以從寄主身上不斷汲取養分而不用付出的器官。沒有這種功能就不可以產生寄生關係；　　

第四，寄生關係一旦形成，寄主會產生免疫能力以排斥寄生蟲。寄生蟲必須產生逃避甚至抑製宿主免疫攻擊的能力；　　

第五，有些寄生者在不斷侵害寄主肌體，最終殺死寄主。殺死寄主後寄生者能夠選擇新的寄主來生活。　　

下麵我們對照一下寄生關係與世界“新經濟”關係。　　　　

新經濟隻發生在西方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之間，新興市場國家必須是勞動力價格低，選擇了開放性市場經濟體係，私有化，對外開放的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不具備這些條件的，成為所謂邊緣化國家。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和朝鮮、古巴等國家。與新興市場國家共生的另一方是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具備強大的資本、技術和品牌優勢，最重要的，其本幣有國際貨幣性質。這與寄生關係第一條基本一致。　　

　 　

寄生的第二個特點是寄生物要從寄主身上汲取養分。這可以從美國、英國、西班牙連續20多年的巨額貿易逆差，其他西方國家貿易順差比重下降來表現。美國已經基本不生產生活物資了，除了造點所謂高科技產品，剩下的就是武器。有人會說，美國還是靠自己生產生活的，高科技價值高，出口換匯多。其實，美國所謂技術產品出口還沒有糧食出口額大。而同期，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貿易順差不斷增加。　也就是說，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不生產那麽多物質財富，但能享受到很多物質財富。　　　

　 　

如何把自身改造出一種能從寄主身上不斷獲取營養的器官，是寄生經濟形成的關鍵。美國在80年代中期以來，就發育出這樣一個器官，這就是虛擬賭博經濟。　　

　 　

首先，我們必須注意到，西方金融經濟與一般賭場的不同。一般賭場中，莊家隻是維護秩序收取費用。顧客中甲贏的就是乙賠的。如果一個賭場中，莊家不斷給每個籌碼加錢，比如本來1元的籌碼變成2元，也就是甲贏的就不一定都是乙賠的，顧客們總的贏麵就大，贏家多賠家少。那麽大家贏的是誰的呢？嚴格來講贏的是莊家的。　　

　 　

美國的股市、匯市、期貨、房市等是美聯儲坐莊，不斷往裏撒錢的賭場。前麵說的1元變成2元就是股指上漲，實質是新進來資金大於新發行股票。隻要把股市改造出指數長期持續上漲的功能，就具備了不斷產生“財富效應”的器官。美國股市從40年代末恢複到1929年水平後，直到1971年道瓊斯才攀升到1000點。然後起伏十幾年，到1985依然是1000點左右，年均增長3%。此後到2007年道瓊斯股票指數連續22年中持續增長，最高達到14198點，年均增長12.7%。這樣，美國金融市場對美國人來講就是一個可以生錢的器官。　　

　 　

很多人都說，美國是靠印刷美元來與其他國家交換產品的。但你並不可能直接看到這個過程。美國實際是靠金融經濟這個寄生器官實現的。美聯儲就是美國大賭場中不斷往裏撒錢的莊家：一是持續大幅超過經濟增長速度發行美元。二是通過不斷進行“金融創新”，創造數以千計的衍生貨幣、杠杆手段擴大金融交易總量。三是每當金融市場危機時直接投入巨額貨幣。　　

　 　

美國第二個具備寄生功能的是所謂“美國生活方式”。所謂讓大家驚歎的美國生活方式，就是負債消費。負債消費的必要條件是有人不斷借給你錢。新經濟解決了這個問題。美國從80年代中期開始連年貿易逆差，2006年達到接近7000億美元。但是，由於美元是國際貨幣，實現順差的國家隻能選擇把盈餘的美元再投到美國金融市場上，美國的債務人身份就可以持續保持，越來越大。隻要美元保持強勢貨幣，這個遊戲就能一直玩下去。　　

　 　

美國人手裏有了錢，這隻提供寄生關係一個方麵，沒人提供商品和服務不行。這就需要一批新興市場國家大量提供消費品出口。一般論述說，是美國印美元，新興市場國家提供商品換美元，這些美元再回到美國滋養造錢器官，並形成美國負債消費。　　

　 　

這個論述看起來很完美，但有一個缺陷：錢也是商品，錢多了商品少了就該出現通脹。這在美元大量發行的70年代和80年代前期可以清楚看見。可為什麽80年代中期後西方通脹消失了。一般論述是：大量美元進入賭場，賭場不怕錢多。但問題在於，所有“財富效應”從賭場出來的用以消費和投資金錢本身就是超量發行的那部分貨幣，並沒有對應的物質財富，因此通脹一樣應該出現。　　

　 　

比較合理的解釋是：新興市場國家的低勞動力價格為商品和服務價格穩定創造了條件。也就是說，用同樣價格的資本，在新興市場國家能創造更低廉價格的商品和服務。因此，隻要新興市場國家保持勞動力的低價格，就能讓西方的寄生器官發揮作用。　　

　 　

這就要回到新興市場國家的肌體上看了。一個好的寄主必須具備什麽條件呢？最主要的是能夠持續保持低勞動力價格。也就是保持勞動者的低收入水平。低收入意味著低消費，表現為居民消費占GDP比重不斷降低。前麵敘述的西方國家在這個時期居民消費比例增加，新興市場國家消費率下降，就是這樣的關係。典型的中國，竟然從90年代前期的56%下降到36%。整整下降56%。　　

　 　

看到這裏，必須注意本文與其他“病理醫生”看法不同的是，本文認為是勞動力價格長期低迷是寄生關係存在的關鍵。它一方麵形成消費率下降，為形成貿易順差提供了空間，另一方麵為商品和服務保持低價提供了條件。總之，寄主經濟保持低勞動力價格是寄生經濟存在的前提。　　

　 　

這樣，寄生關係最關鍵的第三個特征具備了。　　

　 　

接著第四個問題是，新興市場國家是怎樣產生抗體減輕侵害，而發達國家怎樣幹擾了這種抗體了呢。新興市場國家的抗體就是“勞動價格上漲衝動”。因為隨著製造業發展，技術進步，新興市場國家的勞動生產率也在提高。勞動生產率提高，工資就有提高衝動。這會直接損害寄生關係的存在。一些國家，如新加坡、台灣地區、韓國，甚至日本，都是因勞動力價格提高擺脫寄生關係的。　　

　 　

發達國家基本是靠這三個手段實現了免疫。　　

　 　

首先，必須降低新興市場國家勞動生產率提高空間的上線。實現這一點，一個是產業轉移中從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起，到技術密集型產業止。因為技術密集型，尤其是知識密集型產業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可能性空間最大”，利潤最高。利潤越高，研發能力和條件越好，吸引知識人才能力越強，這是個正反饋係統。另一個是給新興市場國家提供最舒服的技術和知識服務，隻要堅持十幾年，他們將在這方麵形成反向“寄生關係”，並喪失技術創新隊伍和能力。中國開放以來技術創新能力和衝動的降低可以證實這種情況的存在。　　

　 　

其次，要“強化品牌意識”，讓這些國家居民崇尚名牌。由於名牌本來就是西方擁有，品牌與非品牌的關係也是正反饋係統：品牌的毛利遠高於非品牌。毛利高投入廣告錢多，廣告越多牌子越硬。隻要在市場經濟中，非品牌總是處於被動。這樣，會使財富流動到西方的比例大些，減少看得見的寄生性。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鼓勵這些國家“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采用純粹的市場經濟。富的要富起來，窮的要窮下去，拉大貧富差距。富裕的官員階層、知識分子和老板階層掌握著國家權利、資源和輿論。由於外商直接投資是“改革開放”的關鍵環節。而招商中真正可競爭的優勢就是勞動力價格，因此二十年來各級政府都想盡辦法壓低工資，各色專家都危言聳聽地指出工資上漲的危害，甚至試圖通過降低國營企業職工工資福利來消除私營企業低工資的反差。這個過程對於寄生物來講，隻要經常嚇唬中國說“我要到越南了，我要去印度了”，就足可以了。　　

　 　

最後一個問題。大多數寄生關係中，寄生者並不最終把寄主扒皮抽筋，吃幹喝淨，置之死地而後快。但是現在世界寄生經濟中的寄生者，發揮了寄生關係中所有功能。由於寄主國家產生於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數量遠大於寄主國家，而任何一個發展中國家都想當寄主，這就為寄生者提供了更充分的選擇餘地。寄生者雖然有時候會一方麵與現有寄主做到盡量“雙贏”，不去傷害寄主以便生存。但是，一旦出現某些發展中國家表現為更適合充當寄主，並在與其他老寄主競爭並取得優勢後，寄生者也會選擇把寄主扒皮抽筋吃幹喝淨的情況。在1997年到1999年間，西方通過製造金融危機刮幹淨拉美和東南亞積累的財富，再抄底把他們的產業控製起來。這就是97年亞洲金融風暴和98-99年拉美金融風暴的根源和過程。　　　　

　 　

那麽，說是這樣說，這究竟與中國害病有什麽關係呢？關係大了！　　

　 　

前說到中國在世紀之交害了窮人太窮，人數太多，生產過剩的病。本來，如果中國自己解決，一般結果同西方早期一樣，以損失生產能力，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來平衡。但是，中國這種窮人變窮，消費低的“毛病”，恰好是寄生經濟的“口糧”。寄生經濟不僅需要這樣的中國，還必須強化這種毛病。因此，自從中國變成世界最大的宿主以後，中國貧富分化反而拉大了，消費率反而降低了。竟然創造了一個依賴自己的創傷的血膿來治療自己疾病的偉大先例。　　

　 　

2006年，中國居民消費占GDP比重已經從90年代前期平均56%下降到36%。這個數字是什麽概念呢？美國是72%，恰好是中國的兩倍。其他西方國家大約在55%到65%之間。寄生物嘛，本該如此。但所有新興市場國家的這個數字最低的是53%（韓國），其餘均在55%-60%之間，大約為中國的150-160%。中國成為世界經濟的一大奇跡，這還不叫“有病”，什麽才算“有病！　　

　 　

一個國家為什麽生產，為什麽活著？為的是讓自己老百姓日子過好點，這才費盡心思，沒明沒夜地勞動。如果如果忘記這一點，打算讓自己老百姓少吃點，讓外國人多吃點，這個國家才真算害了大病。這是“骨髓之疾”。如果誰不同意貧道這個看法，那咱就不再討論。　　

　 　

中國為什麽害了這個病？以貧道這個山寨型研究人員說，是改革方向出了問題。　　

　 　

90年代已經進入市場經濟階段，貧富分化趨勢不可避免。改革的重點本應放在探索和建立農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模式、建立和完善保障勞動者收入和權益和社會保障體係方麵，以一個負反饋係統使社會經濟穩定發展。　　

　 　

但我們錯誤地長期忽略農村第二步改革，錯配為實施國企減員增效，賤賣國企，集體企業改製，掠奪性”農轉非”政策，以及教育、醫療“產業化”等加速兩極分化的改革內容。最終導致世紀之交形成一個龐大的低收入群體。並使中國經濟被綁架在寄生經濟體上。　　

　 　

看起來還長了點肉，卻不知病從腠理至肌膚，由肌膚而至腸胃，眼看進骨髓了，還悠然自得，恐怕非要到“司命之所屬”，才會著急。　　

　 　

山寨醫生病看完了，至於用什麽藥就簡單了。看病關鍵不再開藥方，功夫都在瞧病上。病沒瞧準，藥是瞎下。瞧出病來病人不認，說你“醫之好治不病以為功”，你還開什麽藥方？病瞧準了，病人和家屬都認賬了，這才說藥方的事。韭菜成天質疑貧道不開藥方，那是他一不懂什麽叫看病，二是像的家那樣喜歡虛榮，懂不懂能讓咋呼就高興。至於前幾天看笑話的人，試圖撩撥貧道與韭菜“辨明是非”，也是當病人可以，當醫生無望的主。有病了讓山寨醫生瞧瞧還可以，與醫生論醫道，還要再認真活幾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