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黨中央最近突出強調嚴格實施問責製，這是大力推進政治體製改革的一個切實舉措。我們對現任政府實行問責，是為了借鑒西方國家既司空見慣又確實有益的一種民主形式，促進政治體製改革。一切真正的改革者都決不會成為這一有效改革措施的反對派。因為，改革必須深化，倒退是沒有出路的。
人 人 都 應 提 問和 回 答 的 七 大 問 題
——對30年改革“十大失誤”原因和責任的追問
李必勝
當前，中國人民和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買辦資產階級的矛盾，正逐步上升為社會階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鬥爭的焦點，是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還是搞中國特色附庸主義〈即主張把中國變成掛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招牌的西方附庸資本主義囯家〉。這一焦點，現在又集中表現在怎樣總結三十年來改革工作的經驗教訓，特別是如何看待它受挫折、走彎路的原因上。人民群眾是改革工作最權威的評判者。每個工、農、商、學、兵、知識分子，尤其是共產黨員和幹部，都有權利和義務提出、回答、追問下列問題：
第一，“十大失誤”是不是客觀事實？
改革作為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製度的一項措施任務或一種方向道路，當然是完全必要和正確的，就是說社會主義製度本身有個自我完善和發展的過程，不改革是不行的。但它作為一項工作實踐，則是必然既有成績、經驗，又有缺點、失誤的。鄧小平說；“我們的全麵改革是一種試驗，中間一定會有曲折，甚至大大小小的錯誤。那不要緊，有了錯就糾正。”〈《鄧小平年譜》1060頁〉三十年改革工作的失誤，包括以下十個：
一，使什麽是改革和怎樣搞好改革的問題發生了混亂。
人所共知，“兩個不問”，是時任中宣部理論局副局長的李君如，以在十五大之前“吹風”的架式公開提出來的。他說：“不問姓社姓資是第二次思想解放，不問姓公姓私是第三次思想解放。”〈《中國經濟時報》1997年8月12日〉由於不問方向道路被說成思想解放、用私有製取代公有製的主體地位被當作改革，便產生了一係列問題：
——改掉了新中國頭三十年改革創新的不少成果。例如，“鞍鋼憲法”中的“兩參一改三結合”即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製度，幹部、工人、技術人員結合起來解決技術難題，就被基本上否定了；對於地震的群測群防體製，可以說改沒了；比較有效的反腐倡廉機製，也改得不靈了。
——新自由主義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它的核心是產權私有化、完全市場化、政府職能最小化。這三點，曾被“主流經濟學家”大肆宣傳，如“一私就靈”、“不找市長〈政府〉找市場”等等。其影響的擴大，必然會導致改革走彎路、受損失。
——使一些主張在改革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注意反思改革即總結經驗教訓的同誌，長期被說成“極左”、“反對改革”。這樣，改革工作中的一些失誤便長期得不到糾正。
——讓平民百姓承擔代價的改革出台較多，讓精英富豪尤其是官僚買辦承擔代價的改革出台較少。如醫療、教育、住房的市場化改革大量推出，使老百姓看病難、子女上學難、買住房難成為“新三座大山”，而反腐倡廉體製、防止富豪偷漏稅的稅收製度等等的有效改革舉措，則出台不多。
——某些改革的效果相當差。如機構改革，說的是精兵簡政，實際上卻是機構和人員不斷增多。就說鄉政府，便由原來一般10人左右，增加到現在的50人以上。
二，使群眾最不滿意的問題成了“老大難”。
這些問題包括：
腐敗現象。據《新快報》2005年3月29日報道，廣州市政府辦公廳177人，竟擁有172輛公車。1978至2003年我國行政管理費用增長87倍，占總支出的比重由4.1％上升至19.03％，反映出官場鋪張浪費、貪汙腐敗到了何種程度 。
兩極分化。1993年鄧小平在與鄧墾談話時說：“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鄧小平年譜》（下）第1364頁）。中國社科院《蘭皮書》所載地方國內生產總值構成中，勞動者報酬2006年降至40.6％，而資本利潤率則升至30.6％。這幾乎超過了所有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中國信息報》報道，2004年中國的基尼係數為0.47，也超過絕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連美國《紐約時報》都說：“中國大陸的貧富不均狀況，已接近1949年國民黨統治時期的水平。”這種兩極分化主要有三個特點，一是靠誠實勞動賺錢越來越困難，用資本賺錢越來越容易。如廣大農民工的工資20多年來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實際上是下降的，至少是沒長多少，而2007年《福布斯》中國富豪榜上有名的400人的財富，比2006年增加70.73%。“中國擁有100萬美元可支配資產的富豪多達41.5萬人。中國的百萬富豪人數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國家都要多。”（英國《金融時報》2008年7月8日）幸福指數和群眾對生活水平的感受並沒有如同GDP那樣上升，相反，普遍感到生活艱難。二是貧富差距已趨向固定和製度化。由於富者的子女與窮人的子女不一樣，可以受到好的教育，就業不成問題等等，父輩的貧富差別與社會地位會傳遞給後代，出現代際轉移。這必然造成富者愈來愈富，窮者愈來愈窮，使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三是兩極分化的影響重大。貧困不僅是一種物質狀態，也是一種心理狀態。貧富懸殊使部分群眾心理失衡，有一種強烈的被剝奪感。
治安惡化。“1979到2003年，每萬人刑事案件由5.5件增加至34.1件，增加了6倍”〈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中國的危機》第5頁）。群體事件前些年也增至一年8萬左右。
物價飛漲。國家發改委研究員劉日新指出；“2006年物價指數持續上升1.5％時，對現金、存款、購買力都打了個折扣，平均每人損失300元。現在上漲到8％左右，每人該損失多少元？叫他們怎麽生活啊！”〈《從數字看改革開放後30年》第3頁〉
對這些問題，趙紫陽集團往往以曆朝曆代都有來辯護，但他們無法正確回答30年來從總體上說腐敗現象為什麽越來越多，兩極分化為什麽比絕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還嚴重，治安惡化和私有製、分配不公等是什麽關係，物價失控和市場經濟的弊端有沒有聯係等問題。
三，使國有資產大量流失。
“民營經濟〈包括內資和外資〉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2005年約達65％”〈全國工商聯公布的《中國民營經濟發展報告》〉。可見，私有製已占主體。“在“國退民進”當中，有數以十萬億計的國有資產流失”〈毛繼東，《主人公論壇》，2005年4月8日〉。就是說，全國每個老百姓一萬元左右的血汗錢，流進了極少數人的腰包。
四，使“三農”問題積重難返。
由於絕大多數農民30年來一直處於生產規模極小而且效益很低的單幹狀態；不少基層黨組織渙散、癱瘓；市場競爭使農業處於最不利的地位；國家財政用於農業的支出由1978年的13.4％下降到2003年的7.2％，導致“三農”問題越積越多。就拿和城市的貧富差距來說，便由1978年的2.7倍擴大到2003年的7.4倍
五，使工人、農民的社會地位降到了建國以來的最低點。
他們由原來的“老大、老二”，變為社會最底層的弱勢群體。中國社科院的研究報告說，包括下崗工人在內，他們現在處於“十個階層”的第八、九、十位。工人、農民在人大代表中由建國頭三十年中的約占三分之一，降至在十屆人大2900多名代表中，隻有34名。更不用說成千萬的人淪為娼妓，童工“如白菜一般在東莞買賣”，在山西等地成為窯奴等等。
六，使思想文化發生大滑坡。主張改掉公有製的主體地位被說成思想解放，反對私有化被說成反對改革，就說明是非顛倒、思想混亂到了何種程度。《河殤》這種宣傳全盤西化、《色·戒》這種宣傳賣國主義的東西受到主流媒體的熱捧，就說明殖民文化、文化占據了什麽地位。在實事求是時時講的空氣中竟會產生嚴重的“誠信危機”，立黨為公時時講的共產黨中竟會發生相當多的買官賣官現象，人性大愛時時講的社會中竟會充斥毒奶、毒酒、毒大米，就說明職業道德和社會風氣等等的滑坡有多麽嚴重。
七，使軍隊建設受到巨大損害。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之後大量國防和科技項目被陸續下馬，以及在國防科技部門推行市場化、自負盈虧、軍轉民等，就極大地影響了我軍武器裝備水平的提高。至於在“十億人民九億商，還有一億等開張”的全民經商狂潮中軍隊也被卷進去所遭受的損害，更是大得難以估量。
八，使黨的建設遭到致命削弱。
發生建國以來最嚴重的反革命暴亂，以及最凶惡的敵人趙紫陽集團複辟變天、反黨反華，圖謀把中國變成西方附庸而未受到應有的批判和處理，相反卻在《炎黃春秋》上連續出現為趙紫陽歌功頌德的文章，就表明黨的建設尤其是黨的戰鬥力和執政能力，被削弱和破壞得多麽嚴重。
九、使新資產階級的影響越來越大。
新資產階級的存在，不僅是全國絕大多數人的共識，而且是連極右派都承認的事實。如“主流經濟學家”茅於軾說；“改革後的三十年，中國已經有了幾千萬個有錢人，他們可以名正言順地稱為中產階級或資產階級。”〈《強國論壇》2006年12月6日〉更何況總理溫家寶說過：“經濟適用房，大多數是麵向中產階級的。”〈2007年11月19日在新加坡中華總商會舉行的工商界人士晚歺會上的講話，新華社報道〉大家知道，盡管有些人把中等收入者也算作中產階級，但大多數人都認為，它的主體是不同於大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中間層次的資產階級。據有關專家統計，拿2005年私營企業主群體同1956年我國進行生產資料私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前的私營企業主群體相比，私營企業主人數為當時16萬人的26.8倍，雇工人數為當時250萬的18.8倍，資本額按可比價格計算為當時24億元的639倍。《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建設的通知》明確指出：“私營企業主同工人之間實際上存在著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十七大報告也肯定這一點。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劉國光教授在談到私營企業主的歸屬問題時說：“恐怕除了資產階級以外，沒有地方可以歸屬。”鄧小平在講到“我們不會容許產生新的資產階級”時，緊接著講“百萬富翁很難在我們的社會主義製度下產生”（人民日報1986年9月15日），可見在他看來，產生百萬富翁是產生新資產階級的標誌。現在，我國百萬富翁已達數百萬，有什麽理由說不存在新資產階級呢？鄧小平在“南巡談話”裏說過，“某種暫時複辟也是難以完全避免的規律性現象”。資本主義複辟，實質上就是資產階級上台。認為資產階級從建國初期便消滅了並且永遠不會再產生，就從根本上否定了發生複辟即和平演變或“顏色革命”的任何可能性。這顯然是不符合客觀事實、經不住實踐檢驗的。人所共見，新資產階級在經濟、政治、思想上的影響都越來越大，其極右翼趙紫陽集團已淪為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代理人。這些人在鐵的事實麵前硬說全國多數人都認為根本不存在資產階級，無疑是在製造史無前例的最大騙局，能有幾個人相信？在多數人麵對事實說出真話的時候，他們就成過街老鼠了。
十，使經濟建設受到嚴重破壞。
〈一〉假冒偽劣產品充斥。僅以豆腐渣工程為例，湖南鳳凰山大橋等多處在建工程的垮塌；汶川地震2900多間中小學校舍的粉碎性坍塌；網上所講中國建築的平均壽命“50年罕見，30年普遍”，不及囯際規定的60％，就很能說明問題。
〈二〉對勞動者生產積極性的挫傷。大批工人的雇傭化、貧困化；約5000多萬職工下崗失業；廣大農民工超時勞動、工傷增多、礦難頻發、常常被拖欠工資，怎麽能不影響他們的生產積極性？
〈三〉科技人才和專利大量流失。僅向美英等囯就流失80多萬人。宣紙允許日本人把整個生產過程的錄像帶走導致他們的宣紙銷量比我們多得多之類，就使我國受到重大損失。
〈四〉自主創新能力大大削弱。我國對外技術依存度高達50％，比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高10倍左右。這說明某些人主張的“市場換技術”效果很不理想。中國科技實力世界排名已從上世紀70年代末的13位下降到了第28位。 一些專家認為，“前些年中國的自主創新能力，基本上已經回到了上世紀30年代的水平”〈範左翼，《聚焦十七大》第47頁〉。原中國航空部飛機局局長胡溪濤曾表示：“如果‘運十’沒有被迫停止開發，也許中國現在已經是世界一流的航空工業大國了。” 〈《參考消息》2006年4月1日）忽視自主創新，使我們在產業鏈的競爭中處於十分不利的地位。製造業的產業鏈，包括產品設計、原料采購、加工製造、倉儲運輸、訂單處理、批發經營、末端零售。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分工把裏麵最差的加工製造放在中國，結果造成了我們越製造，受汙染和剝削越嚴重，而美國卻越占便宜。
〈五〉重複建設造成生產能力大量過剩。“市場經濟萬能論”影響的擴大，使經濟無政府主義大肆泛濫，宏觀調控難以施行，再加上政績標準過分強調經濟指標等等，使重複建設大量產生，自然容易發生產品過剩的經濟危機。
〈六〉亂辦開發區造成巨大損失。據囯土資源部統計，截止2004年底，清理出各類開發區6866個，為世界之最。70％以上空置多年不得不砍掉，浪費了不少寶貴資源。
〈七〉不良貸款吞噬大量資金。到去年年底，按國際通行的五類法口徑，不良資產達3.5萬億元。已經剝離了1.4萬億元，不到5年又生出了3.5萬億元，這在全世界都是少見的。
〈八〉環境汙染造成可怕後果。中國已成為汙染最嚴重的國家，因生態破壞造成的損失占國內總產值的9％以上，造成的間接損失如疾病增多等也很驚人。如果扣除這些，國內生產總值實際上是是非常低的。
〈九〉消極腐敗糟蹋很多財富。據《檢察風雲》2006年第19期報道，目前，幹部公費出國消耗財政費用3000億元，2004年公車財政支出4085億元，公款吃喝3000億至3500億元，占財政支出的1/3以上。“中國每年由於賭博而流到境外的賭資達6000多億元”〈《北京晚報》2008年6月9日〉。
〈十〉富豪們大量偷稅漏稅。中國人民大學的調查報告說：“約60％以上的中國人相信暴發戶的財富是通過非法手段攫取的。”但是，“中國高收入者167萬人，占總收入的一半以上，繳稅卻僅占20％。”〈《每日經濟新聞》2005年9月1日〉
〈十一〉體製、機製的弊端形成障礙。例如，1978年居民消費率為48.8％，到2007年下降為35.4％。〈參見《中國統計摘要-2008》第35頁〉2005年全國城鎮居民收入中的“灰色收入”達4.8萬億元，而這大多是通過行賄受賄等途徑獲得的。新華社“新華視點”記者2007年３月４日報道：“全國政協委員溫克剛認為，無處不在的‘潛規則’對社會最大的傷害是造成社會上對腐敗及種種社會不端行為的群體性默認和沿襲。” 可見，阻礙經濟社會健康發展的體製、機製弊端不少，但由於對這類體製改革很少，所以對發展的阻礙相當大。
〈十二〉庸俗發展觀造成二元經濟現象。著名經濟學家、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郎鹹平指出，中國經濟是同時過熱過冷。地方政府在以GDP為綱的理念之下，投資建設的有關部門如鋼鐵、水泥、房地產是過熱的，而製造業則是過冷的。這種二元經濟現象可以說是全世界絕無僅有的。這必然造成宏觀調控進一步失效，使整個經濟結構失衡並產生通貨膨脹。
〈十三〉黑市經濟非常猖獗。一些“主流經濟學家”鼓吹的“市場經濟”既不是凱恩斯的兩隻手的市場經濟，也不是斯密的一隻手的市場經濟，而是連市場規則也不講的黑市經濟。比如中國的銀行把原始股賤賣給外國資本，使外資短期內獲取5－10倍暴利，而這樣的原始股中國的老百姓根本買不到，這能叫公平的市場交易嗎？在國企改製、招商引資、醫療教育改革、股票證券、公路收費、公共資源開發（房地產、礦產）等等之中，也存在大量充斥權錢交易的黑市經濟。在黑市理論的指導下，一些政府部門、事業單位、國企走上了“自主牟利”的“改革”之路，這是正常的市場經濟根本不允許的現象。
〈十四〉經濟主權受到侵害。“三一”重工的老總向文波認為，戰略產業發展的主導權是國家主權。“現在中國29個行業中，外商企業在23個行業中占優勢地位。”〈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孫學文，《烏有之鄉》2008年3月28日〉“我國10年內調查的50萬件腐敗案中，有60％與國際貿易和外商有關”〈《檢察日報》2007年1月2日〉。這說明，“我國對外經濟關係麵臨著日趨附庸化的危險。”〈董野寒，《聚焦十七大》第131頁〉
〈十五〉利用外資逐漸演變成被外資利用。“2008年3月，中國官方外匯儲備達到1.68萬億美元，增長7.4倍，以昨天石油價格144美元計算，可購買117億桶，隻增長了46%，相當於2001年2925億美元的石油購買力，淨損失13875億美元。以1美元兌7.5元人民幣計算，白送104062億元的貨物給西方國家。”“外商拿出30％的資本，擁有50％的股份，拿走70％的利潤。”〈《中華工商時報》2005年7月19日〉由於“被拖欠千億美元，中國企業成為美國次貸危機的冤大頭”〈《報刊文摘》2008年5月19日〉。“海外熱錢大肆投機房地產，嚴重透支了老百姓的購買力和土地資源。”〈《理論動態》2008年4月30日〉“從合資到控股，百噸世界級金礦，〈貴州爛泥溝金礦〉遭外資低價圈占，僅國家的稅費這塊就損失12個億。”〈《報刊文摘》2008年5月12日〉由於“我們社會中所有公司和個人的財富都集中到銀行，這些財富最終代表多少價值以及這些財富流向哪裏，完全由銀行決定，這就是現代金融業的特點。實際經濟中的經濟形式虛擬化了，財富流動不再和實物相聯係，這種看不見摸不著的虛擬經濟形式，會將一個國家的財富洗劫一空而事先不被察覺，從而使金融戰取代現代傳統戰爭，成為國家之間掠奪財富的主要手段。”〈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張宏良，《瞭望》2008年4月號〉
這裏所引用的資料因無法一一核實，肯定會有錯誤，但基本事實是右派朋友們絕不能駁倒的。
“十大失誤”之所以會產生，原因是多方麵的，但主要是由於趙紫陽集團的幹擾破壞。大量事實證明，他們是當前最危險的敵人。
這個集團最猖狂。他們竟敢像搞垮了蘇聯的戈爾巴喬夫那樣宣揚：“中國社會的發展，無疑總會轉向社會民主黨的方向〈指像歐洲社會民主黨那樣搞民主社會主義〉”〈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第384頁〉。他們的喉舌《炎黃春秋》在2007年2月初便宣揚“隻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公開打出了民主社會主義即資本主義的旗幟。並且，在胡錦濤總書記6月25日在中央黨校強調我們隻能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之後的9月初，又派趙紫陽的老部下、新聞出版總署原署長、《炎黃春秋》雜誌社長杜導正以及中國人民大學原副校長謝韜等人，到香港更加囂張地大樹民主社會主義旗幟。
他們竟敢公開提出反對共產黨、顛覆社會主義製度。“中國共產黨是一個獨裁的、專製的黨，不應該反對嗎？”〈中央黨校教授杜光，《杜光文存》第11頁〉“以公有製、計劃經濟和無產階級專政為旗幟的科學社會主義必須顛覆。”〈囯防大學正師職研究員辛子陵，《炎黃春秋》2008年第3期〉
他們竟敢用最惡毒的語言咒罵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對於造成40多萬人傷亡的汶川大地震，趙紫陽集團的另一喉舌《南方都市報》，和帝國主義者講的“報應”一樣，說成是“天遣”即蒼天給予的應有懲罰。
他們竟敢公開煽動反革命暴亂和軍事政變。例如謝韜就大講要“以暴力克服暴力”；“軍隊裏麵也有明白人，如他們認為不能通過民主的方法求得社會的進步實現，就可能發生軍事政變。”〈《在成都座談會上的講話》，《烏有之鄉》2007年4月27日〉
這個集團最反動。在帝國主義加緊“西化”、“分化”中國的嚴峻情勢下，趙紫陽集團大肆宣揚“人類社會由美國來主導，比蘇聯、比中國主導要好。”“所謂現代化說的也就是“西化”，反對西化就是不同西方現代文明接軌。”“搞市場經濟，就不能搞社會主義公有製和一黨專政。”〈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第335、302、157頁〉著名的極右法學教授賀衛方在“新西山會議”上提出，大陸要學習“台灣模式”。北京大學的餘傑在前年受到美國總統接見時對布什說：“為了民主，中國應該分裂，應該作美國的殖民地”。“裏根總統因為埋葬了蘇聯東歐的共產製度而成為美國曆史上最偉大的總統之一，幫助中國發生這種變化，也許是上帝給總統先生的曆史使命。”去年年初餘傑在《新世紀》網站發表《布什總統的中國戰略》一文，稱中國“是全球範圍內反民主、反自由的最後的堡壘”；鼓動布什“將中共政權這最後一個帝國式的共產主義政權也扔進曆史垃圾堆”。中國社科院原副院長李慎之竟然說出這樣簡直令人不敢相信的話：中國要實現現代化，必須跟著美國走，“給美國當孫子”（《戰略與管理》第14頁）。對於今年3月拉薩等地藏獨分子鬧事和西方敵對勢力對他們的支持，胡總書記明確強調這是分裂祖國的問題，處理這個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可人民日報原副總編輯周瑞金卻學著西方敵對勢力的腔調，把這說成是“中國兩個民族、中西兩種文化”的問題。可見，他們是要把中國變成西方的附庸和殖民地，並且不惜用否定黨的領導、鼓動祖國分裂從而製造內亂甚至內戰來達到這一目的。這難道不能說明他們是反動的買辦集團嗎？
這個集團最狡詐。他們極善於改變策略。人所共知，某些人前些年是把自己打扮成最積極的改革者的，近年卻又搖身一變，利用群眾的不滿，公開煽動對社會主義改革的仇恨。今年2月在北京舉辦的“中國改革30周年民間反思研討會”上，一些人就宣稱“改革已死，憲政當立”，呼籲“砸爛改革話語”〈《百姓喉舌網》，2008年3月22日〉。中國藝術研究院的劉軍寧說：“改革沒有觸動舊製度的根本，未來的關鍵詞是改製，是解決根本的製度問題。”〈《天益網》2008年1月18日〉
他們極善於嫁禍於人。前些年這些人是極力促進腐敗的。如北京大學校長助理張維迎說：“腐敗對社會、經濟發展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優的、第二好的。”〈《中國經濟大論戰》第七集152頁〉“著名經濟學家”周其仁大講：“腐敗是市場經濟的潤滑劑”〈同上〉。近年這些人卻又宣揚腐敗這一禍國殃民的現象是“一黨專製”即共產黨領導造成的，真反腐敗必須否定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實行多黨製。這一招，真是夠陰損的。
他們極善於作秀騙人。這些人尤其是他們的代表人物，由於親屬經商或當老板而成為億萬富豪，卻因為很會裝出樸素清廉、關愛平民的樣子，而博得不少人的讚美；由於代表買辦資產階級而成為西方的代理人，卻因為很會裝出作風深入、不畏艱險的樣子，而被一些人當成好領導；由於實質上主張“精英專政”而被右派推舉為葉利欽式的首領，卻因為大講民主、平等、博愛，而被某些人吹捧為開明領導。
這個集團目前在右翼各集團中權勢最大。由於多種原因，其它集團正在逐步削弱和分化，於是其中的極右分子便紛紛向這個集團靠攏，再加上西方的重點支持等等，便使其權勢大大增強。能夠保證在“新西山會議”上大罵共產黨非法的人至今仍然囂張；能夠保證公開照著趙紫陽關於西方宣導的自由、民主、人權乃是現代普世文明，各國都不能拒絕的調子，大力宣傳“自由、民主、人權是人類共同價值觀”的文章在所有主流媒體上發表；能夠保證在黨的十七大強調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之後，公開提出要高舉“自由開放的旗幟”與之對抗的《南方都市報》至今耀武揚威等等，就說明他們的權勢相當不小。
趙紫陽集團成為我們當前最危險的敵人，是由中國人民和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的矛盾逐步上升為社會階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所決定的。認識不到或不願意承認這一點，將給黨和人民造成慘重損失。
鄧小平一再強調，改革十年的最大教訓是教育，是不能經常用四項基本原則教育人民，甚至講得都很少。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本身就包含堅持進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十大失誤”的產生有力地證明，最大教訓的實質是吃了反自由化不堅決的虧。而這又主要表現在對趙紫陽集團的軟弱渙散上。總結經驗教訓不講這一條，那就丟掉了主要的根本的東西。
近年來，對30年改革工作中的失誤敢說真話的人，越來越多了。不僅在工、農、商、學、兵和知識分子中是這樣，在黨員幹部甚至領導幹部、機關單位包括新聞媒體中也是這樣。例如，中央黨校教授吳忠民指出，我國在基本民生方麵的改革，以不成功為多數。社會保障、義務教育、公共衛生、住房的改革也在其中。（《中國青年報》2008年7月5日）衛生部黨組書記高強去年兩會期間接受記者采訪時，針對醫療衛生市場化改革中產生的看病難、看病貴問題強調：“我要明確地說，醫療衛生事業不能實行市場化改革”，“不能一切以市場為標準”〈《南方周末》2007年3月15日〉；《中國教育報》2008年5月22日說：“要敢於正視現實問題，破除對西方發達囯家、對“改革”和“改革精英”的迷信。”《光明日報》發表經濟學家李義平的文章，指出：“經濟增長本身演化成了目的，‘無論如何不應當妨礙經濟增長’成了一把保護傘，遮蓋了許許多多不好的事情和做法”。貴州省領導在總結甕安事件的教訓時，講到了抓了經濟，丟了人心的問題。雲南省委副書記李紀恒說：“現在交通工具發達了，領導幹部與人民群眾的心理距離卻疏遠了；通訊工具先進了，領導幹部與人民群眾的交流溝通卻困難了；領導幹部的文化、學曆提高了，但做群眾工作的水平反而降低了。這一現象值得深思。”〈《法製日報》2008年9月10日〉原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遲浩田上將指出：“所謂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主題，這種說法既沒有什麽經得起推敲的理論依據，更不符合事實和曆史。”〈《祖國網》2008年7月15日〉
一些同誌擔心講失誤會影響改革，他們忘記了鄧小平說過，糾正毛澤東同誌的錯誤才是對毛主席旗幟的真高舉。今天也應當說，隻有糾正“十大失誤”才能挽救改革，才是真改革。再掩蓋失誤蒙蔽群眾，那就會徹底敗壞改革的信譽，醜化黨的形象。
第二，“三個不足”是不是主張解放中國特色附庸主義思想？
鄧小平指出：“黨內不論什麽人，不論職務高低，都要接受批評和自我批評。”〈《鄧小平文選》第3卷38頁〉據此，對溫家寶同誌提出一點批評意見。
在“不問姓杜姓資、不問姓公姓私”這第二、三次思想解放的基礎上，溫家寶於今年3月兩會期間會見記者時，對當前這次思想解放提出要做到“祖宗不足法，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這實質上是說，在第四次思想解放中，要敢於“不問祖宗、天變、人言”。“三個不足”的要害是什麽？要弄清這一點，必須注意它的提出背景和針對性。
關於丟祖宗問題。大家知道，民主社會主義的核心，是實行以私有製為主體的混合經濟、以資產階級政黨為主導的多黨製、以資本主義理論為指導的思想多元化。所以，英國、法國甚至民主黨當權時的美國，都被他們說成民主社會主義。可見，它是一種稍作改良的資本主義。公開搞這種假社會主義真資本主義，毫無疑問要丟馬克思主義的老祖宗。正因為這樣，趙紫陽的舊部親信於2007年5月召開會議，大講“馬克思主義放之四海皆不準”，因而應當像謝韜那樣去“挖祖墳”、丟祖宗。〈《》，2007年5月30日〉針對這股思潮，胡總書記今年初在《求是》上發表文章，旗幟鮮明地強調“老祖宗不能丟”。
關於“變天”問題。我們知道，戈爾巴喬夫搞的民主社會主義，使蘇聯發生了黨垮台、國解體，資本主義複辟變天的大悲劇。在中國搞這一套，顯然也是想複辟變天。可溫家寶2007年2月27日在主流媒體以個人名義發表的《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曆史任務和對外政策的幾個問題》的文章，提出民主、自由、人權、博愛“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因而在處理囯家關係時不能“以意識形態和社會製度劃線”。不難看出，這實質上是認為，人類共同價值即普世價值高於工人階級價值、社會主義價值。這和戈爾巴喬夫在《改革與新思維》一書中所說“新思維的核心是承認全人類的價值高於一切”，即認為全人類價值高於社會主義價值，因而應當少講甚至放棄階級鬥爭尤其是同帝國主義的鬥爭，顯然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戈爾巴喬夫的民主社會主義，正是以此為根據提出來的。這表明，此文在客觀上至少起到了寬容民主社會主義的作用。這引起很多黨員、幹部和群眾的注意，他們針鋒相對地提出要防止以民主社會主義為旗幟複辟變天。以趙紫陽集團為核心的極右勢力則受到極大鼓舞，《南方都市報》等便紛紛大講要與普世價值接軌即順應“天變”。與西方國家的價值觀接軌，說穿了就是按這種價值觀改造中國，搞中國特色附庸主義；用鄧小平的話說，就是使我國成為“一個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資產階級共和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 303頁）。這種“天變”，對中國來說無疑是一場大災難、大倒退。
關於“人言”問題。 經過對建國近60年正反兩方麵實踐經驗的反複對比、思考、總結，廣大幹部群眾的覺悟不斷提高。例如，對與普世價值接軌持批評態度、對西方國家支持藏獨搞民族分裂活動表示堅決遣責、對國外敵對勢力正在對我國發動的經濟戰特別是金融戰主張反擊者，在網民中都占多數。同時，郎鹹平關於溫家寶的夫人是玩珠寶的大富婆，兒子溫雲鬆是平安保險的後台，擁有資產700多個億的文章，在網上廣為流傳。這引起不少人對溫家寶的不滿和議論。如何對待這些“人言”，就有個尊不尊重民意，尊不尊重人民民主的問題。
這些情況告訴我們，讚成還是反對丟掉祖宗、複辟變天、違背民意，是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中國特色附庸主義鬥爭的焦點之一。把“三個不足”作為第四次思想解放，無疑不會解放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而是會解放出中國特色附庸主義思想。
最近，溫家寶在美國接受了美國CNN〈幾個月前它大罵中國人50多年來一直是暴徒〉主持人的采訪。主持人問：你認為二十五年之後，中國會不會舉辦全國性的選舉，其中或許有兩個政黨出來角逐你現在的位置？溫答：二十五年後的事情我很難預料。但是我相信中國的民主將不斷發展。這個回答等於是說，他並不清楚二十五年之後中國還是不是由共產黨領導，四項基本原則也不一定能再堅持二十五年。主持人出示了一張當年溫家寶在天安門廣場的照片，詢問從那次經曆中得到了什麽教訓。溫答：我相信我們在推進經濟改革的同時，也要同時推進政治改革。因為發展是全麵的，所以改革也應該是全麵的。我想你這個問題的核心是有關中國的民主發展問題。中國從19年前的事件中得到的教訓，其核心不是防止顏色革命、和平演變，而是民主問題嗎？從這裏也不難看出，“三個不足”有利於解放什麽思想。
對於這些錯誤觀點，越來越多的領導幹部進行了多種形式、多種方式的抵製、反對和批駁。例如，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指出：“要破除形形色色的“西教條”，尤其是盲目奉行新古典自由主義，盲目照搬西方發展模式的傾向，還要繼續破除改革開放過程中形成的新教條”〈《報刊文摘》2008年7月2日〉。“兩彈一星”功勳科學家、中科院前院長周光召在接受《環球科學》雜誌社長專訪時說：“回顧兩彈一星的研究，那時候團隊精神和學術民主氣氛都很好。現在，這種情況很難看到了，往往是院士或領導一講話，就再沒有人敢講了；部門之間、學科之間的協作和交流越來越少，更不用說激烈的爭論。”湖南省委書記張春賢在動員全省開展解放思想大討論時說，解放思想的重點是“還權於民”，“要通過發揚民主，使人民群眾真正成為利益主體和權利主體。”〈《中國新聞周刊》2008年9月11日〉中新網2月17日電，軍事科學院原副院長、中將李際均在《瞭望新聞周刊》上說：“現在有些地方在觀念、文化上發生了顛倒，如有的新版曆史教科書，弱化革命和戰爭，對毛澤東、紅軍長征、帝國主義侵略、南京大屠殺、狼牙山五壯士等曆史都大幅縮減或刪除，增加和突出了摩根大通、紐約股票交易所、日本子彈頭火車、領帶的流行等內容。有的學者說，以前的曆史課本重視意識形態和國家認同，新的曆史課本較少意識形態的內容，與當前的政治目標一致。這種荒唐的邏輯，匪夷所思。曆史課本就是要重視意識形態和國家認同。”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社科院院長陳奎元提出：“當前，在意識形態領域要反對兩種迷信、兩種教條主義。”“那種把馬克思主義著作中的一些詞句和個別結論當作教條的傾向，在黨內和社會變革中的影響日漸式微”。“另一種教條主義，是迷信西方發達國家反映資產階級主流意識形態的思想理論，把西方某些資產階級學派的理論甚至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政策主張奉作教條，這種傾向在意識形態領域以及經濟社會變革中的影響力正在上升。”（《人民日報》2004年4月20日）不難看出，他認為這種右傾教條主義已經成為主要危險。據說，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點名批駁了謝韜“隻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觀點。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在全國帶頭動員群眾大唱30多首紅色歌曲。他在參加迠國59周年紀念活動時講話：“毛主席曾深情地說：‘為有犧牲多壯誌’，敢教日月換新天”，沒有革命先烈的奮鬥犧牲，中國今天發生的一切變化，都無從談起。生活在今天的人們，要永遠記住前輩的理想和熱血；‘如果忘記了過去，就意味著背叛’。”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是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人民日報》2008年〉等等。
第三，當前大講普世價值是不是對“全盤西化”有利？
眾所周知，製定並參與蘇聯休克療法的美國“教授”薩克斯對我國的改革路徑早就明確說過：“轉軌的核心是憲政規則的大規模改變。經濟轉軌（即價格自由化與私有化）隻是轉軌的一部分。”（薩克斯、胡永泰、楊小凱：《經濟改革和憲政轉軌》，2004年2月9日）為此，趙紫陽集團在當前將“改革”的重點，放在把西方國家的民主、自由、人權等價值觀作為普世價值大力宣揚和推行上，努力“實現憲政規則的大規模改變”。
對於政治體製改革，趙紫陽在大講“西方倡導的自由、民主、人權乃是現代普世文明，各國都不能拒絕”的同時，公然宣稱：“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鞏固一黨專政”。因此，“政治改革，就是要實行民主政治，開放黨禁、報禁”〈《軟禁中的談話》第349、184頁〉。但是，他們也知道馬上實行多黨製難以辦到，當前便極力鼓動實行三權鼎立，擺脫“一黨專政”即黨的領導。例如，趙紫陽集團的幹將、原廣東省委書記任仲夷大講：“西方國家幾百年的實踐已證明，‘三權分立’對製約權力遏製腐敗非常有效，就像市場經濟能有效配置資源一樣，這是人類創造的管理國家、管理社會的有效工具，是人類創造的政治文明，不是資本主義的專利”。“我們有些人，把保持中國特色作為拒絕外來文明的擋箭牌，這是荒唐的和醜陋的”（《南風窗》2004年10月24日）。國家行政學院政治學教研室主任許耀桐提出，政治體製改革，就要建立“黨退出國家政權機構的體製”〈《經濟與社會觀察》2006年第2期〉。溫家寶2007年2月的那篇文章，對這些觀點在客觀上起了某些支持的作用。針對這種情況，吳邦國委員長在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上強調，我們深化政治體製改革，“絕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絕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三權鼎立、兩院製”。
這是因為，如果搞給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以自由化權力的政治體製改革，立刻就會造成混亂。溫家寶在今年兩會上會見記者時說：“如同真理是思想體係的首要價值，公平正義是社會主義囯家製度的首要價值。公平正義就是要尊重每一個人，維護每一個人的合法權益，在自由平等的條件下，為每一個人創造全麵發展的機會。”能不能以自由平等為條件，為每一個人創造發展的機會，維護每一個人的權力呢？鄧小平認為：“不但在資本主義社會，就是在社會主義社會，也不能抽象地講人的價值和人道主義，因為我們的社會內部還有壞人，還有舊的社會渣滓和新的社會渣滓，還有反社會主義分子，還有外國和台灣的間諜。”〈《鄧小平文選》第三卷41頁〉如果給反社會主義分子搞自由化的自由，他們就會重新騎在人民頭上拉屎撒尿，哪裏還談得上社會主義國家製度？周永康同誌在會見全國政法係統抗震救災英模事跡報告團成員時說，要“始終牢記為民是黨的宗旨，是政法隊伍的價值追求”。既然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是我們黨和人民政府的根本宗旨，那末在這個意義上說，社會主義國家製度的首要價值，就應當是為公為民。真正為公為民，就要堅決打擊敵對勢力的自由化活動，決不能讓他們的“顏色革命”得逞。
《南方都市報》等自稱為“自由派陣營”的媒體，可以說天天都在講民主、自由、人權，可他們幾十年來，給過幾個黨員、幹部和群眾發表批自由化文章的權力？不僅不給這種言論自由的權力，他們還通過把社改派打成“極左”、“反改革”等手段，使不少人受到周圍環境的巨大壓力，甚至喪失了應有的其它權力。更不用說他們搞的階級報複，使不少人受到打擊迫害；一旦篡黨奪取最高權力，將使更多的人慘遭毒手。我們說的這些，是不是毫無根據的胡編亂造呢？不是。正如胡總書記所指出的：“一段時間以來，境外的敵對勢力媒體，大肆攻擊我們國家的領導人和政治製度，而國內一些媒體打著政治體製改革的旗號，宣傳西方議會民主、人權、新聞自由，散布資產階級自由化觀點。針對這種錯誤，決不能手軟，要加強新聞輿論的管理。”〈轉引自《毛澤東旗幟網》2008年5月9日〉
對於經濟體製改革，趙紫陽認為：“搞市場經濟，就不能搞社會主義公有製和一黨專政”；“無論過去的治理整頓和現在的宏觀控製，實際上在壓改革，也是倒退”；“所謂現代化說的也就是“西化”，反對“西化”就是不同西方現代文明接軌”〈《軟禁中的談話》157、174、302頁〉。正像趙紫陽集團對中央抓的批判新自由主義進行堅決抵製所表明的那樣，如果按他們這一套進行改革，必然會使公有製在喪失主體地位後進一步削減，使國有資產進一步流失，從而讓外資更多地控製我國的經濟命脈；必然使醫療、教育、住房等等的市場化進一步推行，從而讓“新三座大山”之類更沉重地壓在中國人民頭上；必然使中國更多地依賴外資、外貿，從而讓中國勞動者遭受更殘酷的國際資本剝削；必然使中央的宏觀調控能力大大削弱，讓物價飛漲、股市崩盤等經濟危機更嚴重地發生。
對於文化體製改革，按照趙紫陽關於西方宣導的自由、民主、人權乃是現代普世文明，各國都不能拒絕和“從國際範圍來看，美國才是‘三個代表’”〈《軟禁中的談話》第323頁〉的觀點來搞，是既要在政治、經濟上搞民族投降主義，又要在思想文化上搞民族投降主義的。這就是說，要使本應成為主旋律的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進一步被賣國主義、個人主義、資本主義腐朽思想所取代，使《誰是最可愛的人》、《狼牙山五壯士》等宣揚愛國主義的優秀作品不僅被從學生課本中刪除，而且在整個社會被封殺；同時，則讓宣揚賣國主義的文藝作品，更加自由地泛濫。
對這股推行“普世價值”的狂潮，黨和幹部群眾進行了堅決反擊。胡錦濤同誌在十七大報告中提出，要“積極探索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引領社會思潮的有效途徑，主動做好意識形態工作，既尊重差異、包容多樣，又有力抵製各種錯誤和腐朽思想的影響”。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在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組織部部長李源潮在上海調研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試點工作，與上海市委和有關方麵負責同誌座談時指出，要始終堅持政治體製改革的正確方向。可是這些年來，一些黨的幹部特別是有的領導幹部，片麵強調經濟中心，完全放棄了黨的思想政治建設，丟開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喪失了共產主義信念，忘記了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迷失了前進的方向，不但自己走上了邪路，還給黨和人民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失。〈《人民網》，2008年7月13日〉中央組織部原部長，全國黨建研究會顧問張全景說：“戈爾巴喬夫鼓吹的“民主化”、“公開性”，是抽掉了階級性的民主和公開，其實質隻能是對反蘇反共的人實行民主、公開，對擁護蘇共、維護蘇聯而反對他倒行逆施的人，則千方百計進行打擊。就連宣布共產黨解散這樣天大的事情，也是由他個人做出的決定。這樣的黨必然會失去黨員和群眾的信任，必然會失去黨內和群眾的監督，怎麽能不失敗呢？”〈轉引自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辦的《學習與研究》2008年第3期〉《北京日報》質問：“理論上不存在全球統一的主體，現實中不同種群、國家的利益需求又千差萬別，怎麽可能產生對誰都適用的普世價值？ ”〈 2008年6月16日〉《光明日報》說：“公平，作為人們的一種觀念，是經濟關係的反映。不存在某種永恒不變的、超越社會經濟關係的公平，在不同社會製度下，公平的標準是不一樣的。奴隸社會有奴隸社會的公平標準，封建社會有封建社會的公平標準，而資本主義社會則有資本主義社會的公平標準，如果用資本主義社會的公平標準去衡量奴隸社會、封建社會乃至社會主義社會的事情，那是荒唐可笑的。對於民主、自由、人權等觀念，我們也應該這樣去理解。”〈著名理論家周新城文，2008年9月16日〉《人民日報》尖銳地指出：“價值觀如同道德觀一樣也具有曆史性和階級性。曆史發展中不同階級的利益主體的價值訴求各不相同，以至相互對立。由此也可以得出結論，超曆史、超階級的“普世價值”是不存在的。”〈2008年9月10日，原載《馬克思主義研究》，馮虞章文〉郎鹹平說：“菲律賓搞美國式的政治體製和自由經濟，上世紀60年代的韓國、台灣、香港要建築高樓大廈的時候，還需要到菲律賓請工程師來指導。可是今天呢？菲律賓的女人要到別的國家做保姆。為什麽？菲律賓的經濟發展成果，幾乎被特殊利益集團洗劫一空。哦，原來政治體製本身並不能提供可靠保證。”網上的批判聲浪更大。很多網民說：“西方政治家們鼓吹的所謂|普世價值觀，隻是他們幹涉別國內政、策動“顏色革命”的工具”；“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可是，這一次他們算是找錯了對象，打錯了算盤。他們這一手非但沒有引起中國動亂，反而促使全國人民空前團結，連原先對那個“普世價值”抱有幻想的一部分人也看清了事情的真相，同他們劃清了界線，站出來捍衛自己的民族和政府。”
不難看出，按照趙紫陽集團那一套來進一步“改革”我們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體製，必然會大大加速實現中國的全麵附庸化。這是全國人民決不能答應的。
第四，這樣做是不是“真高舉”？
黨中央一直強調，否定四項基本原則，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實質上是把堅持還是否定四項基本原則，作為區分搞社會主義還是搞資本主義的標準。當前我們區分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真高舉還是假高舉，自然也要堅持這一標準。憲法、黨章，都規定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以法律為淮繩、以黨紀為準則，也要求我們把四項基本原則作為標準。
四項基本原則所要求的四個堅持，實質上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特證。這決定在現階段，堅持以公有製為主體、黨領導下的人民民主專政政權、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思想文化，必然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毫無疑問，隻有堅持這些特征，才是“真高舉”。
鄧小平曾多次講過，社會主義“非常重要”的“兩條根本原則”，一是公有製為主體，二是不搞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
趙紫陽卻說：“應當拋棄公有製、公有製為主體這個框框”；“土地永佃製、承包製，九百九十九年都不要變”〈《軟禁中的談話》第243、369頁〉。溫家寶2005年在兩會期間會見記者時說：“家庭聯產承包製，30年不變，50年不變，永遠不變。”這樣搞，會不會導致發生變相的私有化，導致背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以公有製為主體的的經濟特征呢？
我們改革發展的基礎是什麽？鄧小平說：“我們所有改革開放政策的基礎，是四項基本原則”；要“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鄧小平文選》第3卷141頁〉。可溫家寶同誌在美國自由女神像下卻說成“基於自由的創造”。由於他是把自由說成使每一個人自由發展的權力，這就容易被理解成反社會主義分子也有全麵發展的自由。照此辦理，黨的領導和人民民主專政顯然不能得到充分保證。這樣，會不會導致背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特征呢？
溫家寶同誌在2007年2月27日的文章中說：“不同文化之間不應該互相岐視、敵視、排斥，而應該相互尊重、相互學習、取長補短，共同形成和諧多彩的人類文化”。因而不僅不能在處理囯際關係時“以意識形態和社會製度劃線”，並且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實際上，作為觀念形態的文化之間，雖然有一些可以相互借鑒之處，但從根本上說，它們反映的是不同階級利益。曆史唯物主義認為，存在決定意識。因此不同的階級有不同的文化；無產階級文化和資產階級文化必然有一種階級鬥爭關係。看不見這一點，劃不清兩種文化的階級界限，甚至放棄應有的鬥爭，更不要說去屈從西方在思想文化方麵的和平演變攻勢，那就根本談不上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思想文化上的指導地位，談不上搞好社會主義思想文化建設了。這樣，會不會導致背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特征呢？
由此可見，用四項基本原則這一標準來衡量，背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那就決不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的“真高舉”。
第五，這是不是亂扣政治帽子？
他們扣的第一頂帽子是“民族主義。”
蘇東劇變後，西方國家便把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即和平演變的重點，對準了中國。為了搞垮中國，他們采取了多種辦法。美國總統布什宣稱：“反恐就是反共，反共就是反華。”他在2001年視察中央情報局時公開說：“中國是最令美國不安的國家，它應該成為中央情報局日常工作中的重點。”《環球時報》說，中國“已被美國列為頭號敵人”〈2008年3月28日〉。
他們通過在中亞地區建立大量軍事基地等形式，極力形成對中國的軍事包圍圈；美國管理嚴格的核彈基地，居然會把洲際導彈核彈頭“誤送”到已經有20多年核武器研究經驗的台灣。美國一直在準備進攻伊朗，目的是切斷中國40%的石油進口。美國50年來一直支持台獨和藏獨製造混亂，用達賴的話來說，“美國隻是希望搞亂中國”。美國幾十顆間諜衛星隨時窺視著中國。美軍包圍中國的前線基地經常搞軍事演習，熟悉中國地區的作戰環境，為同中國作戰做準備。
他們大搞“轉型外交”，向中國各地派駐大批人員策動“顏色革命”；極力“突破共產黨和政府在新聞、組織和權力方麵的壟斷”，創建獨立的出版物，另立工會等團體和其他組織；派遣曾在獨聯體國家“顏色革命”中發揮重要作用的一些美國非政府組織，如“索羅斯基金會”、“民主基金會”等進入中國，廣泛搜集中國國內問題的情報，打著“扶貧”、“技術開發”等幌子進行滲透。最近美國國會關於台灣問題和西藏問題的兩個決議，歐洲議會關於西藏問題的決議，向海外各種反華反共的敵對勢力發出了一個明確信號：美國和歐洲國家力量在政治上對中國的各種敵對勢力給予公開支持。
他們利用傳統媒體擴大其影響力，千方百計地削弱中國主流輿論的影響；利用互聯網等新型媒體，與中國爭奪思想文化陣地；利用其發達的文化產業，衝擊中國的文化市場；利用某些社會敏感問題，造謠汙蔑，惡意炒作，攻擊中國的政治製度，歪曲和貶損中國共產黨的曆史，醜化中國黨和政府的形象；曲解、醜化、淡化中華民族文化傳統，消解中華民族的凝聚力。
他們發動經濟戰，妄圖使中國在經濟上“有控製地解體”。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少將喬良指出，在經濟戰中他們特別重視金融戰，“因為金融的浩劫才是一切浩劫中最恐怖的浩劫”〈《烏有之鄉》2008年6月29日〉。為此美國把自己的金融大門關得越來越緊，限製外資投資的產業越來越多，規定“善意投資”不能超過10%；如果影響國家經濟安全，1%的投資都不允許。可與此同時，卻要求中國全麵打開金融大門，變成一個金融不設防的國家。美國財長表態將繼續對中國施壓，促使人民幣升值，企圖轉嫁美國經濟衰退的包袱，象打擊越南經濟一樣打擊中國經濟。大規模的外資遍布全國各地，一旦發生騷亂，會成為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
他們千方百計給中國製造基因汙染和基因危害。目前中國進口的糧食絕大部分都是轉基因產品。這個東西最終危害會有多大還說不準，隻是世界各國都在紛紛限製。在中國銷售轉基因食品的兩家日本跨國公司格力高集團和麥德龍集團就向日本民眾保證，絕不在日本國內銷售轉基因食品。目前中國食品市場上外來的轉基因食品越來越多。國家環保總局的一份資料警告說，一些國外公司可能鑽中國立法不完善、管理不統一的空子，將中國作為“轉基因生物的試驗場”。各種數不勝數的轉基因生物紛紛湧入，一旦形成基因汙染，各種變異植物、變異生物不斷出現，那將是何等恐怖的一個畫麵！
對西方國家的罪惡行徑，連一些西方名流都看不下去了。意大利著名理論家梅尼克最近發表《呼籲書》指出：“在西方帝國主義主導的全球化狂妄計劃中，就是要肢解很多個世紀以來形成的、現在由56個民族組成的多元文化的中國。”原德國聯邦議院副主席沃爾默在《下一場冷戰是否將來臨？》一書中說，西方國家已經開始對中國進行一場新的冷戰，采用的方法與在東歐和中亞地區的顏色革命完全相同。
這同樣引起了全國上下的高度警覺。平民百姓包括青年學生，也通過多種途徑表達自己的愛國熱忱。年輕一代的憤怒並非僅僅因西藏問題所引起。幾年來西方屢屢攻擊、妖魔化、遏製中國，給中國的和平發展製造障礙，使他們的不滿一直在增長。“海歸”派代表人物之一、搜狐網總裁張朝陽說：“當親西藏的抗議人士在倫敦、巴黎和舊金山幹擾火炬傳遞後，今年春季中國爆發反西方的激烈行為是完全合理的。”〈《參考消息》2008年8月21日〉全國政協委員喻權域（中國社科院學術谘詢委員）、王洛林（中國社科院原副院長）、靳輝明（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李崇富（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白 鋼（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姬亞軍（西藏自治區司法廳副廳長）、賀捷生（軍事科學院離休幹部、賀龍元帥的長女）2007年3月6日提交上送全國人大常委會製定《懲治言論法》的迠議。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鄭科揚公開發表文章，全麵批駁新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曆史虛無主義。“中國最大的網絡門戶網站《新浪》8日報道稱，目前通過網絡參加問卷調查的網民中，有20萬〈80％〉對可口可樂收購匯源表示反對。”〈《參考消息》，2008年9月10日〉
對這種可貴的愛國主義精神，全國絕大多數人給予了肯定和支持，可趙紫陽集團卻給扣上了“民族主義”的大帽子。趙紫陽甚至說：“美國這個價值觀是符合人類社會走向現代文明要求，符合人類社會發展利益的”。“在相當長時間內，仍然是美國主導世界。同美國搞好關係，乃是戰略利益。”“從國際範圍來看，美國才是‘三個代表’。……這樣，有人一定會說我是賣國主義，但這卻是客觀的現實。”“民族主義是最大的危險”〈《軟禁中的談話》笫323頁〉。這和時任美國副國務卿的佐利克2005年9月21日在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發表演講時毫不客氣地宣布“中國有人認為，強調經濟增長和增強民族主義可維持共產黨的一黨統治。這是危險的，也是錯誤的”，顯然是一致的。趙紫陽集團這麽幹，是不是為西方敵對勢力服務？
第二頂大帽子是“民粹主義”。知名學者鄢烈山2006年4月18日在《雜文報》上說：“在不合理的改革方案或被扭曲的改革過程中感覺利益嚴重受損的普羅大眾”，“懷疑乃至反對市場取向的改革開放”。這是指人民群眾對看不起病、子女上不起學、買不起住房的不滿。這些群眾的合理意見，黨中央很重規，正製定新方案加以解決；全國絕大多數人也給予了同情和支持。可賣國精英卻給扣上了“民粹主義”的大帽子。如趙紫陽集團的幹將、民運分子、高尚全的部下吳稼祥，在《中國青年報》發表文章的題目就是《民粹一咳嗽，大眾就發燒》。茅於軾說：“社會進步是靠精英的。社會沒有了精英，必然退步。”張維迎說：“那些批評、罵我的人，他的道德連我一個腳後跟都沒有！” 這足以說明“精英”的“民主”是什麽玩藝了。但他們卻反過來給大眾扣上“民粹主義”的大帽子，這是不是和人民群眾對著幹？
第三頂大帽子是“極權主義”或“專製主義”、“一黨專政”。美國就把社會主義國家稱為“極權主義”、“專製主義”。趙紫陽攻擊我們：“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鞏固一黨專政。”〈《軟禁中的談話》，第349頁〉我們為什麽必須實行專政？首先是因為，曆史經驗證明，剛剛掌握政權的新興階級，一般來說，總是弱於敵對階級的力量，因而要用專政的手段來鞏固政權。比較強大的敵對階級對人民政權進行非法破壞和顛覆，不實行專政人民江山就保不住。其次是因為，人民民主專政是絕大多數人對極少數人的專政，資產階級專政則是極少數人對絕大多數人的專政。《人民日報》指出：“ 民主是一種國家製度和階級統治的形式。不能隻看到在不同社會製度下都可采用的某些具體形式和做法，而忘卻了事物的本質。事實上，從來就沒有什麽“一般民主”、“純粹民主”、“普世民主”，有的隻是在一定曆史條件下的階級的民主。所謂“一般民主”、“普世民主”等等，是資本主義的辯護士用來掩蓋民主的階級性質、借以欺騙群眾和輸出資本主義的價值觀及社會製度的一種策略。”〈2008年9月10日〉所以十七大報告強調：“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和核心”，“深化政治體製改革，必須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
可見，真理和正義都在人民民主專政一邊，必須理直氣壯地大講和堅持。恐怕連初中生都知道，實行多黨製讓賣國賊組成政黨興風作浪，會發生內亂、內戰。否定黨的領導和人民民主專政，這不是成心要使中華民族陷入一場大災難之中嗎？
第六，“補課論”是不是在害中國？
上述五大問題為什麽長期存在並且解決起來難度很大？趙紫陽集團為什麽至今如此猖狂？我們解決問題的各種辦法為什麽在治本上效果不太理想？根本原因之一，是“補課〈即搞一段資本主義〉論”在一部分同誌尤其是領導幹部和高級知識分子中有相當大的影響。
“補課論”為什麽會成為一個總病根呢？
這是在於，路線是根本，領導是關鍵。既然四項基本原則是基本路線的基本點，是改革發展的基礎，那末產生對四項基本原則連講一講都很少這種最大的教訓，再加上1978至1989年的十多年間黨的兩個“一把手”在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上“裁了跟頭”，就都涉及到了路線和領導問題。
這是在於，他們穿上了“改革”的外衣。“實行私有化，補資本主義的課，這就是改革理論”〈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第285頁〉。此話就表明了這一點。“兩個不問”、“三個不足”被公開說成思想解放；公有製主體地位的喪失被說成改革等等，都說明這種被“改革”包裝著的“補課論”影響之大。
這是在於，“補課論”是以私有化為突破口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迠築。私有製是萬惡之源，它必然會帶來一係列問題和災難。並且，“補課”必然依賴外資，從而使買辦資產階級的影響越來越大，而這個階級是特別反動的。
這是在於，它是把一些欺騙性相當大的謬論作為理論依據的。這包括：
〈一〉“庸俗生產力論”。它認為中國的生產力水平低，要先走一段資本主義道路，等生產力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後，再走社會主義道路。顯然，這是把馬克思主義關於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的理論教條化，從而努力使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變成實質上的“補課”階段；把生產力標準當作區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標準，不講二者在製度特征上的區別，從而抹殺它們的原則界線；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演變成以經濟指標為中心，直至以物為本，以錢為綱，從而努力滑向以資為本。
事實上，古巴、朝鮮、越南、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存在和發展本身，就證明馬克思關於這類國家可以跨越“卡夫丁峽穀”〈指資本主義階段〉的論斷是正確的。香港生產力發展再快也屬於“一國兩製”中的資本主義，就證明把生產力作為唯一標準而不看製度特征是站不住腳的；以物為本的庸俗發展觀造成的種種問題，就證明不用科學發展觀來否定和取代它是要吃大虧的。
那末，檢驗理論、路線正確與否的社會實踐的根本內容是什麽呢？
戰爭時期，檢驗路線相對來說會容易一點，因為勝負能比較快地見分曉。和平時期則要困難得多，不能光看有哪些成績和錯誤，最根本是要看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就是說，“道路實踐”，是檢驗路線正確與否的根本標準。這樣說的根據有哪些呢？
一是用人民滿意不滿意、擁護不擁護來衡量我們的工作，實質上是把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根本權力能不能得到保證作為標準來檢驗。而使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根本權力得到保證，最根本的是要靠走社會主義道路。
二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就要嚴重損害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使他們經濟上受到剝削，政治上喪失主人公地位，思想文化上丟掉主導權；使人民群眾最不滿意的腐敗現象、兩極分化、社會治安、國資流失等問題越來越嚴重。這必然引起他們的不滿，使黨群、幹群關係越來越差。
三是我們這樣的條件搞資本主義，隻能做別人的附庸。帝國主義在能源、資金等許多方麵都有優勢。美國對日本和歐洲資本主義國家還既合作又排擠，怎麽可能讓落後的中國獨立發展，後來居上？過去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今天還是走不通。
四是培植出的買辦資產階級，投靠西方帝國主義，出賣國家和人民利益，勢必會使階級矛盾、民族矛盾大大激化。
五是由於受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規律所支配，再加上極力與西方接軌，並嚴重依賴外資外貿，自然會發生經濟危機，對生產力發展造成破壞。
可見，“道路實踐”，是人民社會實踐的核心和根本，道路選擇的對與錯，無疑標誌著路線的對與錯。就是說，不管主觀上如何認識，它實際上都是檢驗路線正確與否的標準。把生產力發展的快慢作為唯一標準來否定“道路實踐”的標準地位，是必然會造成混亂的。
〈二〉“市場經濟決定論”。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是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客觀真理；社會主義製度，是人民群眾的命根子。市場經濟作為一種體製，它的實行程度要由基本製度的需要來決定；作為一種手段，它的使用範圍要服從和服務於社會主義製度完善和發展的目的。可是趙紫陽卻大講“搞市場經濟，就不能搞社會主義公有製和一黨專政”〈《軟禁中的談話》，第157頁〉，想讓市場經濟決定公有製主體地位和黨的領導地位的存亡，這顯然是把市場經濟當作了複辟倒退的一種工具。
實際上，市場經濟本身是既有長處也有弊端的。其弊端包括：它無法避免剝削，又無法將剝削來的剩餘價值進行有效的二次分配，因此難以阻止貧富差距的不斷擴大；它的高級形式股份製，可使剝削的範圍和速度成倍增加，特別是在價值不穩定的紙幣主導下的金融市場中，會迅速製造數量可觀的富可敵國的資本家；它必然導致周期性的經濟危機，並將經濟危機轉化為金融危機，通過貨幣匯率的變動，將經濟災難轉移給弱小地區，導致這些地區經濟崩潰；它會使“一切向錢看”現象滋生蔓延，進而導致腐敗現象、道德滑坡、政治生活商品化等等越來越嚴重。它不僅能夠給社會主義國家發生和平演變創造條件，而且能夠通過依賴外資外貿培植出買辦資產階級，使國家變成西方的附庸。可見，搞“市場經濟萬能論”，照搬西方那種模式的市場經濟，是極其有害的。
〈三〉“改革開放萬能論”。正像列寧所說真理多邁出一步便會變成謬誤一樣，把改革的作用無原則地過分誇大，就會把它妖魔化。改革作為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製度的舉措，作用當然很大，但並不是萬能的。消極腐敗、兩極分化、冶安惡化、物價飛漲、國資流失、自由化猖獗等等，都證明改革代替不了四項基本原則、思想政治工作、黨建紀檢政法的作用；代替不了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事業的發展和穩定；代替不了整個社會主義革命。如果改革真是手到病除的萬應靈藥，還會發生“不問姓社姓資”這種把“什麽是改革，怎樣搞好改革”即改革本身都被搞亂了的問題嗎？如果真是威力無邊的魔術法寶，通過反複改革之後，我們的股市、樓市等等，還會是今天這個樣子嗎？如果真是推動一切工作發展的唯一動力，還會發生道德滑坡、風氣變壞這類複舊倒退的現象嗎？用極左的手法把改革開放吹成神話，製造出“改革迷信”，既極力貶低四項基本原則等等的作用，又醜化改革的形象，還乘機以改革的名義搞“補課”，所以特別值得警惕。
〈四〉“資產階級消滅論”。它認為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資產階級便消滅了並且永遠不會再產生出來。蘇東劇變中資產階級重新上台，就證明這種論點是站不住腳的。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所說的“某種暫時複辟也是難以完全避免的規律性現象”，也是對這種觀點的否定。不顧起碼的事實，在階級問題上搞雙重標準，硬是不承認資產階級存在的客觀事實，進而否定尖銳、複雜和激烈的階級鬥爭，用改革取代革命並宣揚“告別革命”，顯然是為了熄滅黨領導人民進行反賣國、反複辟的鬥爭，掩護自己賣國、複辟的罪惡活動。
〈五〉“反‘左’永遠為主論”。他們把鄧小平那句“主要是防止‘左’，無限誇大為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要把反‘左’放在主要地位而把反右放在次要地位。要看到鄧小平也說過：“當前思想戰線首先要著重解決的問題，是糾正右的、軟弱渙散的傾向”（《鄧小平文選》第3卷47頁）。 我們知道，正是由於現代修正主義即右傾機會主義的泛濫成災，導致了蘇東劇變。這充分證明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右是主要危險。中國近30年來兩任總書記在反自由化上裁了跟頭，而沒有一任因為搞“左”下台，這充分證明國內的主要危險也是右。當然這並不排除在某個時期、某個問題上，“左”會成為主要危險。閉眼不看這些事實而大肆宣揚“反‘左’永遠為主論”，不正是為了使反“左”這一手越來越硬，使反右這一手越來越軟；使愛國主義者越來越受排斥，使賣國主義者越來越吃香嗎？
有的同誌問：“建國的前30年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不改革行嗎？”
體製上的弊端，當然應當改革，但不能為此而全麵否定那個時期。根據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摘要2007》等資料，建國前29年工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7.4%。1952年工業占國民生產總值的30%，農業占64%；而到1975年，工業占72%，農業僅占28%。中國在1976年時的工業門類齊全程度、技術水平和開發能力在發展中國家是首屈一指的，並在部分領域接近甚至達到發達國家水平。“兩彈一星核潛艇”、南京長江大橋、合成胰島素、雜交水稻等等就是這樣。並且，全民甚本實現了醫療、教育、住房的免費或福利化。這在包括中國在內的全世界絕大多數人看來都是人間奇跡。同時，在朝鮮打敗了美國侵略軍，並且戰勝了印度軍隊，打贏了蘇聯軍隊，支持越南把美國侵略者打回了老家。正如著名人士馬克塞爾頓指出的：“1977年中國人均占有耕地比印度少14％，而人均糧食生產卻比印度高30％到40％，而且是把糧食以公平得多的方式分配到了比印度多出50％的人口手中。”醫療保健以及營養和衛生的改善，共同造成了中國人壽命的極大增長，從1949年以前的平均35歲達到了70年代中期的65歲。這時，我國的積累已相當豐厚，至少二至三年糧食無憂，各種物質儲備不少，戰備物資尤其充盈。更何況當時既無內債，更無外債。
前30年的生活是艱苦一點，但這主要是因為舊中國留下的攤子太破爛，為了加快經濟發展，需要勒緊腰帶艱苦奮鬥；是因為帝國主義的封鎖和當時提倡“幾代人吃苦，讓後代人享福，早日進入共產主義”。為了準備反侵略，1970年代的國防支出超過了科、教、文、衛支出的總和。但那時幹部和普通群眾的生活差別不大，而且起帶頭作用。“三年困難時期”毛主席帶頭減口糧、吃野菜導致腿浮腫，就是明證。正因為這樣，在那麽困難的條件下，幹群關係和社會秩序都相當好。再說，即使當時的生活再艱苦，也比“半年糠菜半年糧”的舊社會強得多。當初國民黨統治區經濟崩潰是個什麽樣子？物價飛漲，要用麻袋裝錢去購買商品。大量企業破產，大批工人失業。在人民共和國裏，既沒有出現那種物價飛漲，又沒有出現大量工人失業等現象，怎麽能說“國民經濟到了崩潰邊緣”？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肯定那個時期“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美國著名學者莫裏斯說：“從1950到1977年，工業產量以年均13.3％的速度增長，這比現代世界曆史上任何國家在迅速工業化的任何可比期間取得的工業增長步伐都快。”〈《毛澤東的中國及其發展》第483頁〉我們決不能天天講實事求是卻否定從那個時期過來的人都親眼所見的客觀事實 。
有的同誌問：“我們的國內生產總值在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長，外匯儲備達1.8萬億美元，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以前吃窩窩頭，現在吃饅頭，這不證明“補課論”沒什麽不對的嗎？”
現在的國內生產總值是內藏玄機的。首先，這裏麵有水分。時任國家統計局長的李德水說，全國省級統計數據約有四成水分，縣級高達八成。如果再扣除環境汙染的成分，按照中科院的計算，大幅縮水的GDP還要再縮減七成八，而且還以每年兩千億美元利潤的形式流向海外。更值得關注的是，中國這種資源貧窮國家的經濟發展模式所造成的能源浪費是日本的九倍。其他問題如固定資產投資效益低、四分之一城鎮有著嚴重的政績工程等更是不勝枚舉。
其次，有些產業是以前沒有或基本不計算產值的，例如，變相的色情業，以前是沒有的。如果算第三產業，每年便會使產值增加6000多億元。房地產開發業去年的產值是2.96萬億元，而以前大多是福利房，產值是算得很低的。有些農田基本建設甚至不算產值。此外，還有個國防工業算不算在內的問題。這樣算起來，比工農業總產值，恐怕後30年並不比前30年高。近幾年的財政收入是2萬億元左右，而1978年是1132億元。以物價30年來上漲10倍計算，1132億元相當於1萬多億元。30年增長不到一倍，這從實質上說明後30年的經濟增長率是不高的。
1.8萬億的外匯儲備，其實大部分不屬於中國，而是屬於那些在中國投資發財的外國投資者（出口換匯的“主流”是外資）。外資把在中國生產的產品出口國外，換到的外匯或者進口一點外國高價貨，或者就直接賣給中國銀行（利用中國外匯監管的漏洞），換取人民幣再生產再出口。 於是本來是屬於外資的中國外貿順差，本該由外資自行平衡，現在全推給了中國，成了中國的外匯順差、儲備，由中國背著“白條”，承擔匯率損失。外資則可以實現國際貿易罕見的單邊出口，近乎無償地拿走中國財富。2005至2007年底，國家外匯儲備約增加了1萬億美金，由於貿易順差被嚴重高估，其中48%屬於熱錢，數額在5000億美元左右。2008年的前幾個月，熱錢增速加快，約有2000億美元熱錢流入中國。除了正式渠道觀察到的這部分資金，地下錢莊和其他渠道進入市場的熱錢規模在4000億美元左右。顯然，用國內總產值和外匯儲備增長快來證明“補課論”正確，是行不通的。
現在確實天天吃饅頭，但我們要看到以下幾點：
〈一〉農田基本建設大多是那時搞的；多套大化肥生產設備是那時進口和建成的〈年產尿素1593萬噸，可增產糧食1500億斤左右〉；袁隆平的雜交稻是那時搞成的〈也起碼增產1000億斤以上，僅這兩項便可基本保證我們吃饅頭了〉；大批社隊企業〈後來被改稱“鄉鎮企業”〉是那時大辦起來的；那時對農業的投入相對較多，農業機械化程度已相當高；由於實行普遍的義務教育以及把醫療衛生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等等，大大提高了農民的素質。
〈二〉現在所欠內外債數目驚人。引進外資合4萬億多元，再加上數以萬億計的股票、債券、財政赤字、銀行呆壞賬，以及拖欠工資、養老金缺口等等，實際上“負債已經達到13萬億左右”〈《世紀沙龍》2004年12月7日〉，即全國每個男女老少頭上都有一萬元的債。從這個角度說，我們包括吃的一些大米白麵在內的許多東西是借來的。
〈三〉每年都進口大量食品。例如，“我國2007年食用油對外依存度達59%”〈《廣州日報》2008年10月1日〉。
〈四〉我們本應生活得更好一點，但由於分配不公、貪汙腐敗、國資流失等等，“富豪一桌席，百姓一年糧”，甚至連他們的貓狗都比我們吃的好得多，必然使相當一部分平民百姓實際生活水平有所下降，至少是提高不大。
有的同誌問：“跟美日等西方國家接軌才能很快富起來，依附人家一點兒有什麽不好？”
不僅高尚全2006年主持的“新西山會議”提出今後中國要學“台灣模式”，近來趙紫陽集團的另一大將人民日報評論部主任編輯、“政論家”、被美國《亞洲周刊》雜誌評選為當代中國最有影響的50人之一的馬立誠，又極力推崇“滿洲國模式”。他說：“滿洲國是中國大陸第一個以建立現代法製治國為目標的國家。以五族協和建設王道樂土為口號，滿洲國的經濟飛速發展，人民生活不斷提高，中國人等的流入也顯著的增加了。”（《日本不必向中國謝罪》第273頁〉為了配合推行這一中國特色附庸主義的樣板模式並大造與論，他公然為汪精衛辯護，說什麽“汪精衛在南京重新建立維新政府，也是為了解救千百萬處於戰爭深淵中掙紮的人民，挽救瀕臨崩潰的國民政府。”他還否定日本侵略者搞南京大屠殺的滔天罪行，說什麽“當時南京的人口隻有20萬，而且在日軍攻占南京一個月後增加到了25萬。這個事件，除此之外還有許多疑點，至今仍在爭論之中。因為是在戰爭中間，所以難免會有殺傷，但絕不會是什麽大屠殺！”同時，他把日本鬼子實行“三光政策”等等的責任推到中國共產黨的頭上，說什麽“遊擊隊的襲擊行為對於世界上任何占領國都是不能忍受的恥辱。所以，衝突重新發生，平民傷亡在所難免。而平民的大量傷亡又導致這些平民的家人和朋友更加仇視占領軍，所以這導致了報複與反報複的惡性循環。”（《中日戰爭的啟示與思考》第4頁）
但是，謊言掩蓋不住血淋淋的事實，相反隻能激起全國人民對賣國賊的階級仇、民族恨。然而更危險萬倍的是，這樣一個赤裸裸的，竟然被《中國青年報》、《北京日報》等作為改革明星加以追捧。沒有一些手握實權的趙紫陽集團大人物的庇護，這顯然是難以想象的。但由於這種滿洲國式的帝國主義附庸，終歸隻對賣國賊有利而對人民大眾有害，是絕不會搞成的。
有的同誌問：“趙紫陽集團的成員大多是平民家庭出身，新中國培養的大學生，共產黨教育出來的領導幹部，為什麽竟然主張使中國成為美日的附庸，走到甘當官僚買辦、賣國賊，把祖國和人民推進民族解體大災難的深淵這一步呢？”
要理解這一點，必須弄清買辦集團的產生條件、基本成員、主要特點、罪惡行徑。
之所以會產生買辦集團，是因為多方麵的原因使西方國家占據產業競爭鏈的高端，而第三世界則被迫處於底端，也就是出賣資源，出賣勞動力，製造初級半成品，汙染環境的生產底端，它們能剝削第三世界國家。要剝削就要尋找代理人，買辦資產階級就是這種代理人。
他們的基本成員，主要有三部分，即買辦商人、買辦官僚、買辦文人。買辦商人，包括在對外開放進程中滋生的一大批從事“買辦”活動的掮客，他們遊走在境外利益集團與國內各級政府部門之間，獲取超額收益。還有與境外利益集團結成利益共同體的法人。一些大型中資企業為了自身的短期利益，充當外資的“鋪路石”與“敲門磚”。這就使某些合資一開始就體現出外資的獨資圖謀，並逐步導致我國的一些行業和產業被外資控製。
官僚買辦，包括象原中國建設銀行“買辦”行長這類接受國外巨額賄賂，廉價出讓銀行資產者；因撈到了種種好處便執意將國有股權轉讓給洋大人的官老爺；掌握審批大權將控製的市場份額盡可能優惠給外企的部門頭頭等等。
買辦文人，包括境外利益集團聘請的谘詢師；西方國家以多種研究會、基金會的名義，通過將相關課題配以豐厚的課題經費等途徑收買的一批人；以多給廣告費等形式拉攏的一批新聞媒體及有關人員，等等。如高尚全就不僅被聘為民生銀行、中國聯通等數家公司的獨立董事，而且擔任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等職；劉吉則擔任中歐國際工商學院院長。
中國買辦集團的主要特點，是大多以老子官僚、兒子“買辦”、孫子海外的形式存在。據英國《金融時報》記者森迪普報道，趙紫陽的兒媳任克英，就是美林中國區投資銀行業務總裁。“人們認為，通過她的公公、中國前總理趙紫陽，任克英與中國政府有著密切聯係。”外資外商通過這種曲線的“官僚買辦”，幹涉左右中國決策，強迫犧牲中國利益。由於這種形式比較隱蔽，很難發現。
買辦集團出賣民族利益的罪惡行徑，表現在許多方麵，這裏僅舉幾例：
他們極力把以緊貨幣、高稅率的宏觀經濟政策推向極端，將內需為主的中國經濟變成主要依賴美國市場的廉價商品供應國，從而導致中華民族的資源和財富，如長江黃河般流向國外，形成令人發指的“財富浩劫”。
他們將外匯儲備主要用於買美國政府債券，將我黃金儲備運到美國存放，置國家最重要之經濟戰略儲備於最危險之困境。
他們把大量的國有資產賤賣給外商。張宏良教授的統計資料顯示，僅十多家銀行，賤賣的資產損失就超過10600億元，加上廣發行、深發展、華夏銀行和北京銀行的控股損失7000億元，達到17000多億元，其中絕大部分是2006年一年的損失。
他們通過協助外商搞商業賄賂，壟斷市場、壟斷技術，限製國產設備，嚴重阻礙了我國的自主技術創新。
他們使“四大跨國糧商”在控製了國際大豆貿易及定價權後，又完全控製了國內大豆加工業、貿易及定價權。然後利用其壟斷地位，壓價收購，致使農戶紛紛破產而改種其它作物，大豆種植麵積下降一半。讓中國絕大多數榨油企業，由此被送上絕路，虧損高達60億元。
他們使重大經濟情報，常常提前外泄，我們剛想買什麽，就已傳遍全球，該物價格隨即暴漲。重大經濟決策有時也是如此，國外在第一時間就已知曉，先我而動，占了很大便宜。
他們在政治、文化方麵也積極配合洋主子。賣國賊包括李鴻章、汪精衛等，他們幾乎沒有一個不給翻案的；我們的民族英雄，幾乎沒有一個不被醜化和否定的。
一些原來並不壞的人之所以會跟隨趙紫陽集團成為鐵杆賣國賊，這是在於，上賊船容易下賊船難。他們一旦成為趙紫陽的愛將和追隨者，幾十年來跟著步步高升，和趙紫陽集團決裂便等於否定了自己的一生。這對他們來說自然是極難辦到的。
這是在於，它的許多骨幹在“八九風波”中受到了嚴厲打擊和懲處，不少人被迫逃到海外。這種階級仇恨，他們絕不會忘記，必然要進行瘋狂的階級報複。所以中國的葉利欽如上台，一定會有千百萬的人頭落地。
這是在於，他們家中數百萬、數千萬、數億、數十億、數百億元的資產，是來路不明、巧取豪奪的。因此，為了防止被清算，他們必定要拚命篡奪最高權力，把中國變成西方的附庸國，所以最需要西方的保護；另一方麵，西方要搞垮、控製中國，最需要賣國賊的配合。這就使中國的階級矛盾往往通過民族矛盾尖銳地表現出來。唯其如此，辛亥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都把反對帝國主義作為首要任務。現階段中國人民和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買辦資產階級的矛盾逐步上升為主要矛盾，當然更應當這樣。這就決定他們必定把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族當作敵人，窮凶極惡地將其置於死地。
對這一點認識不足或者根本不承認甚至堅決反對，就會成為給人民造成慘重損失的千古罪人。
有的同誌問：“美國搞得那麽好，實行西化究竟有什麽害處？”
這首先涉及到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對比問題。正確對比，就應當拿所有資本主義國家而不能僅拿幾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比。全世界有180多個資本主義國家和地區，其中發達國家隻占很小比例，絕大多數處於落後、貧困狀態。印度與中國國情相似，可比性較大。他們自己的經濟學家承認，中國人均生活水平是印度的三倍。社會主義國家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則缺乏可比的基礎。一是經濟發展起點不同。我們接手的是“一窮二白”的爛攤子，這同資本主義經過數百年掠奪積累起來的“資本巨富”差異十分懸殊。二是發展經濟的手段不同。資本主義的曆史，是一部充滿血腥的肮髒發跡史。而社會主義的發展，主要依靠的是本國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鬥。三是發展的時間長短不同。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不過五六十年曆史，處於發展的初期。而資本主義已有三百六十多年的曆史，積累了雄厚的基礎和豐富的經驗。四是發展環境不同。社會主義國家從建立之日起，就受到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封鎖、軍事包圍乃至武裝侵略。而資本主義大發展之時，從世界範圍看，封建製度已經徹底衰落，國際環境十分有利。兩相比較，社會主義所取得的成就愈顯珍貴和不易。所以，拿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比，比發展速度、分配合理、道德風尚等等，可比性才比較大。
相當多的人相信美國是天堂，是蘇東發生和平演變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一部分人對今日中國投靠西方的賣國賊恨得不深的原因之一，所以務必要把這個神話戳破。
先看經濟方麵。美國經濟模式之所以能夠存在，首先是因為它建立在不平等的國際經濟秩序上。它製造了生產和貿易的勞動差價，從而使科技成為帝國主義剝削第三世界國家的重要工具。資本的積累已經達到了這樣的程度，即它能夠勻出一部分剩餘價值，用於收買工人階級的上層，甚至用於整個無產階級的生活保障，從而出現了世界範圍內工人和資本家按照民族界限進行劃分的情況。這種被國際奴役供養起來的貴族式帝國主義，由於依靠世界範圍內的剩餘價值流向西方，從而出現了西方國家表麵化的“社會主義”色彩。而這卻是以多數民族和全世界多數勞動群眾的貧困為代價的。
美國實力的支柱有兩個：一是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二是軍事實力保護下的石油與美元掛鉤。世界各國用自己的資源和產品換取美元貨幣，其實就是在支撐美國的“免費消費行為”；雖然美國也創造各種產品和服務來兌現一部分美元“債權”，但更多的美元是各國政府和個人的“財富儲備符號”，並沒有得到兌現。這才是美國能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來進行科技發展和武器更新換代的原因，也就是說世界各國在“無償支持”美國在科技、經濟、軍事、政治各方麵的超強地位。連美國人自己也承認，如果失去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美國在其他方麵的優勢也會隨之消失”。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組織對美國霸權行為的不滿，願意繼續充當美國“奶牛”的國家越來越少。2007年，以美元形式持有的外匯儲備百分比降至60%多一點，它將嚴重威脅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衝擊美國的實力。
並且，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有很大一部分是虛的。美國企業家享利曾於2002年8月13日在香港《亞洲時報》上說：“一個離開中國工廠時價值2美元的玩具到達美國時加上成本值3美元。而消費者買它要花10美元，這個玩具的銷售便增加了美國7美元的國內生產總值。2000年美國1.25萬億美元的進口直接形成了美國2.5萬億美元的國內生產總值，大約占9萬億美元國內生產總值的28％。”可見，美國的經濟增長，在不小程度上是靠低價進口別國產品支撐著的。再說，金融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占的比重也相當大，2003年便達20％以上。而這一行業的風險是極大的。並且，美元的地位很虛弱，它早已和含金量脫鉤。如果持有美元的國家和人民聯合起來去買美國的商品，能買下幾十甚至上百個美國。這樣，美元的霸主地位便會立刻喪失。中央編譯局主辦的刊物《國外理論動態》的文章說：“美國現有的外債為6萬億美元”，加上內債，“實際的債務總數將增至70萬億美元”。 這就是說，美國每個人平均欠債25萬美元左右，“這個數目是無論如何都無法完全償還得清的”。在過去的5年中，美元已經貶值了近15％，“還將貶值35％或更多”。這“將會毀壞全球経濟”。連美國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都說：“一場破壞巨大的危機即將到來”〈2008年第6期〉。美國《財富》雜誌說：“股市回到了8年前的水平，房屋價格跌至5年前的水平，平均工資也沒有任何實質性的增長，那麽現在我們怎麽再假裝生活水平仍然在提高？”〈《參考消息》，2008年8月31日〉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說，當前正在發生的經濟危機是“百年不遇”〈《參考消息》2008年9月23日〉。這就是說，它將超過1929至1933年那次大危機。可以預言，這次經濟危機，將從根本上動搖資本主義的基本理論、基本信念、基本路線、基本製度，標誌著資本主義的大衰落和社會主義的大複興。
再看政治方麵。且不說他們從來不敢講經濟民主即全民人人都成為生產資料主人公的公有製，就拿其政治民主的核心多黨製來說，早在上世紀50年代便對美國共產黨進行全國性的殘酷鎮壓，采取多種措施保證民主黨和共和黨〈二者同屬資產階級，隻在策略上稍有不同，因此它們實質上是一個黨即民主共和黨〉牢牢掌控政權，這就是被吹噓為世界楷模的民主製、多黨製嗎？在60年代，他們對黑人群眾爭平等、自由、人權的鬥爭所進行的一連串大規模血腥鎮壓，震動了全世界。近年，又把多名如實報道伊拉克戰爭的記者撒了職。這難道不是對自我標榜的“自由世界”、“最尊重人權的國家”的最大諷刺嗎？連最緊跟美國的以色列，其總統佩雷斯也批評它“過於依賴軍事力量，企圖把民主強加於中東”〈《參考消息》，2008年9月8日〉。一麵高喊民主，一麵對通過民主選舉上台的哈馬斯巴勒斯坦政府進行抵製和扼殺；一麵高喊自由，一麵讓情報部門竊聽公民電話；一麵高喊“人權”，一麵在關塔那摩等不少地方設立恐怖陰森的黑監獄，這種“普世價值”能被世界人民接受嗎？
還有思想文化方麵。被稱為“金融大鱷”的美國億萬富豪索羅斯在《開放社會：改革全球資本主義》一書中說，在美國，“貨幣價值取代了內在價值，市場主導著不適合它的生存領域。”有錢人犯法可以保釋，可以不坐牢，甚至還可以高價聘請律師逼迫窮人原告庭外和解。當一個國家的一切全都用金錢來衡量時，腐敗就徹底合法化了，因為這個資本主義社會本身就是個腐敗的、爛透了的社會。布什、切尼這樣的國家領導人，可以驅使軍隊和媒體這些國家機器為自己的石油公司牟利，這才是真正的製度腐敗，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腐敗。美國的犯罪率，多年來都是全世界最高的國家之一。非婚生子女，占到三分之一以上。美國是世界最大毒品市場和頭號洗錢大國。“幾周以前，世界衛生組織發表的一份報告承認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消費國。共有7200萬美國人（占12歲以上美國人的34%）曾經某次服用過毒品”。 “全世界每年毒品美元洗錢的數量在5000-10000億美元之間，其中3000-5000億美元經過美國的銀行”（《環球視野》摘譯自2008年8月3日西班牙《起義報》）。像“安然”這樣的多家垮國公司接連爆出的醜聞，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信用危機”。
由於大搞單邊主義，在許多國家搞的多次民意測驗都表明美國是全世界最不受歡迎的國家之一。今年4月，一項民意調查表明，81%的美國人認為美國走的是一條‘錯誤路線’。“美國經濟問題動搖了許多中國人在改革開放30年裏確立的信念的基礎。”〈《參考消息》2008年10月4日〉同時使許多人認識到，“我國的經濟發展戰略如果不以終結西方霸權為目標，則高速經濟增長無法持久，中國不能真正崛起，不可能富強”。〈著名中年經濟學家左大培，2008年9月13日在烏有之鄉的講演〉
僅從以上的簡要分析中便不難看出，美國不僅在軍事上是紙老虎，在政治上、經濟上、思想文化上也是紙老虎。把美國當作天堂，把美國統治者當作天使，是當前危害最大的思潮。不駁倒它，就意味著社會主義必然失敗、新中國必然滅亡。但是，實踐一定會證明，失敗絕不屬於社會主義，絕不屬於世界人民！
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首先是因為社會主義能夠保證中華民族獨立；搞資本主義必定亡中國，首先是因為這要做西方國家的附庸。趙紫陽集團大搞“補課”，正是為了通過它使中國變成西方國家的附庸。我們之所以反對“補課”，首要原因也在這裏。
第七，當前我們應該怎麽辦？
〈一〉要順應國際國內發展變化的大勢。今年的南方雪災、藏獨鬧事、聖火傳遞特別是汶川大地震中一方有難八方支援，連香港電視台都承認這是社會主義價值觀的回歸。而災區人民則發出了“還是共產黨好、解放軍好、社會主義好”的心聲。同時，人民群眾從西方對藏獨暴亂的支持、對聖火傳遞的破壞、對地震災民的咒罵、對社會主義中國的攻擊、對中華民族的誣蔑中；從買辦精英出賣國家和民族利益、對老百姓則為富不仁的樁樁事實中，進一步從根本上認識到，讓買辦精英篡黨奪權把中國變成西方的附庸，老百姓就不會有好果子吃。因此，災區人民的呼喊，絕不是一個孤立、偶然的現象，聯係網上左派網民占上風的現實，就不難看出呼喚社會主義價值觀回歸，已成民心所向之大勢。
在國際上，蘇聯黨跨台、國解體後美國大搞單邊主義，資本主義在全世界發動進攻，導致了侵略原南斯拉夫、伊拉克、阿富汗以及盧旺達大屠殺等大災難。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的推進，並沒有給世界人民帶來幸福生活，相反卻使貧富懸殊越來越大；並沒有使西方國家高歌猛進，相反卻發生了嚴重經濟危機。美國在伊拉克親自操刀製作的進口民主，給伊拉克帶來的卻是混亂和災難。普京去年11月21日在莫斯科向支持者發表講話時，與戈爾巴喬夫時期、特別是葉利欽時期的“改革”徹底劃清界線，對那時的當權者及其政策給予了嚴厲的抨擊。他說，當權者在“拋下人民不管，導致人們甚至得不到最起碼的服務和商品，人們沒有糖、肉、鹽、火柴等等”。普京指出：“毫無疑問，正是他們的政策導致了蘇聯的解體”〈《世界社會主義動態》 2007年第64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衛迠林2008年9月4日公開發表文章說：“俄羅斯在格魯吉亞的一戰告訴世界，它正在重新成為壓迫的反抗者。這次反抗的結果，尚待事情本身的演進，然而它開了一個頭，具有裏程碑意義，已經載入史冊。新自由主義的旋風肆虐全球以來，第三世界人民已經不戰而降了嗎？不。非暴力的反抗沒有終結。暴力的反抗也沒有終結。從西雅圖風暴，到墨西哥薩帕塔運動、拉美左翼崛起和尼泊爾，甚至阿富汗和伊拉克，這種反抗正在書寫的，是西方走向衰落、民族獨立運動重新勃起的曆史畫卷。正好在格俄交戰的8月，俄羅斯教育部和科學部推薦的教科書中，斯大林被定格為“英雄”和“蘇聯最成功的領袖”。美國在衰退。整個西方資本主義在衰退。受欺負的國家在反抗，受欺負的民族在反抗。這是世界人民覺醒和鬥爭的新的篇章。坎坷起伏、艱難犧牲擺在麵前，最終的勝利也擺在麵前。無論如何，曆史終歸不是布什和他的鸚鵡們的朋友。”這都從多個方麵在不同程度上標誌著社會主義運動露出走出低潮的端倪，已成世界潮流發展的大勢。
國內國際發展變化的大勢實質上表明，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救世界。順應這一大勢，既積極又穩妥地推進社會主義事業，才是我們的唯一出路。任何懷疑這一點的人，都會犯根本性的錯誤，最終被人民拋棄。
〈二〉重點開展反對賣國主義的鬥爭。
這是因為，中國人民和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買辦資產階級的矛盾，正逐步上升為社會階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之所以如此，一是由帝國主義的戰略目的促成的。“在21世紀永久性地解決中國問題”，即把中國肢解成“七個板塊”，使之陷入國家解體、民族分裂、內亂不休的災難之中，就是這一目的的核心。因此，他們把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戰略進攻的重點，放在了中國。金融戰、經濟戰、政治戰、思想戰等等，都是這一“新冷戰”的組成部分。蘇東劇變證明，這種冷戰比熱戰即軍事進攻要危險得多。在帝國主義把“顏色革命”、“新冷戰”作為打垮中國主要手段的情況下，再認為隻有在西方國家發動軍事進攻時民族矛盾才會成為主要矛盾，是要吃大虧的。
二是由國內階級矛盾的新變化促成的。當代的買辦資產階級，是靠對內掠奪人民，對外出賣國家利益暴發起來的。所以，他們最怕黨和人民進行清算，最需要洋人的保護。而帝國主義打垮和肢解中國也最需要這樣的代理人。這就決定反對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是當前的首要任務。
三是由國際國內的客觀條件促成的。當代世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不僅不允許中國搞社會主義，也不允許迠設資本主義強國，因為這會挑戰他們的霸權帝國主義。所以一旦離開社會主義道路，便會使中國成為西方的附庸。
因此，隻有把反對賣國主義作為鬥爭的重點，才能在繁紛複雜的鬥爭中認清本質，擊中要害，掌握主動，克敵製勝；才能在解決各種各樣的問題時抓住根本，真正做到綱舉目張，標本兼冶，亊半功倍；才能形成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最大限度地孤立敵人、團結一切愛國者。形成這種統一戰線，當然要防止把獨立性淹沒在統一戰線之中，但當前特別需要注意反對左傾幼稚病，尤其是要反對極左關門主義，去積極地逐步爭取使民族資產階級、高級知識分子特別是黨員幹部的多數能參加進耒，共同投入反對以趙紫陽集團為核心的賣國主義勢力的偉大鬥爭。在這個過程中和基礎上，要動員各方麵的力量，運用多種形式對這個集團的罪惡行徑進行揭露、批判和鬥爭。工人們知道了如果想保住工廠不被洋老板巧取豪奪過去，想避免失業能養家糊口，想不使自己在老板麵前讓跪就跪，讓過勞死就過勞死；農民們知道了如果想保住土地不被拿來做高爾夫球場，不被美國人剝奪了糧食定價權；民族資本家們知道了民族經濟的困境主要是外資的擠壓和圍剿造成的，要發展民族經濟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必須把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買辦資產階級作為中國人民（包括守法的民族資產階級）的共同敵人；學生們如果想畢業後能夠找到工作，避免“畢業就是失業”的悲劇命運；愛國官員們如果想避免祖輩英勇犧牲奪得的政權落到帝國主義買辦手裏；所有還有一點點民族自尊心的炎黃子孫知道了如果想避免民族分裂、國家解體、民眾成為美國的“黃奴”，就會下定決心重點抓好反對賣國主義的生死鬥爭。
〈三〉要來一次社會主義思想大解放。解放思想的前提是敢於實事求是，講實情、說真話。我們堅信，全國多數黨員、幹部、群眾，是認為真正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就要徹底批倒趙紫陽集團公開豎起的民主社會主義旗幟的；真正堅持社會主義改革觀，就要扭轉四項基本原則連講都講得很少的局麵，批倒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真正落實科學發展觀，就要公開批駁以物為本、以錢為綱的庸俗發展觀的。可是，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人卻不敢公開說真話，即使他們說了，媒體也不敢發表。這是為什麽？無疑是因為右的思想的束縛仍然很嚴重。在不實行實名製的網絡上批普世價值的占據多數，就從一個方麵證明了這一點。現在的問題是，在幹部尤其是知識分子出身的領導幹部尤其是高級領導幹部中，部分人由於受右的思潮影響較大等多種原因，身在右中不知右，反而自以為絕對正確，所以特別頑固。顯然，應把他們作為這次思想解放的重點。
〈四〉開創科學改革的新局麵。真正落實科學發展觀，首先要保證使改革沿著科學軌道健康發展。這就要求我們做到，務必使改革堅持以人為本，即以人民利益為改革的根本目的、根本動力、根本標準，堅決革除現行體製〈包括市場經濟體製〉中那些違背人民利益的各種弊端；務必使改革堅持為經濟社會全麵、協調、可持續發展服務的理念，革除造成“一手硬、一手軟”現象的舊體製、唯經濟指標的舊政績標準和滋生大量短期行為的舊機製。科學改革觀的基本理念，是遵循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推動社會不斷進步，反對複辟倒退。這就要求我們牢記蘇東劇變中特別令人震撼的一個教訓：82％以上的人民群眾擁護社會主義，卻由於高級幹部中76％的人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而導致了複辟倒退。這個血的事實說明，推動人民民主，就是推動社會進步，也才能保證社會不斷進步。這就要求我們做到：
在政治體製改革中，必須把推進人民民主作為根本任務。現在問題的關鍵是使人民民主改革具體化。例如，要切實推進“民主監督改革”，使普通工農兵學商代表在各級人大代表中占1/3以上；使他們有在主流媒體發表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文章的權力，有公開批評領導幹部錯誤行為的權力，等等。
在経濟體製改革方麵，必須把發展壯大公有製經濟，使其逐步恢複主體地位，並在適應這個基本經濟製度的基礎上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作為根本任務。出現在煤炭、石油、電力等資源領域的國有企業兼並民企的“再國有化”改革；上海、湖南等地收回個人“買斷”的公交車輛，即對個人承包運營的體製進行科學改革，重新實行公司化經營，就推動了公有製主體地位的恢複。合作製是有利於發揮人民群眾的曆史主動性，使他們團結和組織起來，為自己的利益而奮鬥的一種好製度；是既有利於提高勞動效率又有利於實現分配公平的一種好模式；是鞏固公有製主體地位，保障人民群眾的企業主人、國家主人地位的好路子。正如衛建林所說：“合作社是有利於促進社會發展的一種組織形式，在縮小兩極分化、增加就業、保護環境、加強食品安全、維護社會公正方麵，已經並正在發揮積極作用。”（《馬克思主義研究》2007年第2期）在這個特定意義上說，合作製是曆史必由之路，是我們的根本出路。通過合作製改革，積極穩妥地發展合作經濟，使各種類型的農民合作社、工人合作社、消費合作社、建房合作社等等建立和鞏固起來，一定會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更加興旺發達。所以，反對土地私有化，適當加強對發展集體經濟的引導，逐步實現“第二次飛躍”，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核心問題。正如河南省南街村黨委書記王宏斌所說：“不講發展集體經濟，社會主義新農村就建設不起來”（《經濟觀察報》2006年8月16日）。為此應推進經濟上的“民主監督改革”，加強勞動對資本、群眾對政府的監督。
在文化體製改革方麵，必須把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使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發揮主旋律作用作為根本任務。為此，要推進文化上的“民主監督改革”，成立由勞動者選舉普通工人、農民、學生、軍人、商人的代表組成民主委員會，並邀請文化官員、文化界代表列席會議，每年對社會各個領域發生的文化現象及其影響進行評估 並提出改進意見和建議。
在社會管理體製的改革方麵，要圍繞建設“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的五有社會，通過推進“民主監督改革”，使全體國民創造的財富真正由全體人民共同享有。就拿住房來說，現在的人均居住麵積，日本隻有15 平米，中國已有27平米，基本具備了“居者有其屋”的物質基礎。切實搞好再分配，問題就不難解決。
這樣，才能使改革既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又發揮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麵進步的巨大作用，從而開創科學改革的新局麵。
〈五〉充分發揮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2008年6月11日電視、報紙說：政治局常委李長春代表中共中央在全國團代會上強調，隻有社會主義才有“一方冇難，八方支援”。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書記周永康指出：“司法體製改革的根本原則，是從我國國情出發，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製度的優越性。”〈《求是》，2008年第16期〉這在幹部群眾中引起強烈共嗚。他們說，先輩們用3000萬顆腦袋換來新中國，就是因為社會主義製度優越。千動力萬動力，歸根到底在於社會主義製度有強大動力。事實正是這樣。社會主義公有製和按勞分配製度，保證了人民群眾的生產資料主人地位和經濟上的基本民主、平等地位，從根本上調動起人民群眾的主人公積極性。大慶“鐵人”王進喜“寧可少活20年，拚命也要拿下大油田”，就是這種積極性的生動體現。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治製度，從根本上保證了我們的黨員和幹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領導幹部的榜樣焦裕祿“心裏裝著人民，唯獨沒有自己”，就是這種執政理念的生動體現。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為主旋律的文化製度，從根本上保證了我們無與倫比的良好黨風和社會風尚。平凡而偉大的雷鋒“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為人民服務是無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之中”，就是這一主旋律的生動體現。経過曆史的風風雨雨，人民群眾從親身經曆中進一步從根本上認識了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人民擁護社會主義，既表明社會主義製度無比優越，又決定社會主義旗幟戰無不勝。因此，充分發揮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使我們的黨和社會主義得到人民群眾的真心擁護，是我們的立國之本。
〈六〉打好當前這場經濟保衛戰。
能不能打好這一仗，直接關係國家的生死存亡。為此，首先要把相信、依靠、動員、組織人民群眾投入這場保衛戰作為根本任務。在國際國內這場越來越嚴重的經濟危機中，受害最大的是平民百姓。把他們團結起來，揭露、反對出賣、損害國家和人民利益的行為，才能有效防止趙紫陽集團轉移目標，製造混亂，混水摸魚，乘機篡黨奪權。
其次，要把當前形勢作為最好機遇。這場經濟危機，從根本上說是趙紫陽集團搞複辟賣國造成的惡果。這就以鐵的事實打碎了他們“補課改革”、投靠西方有利於經濟發展、改善生活的“最大王牌”。此“最大王牌”直到今天還能欺騙相當大的一部分人，包括一些本質相當好的黨員幹部特別是高級領導幹部，甚至工人、農民。這是最最使人痛心、難過的。此次經濟危機如同紅軍長征途中的湘江戰役，使8萬紅軍損失5萬，是件壞事，但它使相當部分人警醒過來，下決心改變錯誤領導，又是一件天大的好事。此次經濟危機也是這樣。受損失當然不好，但30年來終於打碎了“最大王牌”，使相當部分同誌警醒過來，下決心改變錯誤領導，則是最好的機遇，天大的好事。抓不住這個機遇，我們就會犯最令人痛心的錯誤；抓住了這個機遇，就會取得最有意義的勝利。因為實踐已經證明並將繼續證明，在社會主義製度下反和平演變，比奪取政權更複雜、更艱苦、更偉大。
再次，要把確保這場保衛戰的指揮權掌握在既有能力又可靠的人手裏作為關鍵環節。根據溫家寶同誌這些年的表現，我們認為他已不宜於再擔任國務院總理，掌握這一直接指揮權。理由包括以下幾點：
〈1〉這次大漲價一再突破溫家寶同誌承諾的控製線，證明他對問題的嚴重性認識不足，措施不力，負有一定責任。
〈2〉據網上信息，國家氣象局副局長許小峰說，氣象局在今年年初的南方雪災之前，曾把對雪災的預報上報國務院。可是，國務院竟沒有采取預防措施，結果造成人民生命財產的重大損失。對此，溫家寶也負有一定責任。
〈3〉青年經濟學家、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韓德強在給高校學生作輔導報告時說：“耿慶國作為中國天災預測委員會的常務副主任，在一次會議上堅持預告，說5月8號前後正負十天，阿壩地區正負一百五十公裏將發生7.5級以上的強烈地震。這個預測在4月30日以密件送給了國家地震局等有關機構。”但是，國務院並未采取預防措施，結果使屬於這個地區的汶川大地震造成死傷40多萬人、損失數千億元財產的大災難。對此，溫家寶也負有一定責任。
〈4〉今年7月17日，香港區的全國政協委員、金融專家劉夢熊撰寫《我為人民鼓與呼》，在香港三家媒體以整版篇幅發表，旋即成為中國大陸和海外數百家網上論壇的熱點。他在文章中說，美國兩家抵押機構“房利美”、“房貸美”崩盤引發的金融風暴震撼全球。而中國竟然是這兩家抵押機構名列榜首的外國債權人。中國財金當局將五分之一以上外匯儲備即三千七百六十三億美元投入“房利美”、“房貸美”，這一愚不可及的做法更是震驚中外。“從事這一行的都知道，外匯儲備的投資就不能有風險，更不能有高風險，安全第一，穩健至上。中國買的是高風險，比例又這麽大，這太不尋常了。這麽大損失，如果有黑幕的話，有裏通外國的話，是不可饒恕的犯罪。應有人對此丟烏紗帽甚至人頭落地。”劉夢熊疾言厲色質問中央財金當局有關拍板人：你們這班敗家子哪裏來這麽大的膽子，拿國家人民的錢來買天文數字的“房利美”、“房貸美”股票。現在“房利美”、“房貸美”基本上已破產，你們如何向全國人民交代？“如此離譜決策有沒有黑幕，人大常委會應立即組織特別調查組徹查，追究責任。”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軍2008年9月11日在徐州、福州和廣州佛山論壇上講話時說：“我要重點談的是中國為什麽被綁架。當危機爆發後，總結一下經驗教訓，可以發現過去很多問題和錯誤。這次美國危機爆發，吞噬掉中國將近2萬億的外匯儲備，折合人民幣15萬億，等於中國13億人口，每人損失了1萬多元錢。這一損失是夠巨大的，等於前些年中國人民辛辛苦苦積攢的以外匯形式儲備的國民財富全部化為烏有。想想看，這15萬億能幹多少事情！這麽多年，中國人一直過著窮日子，節省下這麽一大筆財富讓美國人去糟蹋。還有比這種發展方式再傻的國家嗎？”此事，溫家寶也負有一定責任。
〈5〉前麵所講關於溫家寶的兒子溫雲鬆是平安保險的後台，有資產700多億元，而英國匯豐銀行又是大後台的文章，已造成很大影響。真相如何，應講清楚。如果情況屬實，溫家寶也負有一定責任。。
〈6〉如上所述，溫家寶的政治、思想觀點也受到趙紫陽一些影響，有錯誤之處。
總之，“十大失誤”的長期存在特別是近些年的存在，都不能說和溫家寶沒有關係。
黨章規定：黨員享有“在黨的會議上有根據地批評黨的任何組織和任何黨員，向黨負責地揭發、檢舉黨的任何組織和任何黨員違法亂紀的事實，要求處分違法亂紀的黨員，要求罷免或撒換不稱職的幹部”的權利。根據溫家寶同誌的上述錯誤和目前的特殊情況，建議中央和全國人大，免去他的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職務。
黨中央最近突出強調嚴格實施問責製，這是大力推進政治體製改革的一個切實舉措。我們對現任總理實行問責，是為了借鑒西方國家既司空見慣又確實有益的一種民主形式，促進政治體製改革。一切真正的改革者都決不會成為這一有效改革措施的反對派。因為，改革必須深化，倒退是沒有出路的。
中華民族百多年來為什麽屢遭危難？根本原因之一，是處於各人顧各人的一盤散沙狀態。人民江山永不變色的保證是什麽？最根本是形成人人起來負責，共同監督政府的民主機製。現在，中華民族又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一切真共產黨員和有愛國之心的中華民族優秀子孫，都一定會逐步認清中國人民和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買辦資產階級的矛盾，是當前社會階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認清趙紫陽集團是當前最危險的敵人，和他們作拚死的鬥爭。這場鬥爭，對我們黨，對人民共和國，對每一個人特別是領導幹部，都將是一個嚴峻的考驗。如果站在趙紫陽集團一邊，那會留下千古罵名；如果站在人民一邊，對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展開絕地大反擊，那將留下千古英名；如果明哲保身，做縮頭烏龜，那會留下千古臭名。
起來，不願做“黃奴”的人們，讓我們萬眾一心，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前進，前進，進！
人 人 都 應 提 問和 回 答 的 七 大 問 題
——對30年改革“十大失誤”原因和責任的追問
李必勝
當前，中國人民和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買辦資產階級的矛盾，正逐步上升為社會階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鬥爭的焦點，是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還是搞中國特色附庸主義〈即主張把中國變成掛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招牌的西方附庸資本主義囯家〉。這一焦點，現在又集中表現在怎樣總結三十年來改革工作的經驗教訓，特別是如何看待它受挫折、走彎路的原因上。人民群眾是改革工作最權威的評判者。每個工、農、商、學、兵、知識分子，尤其是共產黨員和幹部，都有權利和義務提出、回答、追問下列問題：
第一，“十大失誤”是不是客觀事實？
改革作為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製度的一項措施任務或一種方向道路，當然是完全必要和正確的，就是說社會主義製度本身有個自我完善和發展的過程，不改革是不行的。但它作為一項工作實踐，則是必然既有成績、經驗，又有缺點、失誤的。鄧小平說；“我們的全麵改革是一種試驗，中間一定會有曲折，甚至大大小小的錯誤。那不要緊，有了錯就糾正。”〈《鄧小平年譜》1060頁〉三十年改革工作的失誤，包括以下十個：
一，使什麽是改革和怎樣搞好改革的問題發生了混亂。
人所共知，“兩個不問”，是時任中宣部理論局副局長的李君如，以在十五大之前“吹風”的架式公開提出來的。他說：“不問姓社姓資是第二次思想解放，不問姓公姓私是第三次思想解放。”〈《中國經濟時報》1997年8月12日〉由於不問方向道路被說成思想解放、用私有製取代公有製的主體地位被當作改革，便產生了一係列問題：
——改掉了新中國頭三十年改革創新的不少成果。例如，“鞍鋼憲法”中的“兩參一改三結合”即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製度，幹部、工人、技術人員結合起來解決技術難題，就被基本上否定了；對於地震的群測群防體製，可以說改沒了；比較有效的反腐倡廉機製，也改得不靈了。
——新自由主義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它的核心是產權私有化、完全市場化、政府職能最小化。這三點，曾被“主流經濟學家”大肆宣傳，如“一私就靈”、“不找市長〈政府〉找市場”等等。其影響的擴大，必然會導致改革走彎路、受損失。
——使一些主張在改革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注意反思改革即總結經驗教訓的同誌，長期被說成“極左”、“反對改革”。這樣，改革工作中的一些失誤便長期得不到糾正。
——讓平民百姓承擔代價的改革出台較多，讓精英富豪尤其是官僚買辦承擔代價的改革出台較少。如醫療、教育、住房的市場化改革大量推出，使老百姓看病難、子女上學難、買住房難成為“新三座大山”，而反腐倡廉體製、防止富豪偷漏稅的稅收製度等等的有效改革舉措，則出台不多。
——某些改革的效果相當差。如機構改革，說的是精兵簡政，實際上卻是機構和人員不斷增多。就說鄉政府，便由原來一般10人左右，增加到現在的50人以上。
二，使群眾最不滿意的問題成了“老大難”。
這些問題包括：
腐敗現象。據《新快報》2005年3月29日報道，廣州市政府辦公廳177人，竟擁有172輛公車。1978至2003年我國行政管理費用增長87倍，占總支出的比重由4.1％上升至19.03％，反映出官場鋪張浪費、貪汙腐敗到了何種程度 。
兩極分化。1993年鄧小平在與鄧墾談話時說：“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鄧小平年譜》（下）第1364頁）。中國社科院《蘭皮書》所載地方國內生產總值構成中，勞動者報酬2006年降至40.6％，而資本利潤率則升至30.6％。這幾乎超過了所有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中國信息報》報道，2004年中國的基尼係數為0.47，也超過絕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連美國《紐約時報》都說：“中國大陸的貧富不均狀況，已接近1949年國民黨統治時期的水平。”這種兩極分化主要有三個特點，一是靠誠實勞動賺錢越來越困難，用資本賺錢越來越容易。如廣大農民工的工資20多年來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實際上是下降的，至少是沒長多少，而2007年《福布斯》中國富豪榜上有名的400人的財富，比2006年增加70.73%。“中國擁有100萬美元可支配資產的富豪多達41.5萬人。中國的百萬富豪人數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國家都要多。”（英國《金融時報》2008年7月8日）幸福指數和群眾對生活水平的感受並沒有如同GDP那樣上升，相反，普遍感到生活艱難。二是貧富差距已趨向固定和製度化。由於富者的子女與窮人的子女不一樣，可以受到好的教育，就業不成問題等等，父輩的貧富差別與社會地位會傳遞給後代，出現代際轉移。這必然造成富者愈來愈富，窮者愈來愈窮，使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三是兩極分化的影響重大。貧困不僅是一種物質狀態，也是一種心理狀態。貧富懸殊使部分群眾心理失衡，有一種強烈的被剝奪感。
治安惡化。“1979到2003年，每萬人刑事案件由5.5件增加至34.1件，增加了6倍”〈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中國的危機》第5頁）。群體事件前些年也增至一年8萬左右。
物價飛漲。國家發改委研究員劉日新指出；“2006年物價指數持續上升1.5％時，對現金、存款、購買力都打了個折扣，平均每人損失300元。現在上漲到8％左右，每人該損失多少元？叫他們怎麽生活啊！”〈《從數字看改革開放後30年》第3頁〉
對這些問題，趙紫陽集團往往以曆朝曆代都有來辯護，但他們無法正確回答30年來從總體上說腐敗現象為什麽越來越多，兩極分化為什麽比絕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還嚴重，治安惡化和私有製、分配不公等是什麽關係，物價失控和市場經濟的弊端有沒有聯係等問題。
三，使國有資產大量流失。
“民營經濟〈包括內資和外資〉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2005年約達65％”〈全國工商聯公布的《中國民營經濟發展報告》〉。可見，私有製已占主體。“在“國退民進”當中，有數以十萬億計的國有資產流失”〈毛繼東，《主人公論壇》，2005年4月8日〉。就是說，全國每個老百姓一萬元左右的血汗錢，流進了極少數人的腰包。
四，使“三農”問題積重難返。
由於絕大多數農民30年來一直處於生產規模極小而且效益很低的單幹狀態；不少基層黨組織渙散、癱瘓；市場競爭使農業處於最不利的地位；國家財政用於農業的支出由1978年的13.4％下降到2003年的7.2％，導致“三農”問題越積越多。就拿和城市的貧富差距來說，便由1978年的2.7倍擴大到2003年的7.4倍
五，使工人、農民的社會地位降到了建國以來的最低點。
他們由原來的“老大、老二”，變為社會最底層的弱勢群體。中國社科院的研究報告說，包括下崗工人在內，他們現在處於“十個階層”的第八、九、十位。工人、農民在人大代表中由建國頭三十年中的約占三分之一，降至在十屆人大2900多名代表中，隻有34名。更不用說成千萬的人淪為娼妓，童工“如白菜一般在東莞買賣”，在山西等地成為窯奴等等。
六，使思想文化發生大滑坡。主張改掉公有製的主體地位被說成思想解放，反對私有化被說成反對改革，就說明是非顛倒、思想混亂到了何種程度。《河殤》這種宣傳全盤西化、《色·戒》這種宣傳賣國主義的東西受到主流媒體的熱捧，就說明殖民文化、文化占據了什麽地位。在實事求是時時講的空氣中竟會產生嚴重的“誠信危機”，立黨為公時時講的共產黨中竟會發生相當多的買官賣官現象，人性大愛時時講的社會中竟會充斥毒奶、毒酒、毒大米，就說明職業道德和社會風氣等等的滑坡有多麽嚴重。
七，使軍隊建設受到巨大損害。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之後大量國防和科技項目被陸續下馬，以及在國防科技部門推行市場化、自負盈虧、軍轉民等，就極大地影響了我軍武器裝備水平的提高。至於在“十億人民九億商，還有一億等開張”的全民經商狂潮中軍隊也被卷進去所遭受的損害，更是大得難以估量。
八，使黨的建設遭到致命削弱。
發生建國以來最嚴重的反革命暴亂，以及最凶惡的敵人趙紫陽集團複辟變天、反黨反華，圖謀把中國變成西方附庸而未受到應有的批判和處理，相反卻在《炎黃春秋》上連續出現為趙紫陽歌功頌德的文章，就表明黨的建設尤其是黨的戰鬥力和執政能力，被削弱和破壞得多麽嚴重。
九、使新資產階級的影響越來越大。
新資產階級的存在，不僅是全國絕大多數人的共識，而且是連極右派都承認的事實。如“主流經濟學家”茅於軾說；“改革後的三十年，中國已經有了幾千萬個有錢人，他們可以名正言順地稱為中產階級或資產階級。”〈《強國論壇》2006年12月6日〉更何況總理溫家寶說過：“經濟適用房，大多數是麵向中產階級的。”〈2007年11月19日在新加坡中華總商會舉行的工商界人士晚歺會上的講話，新華社報道〉大家知道，盡管有些人把中等收入者也算作中產階級，但大多數人都認為，它的主體是不同於大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中間層次的資產階級。據有關專家統計，拿2005年私營企業主群體同1956年我國進行生產資料私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前的私營企業主群體相比，私營企業主人數為當時16萬人的26.8倍，雇工人數為當時250萬的18.8倍，資本額按可比價格計算為當時24億元的639倍。《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建設的通知》明確指出：“私營企業主同工人之間實際上存在著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十七大報告也肯定這一點。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劉國光教授在談到私營企業主的歸屬問題時說：“恐怕除了資產階級以外，沒有地方可以歸屬。”鄧小平在講到“我們不會容許產生新的資產階級”時，緊接著講“百萬富翁很難在我們的社會主義製度下產生”（人民日報1986年9月15日），可見在他看來，產生百萬富翁是產生新資產階級的標誌。現在，我國百萬富翁已達數百萬，有什麽理由說不存在新資產階級呢？鄧小平在“南巡談話”裏說過，“某種暫時複辟也是難以完全避免的規律性現象”。資本主義複辟，實質上就是資產階級上台。認為資產階級從建國初期便消滅了並且永遠不會再產生，就從根本上否定了發生複辟即和平演變或“顏色革命”的任何可能性。這顯然是不符合客觀事實、經不住實踐檢驗的。人所共見，新資產階級在經濟、政治、思想上的影響都越來越大，其極右翼趙紫陽集團已淪為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代理人。這些人在鐵的事實麵前硬說全國多數人都認為根本不存在資產階級，無疑是在製造史無前例的最大騙局，能有幾個人相信？在多數人麵對事實說出真話的時候，他們就成過街老鼠了。
十，使經濟建設受到嚴重破壞。
〈一〉假冒偽劣產品充斥。僅以豆腐渣工程為例，湖南鳳凰山大橋等多處在建工程的垮塌；汶川地震2900多間中小學校舍的粉碎性坍塌；網上所講中國建築的平均壽命“50年罕見，30年普遍”，不及囯際規定的60％，就很能說明問題。
〈二〉對勞動者生產積極性的挫傷。大批工人的雇傭化、貧困化；約5000多萬職工下崗失業；廣大農民工超時勞動、工傷增多、礦難頻發、常常被拖欠工資，怎麽能不影響他們的生產積極性？
〈三〉科技人才和專利大量流失。僅向美英等囯就流失80多萬人。宣紙允許日本人把整個生產過程的錄像帶走導致他們的宣紙銷量比我們多得多之類，就使我國受到重大損失。
〈四〉自主創新能力大大削弱。我國對外技術依存度高達50％，比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高10倍左右。這說明某些人主張的“市場換技術”效果很不理想。中國科技實力世界排名已從上世紀70年代末的13位下降到了第28位。 一些專家認為，“前些年中國的自主創新能力，基本上已經回到了上世紀30年代的水平”〈範左翼，《聚焦十七大》第47頁〉。原中國航空部飛機局局長胡溪濤曾表示：“如果‘運十’沒有被迫停止開發，也許中國現在已經是世界一流的航空工業大國了。” 〈《參考消息》2006年4月1日）忽視自主創新，使我們在產業鏈的競爭中處於十分不利的地位。製造業的產業鏈，包括產品設計、原料采購、加工製造、倉儲運輸、訂單處理、批發經營、末端零售。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分工把裏麵最差的加工製造放在中國，結果造成了我們越製造，受汙染和剝削越嚴重，而美國卻越占便宜。
〈五〉重複建設造成生產能力大量過剩。“市場經濟萬能論”影響的擴大，使經濟無政府主義大肆泛濫，宏觀調控難以施行，再加上政績標準過分強調經濟指標等等，使重複建設大量產生，自然容易發生產品過剩的經濟危機。
〈六〉亂辦開發區造成巨大損失。據囯土資源部統計，截止2004年底，清理出各類開發區6866個，為世界之最。70％以上空置多年不得不砍掉，浪費了不少寶貴資源。
〈七〉不良貸款吞噬大量資金。到去年年底，按國際通行的五類法口徑，不良資產達3.5萬億元。已經剝離了1.4萬億元，不到5年又生出了3.5萬億元，這在全世界都是少見的。
〈八〉環境汙染造成可怕後果。中國已成為汙染最嚴重的國家，因生態破壞造成的損失占國內總產值的9％以上，造成的間接損失如疾病增多等也很驚人。如果扣除這些，國內生產總值實際上是是非常低的。
〈九〉消極腐敗糟蹋很多財富。據《檢察風雲》2006年第19期報道，目前，幹部公費出國消耗財政費用3000億元，2004年公車財政支出4085億元，公款吃喝3000億至3500億元，占財政支出的1/3以上。“中國每年由於賭博而流到境外的賭資達6000多億元”〈《北京晚報》2008年6月9日〉。
〈十〉富豪們大量偷稅漏稅。中國人民大學的調查報告說：“約60％以上的中國人相信暴發戶的財富是通過非法手段攫取的。”但是，“中國高收入者167萬人，占總收入的一半以上，繳稅卻僅占20％。”〈《每日經濟新聞》2005年9月1日〉
〈十一〉體製、機製的弊端形成障礙。例如，1978年居民消費率為48.8％，到2007年下降為35.4％。〈參見《中國統計摘要-2008》第35頁〉2005年全國城鎮居民收入中的“灰色收入”達4.8萬億元，而這大多是通過行賄受賄等途徑獲得的。新華社“新華視點”記者2007年３月４日報道：“全國政協委員溫克剛認為，無處不在的‘潛規則’對社會最大的傷害是造成社會上對腐敗及種種社會不端行為的群體性默認和沿襲。” 可見，阻礙經濟社會健康發展的體製、機製弊端不少，但由於對這類體製改革很少，所以對發展的阻礙相當大。
〈十二〉庸俗發展觀造成二元經濟現象。著名經濟學家、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郎鹹平指出，中國經濟是同時過熱過冷。地方政府在以GDP為綱的理念之下，投資建設的有關部門如鋼鐵、水泥、房地產是過熱的，而製造業則是過冷的。這種二元經濟現象可以說是全世界絕無僅有的。這必然造成宏觀調控進一步失效，使整個經濟結構失衡並產生通貨膨脹。
〈十三〉黑市經濟非常猖獗。一些“主流經濟學家”鼓吹的“市場經濟”既不是凱恩斯的兩隻手的市場經濟，也不是斯密的一隻手的市場經濟，而是連市場規則也不講的黑市經濟。比如中國的銀行把原始股賤賣給外國資本，使外資短期內獲取5－10倍暴利，而這樣的原始股中國的老百姓根本買不到，這能叫公平的市場交易嗎？在國企改製、招商引資、醫療教育改革、股票證券、公路收費、公共資源開發（房地產、礦產）等等之中，也存在大量充斥權錢交易的黑市經濟。在黑市理論的指導下，一些政府部門、事業單位、國企走上了“自主牟利”的“改革”之路，這是正常的市場經濟根本不允許的現象。
〈十四〉經濟主權受到侵害。“三一”重工的老總向文波認為，戰略產業發展的主導權是國家主權。“現在中國29個行業中，外商企業在23個行業中占優勢地位。”〈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孫學文，《烏有之鄉》2008年3月28日〉“我國10年內調查的50萬件腐敗案中，有60％與國際貿易和外商有關”〈《檢察日報》2007年1月2日〉。這說明，“我國對外經濟關係麵臨著日趨附庸化的危險。”〈董野寒，《聚焦十七大》第131頁〉
〈十五〉利用外資逐漸演變成被外資利用。“2008年3月，中國官方外匯儲備達到1.68萬億美元，增長7.4倍，以昨天石油價格144美元計算，可購買117億桶，隻增長了46%，相當於2001年2925億美元的石油購買力，淨損失13875億美元。以1美元兌7.5元人民幣計算，白送104062億元的貨物給西方國家。”“外商拿出30％的資本，擁有50％的股份，拿走70％的利潤。”〈《中華工商時報》2005年7月19日〉由於“被拖欠千億美元，中國企業成為美國次貸危機的冤大頭”〈《報刊文摘》2008年5月19日〉。“海外熱錢大肆投機房地產，嚴重透支了老百姓的購買力和土地資源。”〈《理論動態》2008年4月30日〉“從合資到控股，百噸世界級金礦，〈貴州爛泥溝金礦〉遭外資低價圈占，僅國家的稅費這塊就損失12個億。”〈《報刊文摘》2008年5月12日〉由於“我們社會中所有公司和個人的財富都集中到銀行，這些財富最終代表多少價值以及這些財富流向哪裏，完全由銀行決定，這就是現代金融業的特點。實際經濟中的經濟形式虛擬化了，財富流動不再和實物相聯係，這種看不見摸不著的虛擬經濟形式，會將一個國家的財富洗劫一空而事先不被察覺，從而使金融戰取代現代傳統戰爭，成為國家之間掠奪財富的主要手段。”〈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張宏良，《瞭望》2008年4月號〉
這裏所引用的資料因無法一一核實，肯定會有錯誤，但基本事實是右派朋友們絕不能駁倒的。
“十大失誤”之所以會產生，原因是多方麵的，但主要是由於趙紫陽集團的幹擾破壞。大量事實證明，他們是當前最危險的敵人。
這個集團最猖狂。他們竟敢像搞垮了蘇聯的戈爾巴喬夫那樣宣揚：“中國社會的發展，無疑總會轉向社會民主黨的方向〈指像歐洲社會民主黨那樣搞民主社會主義〉”〈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第384頁〉。他們的喉舌《炎黃春秋》在2007年2月初便宣揚“隻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公開打出了民主社會主義即資本主義的旗幟。並且，在胡錦濤總書記6月25日在中央黨校強調我們隻能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之後的9月初，又派趙紫陽的老部下、新聞出版總署原署長、《炎黃春秋》雜誌社長杜導正以及中國人民大學原副校長謝韜等人，到香港更加囂張地大樹民主社會主義旗幟。
他們竟敢公開提出反對共產黨、顛覆社會主義製度。“中國共產黨是一個獨裁的、專製的黨，不應該反對嗎？”〈中央黨校教授杜光，《杜光文存》第11頁〉“以公有製、計劃經濟和無產階級專政為旗幟的科學社會主義必須顛覆。”〈囯防大學正師職研究員辛子陵，《炎黃春秋》2008年第3期〉
他們竟敢用最惡毒的語言咒罵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對於造成40多萬人傷亡的汶川大地震，趙紫陽集團的另一喉舌《南方都市報》，和帝國主義者講的“報應”一樣，說成是“天遣”即蒼天給予的應有懲罰。
他們竟敢公開煽動反革命暴亂和軍事政變。例如謝韜就大講要“以暴力克服暴力”；“軍隊裏麵也有明白人，如他們認為不能通過民主的方法求得社會的進步實現，就可能發生軍事政變。”〈《在成都座談會上的講話》，《烏有之鄉》2007年4月27日〉
這個集團最反動。在帝國主義加緊“西化”、“分化”中國的嚴峻情勢下，趙紫陽集團大肆宣揚“人類社會由美國來主導，比蘇聯、比中國主導要好。”“所謂現代化說的也就是“西化”，反對西化就是不同西方現代文明接軌。”“搞市場經濟，就不能搞社會主義公有製和一黨專政。”〈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第335、302、157頁〉著名的極右法學教授賀衛方在“新西山會議”上提出，大陸要學習“台灣模式”。北京大學的餘傑在前年受到美國總統接見時對布什說：“為了民主，中國應該分裂，應該作美國的殖民地”。“裏根總統因為埋葬了蘇聯東歐的共產製度而成為美國曆史上最偉大的總統之一，幫助中國發生這種變化，也許是上帝給總統先生的曆史使命。”去年年初餘傑在《新世紀》網站發表《布什總統的中國戰略》一文，稱中國“是全球範圍內反民主、反自由的最後的堡壘”；鼓動布什“將中共政權這最後一個帝國式的共產主義政權也扔進曆史垃圾堆”。中國社科院原副院長李慎之竟然說出這樣簡直令人不敢相信的話：中國要實現現代化，必須跟著美國走，“給美國當孫子”（《戰略與管理》第14頁）。對於今年3月拉薩等地藏獨分子鬧事和西方敵對勢力對他們的支持，胡總書記明確強調這是分裂祖國的問題，處理這個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可人民日報原副總編輯周瑞金卻學著西方敵對勢力的腔調，把這說成是“中國兩個民族、中西兩種文化”的問題。可見，他們是要把中國變成西方的附庸和殖民地，並且不惜用否定黨的領導、鼓動祖國分裂從而製造內亂甚至內戰來達到這一目的。這難道不能說明他們是反動的買辦集團嗎？
這個集團最狡詐。他們極善於改變策略。人所共知，某些人前些年是把自己打扮成最積極的改革者的，近年卻又搖身一變，利用群眾的不滿，公開煽動對社會主義改革的仇恨。今年2月在北京舉辦的“中國改革30周年民間反思研討會”上，一些人就宣稱“改革已死，憲政當立”，呼籲“砸爛改革話語”〈《百姓喉舌網》，2008年3月22日〉。中國藝術研究院的劉軍寧說：“改革沒有觸動舊製度的根本，未來的關鍵詞是改製，是解決根本的製度問題。”〈《天益網》2008年1月18日〉
他們極善於嫁禍於人。前些年這些人是極力促進腐敗的。如北京大學校長助理張維迎說：“腐敗對社會、經濟發展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優的、第二好的。”〈《中國經濟大論戰》第七集152頁〉“著名經濟學家”周其仁大講：“腐敗是市場經濟的潤滑劑”〈同上〉。近年這些人卻又宣揚腐敗這一禍國殃民的現象是“一黨專製”即共產黨領導造成的，真反腐敗必須否定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實行多黨製。這一招，真是夠陰損的。
他們極善於作秀騙人。這些人尤其是他們的代表人物，由於親屬經商或當老板而成為億萬富豪，卻因為很會裝出樸素清廉、關愛平民的樣子，而博得不少人的讚美；由於代表買辦資產階級而成為西方的代理人，卻因為很會裝出作風深入、不畏艱險的樣子，而被一些人當成好領導；由於實質上主張“精英專政”而被右派推舉為葉利欽式的首領，卻因為大講民主、平等、博愛，而被某些人吹捧為開明領導。
這個集團目前在右翼各集團中權勢最大。由於多種原因，其它集團正在逐步削弱和分化，於是其中的極右分子便紛紛向這個集團靠攏，再加上西方的重點支持等等，便使其權勢大大增強。能夠保證在“新西山會議”上大罵共產黨非法的人至今仍然囂張；能夠保證公開照著趙紫陽關於西方宣導的自由、民主、人權乃是現代普世文明，各國都不能拒絕的調子，大力宣傳“自由、民主、人權是人類共同價值觀”的文章在所有主流媒體上發表；能夠保證在黨的十七大強調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之後，公開提出要高舉“自由開放的旗幟”與之對抗的《南方都市報》至今耀武揚威等等，就說明他們的權勢相當不小。
趙紫陽集團成為我們當前最危險的敵人，是由中國人民和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的矛盾逐步上升為社會階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所決定的。認識不到或不願意承認這一點，將給黨和人民造成慘重損失。
鄧小平一再強調，改革十年的最大教訓是教育，是不能經常用四項基本原則教育人民，甚至講得都很少。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本身就包含堅持進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十大失誤”的產生有力地證明，最大教訓的實質是吃了反自由化不堅決的虧。而這又主要表現在對趙紫陽集團的軟弱渙散上。總結經驗教訓不講這一條，那就丟掉了主要的根本的東西。
近年來，對30年改革工作中的失誤敢說真話的人，越來越多了。不僅在工、農、商、學、兵和知識分子中是這樣，在黨員幹部甚至領導幹部、機關單位包括新聞媒體中也是這樣。例如，中央黨校教授吳忠民指出，我國在基本民生方麵的改革，以不成功為多數。社會保障、義務教育、公共衛生、住房的改革也在其中。（《中國青年報》2008年7月5日）衛生部黨組書記高強去年兩會期間接受記者采訪時，針對醫療衛生市場化改革中產生的看病難、看病貴問題強調：“我要明確地說，醫療衛生事業不能實行市場化改革”，“不能一切以市場為標準”〈《南方周末》2007年3月15日〉；《中國教育報》2008年5月22日說：“要敢於正視現實問題，破除對西方發達囯家、對“改革”和“改革精英”的迷信。”《光明日報》發表經濟學家李義平的文章，指出：“經濟增長本身演化成了目的，‘無論如何不應當妨礙經濟增長’成了一把保護傘，遮蓋了許許多多不好的事情和做法”。貴州省領導在總結甕安事件的教訓時，講到了抓了經濟，丟了人心的問題。雲南省委副書記李紀恒說：“現在交通工具發達了，領導幹部與人民群眾的心理距離卻疏遠了；通訊工具先進了，領導幹部與人民群眾的交流溝通卻困難了；領導幹部的文化、學曆提高了，但做群眾工作的水平反而降低了。這一現象值得深思。”〈《法製日報》2008年9月10日〉原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遲浩田上將指出：“所謂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主題，這種說法既沒有什麽經得起推敲的理論依據，更不符合事實和曆史。”〈《祖國網》2008年7月15日〉
一些同誌擔心講失誤會影響改革，他們忘記了鄧小平說過，糾正毛澤東同誌的錯誤才是對毛主席旗幟的真高舉。今天也應當說，隻有糾正“十大失誤”才能挽救改革，才是真改革。再掩蓋失誤蒙蔽群眾，那就會徹底敗壞改革的信譽，醜化黨的形象。
第二，“三個不足”是不是主張解放中國特色附庸主義思想？
鄧小平指出：“黨內不論什麽人，不論職務高低，都要接受批評和自我批評。”〈《鄧小平文選》第3卷38頁〉據此，對溫家寶同誌提出一點批評意見。
在“不問姓杜姓資、不問姓公姓私”這第二、三次思想解放的基礎上，溫家寶於今年3月兩會期間會見記者時，對當前這次思想解放提出要做到“祖宗不足法，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這實質上是說，在第四次思想解放中，要敢於“不問祖宗、天變、人言”。“三個不足”的要害是什麽？要弄清這一點，必須注意它的提出背景和針對性。
關於丟祖宗問題。大家知道，民主社會主義的核心，是實行以私有製為主體的混合經濟、以資產階級政黨為主導的多黨製、以資本主義理論為指導的思想多元化。所以，英國、法國甚至民主黨當權時的美國，都被他們說成民主社會主義。可見，它是一種稍作改良的資本主義。公開搞這種假社會主義真資本主義，毫無疑問要丟馬克思主義的老祖宗。正因為這樣，趙紫陽的舊部親信於2007年5月召開會議，大講“馬克思主義放之四海皆不準”，因而應當像謝韜那樣去“挖祖墳”、丟祖宗。〈《》，2007年5月30日〉針對這股思潮，胡總書記今年初在《求是》上發表文章，旗幟鮮明地強調“老祖宗不能丟”。
關於“變天”問題。我們知道，戈爾巴喬夫搞的民主社會主義，使蘇聯發生了黨垮台、國解體，資本主義複辟變天的大悲劇。在中國搞這一套，顯然也是想複辟變天。可溫家寶2007年2月27日在主流媒體以個人名義發表的《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曆史任務和對外政策的幾個問題》的文章，提出民主、自由、人權、博愛“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因而在處理囯家關係時不能“以意識形態和社會製度劃線”。不難看出，這實質上是認為，人類共同價值即普世價值高於工人階級價值、社會主義價值。這和戈爾巴喬夫在《改革與新思維》一書中所說“新思維的核心是承認全人類的價值高於一切”，即認為全人類價值高於社會主義價值，因而應當少講甚至放棄階級鬥爭尤其是同帝國主義的鬥爭，顯然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戈爾巴喬夫的民主社會主義，正是以此為根據提出來的。這表明，此文在客觀上至少起到了寬容民主社會主義的作用。這引起很多黨員、幹部和群眾的注意，他們針鋒相對地提出要防止以民主社會主義為旗幟複辟變天。以趙紫陽集團為核心的極右勢力則受到極大鼓舞，《南方都市報》等便紛紛大講要與普世價值接軌即順應“天變”。與西方國家的價值觀接軌，說穿了就是按這種價值觀改造中國，搞中國特色附庸主義；用鄧小平的話說，就是使我國成為“一個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資產階級共和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 303頁）。這種“天變”，對中國來說無疑是一場大災難、大倒退。
關於“人言”問題。 經過對建國近60年正反兩方麵實踐經驗的反複對比、思考、總結，廣大幹部群眾的覺悟不斷提高。例如，對與普世價值接軌持批評態度、對西方國家支持藏獨搞民族分裂活動表示堅決遣責、對國外敵對勢力正在對我國發動的經濟戰特別是金融戰主張反擊者，在網民中都占多數。同時，郎鹹平關於溫家寶的夫人是玩珠寶的大富婆，兒子溫雲鬆是平安保險的後台，擁有資產700多個億的文章，在網上廣為流傳。這引起不少人對溫家寶的不滿和議論。如何對待這些“人言”，就有個尊不尊重民意，尊不尊重人民民主的問題。
這些情況告訴我們，讚成還是反對丟掉祖宗、複辟變天、違背民意，是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中國特色附庸主義鬥爭的焦點之一。把“三個不足”作為第四次思想解放，無疑不會解放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而是會解放出中國特色附庸主義思想。
最近，溫家寶在美國接受了美國CNN〈幾個月前它大罵中國人50多年來一直是暴徒〉主持人的采訪。主持人問：你認為二十五年之後，中國會不會舉辦全國性的選舉，其中或許有兩個政黨出來角逐你現在的位置？溫答：二十五年後的事情我很難預料。但是我相信中國的民主將不斷發展。這個回答等於是說，他並不清楚二十五年之後中國還是不是由共產黨領導，四項基本原則也不一定能再堅持二十五年。主持人出示了一張當年溫家寶在天安門廣場的照片，詢問從那次經曆中得到了什麽教訓。溫答：我相信我們在推進經濟改革的同時，也要同時推進政治改革。因為發展是全麵的，所以改革也應該是全麵的。我想你這個問題的核心是有關中國的民主發展問題。中國從19年前的事件中得到的教訓，其核心不是防止顏色革命、和平演變，而是民主問題嗎？從這裏也不難看出，“三個不足”有利於解放什麽思想。
對於這些錯誤觀點，越來越多的領導幹部進行了多種形式、多種方式的抵製、反對和批駁。例如，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指出：“要破除形形色色的“西教條”，尤其是盲目奉行新古典自由主義，盲目照搬西方發展模式的傾向，還要繼續破除改革開放過程中形成的新教條”〈《報刊文摘》2008年7月2日〉。“兩彈一星”功勳科學家、中科院前院長周光召在接受《環球科學》雜誌社長專訪時說：“回顧兩彈一星的研究，那時候團隊精神和學術民主氣氛都很好。現在，這種情況很難看到了，往往是院士或領導一講話，就再沒有人敢講了；部門之間、學科之間的協作和交流越來越少，更不用說激烈的爭論。”湖南省委書記張春賢在動員全省開展解放思想大討論時說，解放思想的重點是“還權於民”，“要通過發揚民主，使人民群眾真正成為利益主體和權利主體。”〈《中國新聞周刊》2008年9月11日〉中新網2月17日電，軍事科學院原副院長、中將李際均在《瞭望新聞周刊》上說：“現在有些地方在觀念、文化上發生了顛倒，如有的新版曆史教科書，弱化革命和戰爭，對毛澤東、紅軍長征、帝國主義侵略、南京大屠殺、狼牙山五壯士等曆史都大幅縮減或刪除，增加和突出了摩根大通、紐約股票交易所、日本子彈頭火車、領帶的流行等內容。有的學者說，以前的曆史課本重視意識形態和國家認同，新的曆史課本較少意識形態的內容，與當前的政治目標一致。這種荒唐的邏輯，匪夷所思。曆史課本就是要重視意識形態和國家認同。”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社科院院長陳奎元提出：“當前，在意識形態領域要反對兩種迷信、兩種教條主義。”“那種把馬克思主義著作中的一些詞句和個別結論當作教條的傾向，在黨內和社會變革中的影響日漸式微”。“另一種教條主義，是迷信西方發達國家反映資產階級主流意識形態的思想理論，把西方某些資產階級學派的理論甚至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政策主張奉作教條，這種傾向在意識形態領域以及經濟社會變革中的影響力正在上升。”（《人民日報》2004年4月20日）不難看出，他認為這種右傾教條主義已經成為主要危險。據說，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點名批駁了謝韜“隻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觀點。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在全國帶頭動員群眾大唱30多首紅色歌曲。他在參加迠國59周年紀念活動時講話：“毛主席曾深情地說：‘為有犧牲多壯誌’，敢教日月換新天”，沒有革命先烈的奮鬥犧牲，中國今天發生的一切變化，都無從談起。生活在今天的人們，要永遠記住前輩的理想和熱血；‘如果忘記了過去，就意味著背叛’。”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是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人民日報》2008年〉等等。
第三，當前大講普世價值是不是對“全盤西化”有利？
眾所周知，製定並參與蘇聯休克療法的美國“教授”薩克斯對我國的改革路徑早就明確說過：“轉軌的核心是憲政規則的大規模改變。經濟轉軌（即價格自由化與私有化）隻是轉軌的一部分。”（薩克斯、胡永泰、楊小凱：《經濟改革和憲政轉軌》，2004年2月9日）為此，趙紫陽集團在當前將“改革”的重點，放在把西方國家的民主、自由、人權等價值觀作為普世價值大力宣揚和推行上，努力“實現憲政規則的大規模改變”。
對於政治體製改革，趙紫陽在大講“西方倡導的自由、民主、人權乃是現代普世文明，各國都不能拒絕”的同時，公然宣稱：“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鞏固一黨專政”。因此，“政治改革，就是要實行民主政治，開放黨禁、報禁”〈《軟禁中的談話》第349、184頁〉。但是，他們也知道馬上實行多黨製難以辦到，當前便極力鼓動實行三權鼎立，擺脫“一黨專政”即黨的領導。例如，趙紫陽集團的幹將、原廣東省委書記任仲夷大講：“西方國家幾百年的實踐已證明，‘三權分立’對製約權力遏製腐敗非常有效，就像市場經濟能有效配置資源一樣，這是人類創造的管理國家、管理社會的有效工具，是人類創造的政治文明，不是資本主義的專利”。“我們有些人，把保持中國特色作為拒絕外來文明的擋箭牌，這是荒唐的和醜陋的”（《南風窗》2004年10月24日）。國家行政學院政治學教研室主任許耀桐提出，政治體製改革，就要建立“黨退出國家政權機構的體製”〈《經濟與社會觀察》2006年第2期〉。溫家寶2007年2月的那篇文章，對這些觀點在客觀上起了某些支持的作用。針對這種情況，吳邦國委員長在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上強調，我們深化政治體製改革，“絕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絕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三權鼎立、兩院製”。
這是因為，如果搞給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以自由化權力的政治體製改革，立刻就會造成混亂。溫家寶在今年兩會上會見記者時說：“如同真理是思想體係的首要價值，公平正義是社會主義囯家製度的首要價值。公平正義就是要尊重每一個人，維護每一個人的合法權益，在自由平等的條件下，為每一個人創造全麵發展的機會。”能不能以自由平等為條件，為每一個人創造發展的機會，維護每一個人的權力呢？鄧小平認為：“不但在資本主義社會，就是在社會主義社會，也不能抽象地講人的價值和人道主義，因為我們的社會內部還有壞人，還有舊的社會渣滓和新的社會渣滓，還有反社會主義分子，還有外國和台灣的間諜。”〈《鄧小平文選》第三卷41頁〉如果給反社會主義分子搞自由化的自由，他們就會重新騎在人民頭上拉屎撒尿，哪裏還談得上社會主義國家製度？周永康同誌在會見全國政法係統抗震救災英模事跡報告團成員時說，要“始終牢記為民是黨的宗旨，是政法隊伍的價值追求”。既然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是我們黨和人民政府的根本宗旨，那末在這個意義上說，社會主義國家製度的首要價值，就應當是為公為民。真正為公為民，就要堅決打擊敵對勢力的自由化活動，決不能讓他們的“顏色革命”得逞。
《南方都市報》等自稱為“自由派陣營”的媒體，可以說天天都在講民主、自由、人權，可他們幾十年來，給過幾個黨員、幹部和群眾發表批自由化文章的權力？不僅不給這種言論自由的權力，他們還通過把社改派打成“極左”、“反改革”等手段，使不少人受到周圍環境的巨大壓力，甚至喪失了應有的其它權力。更不用說他們搞的階級報複，使不少人受到打擊迫害；一旦篡黨奪取最高權力，將使更多的人慘遭毒手。我們說的這些，是不是毫無根據的胡編亂造呢？不是。正如胡總書記所指出的：“一段時間以來，境外的敵對勢力媒體，大肆攻擊我們國家的領導人和政治製度，而國內一些媒體打著政治體製改革的旗號，宣傳西方議會民主、人權、新聞自由，散布資產階級自由化觀點。針對這種錯誤，決不能手軟，要加強新聞輿論的管理。”〈轉引自《毛澤東旗幟網》2008年5月9日〉
對於經濟體製改革，趙紫陽認為：“搞市場經濟，就不能搞社會主義公有製和一黨專政”；“無論過去的治理整頓和現在的宏觀控製，實際上在壓改革，也是倒退”；“所謂現代化說的也就是“西化”，反對“西化”就是不同西方現代文明接軌”〈《軟禁中的談話》157、174、302頁〉。正像趙紫陽集團對中央抓的批判新自由主義進行堅決抵製所表明的那樣，如果按他們這一套進行改革，必然會使公有製在喪失主體地位後進一步削減，使國有資產進一步流失，從而讓外資更多地控製我國的經濟命脈；必然使醫療、教育、住房等等的市場化進一步推行，從而讓“新三座大山”之類更沉重地壓在中國人民頭上；必然使中國更多地依賴外資、外貿，從而讓中國勞動者遭受更殘酷的國際資本剝削；必然使中央的宏觀調控能力大大削弱，讓物價飛漲、股市崩盤等經濟危機更嚴重地發生。
對於文化體製改革，按照趙紫陽關於西方宣導的自由、民主、人權乃是現代普世文明，各國都不能拒絕和“從國際範圍來看，美國才是‘三個代表’”〈《軟禁中的談話》第323頁〉的觀點來搞，是既要在政治、經濟上搞民族投降主義，又要在思想文化上搞民族投降主義的。這就是說，要使本應成為主旋律的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進一步被賣國主義、個人主義、資本主義腐朽思想所取代，使《誰是最可愛的人》、《狼牙山五壯士》等宣揚愛國主義的優秀作品不僅被從學生課本中刪除，而且在整個社會被封殺；同時，則讓宣揚賣國主義的文藝作品，更加自由地泛濫。
對這股推行“普世價值”的狂潮，黨和幹部群眾進行了堅決反擊。胡錦濤同誌在十七大報告中提出，要“積極探索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引領社會思潮的有效途徑，主動做好意識形態工作，既尊重差異、包容多樣，又有力抵製各種錯誤和腐朽思想的影響”。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在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組織部部長李源潮在上海調研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試點工作，與上海市委和有關方麵負責同誌座談時指出，要始終堅持政治體製改革的正確方向。可是這些年來，一些黨的幹部特別是有的領導幹部，片麵強調經濟中心，完全放棄了黨的思想政治建設，丟開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喪失了共產主義信念，忘記了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迷失了前進的方向，不但自己走上了邪路，還給黨和人民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失。〈《人民網》，2008年7月13日〉中央組織部原部長，全國黨建研究會顧問張全景說：“戈爾巴喬夫鼓吹的“民主化”、“公開性”，是抽掉了階級性的民主和公開，其實質隻能是對反蘇反共的人實行民主、公開，對擁護蘇共、維護蘇聯而反對他倒行逆施的人，則千方百計進行打擊。就連宣布共產黨解散這樣天大的事情，也是由他個人做出的決定。這樣的黨必然會失去黨員和群眾的信任，必然會失去黨內和群眾的監督，怎麽能不失敗呢？”〈轉引自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辦的《學習與研究》2008年第3期〉《北京日報》質問：“理論上不存在全球統一的主體，現實中不同種群、國家的利益需求又千差萬別，怎麽可能產生對誰都適用的普世價值？ ”〈 2008年6月16日〉《光明日報》說：“公平，作為人們的一種觀念，是經濟關係的反映。不存在某種永恒不變的、超越社會經濟關係的公平，在不同社會製度下，公平的標準是不一樣的。奴隸社會有奴隸社會的公平標準，封建社會有封建社會的公平標準，而資本主義社會則有資本主義社會的公平標準，如果用資本主義社會的公平標準去衡量奴隸社會、封建社會乃至社會主義社會的事情，那是荒唐可笑的。對於民主、自由、人權等觀念，我們也應該這樣去理解。”〈著名理論家周新城文，2008年9月16日〉《人民日報》尖銳地指出：“價值觀如同道德觀一樣也具有曆史性和階級性。曆史發展中不同階級的利益主體的價值訴求各不相同，以至相互對立。由此也可以得出結論，超曆史、超階級的“普世價值”是不存在的。”〈2008年9月10日，原載《馬克思主義研究》，馮虞章文〉郎鹹平說：“菲律賓搞美國式的政治體製和自由經濟，上世紀60年代的韓國、台灣、香港要建築高樓大廈的時候，還需要到菲律賓請工程師來指導。可是今天呢？菲律賓的女人要到別的國家做保姆。為什麽？菲律賓的經濟發展成果，幾乎被特殊利益集團洗劫一空。哦，原來政治體製本身並不能提供可靠保證。”網上的批判聲浪更大。很多網民說：“西方政治家們鼓吹的所謂|普世價值觀，隻是他們幹涉別國內政、策動“顏色革命”的工具”；“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可是，這一次他們算是找錯了對象，打錯了算盤。他們這一手非但沒有引起中國動亂，反而促使全國人民空前團結，連原先對那個“普世價值”抱有幻想的一部分人也看清了事情的真相，同他們劃清了界線，站出來捍衛自己的民族和政府。”
不難看出，按照趙紫陽集團那一套來進一步“改革”我們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體製，必然會大大加速實現中國的全麵附庸化。這是全國人民決不能答應的。
第四，這樣做是不是“真高舉”？
黨中央一直強調，否定四項基本原則，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實質上是把堅持還是否定四項基本原則，作為區分搞社會主義還是搞資本主義的標準。當前我們區分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真高舉還是假高舉，自然也要堅持這一標準。憲法、黨章，都規定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以法律為淮繩、以黨紀為準則，也要求我們把四項基本原則作為標準。
四項基本原則所要求的四個堅持，實質上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特證。這決定在現階段，堅持以公有製為主體、黨領導下的人民民主專政政權、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思想文化，必然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毫無疑問，隻有堅持這些特征，才是“真高舉”。
鄧小平曾多次講過，社會主義“非常重要”的“兩條根本原則”，一是公有製為主體，二是不搞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
趙紫陽卻說：“應當拋棄公有製、公有製為主體這個框框”；“土地永佃製、承包製，九百九十九年都不要變”〈《軟禁中的談話》第243、369頁〉。溫家寶2005年在兩會期間會見記者時說：“家庭聯產承包製，30年不變，50年不變，永遠不變。”這樣搞，會不會導致發生變相的私有化，導致背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以公有製為主體的的經濟特征呢？
我們改革發展的基礎是什麽？鄧小平說：“我們所有改革開放政策的基礎，是四項基本原則”；要“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鄧小平文選》第3卷141頁〉。可溫家寶同誌在美國自由女神像下卻說成“基於自由的創造”。由於他是把自由說成使每一個人自由發展的權力，這就容易被理解成反社會主義分子也有全麵發展的自由。照此辦理，黨的領導和人民民主專政顯然不能得到充分保證。這樣，會不會導致背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特征呢？
溫家寶同誌在2007年2月27日的文章中說：“不同文化之間不應該互相岐視、敵視、排斥，而應該相互尊重、相互學習、取長補短，共同形成和諧多彩的人類文化”。因而不僅不能在處理囯際關係時“以意識形態和社會製度劃線”，並且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實際上，作為觀念形態的文化之間，雖然有一些可以相互借鑒之處，但從根本上說，它們反映的是不同階級利益。曆史唯物主義認為，存在決定意識。因此不同的階級有不同的文化；無產階級文化和資產階級文化必然有一種階級鬥爭關係。看不見這一點，劃不清兩種文化的階級界限，甚至放棄應有的鬥爭，更不要說去屈從西方在思想文化方麵的和平演變攻勢，那就根本談不上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思想文化上的指導地位，談不上搞好社會主義思想文化建設了。這樣，會不會導致背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特征呢？
由此可見，用四項基本原則這一標準來衡量，背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那就決不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的“真高舉”。
第五，這是不是亂扣政治帽子？
他們扣的第一頂帽子是“民族主義。”
蘇東劇變後，西方國家便把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即和平演變的重點，對準了中國。為了搞垮中國，他們采取了多種辦法。美國總統布什宣稱：“反恐就是反共，反共就是反華。”他在2001年視察中央情報局時公開說：“中國是最令美國不安的國家，它應該成為中央情報局日常工作中的重點。”《環球時報》說，中國“已被美國列為頭號敵人”〈2008年3月28日〉。
他們通過在中亞地區建立大量軍事基地等形式，極力形成對中國的軍事包圍圈；美國管理嚴格的核彈基地，居然會把洲際導彈核彈頭“誤送”到已經有20多年核武器研究經驗的台灣。美國一直在準備進攻伊朗，目的是切斷中國40%的石油進口。美國50年來一直支持台獨和藏獨製造混亂，用達賴的話來說，“美國隻是希望搞亂中國”。美國幾十顆間諜衛星隨時窺視著中國。美軍包圍中國的前線基地經常搞軍事演習，熟悉中國地區的作戰環境，為同中國作戰做準備。
他們大搞“轉型外交”，向中國各地派駐大批人員策動“顏色革命”；極力“突破共產黨和政府在新聞、組織和權力方麵的壟斷”，創建獨立的出版物，另立工會等團體和其他組織；派遣曾在獨聯體國家“顏色革命”中發揮重要作用的一些美國非政府組織，如“索羅斯基金會”、“民主基金會”等進入中國，廣泛搜集中國國內問題的情報，打著“扶貧”、“技術開發”等幌子進行滲透。最近美國國會關於台灣問題和西藏問題的兩個決議，歐洲議會關於西藏問題的決議，向海外各種反華反共的敵對勢力發出了一個明確信號：美國和歐洲國家力量在政治上對中國的各種敵對勢力給予公開支持。
他們利用傳統媒體擴大其影響力，千方百計地削弱中國主流輿論的影響；利用互聯網等新型媒體，與中國爭奪思想文化陣地；利用其發達的文化產業，衝擊中國的文化市場；利用某些社會敏感問題，造謠汙蔑，惡意炒作，攻擊中國的政治製度，歪曲和貶損中國共產黨的曆史，醜化中國黨和政府的形象；曲解、醜化、淡化中華民族文化傳統，消解中華民族的凝聚力。
他們發動經濟戰，妄圖使中國在經濟上“有控製地解體”。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少將喬良指出，在經濟戰中他們特別重視金融戰，“因為金融的浩劫才是一切浩劫中最恐怖的浩劫”〈《烏有之鄉》2008年6月29日〉。為此美國把自己的金融大門關得越來越緊，限製外資投資的產業越來越多，規定“善意投資”不能超過10%；如果影響國家經濟安全，1%的投資都不允許。可與此同時，卻要求中國全麵打開金融大門，變成一個金融不設防的國家。美國財長表態將繼續對中國施壓，促使人民幣升值，企圖轉嫁美國經濟衰退的包袱，象打擊越南經濟一樣打擊中國經濟。大規模的外資遍布全國各地，一旦發生騷亂，會成為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
他們千方百計給中國製造基因汙染和基因危害。目前中國進口的糧食絕大部分都是轉基因產品。這個東西最終危害會有多大還說不準，隻是世界各國都在紛紛限製。在中國銷售轉基因食品的兩家日本跨國公司格力高集團和麥德龍集團就向日本民眾保證，絕不在日本國內銷售轉基因食品。目前中國食品市場上外來的轉基因食品越來越多。國家環保總局的一份資料警告說，一些國外公司可能鑽中國立法不完善、管理不統一的空子，將中國作為“轉基因生物的試驗場”。各種數不勝數的轉基因生物紛紛湧入，一旦形成基因汙染，各種變異植物、變異生物不斷出現，那將是何等恐怖的一個畫麵！
對西方國家的罪惡行徑，連一些西方名流都看不下去了。意大利著名理論家梅尼克最近發表《呼籲書》指出：“在西方帝國主義主導的全球化狂妄計劃中，就是要肢解很多個世紀以來形成的、現在由56個民族組成的多元文化的中國。”原德國聯邦議院副主席沃爾默在《下一場冷戰是否將來臨？》一書中說，西方國家已經開始對中國進行一場新的冷戰，采用的方法與在東歐和中亞地區的顏色革命完全相同。
這同樣引起了全國上下的高度警覺。平民百姓包括青年學生，也通過多種途徑表達自己的愛國熱忱。年輕一代的憤怒並非僅僅因西藏問題所引起。幾年來西方屢屢攻擊、妖魔化、遏製中國，給中國的和平發展製造障礙，使他們的不滿一直在增長。“海歸”派代表人物之一、搜狐網總裁張朝陽說：“當親西藏的抗議人士在倫敦、巴黎和舊金山幹擾火炬傳遞後，今年春季中國爆發反西方的激烈行為是完全合理的。”〈《參考消息》2008年8月21日〉全國政協委員喻權域（中國社科院學術谘詢委員）、王洛林（中國社科院原副院長）、靳輝明（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李崇富（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白 鋼（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姬亞軍（西藏自治區司法廳副廳長）、賀捷生（軍事科學院離休幹部、賀龍元帥的長女）2007年3月6日提交上送全國人大常委會製定《懲治言論法》的迠議。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鄭科揚公開發表文章，全麵批駁新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曆史虛無主義。“中國最大的網絡門戶網站《新浪》8日報道稱，目前通過網絡參加問卷調查的網民中，有20萬〈80％〉對可口可樂收購匯源表示反對。”〈《參考消息》，2008年9月10日〉
對這種可貴的愛國主義精神，全國絕大多數人給予了肯定和支持，可趙紫陽集團卻給扣上了“民族主義”的大帽子。趙紫陽甚至說：“美國這個價值觀是符合人類社會走向現代文明要求，符合人類社會發展利益的”。“在相當長時間內，仍然是美國主導世界。同美國搞好關係，乃是戰略利益。”“從國際範圍來看，美國才是‘三個代表’。……這樣，有人一定會說我是賣國主義，但這卻是客觀的現實。”“民族主義是最大的危險”〈《軟禁中的談話》笫323頁〉。這和時任美國副國務卿的佐利克2005年9月21日在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發表演講時毫不客氣地宣布“中國有人認為，強調經濟增長和增強民族主義可維持共產黨的一黨統治。這是危險的，也是錯誤的”，顯然是一致的。趙紫陽集團這麽幹，是不是為西方敵對勢力服務？
第二頂大帽子是“民粹主義”。知名學者鄢烈山2006年4月18日在《雜文報》上說：“在不合理的改革方案或被扭曲的改革過程中感覺利益嚴重受損的普羅大眾”，“懷疑乃至反對市場取向的改革開放”。這是指人民群眾對看不起病、子女上不起學、買不起住房的不滿。這些群眾的合理意見，黨中央很重規，正製定新方案加以解決；全國絕大多數人也給予了同情和支持。可賣國精英卻給扣上了“民粹主義”的大帽子。如趙紫陽集團的幹將、民運分子、高尚全的部下吳稼祥，在《中國青年報》發表文章的題目就是《民粹一咳嗽，大眾就發燒》。茅於軾說：“社會進步是靠精英的。社會沒有了精英，必然退步。”張維迎說：“那些批評、罵我的人，他的道德連我一個腳後跟都沒有！” 這足以說明“精英”的“民主”是什麽玩藝了。但他們卻反過來給大眾扣上“民粹主義”的大帽子，這是不是和人民群眾對著幹？
第三頂大帽子是“極權主義”或“專製主義”、“一黨專政”。美國就把社會主義國家稱為“極權主義”、“專製主義”。趙紫陽攻擊我們：“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鞏固一黨專政。”〈《軟禁中的談話》，第349頁〉我們為什麽必須實行專政？首先是因為，曆史經驗證明，剛剛掌握政權的新興階級，一般來說，總是弱於敵對階級的力量，因而要用專政的手段來鞏固政權。比較強大的敵對階級對人民政權進行非法破壞和顛覆，不實行專政人民江山就保不住。其次是因為，人民民主專政是絕大多數人對極少數人的專政，資產階級專政則是極少數人對絕大多數人的專政。《人民日報》指出：“ 民主是一種國家製度和階級統治的形式。不能隻看到在不同社會製度下都可采用的某些具體形式和做法，而忘卻了事物的本質。事實上，從來就沒有什麽“一般民主”、“純粹民主”、“普世民主”，有的隻是在一定曆史條件下的階級的民主。所謂“一般民主”、“普世民主”等等，是資本主義的辯護士用來掩蓋民主的階級性質、借以欺騙群眾和輸出資本主義的價值觀及社會製度的一種策略。”〈2008年9月10日〉所以十七大報告強調：“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和核心”，“深化政治體製改革，必須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
可見，真理和正義都在人民民主專政一邊，必須理直氣壯地大講和堅持。恐怕連初中生都知道，實行多黨製讓賣國賊組成政黨興風作浪，會發生內亂、內戰。否定黨的領導和人民民主專政，這不是成心要使中華民族陷入一場大災難之中嗎？
第六，“補課論”是不是在害中國？
上述五大問題為什麽長期存在並且解決起來難度很大？趙紫陽集團為什麽至今如此猖狂？我們解決問題的各種辦法為什麽在治本上效果不太理想？根本原因之一，是“補課〈即搞一段資本主義〉論”在一部分同誌尤其是領導幹部和高級知識分子中有相當大的影響。
“補課論”為什麽會成為一個總病根呢？
這是在於，路線是根本，領導是關鍵。既然四項基本原則是基本路線的基本點，是改革發展的基礎，那末產生對四項基本原則連講一講都很少這種最大的教訓，再加上1978至1989年的十多年間黨的兩個“一把手”在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上“裁了跟頭”，就都涉及到了路線和領導問題。
這是在於，他們穿上了“改革”的外衣。“實行私有化，補資本主義的課，這就是改革理論”〈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第285頁〉。此話就表明了這一點。“兩個不問”、“三個不足”被公開說成思想解放；公有製主體地位的喪失被說成改革等等，都說明這種被“改革”包裝著的“補課論”影響之大。
這是在於，“補課論”是以私有化為突破口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迠築。私有製是萬惡之源，它必然會帶來一係列問題和災難。並且，“補課”必然依賴外資，從而使買辦資產階級的影響越來越大，而這個階級是特別反動的。
這是在於，它是把一些欺騙性相當大的謬論作為理論依據的。這包括：
〈一〉“庸俗生產力論”。它認為中國的生產力水平低，要先走一段資本主義道路，等生產力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後，再走社會主義道路。顯然，這是把馬克思主義關於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的理論教條化，從而努力使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變成實質上的“補課”階段；把生產力標準當作區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標準，不講二者在製度特征上的區別，從而抹殺它們的原則界線；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演變成以經濟指標為中心，直至以物為本，以錢為綱，從而努力滑向以資為本。
事實上，古巴、朝鮮、越南、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存在和發展本身，就證明馬克思關於這類國家可以跨越“卡夫丁峽穀”〈指資本主義階段〉的論斷是正確的。香港生產力發展再快也屬於“一國兩製”中的資本主義，就證明把生產力作為唯一標準而不看製度特征是站不住腳的；以物為本的庸俗發展觀造成的種種問題，就證明不用科學發展觀來否定和取代它是要吃大虧的。
那末，檢驗理論、路線正確與否的社會實踐的根本內容是什麽呢？
戰爭時期，檢驗路線相對來說會容易一點，因為勝負能比較快地見分曉。和平時期則要困難得多，不能光看有哪些成績和錯誤，最根本是要看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就是說，“道路實踐”，是檢驗路線正確與否的根本標準。這樣說的根據有哪些呢？
一是用人民滿意不滿意、擁護不擁護來衡量我們的工作，實質上是把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根本權力能不能得到保證作為標準來檢驗。而使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根本權力得到保證，最根本的是要靠走社會主義道路。
二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就要嚴重損害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使他們經濟上受到剝削，政治上喪失主人公地位，思想文化上丟掉主導權；使人民群眾最不滿意的腐敗現象、兩極分化、社會治安、國資流失等問題越來越嚴重。這必然引起他們的不滿，使黨群、幹群關係越來越差。
三是我們這樣的條件搞資本主義，隻能做別人的附庸。帝國主義在能源、資金等許多方麵都有優勢。美國對日本和歐洲資本主義國家還既合作又排擠，怎麽可能讓落後的中國獨立發展，後來居上？過去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今天還是走不通。
四是培植出的買辦資產階級，投靠西方帝國主義，出賣國家和人民利益，勢必會使階級矛盾、民族矛盾大大激化。
五是由於受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規律所支配，再加上極力與西方接軌，並嚴重依賴外資外貿，自然會發生經濟危機，對生產力發展造成破壞。
可見，“道路實踐”，是人民社會實踐的核心和根本，道路選擇的對與錯，無疑標誌著路線的對與錯。就是說，不管主觀上如何認識，它實際上都是檢驗路線正確與否的標準。把生產力發展的快慢作為唯一標準來否定“道路實踐”的標準地位，是必然會造成混亂的。
〈二〉“市場經濟決定論”。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是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客觀真理；社會主義製度，是人民群眾的命根子。市場經濟作為一種體製，它的實行程度要由基本製度的需要來決定；作為一種手段，它的使用範圍要服從和服務於社會主義製度完善和發展的目的。可是趙紫陽卻大講“搞市場經濟，就不能搞社會主義公有製和一黨專政”〈《軟禁中的談話》，第157頁〉，想讓市場經濟決定公有製主體地位和黨的領導地位的存亡，這顯然是把市場經濟當作了複辟倒退的一種工具。
實際上，市場經濟本身是既有長處也有弊端的。其弊端包括：它無法避免剝削，又無法將剝削來的剩餘價值進行有效的二次分配，因此難以阻止貧富差距的不斷擴大；它的高級形式股份製，可使剝削的範圍和速度成倍增加，特別是在價值不穩定的紙幣主導下的金融市場中，會迅速製造數量可觀的富可敵國的資本家；它必然導致周期性的經濟危機，並將經濟危機轉化為金融危機，通過貨幣匯率的變動，將經濟災難轉移給弱小地區，導致這些地區經濟崩潰；它會使“一切向錢看”現象滋生蔓延，進而導致腐敗現象、道德滑坡、政治生活商品化等等越來越嚴重。它不僅能夠給社會主義國家發生和平演變創造條件，而且能夠通過依賴外資外貿培植出買辦資產階級，使國家變成西方的附庸。可見，搞“市場經濟萬能論”，照搬西方那種模式的市場經濟，是極其有害的。
〈三〉“改革開放萬能論”。正像列寧所說真理多邁出一步便會變成謬誤一樣，把改革的作用無原則地過分誇大，就會把它妖魔化。改革作為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製度的舉措，作用當然很大，但並不是萬能的。消極腐敗、兩極分化、冶安惡化、物價飛漲、國資流失、自由化猖獗等等，都證明改革代替不了四項基本原則、思想政治工作、黨建紀檢政法的作用；代替不了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事業的發展和穩定；代替不了整個社會主義革命。如果改革真是手到病除的萬應靈藥，還會發生“不問姓社姓資”這種把“什麽是改革，怎樣搞好改革”即改革本身都被搞亂了的問題嗎？如果真是威力無邊的魔術法寶，通過反複改革之後，我們的股市、樓市等等，還會是今天這個樣子嗎？如果真是推動一切工作發展的唯一動力，還會發生道德滑坡、風氣變壞這類複舊倒退的現象嗎？用極左的手法把改革開放吹成神話，製造出“改革迷信”，既極力貶低四項基本原則等等的作用，又醜化改革的形象，還乘機以改革的名義搞“補課”，所以特別值得警惕。
〈四〉“資產階級消滅論”。它認為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資產階級便消滅了並且永遠不會再產生出來。蘇東劇變中資產階級重新上台，就證明這種論點是站不住腳的。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所說的“某種暫時複辟也是難以完全避免的規律性現象”，也是對這種觀點的否定。不顧起碼的事實，在階級問題上搞雙重標準，硬是不承認資產階級存在的客觀事實，進而否定尖銳、複雜和激烈的階級鬥爭，用改革取代革命並宣揚“告別革命”，顯然是為了熄滅黨領導人民進行反賣國、反複辟的鬥爭，掩護自己賣國、複辟的罪惡活動。
〈五〉“反‘左’永遠為主論”。他們把鄧小平那句“主要是防止‘左’，無限誇大為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要把反‘左’放在主要地位而把反右放在次要地位。要看到鄧小平也說過：“當前思想戰線首先要著重解決的問題，是糾正右的、軟弱渙散的傾向”（《鄧小平文選》第3卷47頁）。 我們知道，正是由於現代修正主義即右傾機會主義的泛濫成災，導致了蘇東劇變。這充分證明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右是主要危險。中國近30年來兩任總書記在反自由化上裁了跟頭，而沒有一任因為搞“左”下台，這充分證明國內的主要危險也是右。當然這並不排除在某個時期、某個問題上，“左”會成為主要危險。閉眼不看這些事實而大肆宣揚“反‘左’永遠為主論”，不正是為了使反“左”這一手越來越硬，使反右這一手越來越軟；使愛國主義者越來越受排斥，使賣國主義者越來越吃香嗎？
有的同誌問：“建國的前30年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不改革行嗎？”
體製上的弊端，當然應當改革，但不能為此而全麵否定那個時期。根據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摘要2007》等資料，建國前29年工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7.4%。1952年工業占國民生產總值的30%，農業占64%；而到1975年，工業占72%，農業僅占28%。中國在1976年時的工業門類齊全程度、技術水平和開發能力在發展中國家是首屈一指的，並在部分領域接近甚至達到發達國家水平。“兩彈一星核潛艇”、南京長江大橋、合成胰島素、雜交水稻等等就是這樣。並且，全民甚本實現了醫療、教育、住房的免費或福利化。這在包括中國在內的全世界絕大多數人看來都是人間奇跡。同時，在朝鮮打敗了美國侵略軍，並且戰勝了印度軍隊，打贏了蘇聯軍隊，支持越南把美國侵略者打回了老家。正如著名人士馬克塞爾頓指出的：“1977年中國人均占有耕地比印度少14％，而人均糧食生產卻比印度高30％到40％，而且是把糧食以公平得多的方式分配到了比印度多出50％的人口手中。”醫療保健以及營養和衛生的改善，共同造成了中國人壽命的極大增長，從1949年以前的平均35歲達到了70年代中期的65歲。這時，我國的積累已相當豐厚，至少二至三年糧食無憂，各種物質儲備不少，戰備物資尤其充盈。更何況當時既無內債，更無外債。
前30年的生活是艱苦一點，但這主要是因為舊中國留下的攤子太破爛，為了加快經濟發展，需要勒緊腰帶艱苦奮鬥；是因為帝國主義的封鎖和當時提倡“幾代人吃苦，讓後代人享福，早日進入共產主義”。為了準備反侵略，1970年代的國防支出超過了科、教、文、衛支出的總和。但那時幹部和普通群眾的生活差別不大，而且起帶頭作用。“三年困難時期”毛主席帶頭減口糧、吃野菜導致腿浮腫，就是明證。正因為這樣，在那麽困難的條件下，幹群關係和社會秩序都相當好。再說，即使當時的生活再艱苦，也比“半年糠菜半年糧”的舊社會強得多。當初國民黨統治區經濟崩潰是個什麽樣子？物價飛漲，要用麻袋裝錢去購買商品。大量企業破產，大批工人失業。在人民共和國裏，既沒有出現那種物價飛漲，又沒有出現大量工人失業等現象，怎麽能說“國民經濟到了崩潰邊緣”？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肯定那個時期“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美國著名學者莫裏斯說：“從1950到1977年，工業產量以年均13.3％的速度增長，這比現代世界曆史上任何國家在迅速工業化的任何可比期間取得的工業增長步伐都快。”〈《毛澤東的中國及其發展》第483頁〉我們決不能天天講實事求是卻否定從那個時期過來的人都親眼所見的客觀事實 。
有的同誌問：“我們的國內生產總值在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長，外匯儲備達1.8萬億美元，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以前吃窩窩頭，現在吃饅頭，這不證明“補課論”沒什麽不對的嗎？”
現在的國內生產總值是內藏玄機的。首先，這裏麵有水分。時任國家統計局長的李德水說，全國省級統計數據約有四成水分，縣級高達八成。如果再扣除環境汙染的成分，按照中科院的計算，大幅縮水的GDP還要再縮減七成八，而且還以每年兩千億美元利潤的形式流向海外。更值得關注的是，中國這種資源貧窮國家的經濟發展模式所造成的能源浪費是日本的九倍。其他問題如固定資產投資效益低、四分之一城鎮有著嚴重的政績工程等更是不勝枚舉。
其次，有些產業是以前沒有或基本不計算產值的，例如，變相的色情業，以前是沒有的。如果算第三產業，每年便會使產值增加6000多億元。房地產開發業去年的產值是2.96萬億元，而以前大多是福利房，產值是算得很低的。有些農田基本建設甚至不算產值。此外，還有個國防工業算不算在內的問題。這樣算起來，比工農業總產值，恐怕後30年並不比前30年高。近幾年的財政收入是2萬億元左右，而1978年是1132億元。以物價30年來上漲10倍計算，1132億元相當於1萬多億元。30年增長不到一倍，這從實質上說明後30年的經濟增長率是不高的。
1.8萬億的外匯儲備，其實大部分不屬於中國，而是屬於那些在中國投資發財的外國投資者（出口換匯的“主流”是外資）。外資把在中國生產的產品出口國外，換到的外匯或者進口一點外國高價貨，或者就直接賣給中國銀行（利用中國外匯監管的漏洞），換取人民幣再生產再出口。 於是本來是屬於外資的中國外貿順差，本該由外資自行平衡，現在全推給了中國，成了中國的外匯順差、儲備，由中國背著“白條”，承擔匯率損失。外資則可以實現國際貿易罕見的單邊出口，近乎無償地拿走中國財富。2005至2007年底，國家外匯儲備約增加了1萬億美金，由於貿易順差被嚴重高估，其中48%屬於熱錢，數額在5000億美元左右。2008年的前幾個月，熱錢增速加快，約有2000億美元熱錢流入中國。除了正式渠道觀察到的這部分資金，地下錢莊和其他渠道進入市場的熱錢規模在4000億美元左右。顯然，用國內總產值和外匯儲備增長快來證明“補課論”正確，是行不通的。
現在確實天天吃饅頭，但我們要看到以下幾點：
〈一〉農田基本建設大多是那時搞的；多套大化肥生產設備是那時進口和建成的〈年產尿素1593萬噸，可增產糧食1500億斤左右〉；袁隆平的雜交稻是那時搞成的〈也起碼增產1000億斤以上，僅這兩項便可基本保證我們吃饅頭了〉；大批社隊企業〈後來被改稱“鄉鎮企業”〉是那時大辦起來的；那時對農業的投入相對較多，農業機械化程度已相當高；由於實行普遍的義務教育以及把醫療衛生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等等，大大提高了農民的素質。
〈二〉現在所欠內外債數目驚人。引進外資合4萬億多元，再加上數以萬億計的股票、債券、財政赤字、銀行呆壞賬，以及拖欠工資、養老金缺口等等，實際上“負債已經達到13萬億左右”〈《世紀沙龍》2004年12月7日〉，即全國每個男女老少頭上都有一萬元的債。從這個角度說，我們包括吃的一些大米白麵在內的許多東西是借來的。
〈三〉每年都進口大量食品。例如，“我國2007年食用油對外依存度達59%”〈《廣州日報》2008年10月1日〉。
〈四〉我們本應生活得更好一點，但由於分配不公、貪汙腐敗、國資流失等等，“富豪一桌席，百姓一年糧”，甚至連他們的貓狗都比我們吃的好得多，必然使相當一部分平民百姓實際生活水平有所下降，至少是提高不大。
有的同誌問：“跟美日等西方國家接軌才能很快富起來，依附人家一點兒有什麽不好？”
不僅高尚全2006年主持的“新西山會議”提出今後中國要學“台灣模式”，近來趙紫陽集團的另一大將人民日報評論部主任編輯、“政論家”、被美國《亞洲周刊》雜誌評選為當代中國最有影響的50人之一的馬立誠，又極力推崇“滿洲國模式”。他說：“滿洲國是中國大陸第一個以建立現代法製治國為目標的國家。以五族協和建設王道樂土為口號，滿洲國的經濟飛速發展，人民生活不斷提高，中國人等的流入也顯著的增加了。”（《日本不必向中國謝罪》第273頁〉為了配合推行這一中國特色附庸主義的樣板模式並大造與論，他公然為汪精衛辯護，說什麽“汪精衛在南京重新建立維新政府，也是為了解救千百萬處於戰爭深淵中掙紮的人民，挽救瀕臨崩潰的國民政府。”他還否定日本侵略者搞南京大屠殺的滔天罪行，說什麽“當時南京的人口隻有20萬，而且在日軍攻占南京一個月後增加到了25萬。這個事件，除此之外還有許多疑點，至今仍在爭論之中。因為是在戰爭中間，所以難免會有殺傷，但絕不會是什麽大屠殺！”同時，他把日本鬼子實行“三光政策”等等的責任推到中國共產黨的頭上，說什麽“遊擊隊的襲擊行為對於世界上任何占領國都是不能忍受的恥辱。所以，衝突重新發生，平民傷亡在所難免。而平民的大量傷亡又導致這些平民的家人和朋友更加仇視占領軍，所以這導致了報複與反報複的惡性循環。”（《中日戰爭的啟示與思考》第4頁）
但是，謊言掩蓋不住血淋淋的事實，相反隻能激起全國人民對賣國賊的階級仇、民族恨。然而更危險萬倍的是，這樣一個赤裸裸的，竟然被《中國青年報》、《北京日報》等作為改革明星加以追捧。沒有一些手握實權的趙紫陽集團大人物的庇護，這顯然是難以想象的。但由於這種滿洲國式的帝國主義附庸，終歸隻對賣國賊有利而對人民大眾有害，是絕不會搞成的。
有的同誌問：“趙紫陽集團的成員大多是平民家庭出身，新中國培養的大學生，共產黨教育出來的領導幹部，為什麽竟然主張使中國成為美日的附庸，走到甘當官僚買辦、賣國賊，把祖國和人民推進民族解體大災難的深淵這一步呢？”
要理解這一點，必須弄清買辦集團的產生條件、基本成員、主要特點、罪惡行徑。
之所以會產生買辦集團，是因為多方麵的原因使西方國家占據產業競爭鏈的高端，而第三世界則被迫處於底端，也就是出賣資源，出賣勞動力，製造初級半成品，汙染環境的生產底端，它們能剝削第三世界國家。要剝削就要尋找代理人，買辦資產階級就是這種代理人。
他們的基本成員，主要有三部分，即買辦商人、買辦官僚、買辦文人。買辦商人，包括在對外開放進程中滋生的一大批從事“買辦”活動的掮客，他們遊走在境外利益集團與國內各級政府部門之間，獲取超額收益。還有與境外利益集團結成利益共同體的法人。一些大型中資企業為了自身的短期利益，充當外資的“鋪路石”與“敲門磚”。這就使某些合資一開始就體現出外資的獨資圖謀，並逐步導致我國的一些行業和產業被外資控製。
官僚買辦，包括象原中國建設銀行“買辦”行長這類接受國外巨額賄賂，廉價出讓銀行資產者；因撈到了種種好處便執意將國有股權轉讓給洋大人的官老爺；掌握審批大權將控製的市場份額盡可能優惠給外企的部門頭頭等等。
買辦文人，包括境外利益集團聘請的谘詢師；西方國家以多種研究會、基金會的名義，通過將相關課題配以豐厚的課題經費等途徑收買的一批人；以多給廣告費等形式拉攏的一批新聞媒體及有關人員，等等。如高尚全就不僅被聘為民生銀行、中國聯通等數家公司的獨立董事，而且擔任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等職；劉吉則擔任中歐國際工商學院院長。
中國買辦集團的主要特點，是大多以老子官僚、兒子“買辦”、孫子海外的形式存在。據英國《金融時報》記者森迪普報道，趙紫陽的兒媳任克英，就是美林中國區投資銀行業務總裁。“人們認為，通過她的公公、中國前總理趙紫陽，任克英與中國政府有著密切聯係。”外資外商通過這種曲線的“官僚買辦”，幹涉左右中國決策，強迫犧牲中國利益。由於這種形式比較隱蔽，很難發現。
買辦集團出賣民族利益的罪惡行徑，表現在許多方麵，這裏僅舉幾例：
他們極力把以緊貨幣、高稅率的宏觀經濟政策推向極端，將內需為主的中國經濟變成主要依賴美國市場的廉價商品供應國，從而導致中華民族的資源和財富，如長江黃河般流向國外，形成令人發指的“財富浩劫”。
他們將外匯儲備主要用於買美國政府債券，將我黃金儲備運到美國存放，置國家最重要之經濟戰略儲備於最危險之困境。
他們把大量的國有資產賤賣給外商。張宏良教授的統計資料顯示，僅十多家銀行，賤賣的資產損失就超過10600億元，加上廣發行、深發展、華夏銀行和北京銀行的控股損失7000億元，達到17000多億元，其中絕大部分是2006年一年的損失。
他們通過協助外商搞商業賄賂，壟斷市場、壟斷技術，限製國產設備，嚴重阻礙了我國的自主技術創新。
他們使“四大跨國糧商”在控製了國際大豆貿易及定價權後，又完全控製了國內大豆加工業、貿易及定價權。然後利用其壟斷地位，壓價收購，致使農戶紛紛破產而改種其它作物，大豆種植麵積下降一半。讓中國絕大多數榨油企業，由此被送上絕路，虧損高達60億元。
他們使重大經濟情報，常常提前外泄，我們剛想買什麽，就已傳遍全球，該物價格隨即暴漲。重大經濟決策有時也是如此，國外在第一時間就已知曉，先我而動，占了很大便宜。
他們在政治、文化方麵也積極配合洋主子。賣國賊包括李鴻章、汪精衛等，他們幾乎沒有一個不給翻案的；我們的民族英雄，幾乎沒有一個不被醜化和否定的。
一些原來並不壞的人之所以會跟隨趙紫陽集團成為鐵杆賣國賊，這是在於，上賊船容易下賊船難。他們一旦成為趙紫陽的愛將和追隨者，幾十年來跟著步步高升，和趙紫陽集團決裂便等於否定了自己的一生。這對他們來說自然是極難辦到的。
這是在於，它的許多骨幹在“八九風波”中受到了嚴厲打擊和懲處，不少人被迫逃到海外。這種階級仇恨，他們絕不會忘記，必然要進行瘋狂的階級報複。所以中國的葉利欽如上台，一定會有千百萬的人頭落地。
這是在於，他們家中數百萬、數千萬、數億、數十億、數百億元的資產，是來路不明、巧取豪奪的。因此，為了防止被清算，他們必定要拚命篡奪最高權力，把中國變成西方的附庸國，所以最需要西方的保護；另一方麵，西方要搞垮、控製中國，最需要賣國賊的配合。這就使中國的階級矛盾往往通過民族矛盾尖銳地表現出來。唯其如此，辛亥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都把反對帝國主義作為首要任務。現階段中國人民和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買辦資產階級的矛盾逐步上升為主要矛盾，當然更應當這樣。這就決定他們必定把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族當作敵人，窮凶極惡地將其置於死地。
對這一點認識不足或者根本不承認甚至堅決反對，就會成為給人民造成慘重損失的千古罪人。
有的同誌問：“美國搞得那麽好，實行西化究竟有什麽害處？”
這首先涉及到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對比問題。正確對比，就應當拿所有資本主義國家而不能僅拿幾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比。全世界有180多個資本主義國家和地區，其中發達國家隻占很小比例，絕大多數處於落後、貧困狀態。印度與中國國情相似，可比性較大。他們自己的經濟學家承認，中國人均生活水平是印度的三倍。社會主義國家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則缺乏可比的基礎。一是經濟發展起點不同。我們接手的是“一窮二白”的爛攤子，這同資本主義經過數百年掠奪積累起來的“資本巨富”差異十分懸殊。二是發展經濟的手段不同。資本主義的曆史，是一部充滿血腥的肮髒發跡史。而社會主義的發展，主要依靠的是本國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鬥。三是發展的時間長短不同。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不過五六十年曆史，處於發展的初期。而資本主義已有三百六十多年的曆史，積累了雄厚的基礎和豐富的經驗。四是發展環境不同。社會主義國家從建立之日起，就受到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封鎖、軍事包圍乃至武裝侵略。而資本主義大發展之時，從世界範圍看，封建製度已經徹底衰落，國際環境十分有利。兩相比較，社會主義所取得的成就愈顯珍貴和不易。所以，拿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比，比發展速度、分配合理、道德風尚等等，可比性才比較大。
相當多的人相信美國是天堂，是蘇東發生和平演變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一部分人對今日中國投靠西方的賣國賊恨得不深的原因之一，所以務必要把這個神話戳破。
先看經濟方麵。美國經濟模式之所以能夠存在，首先是因為它建立在不平等的國際經濟秩序上。它製造了生產和貿易的勞動差價，從而使科技成為帝國主義剝削第三世界國家的重要工具。資本的積累已經達到了這樣的程度，即它能夠勻出一部分剩餘價值，用於收買工人階級的上層，甚至用於整個無產階級的生活保障，從而出現了世界範圍內工人和資本家按照民族界限進行劃分的情況。這種被國際奴役供養起來的貴族式帝國主義，由於依靠世界範圍內的剩餘價值流向西方，從而出現了西方國家表麵化的“社會主義”色彩。而這卻是以多數民族和全世界多數勞動群眾的貧困為代價的。
美國實力的支柱有兩個：一是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二是軍事實力保護下的石油與美元掛鉤。世界各國用自己的資源和產品換取美元貨幣，其實就是在支撐美國的“免費消費行為”；雖然美國也創造各種產品和服務來兌現一部分美元“債權”，但更多的美元是各國政府和個人的“財富儲備符號”，並沒有得到兌現。這才是美國能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來進行科技發展和武器更新換代的原因，也就是說世界各國在“無償支持”美國在科技、經濟、軍事、政治各方麵的超強地位。連美國人自己也承認，如果失去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美國在其他方麵的優勢也會隨之消失”。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組織對美國霸權行為的不滿，願意繼續充當美國“奶牛”的國家越來越少。2007年，以美元形式持有的外匯儲備百分比降至60%多一點，它將嚴重威脅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衝擊美國的實力。
並且，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有很大一部分是虛的。美國企業家享利曾於2002年8月13日在香港《亞洲時報》上說：“一個離開中國工廠時價值2美元的玩具到達美國時加上成本值3美元。而消費者買它要花10美元，這個玩具的銷售便增加了美國7美元的國內生產總值。2000年美國1.25萬億美元的進口直接形成了美國2.5萬億美元的國內生產總值，大約占9萬億美元國內生產總值的28％。”可見，美國的經濟增長，在不小程度上是靠低價進口別國產品支撐著的。再說，金融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占的比重也相當大，2003年便達20％以上。而這一行業的風險是極大的。並且，美元的地位很虛弱，它早已和含金量脫鉤。如果持有美元的國家和人民聯合起來去買美國的商品，能買下幾十甚至上百個美國。這樣，美元的霸主地位便會立刻喪失。中央編譯局主辦的刊物《國外理論動態》的文章說：“美國現有的外債為6萬億美元”，加上內債，“實際的債務總數將增至70萬億美元”。 這就是說，美國每個人平均欠債25萬美元左右，“這個數目是無論如何都無法完全償還得清的”。在過去的5年中，美元已經貶值了近15％，“還將貶值35％或更多”。這“將會毀壞全球経濟”。連美國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都說：“一場破壞巨大的危機即將到來”〈2008年第6期〉。美國《財富》雜誌說：“股市回到了8年前的水平，房屋價格跌至5年前的水平，平均工資也沒有任何實質性的增長，那麽現在我們怎麽再假裝生活水平仍然在提高？”〈《參考消息》，2008年8月31日〉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說，當前正在發生的經濟危機是“百年不遇”〈《參考消息》2008年9月23日〉。這就是說，它將超過1929至1933年那次大危機。可以預言，這次經濟危機，將從根本上動搖資本主義的基本理論、基本信念、基本路線、基本製度，標誌著資本主義的大衰落和社會主義的大複興。
再看政治方麵。且不說他們從來不敢講經濟民主即全民人人都成為生產資料主人公的公有製，就拿其政治民主的核心多黨製來說，早在上世紀50年代便對美國共產黨進行全國性的殘酷鎮壓，采取多種措施保證民主黨和共和黨〈二者同屬資產階級，隻在策略上稍有不同，因此它們實質上是一個黨即民主共和黨〉牢牢掌控政權，這就是被吹噓為世界楷模的民主製、多黨製嗎？在60年代，他們對黑人群眾爭平等、自由、人權的鬥爭所進行的一連串大規模血腥鎮壓，震動了全世界。近年，又把多名如實報道伊拉克戰爭的記者撒了職。這難道不是對自我標榜的“自由世界”、“最尊重人權的國家”的最大諷刺嗎？連最緊跟美國的以色列，其總統佩雷斯也批評它“過於依賴軍事力量，企圖把民主強加於中東”〈《參考消息》，2008年9月8日〉。一麵高喊民主，一麵對通過民主選舉上台的哈馬斯巴勒斯坦政府進行抵製和扼殺；一麵高喊自由，一麵讓情報部門竊聽公民電話；一麵高喊“人權”，一麵在關塔那摩等不少地方設立恐怖陰森的黑監獄，這種“普世價值”能被世界人民接受嗎？
還有思想文化方麵。被稱為“金融大鱷”的美國億萬富豪索羅斯在《開放社會：改革全球資本主義》一書中說，在美國，“貨幣價值取代了內在價值，市場主導著不適合它的生存領域。”有錢人犯法可以保釋，可以不坐牢，甚至還可以高價聘請律師逼迫窮人原告庭外和解。當一個國家的一切全都用金錢來衡量時，腐敗就徹底合法化了，因為這個資本主義社會本身就是個腐敗的、爛透了的社會。布什、切尼這樣的國家領導人，可以驅使軍隊和媒體這些國家機器為自己的石油公司牟利，這才是真正的製度腐敗，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腐敗。美國的犯罪率，多年來都是全世界最高的國家之一。非婚生子女，占到三分之一以上。美國是世界最大毒品市場和頭號洗錢大國。“幾周以前，世界衛生組織發表的一份報告承認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消費國。共有7200萬美國人（占12歲以上美國人的34%）曾經某次服用過毒品”。 “全世界每年毒品美元洗錢的數量在5000-10000億美元之間，其中3000-5000億美元經過美國的銀行”（《環球視野》摘譯自2008年8月3日西班牙《起義報》）。像“安然”這樣的多家垮國公司接連爆出的醜聞，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信用危機”。
由於大搞單邊主義，在許多國家搞的多次民意測驗都表明美國是全世界最不受歡迎的國家之一。今年4月，一項民意調查表明，81%的美國人認為美國走的是一條‘錯誤路線’。“美國經濟問題動搖了許多中國人在改革開放30年裏確立的信念的基礎。”〈《參考消息》2008年10月4日〉同時使許多人認識到，“我國的經濟發展戰略如果不以終結西方霸權為目標，則高速經濟增長無法持久，中國不能真正崛起，不可能富強”。〈著名中年經濟學家左大培，2008年9月13日在烏有之鄉的講演〉
僅從以上的簡要分析中便不難看出，美國不僅在軍事上是紙老虎，在政治上、經濟上、思想文化上也是紙老虎。把美國當作天堂，把美國統治者當作天使，是當前危害最大的思潮。不駁倒它，就意味著社會主義必然失敗、新中國必然滅亡。但是，實踐一定會證明，失敗絕不屬於社會主義，絕不屬於世界人民！
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首先是因為社會主義能夠保證中華民族獨立；搞資本主義必定亡中國，首先是因為這要做西方國家的附庸。趙紫陽集團大搞“補課”，正是為了通過它使中國變成西方國家的附庸。我們之所以反對“補課”，首要原因也在這裏。
第七，當前我們應該怎麽辦？
〈一〉要順應國際國內發展變化的大勢。今年的南方雪災、藏獨鬧事、聖火傳遞特別是汶川大地震中一方有難八方支援，連香港電視台都承認這是社會主義價值觀的回歸。而災區人民則發出了“還是共產黨好、解放軍好、社會主義好”的心聲。同時，人民群眾從西方對藏獨暴亂的支持、對聖火傳遞的破壞、對地震災民的咒罵、對社會主義中國的攻擊、對中華民族的誣蔑中；從買辦精英出賣國家和民族利益、對老百姓則為富不仁的樁樁事實中，進一步從根本上認識到，讓買辦精英篡黨奪權把中國變成西方的附庸，老百姓就不會有好果子吃。因此，災區人民的呼喊，絕不是一個孤立、偶然的現象，聯係網上左派網民占上風的現實，就不難看出呼喚社會主義價值觀回歸，已成民心所向之大勢。
在國際上，蘇聯黨跨台、國解體後美國大搞單邊主義，資本主義在全世界發動進攻，導致了侵略原南斯拉夫、伊拉克、阿富汗以及盧旺達大屠殺等大災難。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的推進，並沒有給世界人民帶來幸福生活，相反卻使貧富懸殊越來越大；並沒有使西方國家高歌猛進，相反卻發生了嚴重經濟危機。美國在伊拉克親自操刀製作的進口民主，給伊拉克帶來的卻是混亂和災難。普京去年11月21日在莫斯科向支持者發表講話時，與戈爾巴喬夫時期、特別是葉利欽時期的“改革”徹底劃清界線，對那時的當權者及其政策給予了嚴厲的抨擊。他說，當權者在“拋下人民不管，導致人們甚至得不到最起碼的服務和商品，人們沒有糖、肉、鹽、火柴等等”。普京指出：“毫無疑問，正是他們的政策導致了蘇聯的解體”〈《世界社會主義動態》 2007年第64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衛迠林2008年9月4日公開發表文章說：“俄羅斯在格魯吉亞的一戰告訴世界，它正在重新成為壓迫的反抗者。這次反抗的結果，尚待事情本身的演進，然而它開了一個頭，具有裏程碑意義，已經載入史冊。新自由主義的旋風肆虐全球以來，第三世界人民已經不戰而降了嗎？不。非暴力的反抗沒有終結。暴力的反抗也沒有終結。從西雅圖風暴，到墨西哥薩帕塔運動、拉美左翼崛起和尼泊爾，甚至阿富汗和伊拉克，這種反抗正在書寫的，是西方走向衰落、民族獨立運動重新勃起的曆史畫卷。正好在格俄交戰的8月，俄羅斯教育部和科學部推薦的教科書中，斯大林被定格為“英雄”和“蘇聯最成功的領袖”。美國在衰退。整個西方資本主義在衰退。受欺負的國家在反抗，受欺負的民族在反抗。這是世界人民覺醒和鬥爭的新的篇章。坎坷起伏、艱難犧牲擺在麵前，最終的勝利也擺在麵前。無論如何，曆史終歸不是布什和他的鸚鵡們的朋友。”這都從多個方麵在不同程度上標誌著社會主義運動露出走出低潮的端倪，已成世界潮流發展的大勢。
國內國際發展變化的大勢實質上表明，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救世界。順應這一大勢，既積極又穩妥地推進社會主義事業，才是我們的唯一出路。任何懷疑這一點的人，都會犯根本性的錯誤，最終被人民拋棄。
〈二〉重點開展反對賣國主義的鬥爭。
這是因為，中國人民和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買辦資產階級的矛盾，正逐步上升為社會階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之所以如此，一是由帝國主義的戰略目的促成的。“在21世紀永久性地解決中國問題”，即把中國肢解成“七個板塊”，使之陷入國家解體、民族分裂、內亂不休的災難之中，就是這一目的的核心。因此，他們把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戰略進攻的重點，放在了中國。金融戰、經濟戰、政治戰、思想戰等等，都是這一“新冷戰”的組成部分。蘇東劇變證明，這種冷戰比熱戰即軍事進攻要危險得多。在帝國主義把“顏色革命”、“新冷戰”作為打垮中國主要手段的情況下，再認為隻有在西方國家發動軍事進攻時民族矛盾才會成為主要矛盾，是要吃大虧的。
二是由國內階級矛盾的新變化促成的。當代的買辦資產階級，是靠對內掠奪人民，對外出賣國家利益暴發起來的。所以，他們最怕黨和人民進行清算，最需要洋人的保護。而帝國主義打垮和肢解中國也最需要這樣的代理人。這就決定反對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是當前的首要任務。
三是由國際國內的客觀條件促成的。當代世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不僅不允許中國搞社會主義，也不允許迠設資本主義強國，因為這會挑戰他們的霸權帝國主義。所以一旦離開社會主義道路，便會使中國成為西方的附庸。
因此，隻有把反對賣國主義作為鬥爭的重點，才能在繁紛複雜的鬥爭中認清本質，擊中要害，掌握主動，克敵製勝；才能在解決各種各樣的問題時抓住根本，真正做到綱舉目張，標本兼冶，亊半功倍；才能形成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最大限度地孤立敵人、團結一切愛國者。形成這種統一戰線，當然要防止把獨立性淹沒在統一戰線之中，但當前特別需要注意反對左傾幼稚病，尤其是要反對極左關門主義，去積極地逐步爭取使民族資產階級、高級知識分子特別是黨員幹部的多數能參加進耒，共同投入反對以趙紫陽集團為核心的賣國主義勢力的偉大鬥爭。在這個過程中和基礎上，要動員各方麵的力量，運用多種形式對這個集團的罪惡行徑進行揭露、批判和鬥爭。工人們知道了如果想保住工廠不被洋老板巧取豪奪過去，想避免失業能養家糊口，想不使自己在老板麵前讓跪就跪，讓過勞死就過勞死；農民們知道了如果想保住土地不被拿來做高爾夫球場，不被美國人剝奪了糧食定價權；民族資本家們知道了民族經濟的困境主要是外資的擠壓和圍剿造成的，要發展民族經濟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必須把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買辦資產階級作為中國人民（包括守法的民族資產階級）的共同敵人；學生們如果想畢業後能夠找到工作，避免“畢業就是失業”的悲劇命運；愛國官員們如果想避免祖輩英勇犧牲奪得的政權落到帝國主義買辦手裏；所有還有一點點民族自尊心的炎黃子孫知道了如果想避免民族分裂、國家解體、民眾成為美國的“黃奴”，就會下定決心重點抓好反對賣國主義的生死鬥爭。
〈三〉要來一次社會主義思想大解放。解放思想的前提是敢於實事求是，講實情、說真話。我們堅信，全國多數黨員、幹部、群眾，是認為真正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就要徹底批倒趙紫陽集團公開豎起的民主社會主義旗幟的；真正堅持社會主義改革觀，就要扭轉四項基本原則連講都講得很少的局麵，批倒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真正落實科學發展觀，就要公開批駁以物為本、以錢為綱的庸俗發展觀的。可是，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人卻不敢公開說真話，即使他們說了，媒體也不敢發表。這是為什麽？無疑是因為右的思想的束縛仍然很嚴重。在不實行實名製的網絡上批普世價值的占據多數，就從一個方麵證明了這一點。現在的問題是，在幹部尤其是知識分子出身的領導幹部尤其是高級領導幹部中，部分人由於受右的思潮影響較大等多種原因，身在右中不知右，反而自以為絕對正確，所以特別頑固。顯然，應把他們作為這次思想解放的重點。
〈四〉開創科學改革的新局麵。真正落實科學發展觀，首先要保證使改革沿著科學軌道健康發展。這就要求我們做到，務必使改革堅持以人為本，即以人民利益為改革的根本目的、根本動力、根本標準，堅決革除現行體製〈包括市場經濟體製〉中那些違背人民利益的各種弊端；務必使改革堅持為經濟社會全麵、協調、可持續發展服務的理念，革除造成“一手硬、一手軟”現象的舊體製、唯經濟指標的舊政績標準和滋生大量短期行為的舊機製。科學改革觀的基本理念，是遵循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推動社會不斷進步，反對複辟倒退。這就要求我們牢記蘇東劇變中特別令人震撼的一個教訓：82％以上的人民群眾擁護社會主義，卻由於高級幹部中76％的人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而導致了複辟倒退。這個血的事實說明，推動人民民主，就是推動社會進步，也才能保證社會不斷進步。這就要求我們做到：
在政治體製改革中，必須把推進人民民主作為根本任務。現在問題的關鍵是使人民民主改革具體化。例如，要切實推進“民主監督改革”，使普通工農兵學商代表在各級人大代表中占1/3以上；使他們有在主流媒體發表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文章的權力，有公開批評領導幹部錯誤行為的權力，等等。
在経濟體製改革方麵，必須把發展壯大公有製經濟，使其逐步恢複主體地位，並在適應這個基本經濟製度的基礎上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作為根本任務。出現在煤炭、石油、電力等資源領域的國有企業兼並民企的“再國有化”改革；上海、湖南等地收回個人“買斷”的公交車輛，即對個人承包運營的體製進行科學改革，重新實行公司化經營，就推動了公有製主體地位的恢複。合作製是有利於發揮人民群眾的曆史主動性，使他們團結和組織起來，為自己的利益而奮鬥的一種好製度；是既有利於提高勞動效率又有利於實現分配公平的一種好模式；是鞏固公有製主體地位，保障人民群眾的企業主人、國家主人地位的好路子。正如衛建林所說：“合作社是有利於促進社會發展的一種組織形式，在縮小兩極分化、增加就業、保護環境、加強食品安全、維護社會公正方麵，已經並正在發揮積極作用。”（《馬克思主義研究》2007年第2期）在這個特定意義上說，合作製是曆史必由之路，是我們的根本出路。通過合作製改革，積極穩妥地發展合作經濟，使各種類型的農民合作社、工人合作社、消費合作社、建房合作社等等建立和鞏固起來，一定會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更加興旺發達。所以，反對土地私有化，適當加強對發展集體經濟的引導，逐步實現“第二次飛躍”，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核心問題。正如河南省南街村黨委書記王宏斌所說：“不講發展集體經濟，社會主義新農村就建設不起來”（《經濟觀察報》2006年8月16日）。為此應推進經濟上的“民主監督改革”，加強勞動對資本、群眾對政府的監督。
在文化體製改革方麵，必須把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使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發揮主旋律作用作為根本任務。為此，要推進文化上的“民主監督改革”，成立由勞動者選舉普通工人、農民、學生、軍人、商人的代表組成民主委員會，並邀請文化官員、文化界代表列席會議，每年對社會各個領域發生的文化現象及其影響進行評估 並提出改進意見和建議。
在社會管理體製的改革方麵，要圍繞建設“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的五有社會，通過推進“民主監督改革”，使全體國民創造的財富真正由全體人民共同享有。就拿住房來說，現在的人均居住麵積，日本隻有15 平米，中國已有27平米，基本具備了“居者有其屋”的物質基礎。切實搞好再分配，問題就不難解決。
這樣，才能使改革既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又發揮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麵進步的巨大作用，從而開創科學改革的新局麵。
〈五〉充分發揮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2008年6月11日電視、報紙說：政治局常委李長春代表中共中央在全國團代會上強調，隻有社會主義才有“一方冇難，八方支援”。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書記周永康指出：“司法體製改革的根本原則，是從我國國情出發，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製度的優越性。”〈《求是》，2008年第16期〉這在幹部群眾中引起強烈共嗚。他們說，先輩們用3000萬顆腦袋換來新中國，就是因為社會主義製度優越。千動力萬動力，歸根到底在於社會主義製度有強大動力。事實正是這樣。社會主義公有製和按勞分配製度，保證了人民群眾的生產資料主人地位和經濟上的基本民主、平等地位，從根本上調動起人民群眾的主人公積極性。大慶“鐵人”王進喜“寧可少活20年，拚命也要拿下大油田”，就是這種積極性的生動體現。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治製度，從根本上保證了我們的黨員和幹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領導幹部的榜樣焦裕祿“心裏裝著人民，唯獨沒有自己”，就是這種執政理念的生動體現。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為主旋律的文化製度，從根本上保證了我們無與倫比的良好黨風和社會風尚。平凡而偉大的雷鋒“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為人民服務是無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之中”，就是這一主旋律的生動體現。経過曆史的風風雨雨，人民群眾從親身經曆中進一步從根本上認識了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人民擁護社會主義，既表明社會主義製度無比優越，又決定社會主義旗幟戰無不勝。因此，充分發揮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使我們的黨和社會主義得到人民群眾的真心擁護，是我們的立國之本。
〈六〉打好當前這場經濟保衛戰。
能不能打好這一仗，直接關係國家的生死存亡。為此，首先要把相信、依靠、動員、組織人民群眾投入這場保衛戰作為根本任務。在國際國內這場越來越嚴重的經濟危機中，受害最大的是平民百姓。把他們團結起來，揭露、反對出賣、損害國家和人民利益的行為，才能有效防止趙紫陽集團轉移目標，製造混亂，混水摸魚，乘機篡黨奪權。
其次，要把當前形勢作為最好機遇。這場經濟危機，從根本上說是趙紫陽集團搞複辟賣國造成的惡果。這就以鐵的事實打碎了他們“補課改革”、投靠西方有利於經濟發展、改善生活的“最大王牌”。此“最大王牌”直到今天還能欺騙相當大的一部分人，包括一些本質相當好的黨員幹部特別是高級領導幹部，甚至工人、農民。這是最最使人痛心、難過的。此次經濟危機如同紅軍長征途中的湘江戰役，使8萬紅軍損失5萬，是件壞事，但它使相當部分人警醒過來，下決心改變錯誤領導，又是一件天大的好事。此次經濟危機也是這樣。受損失當然不好，但30年來終於打碎了“最大王牌”，使相當部分同誌警醒過來，下決心改變錯誤領導，則是最好的機遇，天大的好事。抓不住這個機遇，我們就會犯最令人痛心的錯誤；抓住了這個機遇，就會取得最有意義的勝利。因為實踐已經證明並將繼續證明，在社會主義製度下反和平演變，比奪取政權更複雜、更艱苦、更偉大。
再次，要把確保這場保衛戰的指揮權掌握在既有能力又可靠的人手裏作為關鍵環節。根據溫家寶同誌這些年的表現，我們認為他已不宜於再擔任國務院總理，掌握這一直接指揮權。理由包括以下幾點：
〈1〉這次大漲價一再突破溫家寶同誌承諾的控製線，證明他對問題的嚴重性認識不足，措施不力，負有一定責任。
〈2〉據網上信息，國家氣象局副局長許小峰說，氣象局在今年年初的南方雪災之前，曾把對雪災的預報上報國務院。可是，國務院竟沒有采取預防措施，結果造成人民生命財產的重大損失。對此，溫家寶也負有一定責任。
〈3〉青年經濟學家、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韓德強在給高校學生作輔導報告時說：“耿慶國作為中國天災預測委員會的常務副主任，在一次會議上堅持預告，說5月8號前後正負十天，阿壩地區正負一百五十公裏將發生7.5級以上的強烈地震。這個預測在4月30日以密件送給了國家地震局等有關機構。”但是，國務院並未采取預防措施，結果使屬於這個地區的汶川大地震造成死傷40多萬人、損失數千億元財產的大災難。對此，溫家寶也負有一定責任。
〈4〉今年7月17日，香港區的全國政協委員、金融專家劉夢熊撰寫《我為人民鼓與呼》，在香港三家媒體以整版篇幅發表，旋即成為中國大陸和海外數百家網上論壇的熱點。他在文章中說，美國兩家抵押機構“房利美”、“房貸美”崩盤引發的金融風暴震撼全球。而中國竟然是這兩家抵押機構名列榜首的外國債權人。中國財金當局將五分之一以上外匯儲備即三千七百六十三億美元投入“房利美”、“房貸美”，這一愚不可及的做法更是震驚中外。“從事這一行的都知道，外匯儲備的投資就不能有風險，更不能有高風險，安全第一，穩健至上。中國買的是高風險，比例又這麽大，這太不尋常了。這麽大損失，如果有黑幕的話，有裏通外國的話，是不可饒恕的犯罪。應有人對此丟烏紗帽甚至人頭落地。”劉夢熊疾言厲色質問中央財金當局有關拍板人：你們這班敗家子哪裏來這麽大的膽子，拿國家人民的錢來買天文數字的“房利美”、“房貸美”股票。現在“房利美”、“房貸美”基本上已破產，你們如何向全國人民交代？“如此離譜決策有沒有黑幕，人大常委會應立即組織特別調查組徹查，追究責任。”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軍2008年9月11日在徐州、福州和廣州佛山論壇上講話時說：“我要重點談的是中國為什麽被綁架。當危機爆發後，總結一下經驗教訓，可以發現過去很多問題和錯誤。這次美國危機爆發，吞噬掉中國將近2萬億的外匯儲備，折合人民幣15萬億，等於中國13億人口，每人損失了1萬多元錢。這一損失是夠巨大的，等於前些年中國人民辛辛苦苦積攢的以外匯形式儲備的國民財富全部化為烏有。想想看，這15萬億能幹多少事情！這麽多年，中國人一直過著窮日子，節省下這麽一大筆財富讓美國人去糟蹋。還有比這種發展方式再傻的國家嗎？”此事，溫家寶也負有一定責任。
〈5〉前麵所講關於溫家寶的兒子溫雲鬆是平安保險的後台，有資產700多億元，而英國匯豐銀行又是大後台的文章，已造成很大影響。真相如何，應講清楚。如果情況屬實，溫家寶也負有一定責任。。
〈6〉如上所述，溫家寶的政治、思想觀點也受到趙紫陽一些影響，有錯誤之處。
總之，“十大失誤”的長期存在特別是近些年的存在，都不能說和溫家寶沒有關係。
黨章規定：黨員享有“在黨的會議上有根據地批評黨的任何組織和任何黨員，向黨負責地揭發、檢舉黨的任何組織和任何黨員違法亂紀的事實，要求處分違法亂紀的黨員，要求罷免或撒換不稱職的幹部”的權利。根據溫家寶同誌的上述錯誤和目前的特殊情況，建議中央和全國人大，免去他的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職務。
黨中央最近突出強調嚴格實施問責製，這是大力推進政治體製改革的一個切實舉措。我們對現任總理實行問責，是為了借鑒西方國家既司空見慣又確實有益的一種民主形式，促進政治體製改革。一切真正的改革者都決不會成為這一有效改革措施的反對派。因為，改革必須深化，倒退是沒有出路的。
中華民族百多年來為什麽屢遭危難？根本原因之一，是處於各人顧各人的一盤散沙狀態。人民江山永不變色的保證是什麽？最根本是形成人人起來負責，共同監督政府的民主機製。現在，中華民族又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一切真共產黨員和有愛國之心的中華民族優秀子孫，都一定會逐步認清中國人民和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買辦資產階級的矛盾，是當前社會階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認清趙紫陽集團是當前最危險的敵人，和他們作拚死的鬥爭。這場鬥爭，對我們黨，對人民共和國，對每一個人特別是領導幹部，都將是一個嚴峻的考驗。如果站在趙紫陽集團一邊，那會留下千古罵名；如果站在人民一邊，對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展開絕地大反擊，那將留下千古英名；如果明哲保身，做縮頭烏龜，那會留下千古臭名。
起來，不願做“黃奴”的人們，讓我們萬眾一心，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前進，前進，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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