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數十位學者曆時7年完成3000萬字屠城證據

昨日，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會會長張伯興(右)向南京大屠殺幸存者程雲贈送《南京大屠殺史研究與文獻係列叢書》。 新華社發

　　高大有，男60歲，廚師，遇難前家庭住址為中華門外寶塔根105號，遇難時間為1937年12月16日，遇難地點在自己家，遇難方式為被日軍槍殺，加害日軍部隊番號為中島部隊。

　　周永財，男，被害時年齡為33歲，遇難時間為1937年12月16日，遇難地點為難民區。遇難情形為被日軍指為中國軍人抓走後杳無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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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都是南京大屠殺30萬遇難同胞中的一員。長期以來，他們的名字湮沒在30萬遇難者這個抽象的群體概念中。隨著今年8月《南京大屠殺遇難者和幸存者名錄》和今年12月《南京大屠殺遇難者名錄》的出版，一個更為鮮活的曆史正慢慢顯露出來。

　　民國政府調查占三分之一篇幅

　　“材料收集自日本、美國、中國台灣、德國、英國等國家和地區。按計劃，我們還要擴大征集的範圍，爭取再擴大史料的規模。”73歲的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主任張憲文負責主編《南京大屠殺史料集》。

　　在他辦公室裏，堆著厚積如山的55卷《南京大屠殺史料集》和調查卡片，這個3000萬字的屠城證據集，傾注了南京史學界數十位學者的心血。然而，這個工程剛開始了七年。

　　“其實這裏麵最有力的材料還是來自於民國政府的調查，占三分之一的篇幅。”抗日勝利後，國民黨政府成立了敵人罪行調查委員會、抗戰損失調查委員會、賠償委員會等機構，對抗日戰爭、特別是南京大屠殺做了較深入、挨家挨戶的調查，每家損失多少財產，何人被殺害等，並做成了調查卡片。這些調查為此後的南京審判與東京審判提供了重要證據。

　　“可惜的是這個調查沒有進行到底。”張憲文遺憾的說，這個調查1947年就結束了，雖然沒有明確記載結束的原因，但明顯與國共內戰全麵爆發有關，蔣介石要把全部的精力放在反共上。

　　新中國成立後研究大屠殺一度成空白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中國致力於國民經濟的恢複，生產建設和政治運動。“在對於抗戰的曆史研究中，以敵後、八路軍與新四軍為主。”張憲文稱，對於正麵戰爭、南京大屠殺的研究很少，教科書上亦少有體現。隻有南京大學在上世紀60年代初有過調查，出了一些研究報告，另外還有一些民間零散的研究。

　　張憲文所指的是南京大學的高興祖等4位老師帶領學生，在南大附近對大屠殺所進行的調查。“本身就是小規模的，‘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又斷了。”

　　有媒體表示，當時關於“南京大屠殺”的記憶，除了親曆過那場悲劇的幸存者，沒有誰知道當時究竟發生了什麽。

　　“在1982年以前，國內對這場悲劇的研究沒有怎麽開展。”南京師範大學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主任張連紅曾表示，“受極左思潮的影響，在學術界，研究南京大屠殺，那時還是一個禁區。”

　　“沒有研究不代表大屠殺不存在”

　　有專家認為，正是中國學者研究的匱乏，給了日本右翼可乘之機。

　　1982年6月，日本文部省修改了教科書，挑起了曆史問題。1984年，曾任日本甲級戰犯之一、南京大屠殺元凶鬆井石根秘書的田中正明出版《南京事件之虛構》，鼓吹南京大屠殺是虛構的，是為了東京審判的需要而製造的。

　　“有的日本人說，如果事情是真的，你們怎麽那麽長時間不紀念，不研究，突然就冒同那麽多的材料？”張憲文說，“沒有研究、很少反映，不代表事情就不存在。日本右翼篡改教科書讓中國人意識到了這個問題，開始反擊。”此時，不管是民間，還是官方，都意識到了大屠殺證據收集的重要性。

　　1985年，抗日勝利40周年，南京市政府建成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在一些主要屠殺地點立了不少紀念碑。1987年，《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稿》、《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檔案》、《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料》等相繼出版。1995年，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會在南京成立，高興祖擔任第一任會長。7年前，《南京大屠殺史料集》第一輯開始編輯。

　　在民間，被稱為“南京大屠殺史料民間收藏第一”的南京市民吳先斌說，“日本作為加害者，比我們受害者占有的史料還豐富。”這刺激他下決心收集史料，目前他已收集3萬多張照片，一千多件實物。

　　“學界的研究、發掘南京大屠殺的曆史史料，才使得這一曆史悲劇為中國民眾廣為人知，曆史真相逐漸還原。經過數輪爭論，上世紀90年代後，‘南京大屠殺確實存在’在日本社會幾乎得到了普遍認同。”有媒體如此評價。

　　“關注個人更能接近曆史本身”

　　“采訪我的人往往關注有什麽新材料，新發現。”張憲文手捂著8卷南京大屠殺遇難者名錄說，南京大屠殺的研究不是靠一兩個新材料，新發現，就能說明什麽問題，現在的材料已相當豐富。“我們如何在豐富的材料基礎上，進一步開展高水平的研究，這個工作才能逐漸的開展起來。”

　　今年12月3日出版的8卷南京大屠殺遇難者名錄，是《南京大屠殺史料集》的重要組成部分，主要來自國民政府解放前所做的調查，也有少量近期的調查，共收錄了13000餘名遇難者的個人信息。

　　張憲文說，名錄記錄了遇難者的姓名，生活概況，遇難時情形，被害時間、地點和方式。他們到底是被刺死的，還是槍殺的，或是砍頭、砸死，還是失蹤，都有記錄，還有大量遭強奸後自殺的婦女。據介據，這些名字都將會補充到南京大屠殺遇難者紀念館的牆上。

　　“今年8月，紀念館也出了一份遇難者的名錄，有三本。”張連紅稱，過去中國研究大屠殺的曆史都是宏觀的，出於對日本右翼否定曆史的反擊，往往隻注意日軍的暴行本身，比較片麵。

　　他認為，對南京大屠殺的研究不僅是披露日軍暴行，還應該有受難者的遭遇，包括戰爭中第三方———外國人，還有由此產生的後遺症。“轉換視角之後，我們就不再是出於一種政治對抗的研究，而是出於真正學術的研究，去關注一個個的人，更接近曆史本身。”

　　“幸存者更需要國人去關愛”

　　“相對於收集證據的努力，對幸存者，我們做的遠遠不夠。”張連紅認為，上世紀80年代以來，受到日本右翼否定南京大屠殺的影響，中國學者出於一種慣性思維，往往急於從受害者的角度更多的去證明南京大屠殺的發生，幸存者的親身經曆成了很重要的證據。“我們看待幸存者，往往工具化了，被作為一個證人看待，反而忘了他們正是受害者。”張連紅說，從這個角度，幸存者更需要國人去關愛他們。

　　在張連紅曾調查過的幸存者中，有的老人有精神分裂，有的自我封閉，有些則是神經質。

　　“我們更多看重的是老人生病了，給一些經濟上的援助，其實他們最需要的不光是這些。”張連紅說，很多幸存者本身就是受害者，他們心理上更需要幫助，特別是年老後孤獨的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