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正月九日遊翠屏即事》： 劉存厚

正月初九日， 遊春結隊行。 翠屏臨絕頂， 俯視大江橫。 　　 戛雲亭上望， 士女出傾城。 往來船如織， 春水綠盈盈。 　　 喧填簫鼓奏， 沿岸踏歌聲。 龍作霓裳舞， 前導建旗旌。 　　 相攜有春酒， 燔間席地平。 成群各斟酌， 杯盡壺更傾。 　　 喧嘩動山穀， 翔空鳥震驚。 梅花開笑靨， 野草嫩芽萌。 　　 晴郊生氣象， 鍾動晚霞明。 野遊洵足樂， 由來有深情。 　　 元稹昔守達， 是日歸棹輕。 邦人齊出送， 俎餞登翠屏。 　　 詩人有遺愛， 祠堂垂典型。 相去雖千古， 佳遊未可停。 　　 年年逢此時， 登高山更青。 （載民國《達縣誌·卷末·詩存》）達州“元九登高”溯源 又是一年春草綠。隨著舊曆新年的來臨，達州人民的盛大節日-元九登高節即將拉開帷幕。關於達州“元九登高”的來曆，可謂眾說紛紜，見仁見智，報刊也組織過多次討論，但仍莫衷一是。筆者上世紀80年代在參與編寫《達縣文化誌》時曾對“元九登高”做過一些粗淺的考證，有一些鄙陋的看法，願意以此就教於識者。關於“元九登高”的來曆，主要這樣幾種說法：一是踏青說，見於乾隆《達州誌》。該書在“卷一·風俗”中說：“正月晴明時，群登翠屏山，載酒歡歌，竟日遊賞，亦取踏青之意也。”嘉慶《達縣誌》在卷十九“風俗”中也沿用這一說法。不過，兩書都沒有指明“群登翠屏山”的具體時間，也沒有明確它和元稹有無關係。二是“禮神”說，見於民國《達縣誌》。其“卷九·禮俗門·風俗”中記載說：“九日謂之上九，士女群登翠屏山禮玉皇大帝。肩摩穀擊，攜酒挈榼，飲於山頂，至黃昏始散。山頂樹長木架，橫杆燃天一燈，對照城內，十數裏畢見之。取天一生水之意，以治火，至十六日乃熄。”三是紀念元稹說。最早見於劉存厚的詩《正月初九登翠屏山即事》（載民國《達縣誌·卷末·詩存》）：“正月初九日，遊春結隊行。翠屏臨絕頂，俯視大江橫。戛雲亭上望，士女傾出城。往來船如織，春水綠盈盈。喧填簫鼓奏，沿岸踏歌聲。龍作霓裳舞，前導建旗旌。相攜有春酒，墦間席地平。成群各斟酌，杯盡壺更傾。喧嘩動山穀，翔空鳥震驚。梅花開笑靨，野草嫩芽萌。晴郊生氣象，鍾動晚晴明。野遊洵是樂，由來有深情。元稹昔守達，是日歸棹輕。邦人齊出送，祖餞登翠屏。斯人有遺愛，祠堂重典型。相去雖千古，佳遊未可停。年年逢此日，登高山更青。” 在詩中，劉存厚詳細描繪了當時元九登高的盛況，據筆者所見的資料，這也是第一次把“元九登高”的習俗與元稹連在一起。 其實，關於“元九登高”的說話，歸納起來，隻有兩種：一是為紀念元稹，一是與元稹無關。達縣的正月初九登高的習俗究竟與元稹有關還是無關？筆者以為，既有關，也無關。先說“有關”。首先，從前麵所引資料中我們可以看出，達縣正月登高的習俗由來已久，至少在清乾隆、嘉慶年間（公元1736-1820）即已盛行，因此才會有乾隆《達州誌》和嘉慶《達縣誌》的那些記載，而它醞釀萌生的時間應更為久遠。盡管史誌都沒有提到登高的具體時間以及是否與元稹有關，但也沒有肯定它與元稹無關。 其次，就目前的研究來看，認為“元九登高”與元稹無關的論據似乎還不很充分。有人認為：指“元九登高”為紀念元稹，出自軍閥劉存厚之筆下，是他企圖借古人打扮自己而偽造的事實（見章文儀先生《也說元九登高與紀念元稹無關》，下同）。筆者以為，此種推斷太過武斷。劉存厚作為軍閥，據達縣長達九年之久，毫無善政可言，惟貪欲無度，被人民罵作“劉瘟牛”，是不爭的事實，並且他的這首詩粉飾太平的痕跡太重，不知廉恥，為自己塗脂抹粉，也是肯定的。但是，有一點我們應該注意：就是在劉存厚時期（1924-1933），民間就有元九登高為紀念元稹之說，否則劉氏不會采之入詩。也有人認為，元稹離任的時間應該是在元和十四年二月底，不是在正月初九，故而“元九登高”為紀念元稹之說不能成立。其依據是：元稹元和十四年三月十二日在宜昌和白居易兄弟邂逅於舟中，有他的詩為證；從達縣到萬縣陸路不過300餘裏，行程最多不過十日；從萬裏川江到江陵（荊州），“千裏江陵一日還”，最多不過兩三天。如果是正月初九就離開達縣，怎麽會三月中旬才到江陵呢？時間不對。這樣推算似乎很有道理，但是，他們可能忘了計算古代官員離任時沿途的應酬、吟弄風月的時間了。白居易從西安到奉節赴任，可是曾經走了整整半年多啊。借著離任的機會，一路遊山玩水，是古代官員們的通病，何況是元稹這樣一位“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的風流才子呢。再說，元稹離開通州，有兩條路可走，一是旱路，即從達縣到萬縣；一是水路，即乘船沿州河而下，至重慶，再順長江東下。元稹究竟走的那條路，目前還找不到確切依據，但筆者推測，坐船的可能性極大（劉存厚也認為應該是坐船，所以詩中有“歸棹輕”之說），少了車馬的勞頓，再說，又不是急著要和白氏兄弟會麵，幹嗎要匆匆忙忙地趕路呢。況且，當時川江行船，通常要等便船搭載，哪能像今天這樣隨到隨走。所以，元稹正月初九從通州出發，三月十二日才到江陵，是完全可能的，時間上應該不會有什麽大的問題。還有人認為，地方官離任，百姓送行是件大事，何以舊誌上不載？其實，迎來送往，不管是古代還是現代，都屬於很普通的應酬。更何況正月初九為元稹送行的百姓，恐怕並不是全城工商士農，而隻是少數士大夫和士紳而已，說不定也就是幾個同僚或者屬員，充其量還有幾個“粉絲”，並不算什麽大事，也算不得盛事，哪裏值得方誌一書？雖然元稹當時詩名大著，但以那時民眾的文化水平和文化傳播手段、傳播渠道而言，一般的小小老百姓，恐怕隻知道他是州“司馬”，而不會知道他也是文壇巨匠，因此，他離任時不見得就會有很多崇拜者來送行。乾隆《達州誌》和嘉慶《達縣誌》都不敘為紀念元稹而登高一事，率由此乎！還有一個可能，就是古書對此原有明確記載，但後人無從看見，或者尚未發現而已。 從上麵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元九登高，可能與元稹有關。但為什麽又說它與元稹無關呢？首先，任何民俗的形成，都必須具有三個方麵的因素：一是自然條件因素，二是社會條件因素，三是民眾心理因素，三者互相補充，互相促進，共同推動著民俗的形成，缺一不可。筆者以為，達縣的元九登高，正是具備了這三個方麵的因素：正月初九，正值新春佳節時候，年還沒有過完，人們有充裕的時間消閑，也有消閑的需求。二是古時候達縣翠屏山樹木蔥鬱，宛如屏障正對城南門，雖經冬而依然清幽可人；因州河所隔，平時難得過河一遊，新春時節走走，也是一種賞心樂事。三是翠屏山的遊樂設施在當時還算比較完備，有寺廟道觀可逛，有玉皇大帝可拜，有“天一燈”可看。三是在達縣曆史上，有元稹這樣一位著名的大詩人來做過官，人們自然會以之為榮，會為之津津樂道，為他編造出許多故事和傳說，至於他究竟為百姓做過多少好事，那又是另外一回事，該當別論。換句話說，元九登高，是在民眾需要、民眾願意、民眾可能的條件下形成地方習俗的。 關於“元九登高”習俗的形成過程，筆者有這樣的臆測：唐元和十四年的正月某日，天氣晴朗，州司馬元稹就要離開通州去任虢州長史了。一群同元稹關係密切的同僚和幾個仰慕他的士大夫攜酒帶榼，到翠屏山，為他餞行。大家飲酒賦詩，說了許多依依惜別的話，直到黃昏時分，元稹才踏上歸程，而送行的人則盡興得很，覺得很有意思，於是相約“明年還來”。第二年，大家又來到翠屏山，回憶去年的往事，飲酒作樂，年複一年，越來越多的人競相效仿，再加上翠屏山上有戛雲亭，後來又修建了真武宮，風景宜人，既可登高望遠，亦可禮佛朝聖，踏青消閑，就這樣，元九登高的風俗逐漸形成了。 正如嘉慶達縣誌所記載的那樣，元九登高的本質是春天踏青遊。這股風氣日盛後，有好事者要考其源，於是附會了懷念元稹一說，而且此說逐漸被老百姓接受，又被劉存厚寫入了詩文。 也許有人不會讚成筆者的意見，認為這是貶低了元稹。其實，對某種民俗的起源，我們大可不必太過認真，因為它在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附會了太多的傳說和臆想，根本考證不清。如過年，如傳統的端午節、中秋節、乞巧節等等，就是如此。史家紀事，當然應該以實錄為高，但民間有此一說，不妨姑妄聽之、姑妄記之，也是免不了的。所以，史誌所載，並不見得就是鐵板釘釘，準確無誤，事事都說得清楚，有個來龍去脈。實際上，元稹在通州司馬任上並無多少建樹。一是他“坐事貶江陵士曹參軍，徙通州司馬”，心情不好，對通州並無好感，總認為“通川之地，叢穢卑偏，蒸瘴陰鬱”，“三冬有電連春雨，九月無霜盡火雲”，不可能有很高的積極性為民造福。二是官位卑微，難以為主導政局。唐代的司馬，又稱“別駕”，是州刺史的佐官，其職責是“凡刺史行部，從事別乘一乘傳車從行”，能作出多少業績來？三是元稹在任隻有短短三年光景，既要吟詩作賦，又要與好友白居易來來往往，哪有時間理政務啊。但因為他後來有點名氣了，又回朝廷做了宰相，人們就把他當作本縣的驕傲，懷念他，在六相祠堂裏供奉他。可見，百姓對一個人的敬佩，並不僅僅看政績。隻要他無大錯，隻要他有點長處，老百姓總是寬容的，願意記住他。 元稹在達縣的遺跡，主要集中在翠屏山這邊，最為著名的要數戛雲亭，相傳是元稹所建。在市委、市政府打造名山名節，設“元九登高節”以來，有關部門既注重了鳳凰山的開發，是不是也應該加大“元九登高”的發祥地—翠屏山的建設力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