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民工底層掙紮無助自殺者多

在中國經濟轉軌過程中，創造了經濟繁榮的農民工卻始終在社會最底層掙紮。近年來，中國農民工自殺現象非常嚴重，受到社會各界關注。

*農民工自殺率高得驚人*

如果一個人每天從事重體力勞動超過12小時、工資微薄、沒有娛樂活動和家庭生活、四處受到冷遇和歧視，結果將會怎樣？如果一個國家有超過1億人口長期處於這種生活狀態，結果將會怎樣？

艱難的生存環境正在使人口超過1億並且每年以1500萬人數遞增的中國農民工飽受生理挑戰和心理疾患之苦。中國農民工自殺行為正在急劇增加。

香港太陽報報導，在農民工密度較高的廣東省，東莞市急救中心最近的統計顯示，今年4至9月東莞地區有552人自殺，其中有將近400人為外來人口。他們當中以農民工為主。

東莞第一條心理熱線從去年5月開通至今，總共接聽近萬個電話，其中將近80%致電者是外地民工，大約有兩成來電者表示有自殺想法。

南京市心理危機幹預誌願援助中心2006年的民意調查顯示，在南京市打工的外地農民工當中，有超過一成的人有過自殺想法。

在湖北武漢，當地消防隊在去年6月到8月期間總共出動44次拯救有自殺傾向的人，其中有將近80%的獲救者是農民工。

*工作生活環境惡劣缺乏心理調節*

深圳作家、社會觀察人士趙達功幾年前曾經多次到東莞等地考察農民工生活。他認為，外地農民工自殺率居高不下，在一定程度上和農民進城後麵臨的失落感、孤獨感和巨大的文化撞擊有關。

趙達功表示，到廣東打工的農民很多來自湖南、四川等省份的貧困地區。盡管農民工的血汗造就了中國城市的繁榮並支撐了城市居民相對優越的生活。但是，中國城市並沒有真正接納這些外來者。他們遠離家鄉和親人、從事高強度勞動、遭受歧視、缺乏人生必需的家庭和社交生活，就像生活在孤島上一樣。

他說：“農民工的生活非常單調。上班麵對的是汙染的環境和重體力的勞動。吃也吃不好。生活就是進到車間再從車間出來，生活一無所有。沒有任何社會和文化生活。也就是說，他們的心理調解是不存在的。”

趙達功補充說，進城的很多農民工是20、30歲的年輕人，遇到挫折，難以釋懷，往往會選擇自殺這種極端的了斷手段。在中國將近30年的轉型過程中，盡管經濟高速增長，但社會利益分配嚴重失衡，貧富懸殊越來越大，弱勢群體規模越來越擴張，社會不公日益突出。而農民工被限製、排斥、剝奪、壓迫和侵犯的問題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

*合法權益常受侵害隻得以死維權*

中國勞工觀察發言人蔡崇國指出，農民工在自身權益受到侵犯，沒有正常渠道伸張，因此選擇自殺這種極端手段。這種“以死維權”正在成為中國農民工自殺的主要原因之一。

他說：“我們從中國的統計數字上可以看到，中國農民工自殺和企圖自殺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工資拖欠的問題。以至於近幾年在中國的新聞界發明了一個詞，叫做‘自殺秀’。”

中國國家統計局2002年對浙江900多個企業的調查表明，人均被拖欠工資1500元以上。2006年初，中國國務院研究室編輯出版的《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指出，農民工基本能按時領到工資的占48%，領工資有時或經常被拖欠的占52%。

*蔡崇國：社會墮落問題*

中國勞工觀察發言人蔡崇國認為，中國農民工自殺現象嚴重，一方麵反映出中國勞動糾紛仲裁製度的缺陷，另一方麵，象“自殺秀”這種帶有調侃意味的詞匯在大眾媒體中出現，也反映出中國社會對於農民工處境的麻木和冷漠。

他說：“大多數自殺的人在自殺前的一瞬間，他會猶豫的。他會想到自己的家人，他會不想死。他們隻是沒有別的手段了，才用自殺相威脅。但是，政府不把他們當回事，而民眾對他們嘲諷，而很多媒體也不對他們抱同情態度。這裏麵就不隻是一個農民工沒有權利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氣氛、道德敗壞的問題。”

蔡崇國認為，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工自殺問題，需要農民成立自己的維權組織，在勞動仲裁過程中強化自己的地位。但是他承認，在中國成立獨立的工會和農會難度會很大。此外，蔡崇國也建議民間機構和非政府組織為遭遇困境的農民工提供更多扶助。

最近幾年，中國很多城市設立了心理谘詢熱線和服務中心。除了報導前麵提到的東莞和南京兩地外，北京去年設立了據稱是中國第一家專門為有自殺傾向者服務的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幹預中心。這家機構網站上的英文正式譯法是“北京自殺研究與預防中心”。記者在在北京時間下午4點半左右多次播打中心心理危機幹預熱線，不斷聽到錄音：“線路繁忙。如果您願意，也可以在我中心網站做免費心理谘詢。網址是，三W，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