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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中飄現綠絲帶：中國雪災中的救災新模式 南方周末 記者姚憶江、秦旺／“從大禹治水到現在，每次遇到大的自然災害和突發事故時，公眾總是消極等待政府的救援。”一位學者說。但貴陽大雪中的“綠絲帶”開辟了一個新模式----“中等收入者群體”自發結合，承擔了抗災任務。 2008年1月30日下午，貴陽婦幼保健院門外。一對年輕的夫婦正焦急地等車回家，可是沒有一部出租車願意做他們的生意。百年罕見的大雪已封鎖貴陽多日。1月27日，這個城市有140多條公交線路因凝凍嚴重而停運。寒冷中，這對夫婦已經等待了3個小時。然而丈夫又不願讓妻子和僅出生剛四天的兒子去擠公交，因為他們住在郊區，沒有公交可以直達。 一輛掛著綠絲帶的“菲亞特”停在了他們麵前。“我可以捎你們一程。”司機說。而一頭霧水的夫婦倆有些遲疑：“為什麽平白無故地幫助我們？”上車後，聽說這一家人住在遠郊，車主犯了愁：9個月大的兒子還在等著自己接到醫院看病，怎麽辦？ 他撥通交通台的熱線，留下了自己的提議：由他送到距乘客家一半路程的紫林庵，再請別的“綠絲帶”車主接著送往終點。另一位車主很快把電話打進了直播間，表示自己可以來完成這個“接力”。夫婦倆順利到家了。他們給孩子取名“保民”。幾天後，他們才得知了那兩位司機的名字：彭霓、安進。 中山大學社會學係副教授賀利平認為，一個現代的社會是一個高度自治的社會，社會需要政府，但決不會在一切事情上依賴政府。“傳統的應急救助方式，得依靠政府正確的判斷和積極應對。政府有可能在判斷上是滯後的，如果災害來臨，一切都等政府研究分析完畢，遞交報告走完所有的正式程序才啟動救災工作，那麽很可能等到政府采取行動時，已有很多人因災丟掉了性命。” 在西方，一般反應最及時工作最有成效的都不是政府部門，而是各式各樣的民間組織。無論是1995年日本“阪神大地震”、1999年台灣大地震還是2005年美國“卡特裏娜颶風”，災後第一時間趕赴現場，甚至多年後幫助災區重建家園的也是民間力量為主。 而這股力量，來自於中國中產階層的崛起。周曉虹認為，在改革開放30年之際，一部分國民已變得富裕起來了，這部分人是屬於介於社會精英與社會下層的中間階層，在中國，官方話語又稱為“中等收入者群體”。“這些人在富起來的同時，一是形成了強烈的公民意識，二是學會了參與社會事務的能力，他們有意願也有能力去參與公共事務，為穩定社會發展貢獻自身的力量。”周曉虹說。 而地處貴州省會府的貴陽，之所以能發起“綠絲帶”這一中國空前的民間公益活動，在貴州大學管理學院熊竹沅看來，是有著深層次的原因。中國地方的經濟發展，曆來都是跟地理區位與中央政府的政策支持兩個因素息息相關。“從1979年改革開放開始，由於沿海地區具有的地理位置和經濟基礎等有利因素，中央一向都對這些地區給予政策扶持，並在經濟上還給予優厚的資金支持。”熊竹沅說。“而對於一個一不靠海、二不靠江、三不麵臨邊境、四不靠著發達省份的地區，如果你是中央，你會優先照顧誰？” 熊竹沅說，“正因為這樣的特殊省情，因此地方政府在公共領域的投入往往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但這種情況也反向培養了貴州人不會過度依賴政府扶助，所謂‘窮人的孩子早當家’。”“社會學上，有一個大城市匿名性理論，是美國芝加哥學派代表人物羅伯特·帕克提出的。”南京大學教授朱力解釋說，匿名性是指，在大城市一牆之隔卻不知姓甚名誰。市民之間空間距離很近，心理距離很遠。這往往會導致市民把自己封閉起來，像小農那樣“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 可是小城市就不一樣了，朱力認為，相比北京、上海和廣州，貴陽流動人口不多，“越是熟人多的社區，它的民風越淳樸，它的互助性也越強，這在社會學上是做過相關實驗來論證的。”熊教授也稱，貴陽中心城區到四周郊區的距離，一般不超過20公裏，而這20公裏卻是繁榮與落後、富裕與貧瘠共存的“拉美現象”的中國版。 貴陽的中產階層隻要開車半小時到農村或城鄉接合部等地方，就能體會到和他們生活方式天壤之別的貧困狀態，也就是說，他們更了解這裏真正的社會基礎。所以當這些地方的人麵臨災難，生活可能困難到什麽程度，他們一清二楚，這也更加刺激了他們對低層生活的人的同情心和憐憫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