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 今天是傅雷的忌日

傅雷
　　(1908/4/7-1966/9/3)
　　今天是傅雷的忌日。
　　54年前，距老舍投湖的日子隻過去了10天，
　　傅雷和他的妻子朱梅馥也選擇了“自絕於人民”。
　　自盡前，傅雷寫下遺書，將存款贈予保姆周秀娣，
　　作為她失去工作後的生活費，還在一個小信封裏裝入53.50元，
　　寫明是他們夫妻的火葬費。
　　他們還將棉被鋪在地上，以免屍體倒地時發出聲響，驚擾他人。
　　這就是傅雷，一代翻譯大師自此遠離我們而去。
　　神鬼顛倒的大時代，即便如傅雷這般剛烈，也被撞得頭破血流！
　　但傅雷夫婦卻讓我們看到那個特殊年代的最高費的一束光。
　　他一身傲骨，滿身是膽。
　　無論時代有多黑暗，人性有多虛偽狡黠，
　　他的字典裏，從來沒有屈服二字。
　　有話直說，有錯即改，
　　橫衝直撞，百年曆史沉浮，
　　那股真性情的勁，在他之後，不複存在

一批又一批的紅衛兵來了，又走了。刷大字報、抄家、毆打，整整四天三夜。這就是傅雷和妻子朱梅馥最後幾天的日子。
傅雷夫婦自殺之後，僅過了三天，上海音樂學院指揮係主任楊嘉仁教授和夫人程卓如也雙雙自殺。又過了三天，音樂學院鋼琴係主任李翠貞教授也自殺身亡了。負責傅雷寓所這一片的一位戶籍警後來回憶說，他負責的戶口段是從愚園路1032弄到江蘇路的285弄，共有600多戶人家，被抄家的有400多戶，自殺的文化人，幾乎每天都有。
在那個時代，對於有清醒意識的知識分子來說，無論是死，還是不死，都是悲劇。今天我們懷念傅雷，不隻是悼念傅雷一個人的死，也是在紀念上海江蘇路284弄安定坊5號周圍的人事倥傯，紀念當時所有以各種方式死去的和未死去的人們，所有那些身居暗處不見光亮的人們，所有那個時代的風風雨雨。
1966年9月3日淩晨，傅雷默默寫好遺書後，和妻子將天藍色土布床單撕成長條，搓成絞索，掛到落地窗鋼架上。然後在地板上鋪上一床棉被，放上方凳，靜靜地踩上去。
彼時，似乎隻有《約翰·克裏斯朵夫》裏的句子映現在背景中：
天已大明，曙色倉皇飛遁，遠聽宛似海濤奔騰……

 

在上海市長寧區公安局，有一份“死亡”檔案，上麵寫著：

案別：上吊自殺違反治安管理人：
傅雷、朱梅馥受理日期：
1966年9月3日
結案日期：1966年9月12日
承辦單位：長寧分局治安科

 

我們已經無意去追究傅雷夫婦的死亡方式，不管是服毒還是自縊，都影響不了我們對於他們的追思與緬懷。但是在檔案中卻有一個細節，令人久久難以平靜，那就是當時辦案人員對傅雷夫婦的定性是“違反治安管理人”。違反、治安、管理、人，隻這簡單的七個字，幾乎就將彼時風雨如晦的現場砸到了我們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