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的“慰安婦”幸存者：不到十歲就被擄、成獨居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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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知道終有一天自己會消失在那個熟悉的村落，化作一縷青煙。
當年殘害她們的人像科莫多巨蜥一樣等待她們被遺忘，以免她們的正義的聲音被更多懷有良知的人聽見。
這是一段悲傷的曆史，也是一段讓她們難以啟齒的經曆。她們堅強的活著，更多的人臨終前未能聽到屬於她們的歉意。
最近，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分館的工作人員在湖南新確認了3位日軍“慰安婦”製度受害幸存者。她們分別是101歲的方奶奶、95歲的歐奶奶、91歲的沈奶奶。
采訪最後的“慰安婦”幸存者，對每個人的心靈都是一場考驗。期間我們見到了最小的受害者，她是今年86歲的易菊連。“他們不應該到我們這裏來，日本人來了我們心裏不舒服。”她沒有上過學，也不認識字，提起侵華日軍心中隻有一個“恨”字。
還有93歲的彭竹英老人，她在9歲的時候遭遇侵華日軍的細菌彈，造成雙目失明，15歲時被日軍抓獲備受折磨，從此失去生育能力。她在黑暗中度過84年，將自身經曆遞交給聯合國，至今沒有任何回應。
如今，紀錄片《二十二》中拍攝的老人都已去世，目前中國“慰安婦”曆史博物館登記在冊的“慰安婦”隻剩下14人。
長期研究“慰安婦”問題的蘇智良教授說，盡管侵華日軍暴行過去了70多年，但我國的“慰安婦”幸存者還在，日本政府還沒有認罪，所以這段曆史並沒有真正結束。她們經曆那麽多痛苦依然選擇向上生活，這也是我們每個人需要學習的。
提起日本侵略者，心中隻有一個“恨”字
第一次跟易菊連見麵，她正拿著鐮刀在門前房簷下割草，看到外人過來，像個小夥子一樣朝著我們快步走來。
她是在冊“慰安婦”中年齡最小的一個，生於1936年9月11日，今年86歲，現住在湖南平江縣一個小山村。
平時她和小兒子兒媳住在一起。由於家裏隻有兩個房間不夠住，小兒子有空從外麵打工回來的時候，還在用紅磚一點點蓋房。老人的兒媳說，易菊連現在患有支氣管炎、冠心病和便秘、高血壓等，平時在喝中藥。由於走路不礙事，所以至今還沒住院治療，隻是在村裏開了點藥。
她已經很長時間沒有出過村子，除了在房前除草就是到田裏幹點兒農活兒。每天上午、下午還會找時間打個盹兒。
在與易菊連交談時，記者也會時不時聽到易菊連喘息的聲音。她從小沒有讀過書，也不認識字，但很多道理都懂。當記者問她對現在日本人的看法時，她說她表達不出來，隻知道恨。她也不知道通過什麽途徑進行維權，自己很少向村裏人提過。
易菊連之前的經曆，誌願者給我們講述了許多。根據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記錄，1944年初夏時節，日軍最後一次來湖南上沙縣金井鎮掃蕩，已經喪失母親的易菊連拿著一床草席跟著父親一起逃難，在長沙縣王板洞遇到日軍部隊。
當時有幾個日軍手裏拿著槍威脅他們，嘴裏說著“卜囉卜囉”，大概意思是“不許動”，還有“花姑娘不要跑”。父親嚇得不敢作聲，眼睜睜看著易菊連被日本兵抓走。
易菊連當時不到10歲，自己還沒有一床草席高，就被幾個日軍強暴了。者願者不斷向記者比劃，當時易菊連跟現在的床寬差不多，在1.2米左右。後來，日本兵將易菊連帶到一個離家大約10多裏的地方，關在一間房子裏。她記得是一間茅草屋，窗戶不堅固也不高。在那裏每天都有日軍對易菊連施暴，將她折磨得不成人樣。
不知過了多少天，易菊連發現門外的日本兵沒有了動靜，於是就從窗戶跳出來跑回家裏去了。到現在易菊連都還怕日本人，看到電視裏放日本兵就會流淚。
在易菊連床邊，誌願者向紅星新聞描述當時尋找易菊連的經過。他們剛開始在易菊連所在的村子裏尋找另一位“慰安婦”，不過找到的時候被對方否決了。後來村支書告訴誌願者，村裏還有另外一名受害者，名叫易菊連。當誌願者找到易菊連時，感覺她太年輕了，有點不太相信。“易菊連看到我們也有些害怕，她不知道現在是什麽世道，怕找麻煩的來了，戒備心很強。”誌願者說，後來通過女性人員做通工作，她才願意開口向人們講述。
被日本人抓走後，她遭到了非人般的折磨，逃出來時受了些外傷，後麵發現自己患上了很多婦科疾病，吃了很多藥也不見好轉。剛解放時，易菊連第一次嫁人，生了兩個小孩都沒有活下來。丈夫嫌棄她不能生育，沒有離婚就將她趕走了。五年後，舅舅家的女兒把易菊連介紹到平江縣的第二任丈夫家裏，經過調理，生了兩個男孩兩個女孩，都健康長大。
易菊連清晰的記得，當時她剛來到平江縣這個家裏時，當地發生了很大的水患，把村裏的很多房子都淹了。在那個老房子裏住了60多年後，前年易菊連小兒子花了2萬塊錢在附近300米處買了一處房子，他們搬到了那裏。現在他們打算在屋子旁邊再蓋一間房，還會養些雞鴨等家禽。
提到當年日本人時，易菊連說，“他們不應該到我們這裏來，日本人來了我們心裏不舒服，隻知道恨。”
淩英嫂
她獨自一人住在簡陋的土房裏，“當我死了隻麻煩侄女處理下後事”
淩英嫂坐在屋前望著前麵鄉村公路的人來車往。她至今還住在土房裏，那是很大一個廟宇，裏麵由於潮濕長出了很多苔蘚。
在堂屋的大門裏，擺放著十來張竹椅，客人來時可以在這裏隨便歇歇腳。記者和誌願者來到淩英嫂住處時，她正在門前給豆角澆水，她說今年沒有種辣椒，因為不能吃了。門前大概借了五平米菜地，那是她平時勞動的地方。看到人們過來，她總是笑盈盈的。
我們到來時，淩英嫂已經打了一針疫苗，過些天就有人通知打第二針了。前些天有人幫她把菜地挖了一下，往裏麵種了點莧菜。這是湖南當地經常吃的一種應季蔬菜，有時候淩英嫂自己做飯也會掐點菜葉放進去。
誌願者想讓她到外甥女那裏住，淩英嫂不想麻煩別人，說有個侄子也讓她過去，她沒去，因為“他們家裏有一個病人，神經有點兒不正常，我去的話他們家就有兩個了，不能麻煩別人。”
“反正都要死了，不想死在外甥女家。”淩英嫂說現在每天隻吃兩頓飯，想吃的時候吃點兒，不想吃的時候就不吃了。她哪裏也不想去，說自己死了隻麻煩外甥女、侄子幫她辦下後事。
根據誌願者介紹，淩英嫂生於1924年10月，湖南平江人。1939年秋，日軍來到平江，將淩英嫂抓住關進當地的屋子裏。
後來淩英嫂的大嫂也被關了進來，還有一位從外地來避難的婦女也被關進來。屋子裏沒有床，更別提被子，隻能睡地上。她們三人在這間屋子裏受到日軍的淩辱，稍不順從就挨打。
淩英嫂很害怕，不時聽到其他房間的婦女發出淒慘的叫聲，其中有個叫彩大嫂的後來得了精神分裂症。淩英嫂心想，如果不逃走就會被日本人折磨死了。
四天後傍晚時分，淩英嫂和其他兩人趁日軍吃飯疏忽之際，從慰安所衝了出來。日軍發現後，開槍射擊，外鄉人當場死亡，大嫂右手臂被擊中，淩英嫂僥幸逃了出來，在山上躲了很長一段時間才敢回家。
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資助下，現在同村有位女士每天會定時給她送來飯菜，也會順便照看下她的身體狀況。她的外甥女也會經常來看她。
淩英嫂就住在鄉村馬路旁邊，門前是一片綠油油的稻田。她守望著這片土地，堅強而自由的活著。
彭竹英
她在黑暗的世界裏苦等84年，至今沒有等來一聲道歉
她看不見，聽力也不太好，當客人到來時，招呼侄子從冰箱裏給客人拿來了削好的荸薺。
“你們從成都來的？四川有個峨眉山。”彭竹英老人用不太標準的普通話給記者寒暄起來。
我們到彭竹英居住的屋子時，她剛做完午飯，在洗盤子。然後摸索著把煤爐搬到屋外，用一根特製的鐵棍將裏麵用完的煤球撿出來。
她的世界是安靜的，但能夠感受到外界變化的存在。每天通過收音機，她知道國內正在防控新冠病毒，而俄羅斯和烏克蘭正因為地區安全威脅爆發局部戰爭。
早上起來，彭竹英會把被子疊的整整齊齊，然後7點多鍾侄子會從十多公裏外的家裏帶來早餐，順便給彭竹英老人測量血壓。她有一個翻蓋手機，隻能接聽電話。在床頭還放著一個鬧鍾，用來按時提醒起床和休息。有時她也會根據收音機裏的報時，到了晚上10點準時睡覺。
“彭竹英老人9歲之前見過河裏的荷花和天上的星星。”彭梓芳告訴記者，彭竹英遭遇細菌病毒後，就再也沒有看到其他事物了。“她沒指望日本人道歉。”
1929年，彭竹英生在湖南嶽陽，1938年，當她9歲的時候，日軍在嶽陽投下細菌彈，彭竹英與母親雙雙受到感染，彭竹英持續發燒，從此雙目失明，母親也因感染於同年去世。1944年5月，日軍來到村子裏將百姓的雞、豬及其他值錢的東西全部搶走，彭竹英在家門口被帶走，當時她奮力反抗，被日軍用槍托砸斷了兩根腳趾，後來遭遇了非人的折磨。
大約一個月後，日軍從據點撤退，附近百姓發現了彭竹英，並將她帶回家。
“當時她也很害怕，自己走的話看不見路就掉到山溝裏了。”彭梓芳說，彭竹英也是日本細菌戰的受害者，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選擇彭竹英來維權，相關視頻和文字資料遞交給了聯合國，但至今沒有回應。
彭竹英後來有一段婚姻，1972年與大自己12歲的喪偶男子結婚，但她一直沒有把這段慘痛的經曆告訴丈夫。如今，彭竹英的丈夫已經去世十餘年，她才願意將自己的經曆告訴世人。
在彭梓芳自建的陳列館裏，保留著彭竹英之前使用過的捅蜂窩煤的用具。此外，最顯眼的還是彭竹英從上海誌願者那裏寄過來的日本軍刀。
他從木架上取下軍刀給記者展示，刀柄上還刻有鐵匠的名字和年代。
“為什麽用刀？因為用槍還要浪費一顆子彈。”彭梓芳介紹，彭竹英在慰安所被踢出來之後還被日本兵用軍刀捅了一下，造成失去生育能力。而他保存的日本軍刀就是侵華戰爭的佐證。
“我們就是希望日本政府能夠給我們道歉。”彭梓芳說，他們是否賠償問題都不大。
左起：方奶奶、歐奶奶、沈奶奶（根據家屬意願，暫不公開老人詳細個人信息）。圖片來自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公眾號。
有她們在，這段曆史就沒有結束，我們應該追究日軍罪行
最近，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分館——南京利濟巷慰安所舊址陳列館工作人員在湖南新確認3位日軍“慰安婦”製度受害幸存者。她們分別是101歲的方奶奶、95歲的歐奶奶、91歲的沈奶奶。
其中101歲的方奶奶是湖南平江縣人，在她18歲那年，剛生完孩子，還在月子裏，就被侵華日軍強擄走，淪為“慰安婦”。她還記得當時的情景：公公不讓日軍把她帶走，日軍就用刺刀殘忍地將方奶奶的小叔子刺死。日軍殺了她家的豬，吃了飯，還搶了一些其他物資，然後將她抓走了，直到8天後，她才回到家裏。而此時，繈褓裏的孩子因為沒有奶吃已經餓死了。
而95歲的歐奶奶從小因中耳炎未能及時得到醫治，導致終身耳聾，日本兵來了，她因為聽不見，沒能及時逃走。她的哥哥得知妹妹被抓走後，去縣城參加了抗日遊擊隊，參加了4年抗戰，直到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才回家。而歐奶奶從慰安所回來後，也失去了生育能力，從丈夫的哥哥家過繼了一個兒子撫養長大。歐奶奶的侄媳婦說，歐奶奶從不與周圍人主動訴說自己的遭遇，“她活在自己的世界裏，耳朵聽不見，也不認識字，隻偶爾看花鼓戲。”
91歲的沈奶奶從小聾啞，當時日本兵來到村裏，她牽著牛逃跑，遭遇日本兵時，對方向她索要牛，她聽不見也無法開口說話。結果遭到日本兵上來就是兩個耳光，將她和牛一起帶走。
據統計，目前中國大陸登記在冊在世的，日軍“慰安婦”製度受害幸存者已不足20人。
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副研究館員劉廣建向紅星新聞介紹，確認的受害者都是先委托當地誌願者進行摸排、篩選，有了大致目標後，紀念館工作人員再過去確認，然後按照紀念館標準進行慰問。確認程序基本包括老人自述、別人旁證和查閱當地文史資料。
湖南嶽陽當地誌願者陳先生向記者表示，尋找“慰安婦”做口錄，首先是為了還原曆史，其次從她們個人角度來說，紀念館和其他機構也可以在精神和物質上幫助她們，讓她們在心靈上有所慰藉。“我們把她們的心結打開了，之後再遇到她們，她們也是很高興的，不會像之前那樣畏懼和猜忌。”
中國“慰安婦”曆史博物館館長蘇智良教授從事“慰安婦”研究近30年，後來與太太、自己的幾十名學生在全國組成調查員，把這段慘痛的曆史慢慢揭開。
“我們前後大概找到300多位幸存者，比較多的是山西、海南、湖南、湖北這四個省份。”蘇智良教授說，從2000年開始，“慰安婦”博物館每年都會給找到的受害者進行援助，剛開始是海外和內地好心人的捐款，2018年，電影《二十二》票房總計8786749.35元的各項收益用於“慰安婦”援助和研究工作。近些年，“紀錄電影二十二”淘寶店發售的電影周邊產品（“少女像”紀念章、帆布包）所得也被捐助“慰安婦”項目用於老人生活和學者研究。
如今，《二十二》中拍攝的老人都已去世，目前中國“慰安婦”曆史博物館登記在冊的“慰安婦”隻剩下14人。
我們今天為什麽關注“慰安婦”？蘇智良教授說，盡管這場戰爭過去了70多年，但是最後的幸存者還在，而且由於日本政府的不認罪，所以這段曆史事實上還沒有真正成為曆史。它還是一個放在中日兩國麵前的曆史遺留問題。
“我們的民眾比較善良，但在這個問題上，我覺得我們應該追究日本的戰爭罪行。”蘇智良告訴紅星新聞記者，我們不能忘記這段慘痛的曆史，而且要珍視、反思，避免類似的悲劇重演。
今天的我們處在和平年代，但外部環境並不樂觀。“她們都很自律、自強，從這麽苦難的曆史走出來，生活依然向上，這也是我們需要學習的。”蘇智良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