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曉波（1968年9月9日－），生於浙江寧波[1]。畢業於複旦大學新聞係。財經作家，哈佛大學訪問學者，“藍獅子”財經圖書出版人。常年從事公司研究。
曆史的目的就是把時間收集到一起，從而所有的人都在對時間的同一探求和征服中成為兄弟和夥伴。
——奧西普·曼德爾施塔姆
文/吳曉波（微信公眾號：吳曉波頻道）
“對於過往的十年，如果用一個詞來形容，您的答案是什麽？”
2017年4月，在杭州舉辦的一場“互聯網 +”峰會上，我與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同席，向他請教了這個問題。此時，我已經開始著手這部作品的調研寫作，與十年前的《激蕩三十年》不同的是，我一直找不到一個準確的詞來定義剛剛逝去的這段曆史，它變得更加的多元、複雜和令人難以言表。
周其仁，這位曾在東北長白山當過八年狩獵人的學者是中國經濟最傑出的觀察家之一，他總是能用簡潔的表述把深刻的真相揭示出來，好像用一粒鉛彈擊穿遮蔽森林的迷霧。
他略沉思了一下，然後回答了我。果然，他隻用了四個字——“水大魚大”。
的確是水大魚大。
在這十年裏，中國的經濟總量增長了2.5倍，一躍超過日本，居於世界第二，人民幣的規模總量增長了3倍，外匯儲備增加了1.5倍，汽車銷量增長了3倍，電子商務在社會零售總額中的占比增長了13倍，網民數量增長了2.5倍，高鐵裏程數增長了183倍，城市化率提高了12個百分點，中國的摩天大樓數量占到了全球總數的七成，中產階層人口數量達到2億，每年出境旅遊人口增加了2.7倍，中國的消費者每年買走全球70%的奢侈品，而他們的平均年齡隻有39歲。
急速擴容的經濟規模和不斷升級的消費能力，如同恣意泛濫的大水，它在焦慮地尋找疆域的邊界，而被猛烈衝擊的部分，則同樣焦慮地承受著衍變的壓力和不適。它既體現在國內各社會階層之間的衝突、各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與妥協上，也體現在中國與美國、日本、歐盟，以及周遭鄰國之間的政治及經濟關係上。
如同塞繆爾·亨廷頓所揭示的那樣，一個大國的崛起，意味著新的利益調整周期的開始。這是一個漫長而充滿著不確定性的調適周期，迄今，身處其間的各方仍未找到最合適的相處之道。
大水之中，必有大魚。
在這十年裏，中國公司的體量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財富》世界500強（2017）的名單中，中國公司的數量從35家增加到了115家，其中，有4家進入了前十大的行列；在互聯網及電子消費類公司中，騰訊和阿裏巴巴的市值分別增加了15倍和70倍，闖進全球前十大市值公司之列；在智能手機領域，有4家中國公司進入前六強；而在傳統的冰箱、空調和電視機市場上，中國公司的產能均為全球第一；在排名前十大的全球房地產公司中，中國公司占到了7家。全球資產規模最大的前四大銀行都是中國的。
也是在這十年裏，中國公司展開了激進的跨國並購，它們買下了歐洲最大的機器人公司、曼哈頓最豪華的五星級酒店、好萊塢的連鎖影院、比利時的保險公司和日本的電器企業，還在世界各個重要的樞紐地帶擁有了起碼30個港口和集裝箱碼頭。
在剛剛過去的十年裏，世界乃至中國的商業投資界發生了基礎設施級別的巨變，如巴菲特所言，“今天的投資者不是從昨天的增長中獲利的”。幾乎所有的產業迭代都非“舊土重建”，而是“新地遷移”。以互聯網為基礎性平台的生態被視為新的世界，它以更高的效率和新的消費者互動關係，重構了商業的基本邏輯。
在十年時間裏，中國人的信息獲取、社交、購物、日常服務以及金融支付等方式，都發生了令人難以置信的改變。甚至在文化趣味上，中國式的自信也正在複蘇，國學和“中國風”重新複活。人們回顧更值得讚美的過去，並呼喚它的內在精神回歸。
很多人覺得“天”變得比想象得快，舊有的人文環境和商業運營模式正在迅速式微，人們所依賴的舊世界在塌陷，而新的世界露出了它鋒利的牙齒，我們要麽被它吞噬，要麽騎到它的背上。
大魚的出現，造成了大水的激蕩，並在魚群之間形成了新的競合格局，它同樣是讓人不安的。
有人在警告新的壟斷出現，有人提出了新的“中國威脅論”，也有人在驚羨大魚肥美的同時，小心翼翼地預測它的虛胖和死亡。甚至連大魚自己，也對陡然發育的體量無法適應。巨型央企的出現引發了新的爭議，大型互聯網公司以及與之攜行的萬億級風險投資集團對產業經濟和公共社會的滲透和控製，造成了新的驚恐和反彈。
這就是我們在過去十年看到的景象，它既波瀾壯闊又混沌失控，充滿了希望又令人疑惑。大水對速度的渴望以及恐懼，大水與其他大水之間的博弈，大水與大魚之間的適應，以及大魚與其他大魚、小魚之間的衝撞，構成了一幅難以理性靜察的壯觀景象。
在2008年到來之前，全球化的浪潮已經高漲了整整六十年，人類學習著用和平競爭的方式推動物質文明的進步。
1945年才發明的計算機用一代人的時間完成了信息世界的建設，互聯網不但改變了資訊流動的方式，更推動了新的公司範式和財富積累運動。
但是，在2008年之後的十年間，全球經濟出現了兩個新的特征：
其一，互聯網經濟的技術變革周期結束，阿爾文·托夫勒所定義的“第三次浪潮”謝幕，“殺龍青年”長出龍鱗，成為新的巨龍統治者。信息化革命的推動力日漸式微，而新的產業變革仍在黎明前的暗黑通道之中，全球經濟出現了以通貨緊縮為共同特點的產業“空窗期”。
其二，由美國次貸危機轉化而成的全球金融危機改變了潮汐的走向，“反全球化”成為新的趨勢。國際貿易的增長在這一階段幾乎陷於停滯，各國相繼通過貨幣競賽和貿易保護主義來維持自己的利益，由此，“黑天鵝”頻飛，民粹主義再度流行，2016年的英國脫歐和特朗普當選更是讓新保守主義甚囂塵上。
世界發生新的動蕩和對峙，在這一時期，作為全球化的最大獲益國，中國的處境不無尷尬。
開始於2008年的外貿下滑，在濺起一片驚呼的同時，也被動地推進了國內的基建投資和產業轉型，宏觀經濟的增速從9%陡降到6%~7%的“新常態”。與此同時，人民幣與美元之間的幣值競賽充滿了火藥味，中央政府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引發了種種新猜想。對中國的依賴與遏製，構成了一種充滿矛盾的並生現象。
隨著特朗普的當選，華盛頓宣布“回到美國”，中國似乎成了唯一一個仍然在全力推動全球化的超級大國。無論是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2010年的上海世界博覽會，還是2014年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以及2016年在杭州舉辦的G20峰會，都是一些標誌性的重大事件，它們代表了中國的一貫立場和姿態。
不過，有一些時刻，中國是孤獨的。
“是世界更需要中國，還是中國更需要世界？”這是一個無解卻又時常被提及的問題，在這一糾結的背後，體現出了西方世界及周遭各國對中國崛起的複雜心態。
在這十年裏，中國經濟總量超越了日本，製造業規模超過了美國，汽車產銷量在2009年的趕超更是在底特律引起了巨大的心理震撼。中國成了互聯網普及度最高的國家，每一個到中國旅遊的歐洲人都對4G網速羨慕不已。幾乎把巴黎老佛爺店擠爆的中國遊客讓法國人又愛又恨，甚至連中國大媽們對黃金的熱愛，都構成了期貨市場的一個非常規性指標。
在曆時四十年的中國改革史上，我們發現，所有的重大變革主要是由兩個因素造成的：
其一，是製度的創新與勇氣。如20世紀70年代末的農村改革、90年代末的外向型經濟和城市化運動，以及數十年間一直處於徘徊探索中的國有企業改革和金融改革，都展現出中國式製度創新的獨特性和複雜性。
其二，是技術帶來的破壁效應。它繞過了既有的政策和管製壁壘，從而在一個貌似固化的產業裏別開生麵，譬如微博、微信對公共輿論和思想市場的促進，以及電子商務對製造、流通和金融業的再造。這兩種因素中，前者是可逆的，後者則絕不可逆。在某些領域，它們同時發揮作用，例如在金融領域中，既發生了互聯網金融、移動支付和大數據革命對傳統銀行及證券產業的顛覆，同時，政府也打開了民資進入銀行業的準入門檻，出現了共和國曆史上的第一批民營銀行。
速度可以掩蓋很多的矛盾，其中有一部分，可以通過發展的方式衝決過去，可是也有相當的一部分——尤其是製度建構層麵的，卻始終無法繞將過去，你不得不勇敢直麵。
在這一漸進式的中國變革之路上，我們看到了一係列的戰略性矛盾，它們有的從改革開放第一天起便已存在，有的則是近十年來出現的新景象。
?經濟增長方式的彷徨：在2008年的全球經濟危機中，中國快速推出四萬億元振興計劃，在各國經濟體中率先衝出衰退的低穀，而同時也固化了靠投資來振興經濟的路徑依賴，它在日後引起極大的爭議。在這十年裏，產業轉型升級的壓力一直難以紓解。
?政府之手與市場之手的博弈：中央集權製的治理模式是最富中國特色的製度架構，幾乎所有關於市場化的爭論均與此有關，清華大學錢穎一教授曾經一言以蔽之曰，四十年中國改革無非兩個主題：開放與放開。在2013年召開的中共第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新一屆領導人提出“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不過，其進程及成效卻比想象中的要艱難得多。在2017年底的中共十九大上，決策者再次表達了市場化改革的決心。
?製造能力與消費升級之間的衝突：中國的製造產業長期依賴於成本優勢，並形成了“價廉物美”的固有模式。近十年間，中產階層的消費能力井噴是一個讓人措手不及的景象，它對供給側造成了巨大的錯配性壓迫，轉型升級的效率和代價決定了中國產業變革的未來。
?中國崛起與世界經濟新秩序的調適：在過去的十年裏，中國改變了堅持三十年的“韜光養晦”戰略，表現出參與國際事務的極大熱情。特別是“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向世界展示了中國在經濟能力輸出上的雄心。而與此同時出現的是，反全球化的趨勢以及列國對中國資本的羨慕與恐懼。
一個國家的成長高度，當然不是由摩天大樓決定的，它取決於全體國民的現代性。與高樓、高鐵和奢侈品相比，中國近十年的變化，更多地體現在階層豐富化和價值觀的衍變上。
出生於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的中國人，無疑是過往四十年改革開放最大的獲益族群，他們經曆了野蠻生長的財富大爆炸，當今中國的幾乎所有商業場景和價值觀模型，都來自他們的創造。相映成趣的是，他們的子弟是另外一類“中國人”。
受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中國的“80後”一代比“70後”少了500萬人，“90後”比“80後”少了3100萬人，“00後”又比“90後”少了4100萬。作為特殊時代的出生者，“80後”和“90後”既是獨生子女的一代，更是第一批中產階層家庭的子弟和在少年時期就上網的互聯網原住民。
在本書所描述的十年中，正是“80後”和“90後”進入職場和開始創業，並試圖主導公共社會的微妙時期，代際衝突比人們想象的更富戲劇性和突變性。
不過，與此同時，那些上半場的英雄們並不甘心退出舞台。在很多人看來，柳傳誌、張瑞敏們都已是舊世界裏的經典物種，甚至正是因為過往的巨大成功和聲望，讓他們的形象被徹底“石化”，他們變得不再“性感”，進而成為被革命的對象。但你即將看到的事實是，他們成了勇氣可嘉的“自我革命者”。在變革的中國，年輕態一直是一個與年齡無關的概念。
在過去的十年裏，深圳市的平均房價從1.3萬元/平方米暴漲到6萬元/平方米，北京金融街的寫字樓租金超過了曼哈頓。在整個大中華地區，10億美元富豪人數為692人，超過美國的552人。站在上海黃浦江的外灘邊，眺望兩岸的摩天大樓和璀璨燈光，你會發現，這裏是當今世界最繁華和喧囂的流動盛宴。
同時，這個國家也正在被“折疊”。一部名為《北京折疊》的科幻小說獲得2016年度雨果獎，在三個不同的空間裏，分門別類住著不同的人：第三空間是底層藍領，第二空間是中產白領，第一空間則是掌握權力和財富的金領階層。這是典型的反烏托邦設定，在可以折疊的空間裏，階層的鴻溝越來越寬，最終人們在物理的意義上完全隔離。
對財富的焦慮和階層固化的恐懼，使得物質追求成為當代最顯赫的“道德指數”。中國每天有一萬家新的創業公司誕生，它們中的90%會在18個月裏失敗。在淘寶平台上，活躍著600萬名大大小小的賣家，它們不分晝夜地叫賣著自己的商品。在政府的鼓勵之下，全國各地出現了8000多家創業孵化器。在每一個星巴克咖啡店裏，每天都有人開著電腦，熱烈地討論一個又一個稚嫩卻野心勃勃的計劃書。
這一近乎瘋狂的創富運動，在人類近現代史上並非僅見。早在一百多年前，美國詩人沃爾特·惠特曼曾用矛盾重重的心態寫道：“我明確意識到，美國普遍存在的極端商業活力，近乎瘋狂的求富欲望，正是美國社會改善和進步的組成部分。”
而在1975年，哈維爾在一封寫給總統胡薩克的信中說：“在人們高漲的、從未有過的消費熱情背後，是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屈從和冷漠，越來越多的人變得什麽都不相信，除了已經到手和即將到手的個人利益。”
這個時代的兩麵性，惠特曼和哈維爾各自說對了一半。
也許你讀過《激蕩三十年》，在那部完成於十年前的作品中，我用頗為激越的文字描述了一段野蠻生長史。在那些歲月，一切秩序都是進步的枷鎖，對現狀的背叛充滿了樂觀主義的自信，即便是失敗者也仍然那麽迷人。那是一段從0到1的創世紀，你若參與，即是榮幸。
然而，在這一部即將展開的新十年裏，你會看到一段迥然不同的曆史。
希臘神話般的“諸神誕生”不再出現，遍地英雄皆凡人，商業回歸到世俗的本意，體製突破的戲劇性下降，模式創新、資本驅動和法治規範成為商業運營的主軸。在某種意義上，感性突變的“藝術時代”結束了，諸神黃昏，理性的“科學時代”降臨。
今日中國變得更加的壯觀，卻也更加撲朔迷離。“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每一個人都在問，這部分人中包括我在內嗎？“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因“抓老鼠”而造成的環境破壞和倫理淪喪已經傷害了很多人的利益和身體，發展的代價成為新的社會命題，人們必須在個人自由與公共秩序之間做出選擇。“摸著石頭過河”——改革早已進入深水區，底不可及，無石可摸。
換而言之，我們進入了一個失去共識的年代，或者說，舊的共識已經瓦解，而新的共識未曾達成。
作為第一位出訪新中國的美國外交官基辛格——他曾經52次到訪這個東方國家，對中國有一種類似百年前的赫德式的態度。曾擔任晚清海關總稅務司近50年之久的英國人赫德，在去世前的信函中寫道：“中國人是很善良的，心胸寬大，能很好地一起共事，不要催促他們，但是要一步一步地來，你就會覺得很容易，目標最終可以達到。”在2011年出版的《論中國》裏，基辛格引用了唐代詩人李白的詩句：“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
這也正是我創作本書時的心境寫照。
在過去的十年裏，我三遷居所，由一個人車混雜的小區搬進了有中央園林庭院的“高檔住宅區”，我的工作也發生了諸多戲劇性的改變，從一個純粹意義上的財經作家，成了自媒體創業者，甚至是一些人口中的“知識網紅”。不過，我一直在寫作，我的窗下一直流淌著那條京杭大運河，兩岸風景日新月異，那床河水卻由隋唐緩緩而來，千年不動聲色。我有時候在想，當一代人在用自己的方式創造和記錄曆史的時候，曆史本身也許有它的思考和評價邏輯。就如同這條大運河，它的曆史性和當代性在不同的空間和語境中，一定會呈現出不一樣的解讀。
“任何一個當代人欲寫作20世紀曆史，都與他處理曆史上其他任何時期不同，不為別的，單單就因為我們身處其中……我以一個當代人的身份，而非學者角色，聚積了個人對世事的觀感和偏見。 ”當霍布斯鮑姆以77歲的高齡創作《極端的年代：1914—1991》時，他的筆端充滿了遲疑，過於近距離的觀察和判斷，無疑讓他心生畏懼。
你即將展開閱讀的本書，也許正是一次魯莽的冒險。它的價值在於你我的親身參與和對之的全部好奇。“文字有一個極大的好處，它是水平和無限的，它永遠不會到達某個地方，但是有時候，會經過朋友們的心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