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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嫣》讀後感轉載

(2007-11-04 01:41:10) 下一個

A:萬分感謝你向我推薦的如焉。我現在看到衛老師與女兒及外孫女相見那一段了。目前能形容出來的就隻有一個感覺:震撼!由衷地對作者生出敬意。小說中一再借用如嫣的觀點來強調細節與真實的關係(看來很有可能是寫實呢),又借青馬這些組員的討論證明中國不是沒有思想家(我一度也同意中國已經很久很久沒有出現過思想家了)。但是基於現狀,真正的思想家卻隻能存在於民間,許多深刻睿智的觀點也隻能通過小說的方式來表達。中華民族何時才能擺脫這種深深的無奈啊。
算了,還沒看完。先不發牢騷了。

從給衛老師過80大壽起,一直震撼到看完。可悲的是一個這麽深刻嚴肅的題材竟然要打著“寡居少婦的寂寞”的名義才得以出版,當內容被看出本不是以寫茹嫣為目的時,就成了禁書。仍然還是說明著百無一用是書生啊! 我托了國內的朋友幫我買兩本刪節最少的《江南》2006年第一期,準備送你一本。這書絕對值得珍藏,但若因為禁書在國內沒法買到,就沒辦法了。我準備把胡發雲其他的書,《老海失蹤》《駝子要當紅軍》《思想最後的飛躍》和《死於合唱》等都找來看一看。謝謝你---為你給我送來這麽珍貴的精神食糧緊緊擁抱你。

B:在這部小說裏我卻看到了它是怎樣地使人們得以獲得新的知識、傳播交流信息和思想,同時也發現了在網絡這個所謂的虛擬世界裏,竟也和現實的人世間一樣,有時充滿溫情,也有著突然“變臉”後的險惡和刀光劍影,

就像如嫣一樣,常常有種突如其來的虛無感,無端的就消沉了,覺得人生無常,意義何在?心境中那種深藏的悲涼,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源於此。

思想的執著與守望的堅韌——讀長篇小說《如焉@sars.come》
作者:劉安海
從題目《如焉@sars.come》可以看出這是一部與那個春天曾經肆虐至極的“sars”、與越來越普及的網絡有著密切關係的長篇小說。在作品中,“sars”不過是一個出乎意料的突發事件,作者借它將各色人等都集中於突然發生那個事件的特殊時期,讓人們嚴肅而認真地思考:為什麽普通的醫療事件在中國卻居然演變成了一個神秘而又敏感的社會性事件,並由此深入地反思中國曆史上曾經發生過的幾個典型的社會事件,作品在這裏已經清晰地顯露出以思想見長的端倪。

網絡是由作品的主人公茹嫣在兒子去外國讀書前留下的一台電腦建立起來的。茹嫣借助網絡打通了與外麵世界的聯係,作者則借助茹嫣和茹嫣所建立的網絡聯係構建了他的小說世界,更借助這些表達了他對曆史的深刻回顧、對現實的直麵審視和對人的生存處境、生活狀態和社會終極走向的深情關注和思考,特別是表達了他對當前思想界文化界知識界的知識分子、大學教授、社會科學工作者的現實立場與當下思想的入木三分的解剖與拷問。從這個意義上看,與其說作者是在虛擬他的小說,毋寧說是在借小說這種藝術形式宣達他的思想他的見解,以及他所意識到的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良知和社會責任,我們在這裏似乎聽到了作品中由思想的血脈所匯聚成的汩汩的流淌之聲。如果說這部小說在藝術形象的塑造上還有著可以進一步豐富拓展的餘地的話,那麽它的思想的鋒芒則相當敏感相當尖銳相當鋒利,而且應該說它的思想的鋒芒是通過它的獨特鮮明的藝術形象逐一顯現在讀者眼前的。這在當前文學藝術作品普遍存在的思想貧血症非常嚴重的情況下實在既是難能可貴又是特別值得倡導的。

小說主要寫寡居多年的茹嫣(網名如焉)在兒子出國留學之後通過網絡認識了民間思想者達摩,並由此走近了原青年馬克思主義小組的一些成員以及他們的精神導師衛立文。與此同時,她經同事、高幹子女江曉力的介紹,與副市長梁晉生相識,並演繹出了一段最終雖然流產卻仍不失為動人的愛情故事。當“sars”悄然肆虐的時候,各方麵的矛盾日益凸現,茹嫣披露“sars”真相的文章在網上的公布和流傳給梁晉生的處境和仕途帶來了相當的威脅,原來眼看得不到梁晉生並將其介紹給茹嫣而現在終於看到了希望的江曉力借助這樣一個時機既曉之以理又動自以情,更是添遊加醋地搬弄是非,把個茹嫣說得一無是處,斷然地拆散了他們,並為梁晉生“變被動為主動”積極出謀劃策,最後梁晉生與茹嫣不聲不響地分手,選擇了前此他並不愛的江曉力。在這裏,作者幾乎是不動聲色、一箭雙雕地使江曉力險惡的人性以及梁晉生把升遷作為權衡一切的出發點的官位思想暴露無遺,前者為了自己而不惜出爾反爾奪去朋友的愛情,後者為了自己的地位和利益而不惜用真愛去保自己的烏紗帽。當這一切成為事實時,茹嫣和衛立文的夫人趙姨說及此事,趙姨說“一個人想追尋普世的價值,追尋終極意義。另一個人,怕是脫不了現世的功名。”為茹嫣給了一個最恰當的評價,由此我們心中也生出了對茹嫣的深深的敬意。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敘述這些故事過程中把過去發生的胡風案、文革、三年困難時期的曆史往事以及現在發生的“sars”有機地穿插其中,這樣就把曆史和現實連接起來了,使一個看似偶然的傳染病事件有了前因後果的必然關聯,作品以一貫之的思考和追問在縱橫兩個方向上越來越透徹地展開。

同現實生活中的人們一樣,作品中當年那些青年馬克思主義者這些年來隨著社會的轉型,他們或者改弦更張放棄了原來的追求,或者審時度勢變得畏首畏尾裹足不前,有的滿足於名望地位香車美女豪宅,有的無所事事飽食終日,對什麽都毫不關心,真正堅持原來的追求和探索的如鳳毛麟角,前後的變化形若霄壤。因此,他們現在相見,開始的話題是工作事業、老婆孩子、住房收入、飲食身體等“形而下”的內容,接下來的話題就是時尚的懷舊感歎,再繼續的話題則是男人們都喜歡聊的時政,從中美說到台海,從中東說到西亞,從南聯盟說到北朝鮮,又說到國內的經濟狀況,吏治腐敗,貧富衝突……接下來話不投機,於是喝酒喝酒,抽煙抽煙,黃段子、黑段子上場,笑浪一波接一波。當年的思想探討、信仰求索、精神追求,甚至憤世疾俗也飄渺得如煙消雲散一般。

然而,人類社會向來就不乏孜孜追求者、默默守望者。作品以簡練的筆墨塑造了達摩這樣一個特殊的人物。這個達摩早在青年時期就是稟賦最高的,文采也好,以致有人預計將來最有造就的非達摩莫屬了。事實上,也正是這樣,他現在在一些思想文化網站上是一個很犀利的網文高手,西方宗教、明清野史、文革、抗戰、時政、經濟、文學、影視……總而言之,政經文史哲什麽都來,涉獵的範圍很廣,人們據此猜測他是哪個大學的教授,或哪個研究機構的學者,有的還說他在海外,有的則言之鑿鑿地說他是誰誰誰,實際上他什麽都不是,隻是一個電器修理工。小說有一段描寫他到茹嫣家修理電器的情景:

達摩幹活很癡迷的樣子,不說話,不旁觀,不喝茶,不抽煙,如入無人之境。甚至手邊的工具都不待看的,一伸手便準確輕巧地抓住,用完又準確輕巧地放回原處。拆卸起來,如庖丁解牛,螺釘,墊圈,細碎零件,一樣樣從他手裏落下又一樣樣擺放齊整。裝配時,猶如老兵裝槍,那些個零零碎碎自己往上吸去,看那有板有眼的韻律,幾乎是不用眼也不用腦子。那粗糙短拙的手指就在零件、工具和器物之間翻飛,像十個默契又優美的小精靈在舞蹈。一個多小時,電飯煲,遙控器,吸塵器,耳機,冰箱……就全部修好。然後又輕巧利索地壘起兩層椅子,將櫥櫃門修好。一切停當後,順手就將一應工具家雜收拾得幹幹淨淨,還原成剛剛來時的那一隻帆布袋。

茹嫣第一次看人如此美麗地勞動,幾乎讓人陶醉。

茹嫣讚美說,沒想到,幹活會這樣好看。

一方麵,這些都不是閑筆,作者借此表明達摩是一個淡泊名利、遠離喧囂、不事張揚的人,是一個物質財富貧乏精神財富則非常富有的人,是一個總在思考的人,是一個執著於靈魂與精神持守的人,是一個閃耀著理想之光的人,是一個讓人看到希望的人。另一方麵,這裏明顯地存在著一種對比,一種反差,這麽一個有才華有思想有見解的人終究隻生活在社會的邊緣,而那些才華早已用盡、思想蒼白、見解滯後、安於現狀、隻知阿諛趨奉的人卻占據著學術研究的茅坑,多年來並不“拉屎”,即使拉屎也是不肥“民間的田地”,而一味地討好巴結某些權勢者。

作品中另一個寄予作家理想的人物是當年青年馬克思主義小組的精神導師衛立文。這衛立文十七歲就發表文章,到過延安,再南下,當過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以後被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反動骨幹分子”,飽受政治磨難,曾經牢獄之苦,文革中更是身受其害,到了清汙,反自由化,他再次成為“異端”。然而,他“雖九死其猶未悔”,已是八十歲的高齡,仍沒有停止對現實的關注和對社會問題的思考,一個髦耋老人竟“又石破天驚地成為一位思想文化界充滿活力的鬥士”。他社會閱曆豐富,看問題敏銳犀利,並作出鞭辟入裏的分析,他一方麵看到現在社會的進步,另一方麵又清楚地知道“這種進步遠遠不夠,要是我們自己都滿足了,他們就更不會進步了。他多次對達摩等人說:年輕人,特別是年輕的知識分子,理想主義熱情燒完了,緊接著而來的,就是市儈主義犬儒主義。利益的誘惑,對於年輕人來說,更加不可抵擋。當精神的滿足、道德的滿足已不可得的時候,物質的滿足、權利的滿足,就是最好的代用品。衛立文是時代的一麵鏡子,也是我們的一麵鏡子。

讀這部小說你不能不進行自省和反思,不能不重新思考一個人的精神和靈魂,不能不為已經漂泊了很久的精神魂靈重新找到應有的歸宿,即使是在精神家園裏失舵了迷航了甚至是經不住風雨而一度觸礁了,現在也得重新回來,因為這裏才有精神的棲息地理想的棲息地人類的棲息地。小說以藝術的形式告訴我們,經濟應該發展,科學技術應該進步,人的生活水平應該提高,但我們的社會我們的人類應該有對理想的執著,有對真理的堅持不懈的探索,我們任何時候都不能背叛信仰,不能背叛崇高和聖潔,我們應該是一個有思想的人。做人是這樣,文學創作也是這樣,所有的人文研究和科學研究都應該是這樣,思想的執著與守望的堅忍是永遠都需要的。

《如焉@sars.come》,胡發雲著,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

 

《如焉》洗刷當代中國小說的恥辱
作者不詳
在我曾經求學的那座城市,既有池莉那樣暢銷的通俗作家,也有方方那樣我更偏愛的以思想取勝的作家。胡發雲和方方都屬於我在鄉土本位情結下炫耀展示時願意列舉的“武漢作家”,在我的大學階段,我所在學校的中文係主任就不遺餘力地向我推薦胡發雲的《老海失蹤》和《死於合唱》等作品,大意是說這是一位被遮蔽的武漢籍“非著名作家”。 “她一直沒有離開我,靜靜躺在臥室那個高貴典雅的黑陶瓶中”。

胡發雲就住在我所在的大學的對麵,近在咫尺,但機緣卻並沒有讓我去拜訪一下他。幾年後的這個秋天,在去一座海濱城市的航班上,我開始捧讀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推出的胡發雲新作《如焉@sars.come》。不到一個小時的時間裏,就讀了50多頁,在我的蝸牛速度閱讀史上還是比較罕見的。書的扉頁是一幀胡發雲雙手托著下頜的照片,左邊大約是一瓶蘭花,右邊是一個黑陶瓶。看了書的後記,才知道那個黑陶瓶存著他已逝的妻子李虹的骨灰,“2006年12月2日,是李虹兩周年忌日。她一直沒有離開我,靜靜躺在臥室那個高貴典雅的黑陶瓶中。”我害怕自己讀著這樣傷感的回憶會忍不住流淚,那樣會讓周圍的乘客感到莫名其妙。

在2001年春查出妻子患了胃癌後,胡發雲覺得“從此,這世上的一切,對我來說都不重要。”這樣深沉的愛戀,足以讓我對胡發雲心生敬意,我產生了迅速電話他的衝動。後來,發現他的電子郵箱的用戶名也是他自己和妻子兩個人名字首字母的合寫。至此,就可以順理成章地理解作者的題首語了,“獻給先我而去的李虹”,平靜中蘊含著生死相依的眷戀。

一個執著的丈夫,就足以讓我手不釋卷地捧讀《如焉》。它講述了寡居的中年女性茹嫣在兒子楊延平去法國留學後,開始接觸網絡(取網名“如焉”),並由此結識了民間思想者達摩,走近原“青馬”(成立於“文革”期間的一個思想團體)的一些成員和他們的精神導師衛立文。茹嫣在同事江曉力介紹下與副市長梁晉生相識相愛,可是SARS爆發後,各方矛盾凸現,茹嫣的網絡文章給梁晉生的仕途帶來威脅,最後梁晉生與茹嫣分手,選擇了也是幹部家庭出身的江曉力。

有論者認為,《如焉》以傳統現實主義文學手法,對當代中國的社會、思想狀況進行了深刻的描寫,對於當代知名的“網絡事件”以及非典期間的社會狀況都有極為精到的描摹。書中還形象地刻畫了經曆動蕩歲月後有清醒反思的衛老師、堅持民間立場的思想者達摩、在時代變化麵前放棄自己立場的毛子等經典人物形象。

任何理論闡述在小說扉頁的黑陶瓶前都顯得無足輕重。熟悉胡發雲的武漢大學曆史係教授李工真等人都認為茹嫣是以李虹為原型的。胡發雲說:“小說裏的故事雖然與她無關,但是茹嫣身上的精氣神,許多來源於她。我許多小說中的人物,都有她的影子,如《老海失蹤》裏的何必,《駝子要當紅軍》裏的中欣,《思想最後的飛躍》裏的袁源……”

回憶總是免不了傷感。2003年的年底,在一些文學雜誌和出版社的邀約下,胡發雲開始寫《如焉》。到2004年3月16日完稿,胡發雲用了短短三個月的時間寫完自己這第一部長篇小說,“我寫的時候,李虹插空一節一節看著,像吃蘿卜,我剝一截,她吃一截。完稿後她又連讀數遍,改錯,定標點”,“妻子是一個文字感覺很好的人,能一直得到她的喜愛,我總是很自得。“這是妻子見到的我最後一件作品”,胡發雲對亡妻念念不忘,“似乎是命運的暗示,裏麵的兩個男女主人公都是喪偶,都是中年”。

《如焉》寫好後擱置了一段時間,沒有找到出版社。2005年夏天,胡發雲的同學肖遠將它貼到網上,此後便以電子版的形勢迅速傳播。杭州學者傅國湧便有一份打印本的《如焉@sars.come》,定價40元,因為借的人多了磨挲得厲害,傅國湧珍藏起這個打印本不大願意借閱外人了。2005年的秋冬之際,作家出版社的資深編輯袁敏調到浙江的《江南》雜誌任主編。她從學者丁東那裏收到這部小說的電子版就喜歡得不得了,當即決定拿來發表

最後,《如焉@sars.come》隻刪節了3000字,就以23萬字的篇幅盡可能全貌地呈現在2006年第一期的《江南》上,而一期《江南》的總篇幅也就40萬字,如此破例全文發表一部長篇在《江南》的曆史上也屬罕見。《如焉@sars.come》讓銷量不足2000冊的《江南》今年第一期發行量增至11000冊。杭州一個廣東籍的商人偶然看到這部長篇後激動不已,一舉買了500份《江南》分發給自己的員工。

近年以回憶京劇名伶的寫作知名的作家章詒和略顯誇張地推薦胡發雲和他的小說:“六朝無文,唯陶淵明《歸去來辭》而已;當代亦無文,唯胡發雲《如焉》而已。”在《如焉》的單行本於2006年歲末終於出版時,杭州的知名學術書店楓林晚在推薦時更是誇張得和本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相提並論:你可以不讀《我的名字叫紅》,但不可以不讀《如焉》!

書店和作家的推薦或許有些誇張,但來自書業記者眾口一詞的褒獎卻是事實。搜狐網讀書頻道的一位編輯在MSN的簽名檔上賦詩一首:“年來好書何處說?如焉往事歎消磨。丁莊夢碎渾閑事,太平風物已無多。”一家讀書報的記者幹脆在MSN上寫下:“2006年還剩下2個月,你讀《如焉》了麽?”《如焉》的策劃人張萬文於是很驕傲地在MSN上宣稱:“《如焉》,洗刷當代中國小說的恥辱”。

說“當代亦無文,唯胡發雲《如焉》而已”,說“《如焉》,洗刷當代中國小說的恥辱”,未免都有些過,但極富思想性卻是《如焉》的最大特色。我甚至懷疑胡發雲是迫不得已才用小說的形式來曲折地全貌呈現他那些洞見。

在對比海內外中國人的愛國差異時,胡發雲在小說中寫道:“有意思的是,兩位去國多年,早已是美籍華人的何兄和劉兄,倒成了反美愛國人士。而在大陸繼續受黨教育的幾位,卻對眼下國事微言多多,其中最激烈的,當屬達摩。”這樣的差異,幾乎是讀者有目共睹的,區別在於胡發雲把這些常人所見寫入了自己的小說,諸如此類的常識發現讓這部小說具備了強烈關懷現實的品格。

還是借著達摩的口,胡發雲繼續感慨:“思鄉與愛黨愛國兩碼子事嘛。近些年,許多老知青也思鄉,思得柔腸寸斷。當年指天發誓,以後撒尿也不朝那個方向撒的人,終於熬不過,呼朋喚友結伴回鄉,去看望當年的土屋當年的鄉親。這隻是一種對逝去生命的眷戀,不是熱愛上山下鄉吧”,“你們在海外,有許多鄉愁,就想要愛國”。

在小說的前五分之一的章節裏,最出彩的部分莫過於達摩、毛子、何其業、劉蘇等前“青馬”成員集體看望他們共同的精神領袖、早年一路坎坷晚年才重獲幸福的衛老師。本來是提前給衛老師祝賀八十大壽,但最後的交流卻變得異常沉重。衛老師在老伴兒的鋼琴伴湊下唱起了《在貝加爾湖草原上》等俄蘇歌曲和《夜半歌聲》、《梅娘曲》、《黃河頌》等西方民歌和中國早期左翼歌曲。此時,達摩卻“不合時宜”地追問衛老師:“許多年來,一直聽到您對極左文藝、意識形態文藝的批評,可是您一唱起歌來,就是這些東西啊。”

衛老師對這個好問題表示了肯定,“又戳到痛處了”。衛老師回憶說,他在蘇聯解體後又去過一次俄羅斯,離第一次去相隔四十年,“心情非常複雜”,他熟悉他們很多的作家藝術家、隨口就可以說出一大串名字來,有的他還見過,“如今,他們中的許多人被曆史遺忘了,唾棄了,有的在痛苦與自責中自殺或死去了。這種悲愴,一個局外人很難體會到。我們和他們有著太多的相似之處,可以說同病相憐。特別是我們這一代,就是他們的思想文化喂大的。”

越往下講,衛老師越悲愴:“紅場還是那個紅場,冬宮還是那個冬宮,涅瓦河也還是那條涅瓦河,甚至那艘世界聞名的阿芙樂爾戰艦都還停泊在那裏……但是一個龐然大物的蘇聯不見了,那些狂熱地獻身於它的人們也不見了”,“客觀地說,他們當中許多人是極有才華的,在任何一個正常的社會裏,哪怕在沙俄時代,他們都會成為俄羅斯民族的驕傲。今天,我們依然可以看到,沙俄時代那一串串燦若星辰的名字,他們的小說,他們的繪畫,他們的交響樂和他們的戲劇,依然是俄羅斯甚至是全人類的文化瑰寶。但是蘇聯時期那些天才們不見了,很少人再記起他們。”

還是在小說中,作者借主人公之口一再拋出如下論斷:“年輕人,特別是年輕的知識分子,理想主義熱情燒完了,緊接著而來的,就是市儈主義犬儒主義。利益的誘惑,對於年輕人來說,更加不可抵擋。當精神的滿足、道德的滿足已不可得的時候,物質的滿足、權力的滿足,就是最好的代用品。”“衛老師說,不要太輕易相信大街上的景象,不要太輕易相信大眾的情緒,中蘇友好的時候,他們遊行過;反對蘇修了,他們也遊行;文化大革命了,他們更是天天遊行;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也一樣遊行……”

諸如此類的真知灼見,借著小說人物之口一一道來,可胡發雲還謙虛:“這不是我的思想。是小說中人物的思想,也是他們的行為,他們的故事,他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就像軍人打仗,小販賣菜,官員開會一樣。這樣的生活在酒桌上,客廳裏,旅途中,處處可見。”胡發雲還特別強調:“衛老師的那些話,是寫到那兒的時候才出來的。當然,對於衛老師那些人,我了解,觀察了數十年。”據說,衛老師的原型是前幾年去世的武漢籍著名詩人曾卓。

可能正是因為這個以小說名義刊行於世的文本極富思想含量,所以在今年四月份舉行的“《如焉》學術研討會”上,與會學者鄧曉芒、艾曉明、崔衛平、丁東、傅國湧等都給予了《如焉》相當高的評價。南方一家周刊甚至以“思想界炮轟文學界”的聳人聽聞的標題報道了這次研討。但在秋天的江城武漢,胡發雲回憶起那場熱鬧的研討卻格外冷峻:“'炮轟’隻是一次媒體用語。所謂思想界,也隻是十來個學人個體,其中許多在體製外,自食其力,沒有上得正席的。這不算是一次真正的交鋒。暗夜裏一陣亂槍,子彈變成漫天煙花。實際上雙方關心的問題,麵臨的困局,很多都是一樣的,如果真正開始一次理性的探討,我想是有益的。”

巧合的是,就在我要結束這篇文章的時候,一位武漢來的朋友突然登門拜訪,他補充起了關於4月份那場研討會的“八卦”。據說,研討會是武漢市一位喜歡胡發雲作品的副市長讚助的,有人提議在胡發雲身邊留個座位給準備來敬酒的副市長,但執拗的胡發雲硬是讓先到的朋友們坐滿了自己所在的那個桌子,因為這個研討會的參與者都不是以官員身份參加的。知識分子胡發雲的個性可見一斑。

武漢的朋友還盼望著胡發雲的電話,他想探究當年高幹子女李虹在胡發雲深陷牢獄時是如何義無反顧地住到門不當戶不對的胡家,如何頑強而決絕地以“兒媳”的名義照顧起胡發雲的父母。朋友想搞清楚《如焉@sars.come》文本之外的胡發雲。也許,《如焉@sars.come》的一路飄紅紅,是最可以告慰亡妻李虹的在天之靈的。胡發雲記得,“2006年12月2日,是李虹兩周年忌日。”

五柳村轉自加國置業 - 來源;多維新聞(原題《緊接著理想主義的就是市儈主義、犬儒主義》)

 

《如焉》人物散論
作者:尹慧瑉
我原來是一個文學愛好者,喜讀小說。近年來卻讀得少了,其原因,是很有幾次慕名去讀幾位當紅作家的作品時感到失望,不愉快,有時甚至惡心,很難讀完篇。這裏麵或許也有自己的偏見。

在近期讀到的不算多的小說中,我很喜歡“八本禁書”之一的《如焉》。喜歡它,是因為它直麵當前的現實,當前的人和他們的思想。讀的時候,時常對我有所觸動。

小說寫的就是三、四年前的事,那時全國突然流行非典,網絡開始普及,小說內容關乎這方麵的事也多一些,不過非典並不是它的主要題材。

很難說小說的主要題材究竟是什麽,隻覺得其中寫了一些相當鮮活的人物,圍繞著他們展開了各自的故事,有的互相相關,有的並無關聯。下麵,我想按人物分別談談自己的感想。

茹嫣並不是小說人物中我最喜愛的一個,我最喜愛的是達摩。不過茹嫣是小說的主人公,許多重要情節都與她有關,也可說是圍繞著她展開的,所以我想先說說她。
茹嫣是個四十多歲的婦女,市植物研究所裏一個普通的研究人員。丈夫已經去世,最近兒子又出國留學,留下她單身獨居。小說情節中與她關係較大的主要是以下幾件:
先是兒子出國前為了便於母子經常聯係教會了她電腦和進入網絡,這不但減輕了她的寂寞,受到網上感染,還使她開始了寫作,文字又親切動人,引來了不少網友的歡迎和稱讚之聲。通過網上交流又結識了達摩、毛子、衛老師等一幹學界的朋友,她的視野比前開闊了,思想也比前活躍了。
接著,有人給她做媒再婚,對象是副市長梁晉生。兩人之間搞了一場開始非常甜蜜後來卻突然失敗的戀愛。
再以後,全國鬧起了沸沸揚揚的“非典”,她所在的這個市當然也未能免禍。她自己並沒有得病或“疑似”,但因為母親和姐姐一家住在廣州,這怪病在那裏流行較早,後來姐夫也染上了這病,出於愛心和焦急,茹嫣就在網上寫文章提醒人們注意。她卻不知道這個災情是“保密”的,她把它“曝光”了就是犯忌,闖了“禍”。這時,網上的溫馨突然變了臉,一些原來笑嘻嘻歡迎她 的網友群起圍攻,罵她是“思想”,聲稱要揭開她的畫皮。而且,恰巧梁晉生這個副市長正是負責文教衛生戰線的,來了非典他首當其衝,事情處理得如何和他官階的升降有很大關係,他正忙得焦頭爛額,茹嫣發在網上的帖子就等於給他搗了大亂。戀愛的失敗與此也有很大關係,但茹嫣自己直到最後也沒能捉摸出個中原因。
我在初讀這部小說時,對這個被描寫為非常善良純靜的女主人公並不十分喜愛,覺得她未免太純淨無瑕、“小資”情調流露得也太鮮明了。我想,經曆了半個多世紀的嚴酷的風風雨雨,哪能來這麽一個淑女型的中年婦女呢?不太真實吧。
有一段關於茹嫣的描述似乎對我起了開竅作用,使我對這個人物有了認同的理解,也對作者塑造這個人物有了進一層的想法。那一段說的是茹嫣自己也感到了有這方麵的缺陷,她覺得自己在有些事情上知識不多、難於像別人那樣從理性上理解。但茹嫣又並不在乎這個缺點,她向自己辯解說:“你用正誤去解釋世界,我用善惡評判世界。你用大腦,我用心。”小說的敘述中還舉例說:“隻要幾個故事,就會讓她做出選擇——比如那些人不讓女孩上學,不讓女人上班,不讓她們把臉露出來,男人卻可以娶四個老婆,可以擅自處死偷情的女人,還把那樣美麗那樣珍貴的全世界最高大的佛像給炸了…… 茹嫣便馬上判斷出這種人是惡而不是善,如果這種人自己能改惡從善當然更好,否則別人去打他們也是應當的。”這指的顯然是有關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事。
當時媒體又揭發了孫誌剛被打死的事件,茹嫣聽到以後,感同身受地想起了了兒子,當時就急急地給兒子打電話,連中、法兩國兩地的時差也忘記了,結果把兒子從熟睡中驚醒,被兒子笑話。她接著就在網上寫了篇《一個母親在黑暗中的痛》,這也正是她“用心”的結果。這篇文章在網上也捅了漏子,引起了紛爭。一些人陰陽怪氣地攻擊:“那麽多普通民工被打死打殘,沒見你痛,一個大學生死了就痛起來?”“自己的兒子送到國外,假惺惺哭人家農民的兒子。”“別什麽事兒都往政府身上扯,你這種人就是當的料。”但是文章更多地還是引起了同情,網上一片唏噓之聲。
小說中的另一個人物達摩對她的評價也很好地說出了她的獨特之點。在茹嫣第一篇文章《兒子的成年禮》在網上出現時,達摩寫了一個跟帖:“佳人文采,慈母情懷”,雖是表示了很喜歡她的文字,多少還有一些戲謔意味。後來就覺得這八個字似乎不夠了。從伊戰開始後的一些帖子,到《一個母親在黑暗中的痛》,再到非典以來的一係列文字,達摩認為茹嫣是以自己獨特的方式,獨特的眼光,獨特的感悟力在解讀這個世界。他知道茹嫣並沒有多少理論,茹嫣也從來不借助於哪些體係來觀察世界、說明世界,她的方法是內省的,直覺的,情感的,藝術審美的,甚至有一種宗教精神。
我想,達摩的這種看法也就是作者的看法,對我也很有啟發。同時我還感到:作者在當前很多人都“理性”過多的情境下,塑造出茹嫣這樣一個真正能用心靈去判斷是非的人物是有意義的。
正是因為自然地、習慣地用心靈來判斷善惡,她才能在各種網友中單獨選中並尊重達摩,又通過達摩結識了毛子、衛老師、趙姨一幹人,傾聽他們的談話,理解並認同他們的思想,還自願把衛老師當自己的長輩看待,直到他逝世以後還幫他做各種事情,接待早年離散的家人,死後追思會的組織工作。
當然,僅僅是用“心”去判斷“善惡”而不加上用“大腦”去辨識“正誤”,這杆尺子卻顯然是不完備的。茹嫣那場失敗的戀愛就是個證明。她通過幾次接觸,認可了梁晉生並且愛上了他,願意終生相伴。這就是她用“心”判斷的結果。但是試想一下如果加上“大腦”的辨識,其結果將如何?她是否真的會認為梁晉生是和自己很相配的一對?
其實她已經多次接觸到這個問題了。在江曉力家裏兩人第一次見麵,她見梁晉生說話像普通人一樣隨意風趣,和電視上說話時擺著僵硬的官譜不一樣,曾經問到,我爸當年在家在外講的都是一樣的話。為什麽現在官員在家在外卻是兩副麵孔?這時梁晉生微笑回答:“這就是我們的進步了。”茹嫣不解。又一次,是茹嫣第一次到梁晉生的住處,看見他寬闊精美的居室和很值錢的真假古董擺設,一時竟冒然發問:“你一個月多少工資?”使梁晉生有些窘迫,隻得回答:“我還有一些別的收入。”又趕緊保證自己是一個“清官”。中秋節梁晉生請她同去賞月,去的那個風景區是市裏特別的所謂科技區,空氣特別清新,月色也因此特別皎潔,湖邊竟有著海邊一樣的沙灘,梁晉生告訴她這沙灘是人造的,沙子都從海邊運來,幾十節車皮,一千多公裏路。當時茹嫣曾驚叫:“這得花多少錢哪!真是黃金沙灘。”但梁晉生說這話時對自己的這項“政績工程”卻是不無自得之感的。情人節,此時已是非典緊張時期,梁晉生在百忙之中抽空請她吃飯,殷勤地說:“再不請你吃頓飯太便宜我了。”那是在一處隻招待少數貴客、沒有店名的私家餐屋,菜肴十分精美,是茹嫣從未享受過的,掌勺和接待他們的竟是一對退休的大學教授夫婦。在這些時候,,茹嫣沉浸於梁晉生對她的愛和優美的景色與適意的情調之中,卻沒有去想這種隻有和梁晉生在一起才能過上的生活和草民們生活的天淵之別。
這些事,是正是誤,是善是惡,隻憑著“心”這杆秤,茹嫣是難於完全辨識的,但衛老師的妻子趙姨很容易地就辨識了。事後茹嫣曾對趙姨傾訴,說了事情的過程和自己的煩惱。趙姨聽完,立刻就判斷出這次戀愛是已經結束了,梁晉生不會再來找她。因為:“一個人想追尋普世的價值,追尋終極意義。另一個人,怕還是脫不了現世的功名。”這時茹嫣還為梁晉生辯解說:“他不是那樣的人”。
這裏當然不排除“當局者迷”的情感作用,但確實也有大腦沒參與起作用的原因。作者很有分寸地沒有讓茹嫣及時地“大徹大悟”。確實,“大徹大悟”太難了,即使是經曆了那麽多磨難的衛老師也得等到林彪墜機事件以後呢。

衛老師是我們現在常稱之為“兩頭真”的人物,是中國苦難曆史的見證,是時代的良心。
衛老師很年輕時就投身革命,解放初期當過市裏的宣傳部副部長,才華橫溢,意氣風發。55年被定為胡風分子(隻因為在中學生時期寫過兩封向求教的信),於是批鬥,入獄,妻離子散,釋放後孑然一身,隨便安置在一個非重點中學教書還被歧視,但他貧而不改其誌,仍在思索和研究。文革中再次遭難。晚年全麵平反放在社科單位,被稱為“衛老”,房子也換了,工資也恢複了。但衛老師本性難移,仍然有許多“異見”,寫作發表出來。不但寫作,還以老幹部的身份直接觸動了幾件貪腐瀆職的大案,向中央寫了材料。因此,他受到一部分人的崇敬,另一部分人則側目而視。這後一部分人裏,有過去曾整過他現在仍居高位的人,嫌他礙眼,怕他報複,是舊仇,也有一些人是新仇。有人甚至說:“這老東西瘋了!”
小說所寫的衛老師對我思想有所觸動的首先是他的兩篇文章,一篇是厄運之前寫的批《武訓傳》的,一篇是複出後寫的《日取其半到何時》。
批《武訓傳》的那篇題目是《從〈弗蘭茨〉到〈武訓傳〉》,在當年的批《武訓傳》運動中算是很有分量的,是一篇“大文章”。衛老師後來時常提到它引為教訓。他說:那篇文章的理論根據直接來源於馬恩對拉薩爾的劇本《弗蘭茨•濟金根》的批判。這是那個時候的知識分子最常用、也最得心應手的方式,看起來溫文爾雅,有理有據,骨子裏卻是最粗暴的置人於死地的教條主義。幾年以後衛老師自己也挨批鬥了,看到報紙上幾篇批判他的文章,許多就是從他那類文章直接套去的。多年之後,他又明白了,對區區一部電影大做文章,在全國思想理論界掀起第一波大批判浪潮,其實是對著與中共共同建政有著許多貢獻的民主黨派知識界來的,包括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衛老師把當年那些參加砍伐傷害人的文章看作自己永遠的傷心地,是不堪回首的一路從泥潭中走來留下的髒兮兮的腳印。
這說明了這位“兩頭真”的自省精神,他承認自己雖然曾經是受害者,但同樣也曾做過加害著,也整過人,自己是有錯的,應當悔恨對別人的傷害。不但如此,他而且挖出了思想的根源。這一點,我認為比那些雖自稱“兩頭真”但對自己並無回顧的人要更深刻些。
另一篇給我以觸動的文章是《日取其半到何時》,寫於衛老師複出以後。取典於莊子的《天下篇》中所說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此話曾為毛澤東作為一分為二的哲學思想引用過。衛老師把此話和建國以來的黨內傾軋相連係,覺得還可有另一種含義。他又一次提到自己批《武訓傳》,建國初始,豪情萬丈,上麵發號令批《武訓傳》,不知其深意,便洋洋灑灑寫了許多文字,作投槍,作匕首,殺傷了了許多無辜。如同一尺之棰,自己在這一半,大義凜然便參與砍去了另一半。不久之後,反胡風狂飆突起,這一次自己就劃到了另一半被砍去了。許多故舊同道,上級下級,如同當年的自己一樣,也是毫不手軟揮刀便砍。接著又是反右,當初大刀闊斧砍人的人,又有許多被人家砍去。然後是拔白旗,反右傾,四清,文化大革命……到了文革,這種砍伐更是頻密,今天你砍我這一半,明日他砍你這一半,真是日取其半萬世不竭!不竭倒是不竭,隻是好端端的一尺之棰,砍來砍去,最後就隻剩下了一堆碎屑,並且還得繼續艱苦地日取其半下去。此種自傷其類的慘劇,不知何時有一個真正的了結?這裏不僅有自省,認識也很深刻。
衛老師的自省不限於往日,也不限於公開發表的文章,同時也直麵自己的今天。一次他的年輕朋友達摩和毛子到他這裏來爭論,他在對毛子有所批評,說到青年知識分子從理想主義到犬儒主義的變化以後,也說到了自己。他對毛子說:“”你麵臨的一些誘惑,我也曾經有過。我也算是做了幾天高官的人,也有過很顯赫的資曆,特別是和今天那些人比,我知道這種誘惑的力量。又說:“今天,一個人實在難以戰勝聲名,錢財,權位的誘惑了。而且幾乎全民族都形成了一種共識,哪怕是個王八蛋,有了錢財權位,也是令人景仰的。”他還坦然承認,在克服誘惑這一點上,“海根對我教育很大”。海根,就是達摩,和毛子一樣,一直是衛老師的學生,誰也不會認為這個沒有什麽資曆的人可以“教育”衛老師,達摩自己更不會想到。
衛老師還談到當前許多老人有他們的難處:“各種思想上的禁錮就不去說它了,他們已經失去了重新創造新生活的能力和勇氣。他們希望過上好一點的日子,彌補多年來失去的東西。他們希望有好的醫療,讓自己晚年多病的身子不受更多痛苦。他們也不希望再一次累及自己的後人……”這些,確實觸及了那些雖然心裏明白卻無所行動的老同誌們的軟肋。衛老師抵抗那些他所說的誘惑時,也一定會考慮到這些問題吧,所以他對妻子做了鄭重的囑托,要她將來在衛老師若罹重病自家經濟上不能負擔時,千萬記住別去要求任何額外照顧。
對我觸動很深的,還有衛老師對曆史和現實的清醒。
1976年10月, 抓捕了四人幫,全國上下一片歡騰,遊行,歡呼,聚會,喝酒,吃三公一母的螃蟹。
達摩他們也興奮了,到衛老師那裏,要慶祝一下。但衛老師卻隻主張“讓我們有節製地高興一下吧。不要輕易相信大街上的景象,不要輕易相信大眾的情緒。中蘇友好的時候,他們遊過行,反對蘇修了,他們也遊行。開九大了,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也一樣遊行……”
衛老師還說:“不論這件事實際後果如何,但是這是一種非常手段,可以說是一種宮廷手段,會給曆史留下太多後遺症,預示著中國在民主化,法製化的道路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八十年代初,是一個欣欣向榮的歲月,剛剛從禁錮時代走出來的人們,都有一種暢快激越的感覺,許多人境遇變化很大,年輕人似乎又找到一點兒早晨八九點鍾太陽的感覺。但是衛老師一直沒有像他們那樣樂觀,在大夥都豪情滿懷壯誌滿懷的時候,衛老師常常會說一些潑涼水的話。他的一句口頭禪就是:“我還要看十年。”
果然,沒到十年,達摩一幫人就比衛老師更絕望了。
在那樣的時候,能有這樣的認識,不可謂不清醒了。
清醒,也是要有條件的。要有滄桑閱曆,要有思想水平,要有勤於思索的習慣和思索時敢於硬向深裏鑽的韌勁。更重要的是,還要視野開闊,不囿於個人榮辱得失的小圈子,永遠保持想著更廣大人民的情懷。

在四人幫覆滅的信息傳來,衛老師隻主張“有節製地慶祝一下”的那次談話中,毛子曾向衛老師說:“您比我們有更多高興的理由啊。”衛老師的回答就是從更寬闊的視野來說的。
處順境、可慶祝的時候是如此,處逆境、遭受苦難的時候也是如此。文革中衛老師被罰在學校苦役勞動,住牛棚,掃操場,洗廁所,後來管教具管體育用品。洗廁所的時候,那些男生們常常三五個圍著他,徑直朝他身上尿尿。管體育用品的時候,孩子們從他手裏拿過籃球的第一個動作,就是嘭地一下將他擊倒在地,然後嘻嘻哈哈向球場跑去。這對他的身體和精神都是多麽大的創傷!但有一次他對達摩說起這些事時,愁的卻是:“是一種什麽樣的力量,能夠將這樣一群天真無邪的孩子,教育成比法西斯黨徒還要冷酷的人?這些孩子,將要帶著這種冷酷慢慢長大,甚至走完他們的一生。這才是古今中外都不曾有過的恐怖。”
還有一句話,是衛老師在臨終時寫的。對這句話,我想作一些自己的解讀。
衛老師是患非典死去的。據醫院方說,他在病中表現得很頑強,每天還勉力寫作,記下自己的思想。這些簡短文字都和留在醫院的遺物一起經過消毒交還家屬了。檢點那些遺下的紙張時,發現最後一天寫的那張已經歪扭難辨的是這樣幾個字:“不是的時候,他們說是,是的時候,他們又會說不是。”眾人不解。衛老師的妻子趙姨說:“你們隻要將非典兩個字加進去,就可以都懂了。”眾人也就明白了。

小說這樣寫,似乎衛老師的這段遺言是針對治療過程的譴責了。確實,治療中是有問題,開始疏忽,在並未確診時就把他和疑似病人放在一起,很容易被傳染,去世時實際已是患非典了,卻又由於怕“影響不好”, “由院裏專家組一致作出結論定位”,說他患的是“慢性肺炎急性發作並發心衰”,並希望家屬理解,和醫院一起“為整個大局的穩定做出貢獻”。

這是典型的“中國式”的處理這類問題的辦法。但這是否就可以確定衛老師臨終這幾個字應當理解為僅僅是針對著治病過程呢?

我想,重病治療,事關自己的生死,是人人都會重視的,做得不好,也會埋怨的。但是像衛老師那樣一個人,在臨終的時候,是不是除了病和死以外,還有著更深的憂思?
這臨終寫的幾個字,引起了我更多的聯想。我們在幾十年來的生活中常常會碰到這樣的人和事:一個人本來是熱愛著祖國也熱愛著中國共產黨和它的領袖的,抱著這樣的熱愛敞開心扉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見,卻有人把這個“第二種忠誠”的熱愛說成是“反黨”甚至“反革命”了。他不是“反”,但人家說是“反”。後來他改正,“覺今是而昨非”,認為不能像當年那樣單純地看問題,應該看得複雜些深刻些了,就像衛老師“六十自賀”的那附對聯那樣:“涉水吟天問,揚天唱廣陵”。這時,他決絕了,“反” 了過去那種盲目的熱愛,不願做懷抱冤屈始終忠貞投水自盡的屈原卻要做完全決絕的嵇康了,這時人家卻又不說他“反”了,而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在悼詞上給他以“熱愛”甚至更高的評價。這樣的事,我們在反胡風、反右、反右傾以及在此以前以後的許多運動中都見過。這層意思作者沒有寫,隻讓趙姨作了一種表層的解釋,並讓眾人也同意。但是後來達摩他們又把這句話作為“斯衛絕筆”印在追思會的記念卡上,將其意義留給讀者自己去聯想,這確實使人感到有含蓄不盡之意。

達摩和毛子是衛老師那些年輕朋友中和他關係最親近的兩個,屬於文革中的知青一代。
兩個人的家庭都是城市裏的普通老百姓,所以文革期間既不能顯山露水地有什麽造反業績,也不像“黑五類”子弟那樣備受歧視。隻是性好讀書,在“破四舊”學生們燒書搶圖書館的時候也跟著撈了不少。還有一些誌趣相同者,大家就在一起讀了些書,其中也有一些馬恩的原著。在我國,馬恩本來是人人都應宗奉的主流,但是真正讀起原著來,特別是馬恩青年時的著作,有些內容卻卻讓這些小青年們大吃一驚。他們發現,這些著作裏的有些話和他們原先理解的馬列主義竟不一樣,那些關於出版自由、關於道德、愛情和婚姻的話,在他們看來是那樣的“反動”,讀起來卻又是那樣的入眼入心。

這樣,就組成了一個讀書小組:“青年馬克思主義”,還有一個代號:QM(青馬)。有了這樣一個代號的組織,使他們感到興奮,也感到親切。那時,他們真有些豪情,有的“誓為中華振興奮鬥終身”,有的日思夜想希望辦一個《祖國紀事》那樣的同人刊物。

現在的“青馬”,用毛子的話說,已經“五馬分屍”了。那時是十多歲的青年,現在都已五十多歲。時代的變化,歲月的淘洗,大家各奔前程。有的去到美國,有的在國內創業的也有資財達到八位數的。仍在繼續從事研究和寫作的,隻有達摩和毛子兩人,但這兩人的處境也不同。毛子現在是省社科院的哲學所所長,可說已經成了正果。達摩則仍在底層。他先是被分配在國營的無線電廠當工人,一度被抽到“721職工大學”教課,以後工廠破產,他被“買斷”,就當上了自由職業的電器修理工,憑著自己的一套手藝維持生活。此外,他還活躍在網上,自己辦了網站,屢封屢辦,又寫了許多得不到稿費卻惹來不少麻煩的文章。

雖然已經是各幹各的事了,但少年時“青馬“的感情還在,還時有聯係,特別是國外的人回國時,總要聚會一下,家常談過,還要談政治,談思想,爭論。

前麵我曾說:書中人物中我最喜歡的是達摩。為什麽?總的說,我想借用衛老師的一段話。衛老師在那次談到拒絕名利的誘惑時說:“我很坦率地說,海根對我教育很大。”又說:“海根的那種定力,那種看淡一切浮名俗利的心境,那種草根身份,貴族情懷,還有不屈不撓的戰士姿態,在如今世道,真不容易呢。“海根,是達摩的原名。我覺得衛老師這段評價非常恰當。

說也有趣,書中最先吸引我使我對這個人物感興趣的,是他那一雙美麗的勞動者的手。這是茹嫣在請他為自己修理一些家用電器時首先發現的。“美麗”,隻是茹嫣個人的感覺。其實這雙手並不美麗,粗糙,手指短,指甲扁,還留著些沒有搽幹淨的油汙,顯示出電器修理工的職業特色。但是他一幹活就是很沉迷的樣子,不說話,不旁視,不喝茶,不抽煙,如入無人之境。小說是這樣描寫那次修理時的情況的:“他要來一摞報紙,鋪在茶幾上,將幾樣有毛病的家電一一擺放,一一拆卸,一一修理。一樣一樣,行雲流水簡潔流暢。……甚至手邊的工具都不帶看,一伸手便準確輕巧地抓住,用完又準確輕巧的放回原處。拆卸起來,如庖丁解牛,螺釘,墊圈,細碎零件,一樣樣從他手裏落下又一樣樣擺放齊整。裝配時,猶如老兵裝槍,那些個零零碎碎自己往上吸去,看那有板有眼的韻律,幾乎是不用眼也不用腦子。那粗糙短拙的手指就在零件、工具和器物之間翻飛,像十個默契又優美的小精靈在舞蹈。一個多小時,電飯煲,遙控器,吸塵器,耳機,冰箱……就全部修好。然後他又輕巧利索地壘起兩層椅子,將櫥櫃門修好。一切停當後,順手就將一應工具家雜收拾得幹幹淨淨,還原成剛剛來時的那一隻帆布袋。”

茹嫣是第一次看人如此美麗地勞動,幾乎陶醉,讚美說,“沒想到,幹活會這樣好看。”

茹嫣覺得看達摩幹活有一種美感。達摩自己也欣賞過這種勞動的美,對自己的勞動也感到是一種不可缺少的美的享受,他喜歡把人家的家電修理得好好的,這次急急地抽空到茹嫣家來,就是因為“想著你那空調哐哐響,就像身上癢癢沒有撓。”茹嫣笑他:“別人癢癢,你難受什麽呀?”他說,這個你就沒有體會了。這叫強迫症。”

他還說到當年當知青時看到的那些農活好手,幹的活是那麽漂亮,簡直像藝術家。知青們簡直沒法比。有一個老富農,撒種的時候,身掛一隻布袋,裏麵裝了稻種,一塊秧田多大,便裝上多少稻種,然後從秧田一頭退著往後撒種。他從不回頭看,待到最後一角撒好,布袋裏便幹幹淨淨顆粒無剩。你再看那撒在秧田裏的穀種,分布得勻勻稱稱,每一粒之間的距離都是一樣的,就像籮筐上的網眼,沒有一粒落在外麵的。再看田溝裏他一路退來的腳印,一左一右細細兩行,不踩半腳育床,行距間距猶如尺子打過,不多一寸,不歪一分,真是神如天工。這樣育出的秧苗,株株茁壯,高矮肥瘦齊整劃一,再扯了去插秧,沒有長不好的。解放前,他就是靠這手藝,買了七八畝田。解放後,由於成分不好,出工幹活,工分比別人還要低些,他還是這麽幹。知青們曾私下問他就那麽點工分幹嘛還那麽認真,他說:“幹不好,莊稼難受,我更難受。”達摩由此而想到了馬克思所說的將來勞動將不僅僅是為了謀生而是生活的第一需要的道理。

衛老師評價說達摩“有定力”,是“草根生活,貴族情懷”。所謂“貴族情懷”,我理解就是這種居陋巷而不改其樂,對自己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感到有意義、有興趣、從容愉悅的情懷。

達摩在網上也是這樣。他寫得很多,涉及各方各麵,上網的人不少稱他為“達摩大師”,也是親切也是崇敬吧。茹嫣就是在網上瀏覽時發現他的文章好看並專門收集來看的。她對達摩文字的感覺是:“很節儉,很收斂,但是很有張力,非常幹淨,裏麵有一種曾經滄海的超然。”茹嫣是個不太愛讀理性文字的人,但是她覺得達摩文章中那些平緩,理性的敘說後麵有很深的思想和很濃的情感,理性潛藏於詩性之中,讓你感覺不到它的堅硬。她剛剛讀其文尚不識其人的時候偶爾還想,這達摩是個什麽樣的人?張揚又含蓄,豐富又簡略,該是一個瀟灑超拔平和豁達的男人吧?因此,在作為網友終於見麵以後她還感到非常驚奇,覺得達摩那樸實平凡的外表和他的文章太不相稱。

和茹嫣一樣,我也很欣賞達摩的網上文章。小說中對此做了較多的敘述。我在這裏隻想舉兩個例子。碰巧,這兩篇談的都是“恐懼”問題。一篇是談社會上公眾的恐懼心理的,一篇談的是個人的恐懼。

一篇題為《口罩》,寫於那個市裏非典的傳聞已經很盛、老百姓已經恐慌、但上麵還想把蓋子捂著的時候,街上很多人都戴上了口罩。達摩由此感觸,寫了這篇文章。他先從當小學生時一次流行腦膜炎戴口罩的折騰經曆講起,在生動的一段回憶以後,就轉到大規模“社會恐慌”怎樣會產生的問題。他說到出現某些災難時有三種情況,一種是形勢嚴峻,但是信息透明,政府的公信度很高,就像打仗時,人們知道敵人兵力多少,我們裝備如何,有什麽應對方法,上下一心,同仇敵愾,這種情況不會引起太大恐慌。第二種是形勢很嚴峻,信息完全封閉,許多人也就這麽渾渾噩噩地過去了,也不會引起太大恐慌,六十年代就是這樣。哪怕全國遭難的人成千上萬,一般人也隻看見自己周圍的幾個。第三種是:形勢嚴峻,信息混亂,官方曖昧,民間又有了各種獲得信息和發布信息的能力,於是,人們的想象力就同恐慌一起瘋長起來,引起了真正的社會恐慌。隻是政府呢,還是那個老想法,這些添亂的事總是不說的好,多少年來的成功經驗都證明了這一點。三年饑荒,你要是四處去說餓死人了,那老百姓不都要去搶糧庫啊。可這一招此次不怎麽靈了,這些天,光是一天數十條手機短信,就會要人發瘋。就像有許多隱身人在你耳邊不斷說著,鬼來了。而真正知道鬼在哪裏鬼有多少的人卻在說,沒有鬼,我們這兒很安全。文章中說:“風聲鶴唳常常比雄兵百萬更可怕。” “出於自保,人們總是寧可信其有。於是,我們今天看見的潔白的口罩,其實是一個恐怖到來的信號。”這文章對現實的針對性很強,確實能擊中要害。

另一篇題為《恐懼的力量》,其中說:“恐懼常常比滅殺更有力量。滅殺隻能消滅異端的肉體,恐懼可以改換他的靈魂,讓一個最不羈的反叛者,成為馴良的奴隸,並以此作為其他同類的標本。尤其可怕的是,恐懼是長在自己內心的,別人無法幫你割除。”這是在毛子因恐懼一度神經失常的事情之後寫的,那件事也曾使達摩在精神上極度震撼。從文章的內容可以看出達摩想得很深。

再談衛老師的另一個學生毛子。若從世俗的眼光看,毛子的命運比達摩似乎要好得多。當年曾以高中學曆徑直考取了社科院的研究生,畢業後分到省社科院工作。他本來就讀了不少馬恩的書,有功底,也有見解,後來更擴大範圍,馬列經典之外,還研究了社會學,已經提為哲學所的所長,自己也帶大批的研究生了。住房也幾次增加,第一次分到獨用廚衛的一室一廳時,已是喜不自勝,接著又調整,三室、四室,現在進他家已是窗明幾淨四壁圖書,很好的研究學問的環境。妻子,車,也都好。用小說中的話說:“功名利祿,香車華屋,嬌妻虎子,加上一表人才,一個男人的福氣就都到齊了。”

他雖然福氣到齊,並不忘和達摩的舊交,何況兩人都是以衛老師為師的,常常一同前往探問,兩人之間也常有往來。毛子甚至同情達摩的草根生活,想在經濟上給他一些周濟,但知道達摩的為人,沒敢,隻好抓一點由頭,例如女兒出嫁或生子,送一點較厚的禮。毛子的電腦也是“姓達摩的”,達摩對它的內容了如指掌。兩人之間也有爭執,交鋒。

我讀全書最使我震撼的就是他倆一次“傷筋動骨”的交鋒以及由此而引出的毛子自述的一段故事。

這次交鋒是因為毛子出的一本書。向來,毛子每出一本新書總會給達摩和衛老師各送一本,這本書達摩卻不曾見過。一天他偶然在書店裏發現了,當時匆匆瀏覽一遍,心裏就有些發堵,索性買回家仔細讀完,就更難受了,長歎一聲,心裏便罵毛子“何至於此”。達摩想:對於某些官員的思想理論進行梳理評說,本也是人文知識分子的業內之事,隻是硬將那些零散即興的說法,扯到馬恩的基本原理上去,既不講學理邏輯,又不講現實依據,雲遮霧罩塗脂抹粉到了玩笑地步,就不可忍受了。達摩是從研讀馬恩起步的,對馬恩一直持著應有的尊敬與理解,對人家吃馬恩飯,也並無歧見,但是糟蹋馬恩如斯,卻是讓他五髒六腑倒海翻江。他合上書頁就給毛子打了電話。第二天,交鋒就在毛子家裏開始。頭一天爭得不夠,第二天又接著爭。

毛子其實是知道這本書是沒價值的,不送給達摩和衛老師就是因為羞於拿出手。但他寫這本書自有目的,隻好以輕佻玩笑的口氣企圖混過,並且拿出一些自己寫得好的、真實的作品來作證,說明自己並非隻能寫那種阿諛之作的人。但達摩不依不饒,就逼得毛子不得不口吐真言。

我很想抄下他們對罵的那些精彩語言,這樣就可以看到“傷筋動骨”的程度,可以看到這兩個從小有著生死之交的朋友之間推心置腹的情誼和難以克服的思想對抗,也可以看到普通人以為幹淨聖潔的學界內含著的許多汙濁。但這麽抄起來實在占篇幅太多了,隻好割愛撂下。

總之,達摩是堅持應當寫真實的、認真的東西,不能拿“自家安身立命的東西”去換錢、換地位、換安全,也不能半真半假。毛子拿出來證明自己的文章確實也有很好的東西,但達摩認為有了那本書,其他好文章就都等於廢紙。“一個人,一張口,不可能同時說兩種話。”毛子則認為達摩太過份,雖然聲稱“你這一套我都懂”,卻流露出另一種實用主義的看法,認為真要辦事就隻隻能能按現在“很正常也很普遍”的那樣辦。他已經悟出了一套道理:“有些事,是有它的命數的,命數未了,動刀槍,下猛藥,於朝廷於社稷,都是死路一條。……既然如此,那些個空洞的價值理想還有何用?”甚至露骨地表示出一種“說假話又何妨”的態度自稱“我寫非我想”,說不寫真思想這種行為“本身就是一種解構,一種時代的黑色幽默。”主張現在“平和一點,將這一段混囤難堪的階段熬過去,說不定我們的死結後人能夠解開,……水到渠成也罷,海枯石爛也罷,聽天由命。”到沒法時竟急不擇言:“不管怎樣,我的日子比過去過得好了。我感謝這個時代。”

說出了這樣的話,怪不得達摩隻有諷刺了:“像這般活一輩子,可真是輕鬆,一切都交給後人了。”也怪不得在回味這場爭執時,達摩會感到心中酸痛、眼裏潤濕。

毛子心中也並非不痛苦,他已很久不曾有過這樣的心靈撞擊了,平時就這麽心安理得地按著習慣了的常規過下去。經過這次直來直去的猛烈交鋒,又看了達摩的一些網上文章,回顧自己,心中震蕩,不由得就向這位少年時的好友說出了自己“第一次墮落”的故事,一個可怕的故事。

這故事是從1989年開始的。那期間,毛子很活躍,很樂觀,去過幾次北京。但不久情況變化,用毛子單位人們的傳言說:“北京的槍聲一響,毛某人就瘋了。”目光呆滯,氣堵於胸,幹嚎幹咳。嚇得他的妻子趕忙把達摩請到家,達摩也沒法,試用《儒林外史》上胡屠夫的辦法猛擊一掌,才把他救過來。

這“瘋”來自恐懼。原來毛子的上司當年曾是衛老師的下屬,衛老師遭難時他曾經投井下石,衛老師複出後當然意氣不投。知道毛子和衛老師的淵源,他早就常給毛子小鞋穿,此時正是把毛子打翻在地的好機會。但毛子突然一瘋,急切間此人暫時倒不好下手,後來形勢略為平靜,再以後那人自己又因經濟問題被處理。毛子因此一瘋倒躲過了一劫,但受的刺激也夠大的了。

接手那人來當省社科院長的又是另一種人物,自己水平不高,怕人瞧不起,需要招納羽翼,看中了毛子既有理論文字水平、身上又背著包袱,是個可以利用之才。這時,毛子“就在他的暗示下向他進了一個大貢”。這“貢”不是錢財,那是容易惹是非的,毛子“進貢“的是一篇文章:那天院長拿來的一篇論鄧公南巡的文章,請毛子給他“提提意見”,又說:因為工作忙沒時間,寫得草率,必要時可修改,而且“不妨大刀闊斧”。毛子心領神會,就用了整整一個多月的時間,把原文刪得隻剩了幾句話和一個標題,推倒重來,把原來的幾頁紙變成了幾十頁。毛子畢竟獨自裏有貨,此文刊出後,《人民日報》轉載了,《新華文摘》摘用了,署名都是院長,毛子一聲不吭。以後毛子的境遇就一直很順遂。

這是不是個可怕的故事呢?這是一方出賣靈魂一方收買靈魂的事呀。

達摩聽了氣憤、嘲諷:“好高雅的行賄啊!”但也動了感情,把這樣於己於人都很難堪的爛汙事自己端出來,畢竟是知根知底的老朋友。

兩人後來又到衛老師那裏談了這件事。衛老師也是采取鼓勵多於批評的態度。說毛子今天自己說出這個事不容易。當毛子問到自己是否還有救的時候,衛老師說:“在精神世界的問題上,人隻能自救。”又說:“我知道很多人一旦邁出第一步,便誓死不回頭了。因為回頭的成本比不回頭大得多,常常兩頭不討好。”

毛子後來是否回頭了、自救了呢?從小說中的描述看,也回頭了,也自救了,但不徹底。

衛老師去世後,人們想籌辦一個民間的追思會,委托毛子牽頭籌備。毛子開始很積極,籌備過程中遇到阻擾就猶豫了。達摩主動接手辦,議定開會時仍由名氣較大的毛子主持,但是還是不成功,租定的會場又被阻不讓租了,自費到會的人們值得掃興而回。這時毛子反而感到“鬆了一口氣”。作者就這樣寫了矛盾中的毛子,沒有在那場激烈的大撞擊後給他以“大團圓”的結局。看來這種寫法還是符合實際的。

讀完毛子的故事,我還想抄下書中的一段話,那是衛老師較早的時候在和“青馬”幾個人初相識時說的。這段話是:“年輕人,特別是年輕的知識分子,理想主義熱情燒完了,緊接著而來的,就是市儈主義犬儒主義。利益的誘惑,對於年輕人來說,更加不可抵擋。當精神的滿足,道德的滿足已不可得的時候,物質的滿足,權力的滿足,就是最好的代用品。”作者接著又說:“這些話,在其後的歲月中,不幸一再兌現。”

梁晉生和江曉力
如焉》還寫了官場。官場,在現今的小說裏已是常見的題材,這本小說的特點是所寫的官場中並沒有一般官場中常見的大貪巨腐,也沒有什麽鉤心鬥角甚至殺人滅口的罪惡。小說中可以代表官場的梁晉生和江曉力都是相當正常的、甚至還可以說是好官。但是從他們身上,卻似乎更能反映出現今官場的常態。

梁晉生,按照他對茹嫣的自我介紹,是一個“清官加庸官”,這話帶有自謙的意味,但也說明他的自信。但是若按江曉力“用中組部的眼光”來評價,可就大不相同了。江曉力眼中的梁晉生有著諸多優勢條件:教育背景最好;不群不黨,眼下看來勢單力薄,卻恰恰是上麵所喜歡的;經濟上是“最幹淨的一個”;再加上那些“臨時抱佛腳去學都來不及”的形象、口才、風度、身體等條件,都是當代官員之急需。因此,在現在市委一大幫子人當中,“是最該上去的”。

江曉力這樣的評價是不是“情人眼裏出西施”,太過份了?並不。她還是很有分寸的。比如在經濟上,她就沒有把梁晉生定位為“清官”,隻說是和那一幫子人相比較,是“最幹淨的一個”。
從小說中描寫的梁晉生的表現看,他也有許多值得人們肯定甚至喜歡的地方。他最初是以一個再婚找對象的追求者身份出現的,正如茹嫣的母親所說:做官做到副市長這個份上,不去找那些年輕嬌嫩的姑娘卻去找茹嫣這樣的中年寡婦,就真算得不錯了。他能真誠愛慕茹嫣那種安靜善良的品格也說明他自己的情趣也有一定的品位。後來我們看到他在防治非典時的工作,“焦頭爛額”中雖然也有許多個人的私慮,畢竟還是全力投入,忠於職責,有時甚至還有點不計生死的悲壯意味。

但梁晉生還是有他的缺點。這得從兩方麵來看。
從普通人的道德標準看,他畢竟在官場的熏染中確定了自己的人生目的。這目的並不很高尚。不是真正的“為人民服務”,而是盡量地把官做大,把在職時間拖長,以謀得和保持更多的尊榮富貴。今日的官場確實是一個“場”,在這“場”的氣氛中它會把身處其中的許多人引向某種同一趨向。有時可能不自覺,到關鍵時刻立刻就非常明確。這就是梁晉生在江曉力向他獻出那條把非典“從壞事變成好事”的妙計時會“眼睛一亮”的原因,也是當江曉力指出他不應當再和茹嫣保持關係時,他雖正在熱辣辣的戀情中、卻能當機立斷、從諫如流,及時斬斷情緣的原因。茹嫣在非典時期因善良的關懷所做的那些事給他找來麻煩,他早已感覺到了,但仍然認為她是對的,忍住了不向她說不,甚至還想過今後和她一起歸老田園時再向她提這事當笑話說。但是一旦江曉力把問題挑明,他也就立刻醍醐灌頂。和終級目的做官相比,愛情畢竟次要。

但從江曉力的眼光看,梁晉生的缺點卻在另一方麵。江曉力對茹嫣說的是:“你的這位梁市長啊,做官做得太老套。”對梁晉生本人則說得更直:“你呀!白當了這些年的官,這樣的不懂中國!”就是說,梁晉生的官還做得太稚嫩。

江曉力,按說把她看作一個官場的代表還不大夠資格。一個市級植物研究所的辦公室主任,最高也就是個處級幹部吧。但是她做代表確實又很夠格,茹嫣曾驚歎:“曉力啊,我看你才是一個當官的料呢!”事實確實如此。江曉力對官場的理解非常深刻,實際幹起事來也遊刃有餘。背景又好,父親離休前是市委的主要幹部之一。她之所以沒有爬得很高,隻是因為父親不主張女孩子做官,說:“又傷身子又傷心,不如平平淡淡好。”

這次為梁晉生出謀劃策,擺脫非典危機,就是江曉力政治才能大手筆的一個例證。這時為非典的鬥爭已經到了緊急關頭,市裏已經病死了幾個人,梁晉生負責著市裏的衛生戰線,已經感到了極大的壓力。他曾對茹嫣說過:“問題不在於我做了啥或沒敢啥。你該知道,官場的一條不成文規則,就是要拉出一個主要負責人墊背。這是成本最低動靜最小的一個法寶。所以這次我幾乎沒有任何退路,隻能背水一戰,看當時能否躲過這一劫,全身而退。”江曉力也曾向茹嫣解釋:“盡管不是他一個人的責任,但是我們的傳統,總是要有一個人來當替罪羊的。”“而且,官場上的事又複雜,借題發揮的,落井下石的,暗中使絆子的,偷偷看笑話的,等著你的空缺好早日上去的……”有的是。

對付這個危機,梁晉生的辦法是全力以赴,力求工作不出漏洞以自保,按江曉力的說法這就是做官的“老套”,就是“不懂中國”。她另有辦法,說:“這種時候,不能按常規出牌,要把自己手裏最大的的王牌搶先甩出去。應該有新招,奇招,險招。”她的這個“招”,就是組織植物研究所和病毒研究所合作“研究”一種可成為非典“克星”的藥物以安定人心。前一半的組織工作她已經做好,後一半的事就歸梁晉生去做。這就是,到兩所去 “視察,聽取匯報,鼓勵研究人員,相信依靠專家,在經濟上給以支持”,然後攜帶據說已獲得的“初步成果”上京匯報,在京開抗非疫苗研討會和抗非新藥發布會,“毅然宣布”這種研究已經成功在望,在經過一係列檢驗、試驗、試用等工作後,在最短時間內就可投入規模生產。

這個計劃在“老套”的梁晉生聽來雖然感到“思路不錯”,卻實在太玄,叫人心裏不踏實。於是在“眼睛一亮”之後他仍然畏畏縮縮地提出了一個個問題:能不能研製成功呀,搞不成有沒有風險呀,人家不給錢怎麽辦呀,等等。這種畏縮態度激怒了江曉力,雖是下級身份卻忍不住厲聲大罵:“你怎麽這樣稀泥不上牆啊?我會讓你賠了夫人又折兵嗎?我是那樣的蠢貨嗎?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坐在那個地方,高深莫測地聽,然後說幾句放之四海皆準的話。可以說,成功了,是你的功勞,失敗了,是我們下麵具體單位的責任。”確實,科學研究原是允許失敗的呀,又有什麽了不得的呢。

江曉力說明此計必成的一番道理更是真正顯出了這位女幹將的“智慧”和魄力:“你當現在最需要的真是藥物?你想想,非典以來,死了多少人?一百個?一千個?再往狠裏說,一萬個?中國十幾億人,哪一樁事上死的人不比非典多?肝炎,腫瘤,心髒病,中毒的,自殺的,車禍,工傷,火災,礦難……報紙上多得都看不過來。我們現在最需要的不是藥,是安定老百姓的情緒,是消除恐慌,這是比藥更重要的——要說藥,它也算是一劑藥,是一劑社會安神藥。你需要,上麵更需要!”

這就是說,非典死人是並不重要的,中國的人反正多得很。所以,關鍵不在藥物是否能製成、是否有效,而在研製藥物的宣傳能夠取得的穩定人心的效果。這一點,“梁晉生需要,上麵更需要!”

江曉力是何等地“懂得中國”啊!真是: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

梁晉生果然就按著江曉力的戰略部署一步一步走了下去,果然一切皆如江曉力的預料:所有的疫病都有它自己的規律,非典的恐慌幾個月後就慢慢平靜下去了。那種藥物雖然沒有研製成功,也沒人來追究什麽,而梁晉生的仕途危機不但已經過去,還走上了新的坦途。他被調到另一個市去工作。那個市比原來的市小,但在經濟建設上的地位更重要,手中掌握的錢袋子更重,他本人也從副職變為正職。

江曉力不但有辦法,也有理論,她懂得辯證法,知道“壞事能變好事”的道理。這有她父親的案例可作證據。據她說,她父親做到六十歲時本來還希望把職務繼續五年,太平無事地就沒能做到,被一刀切了。另一位老幹部隻差一年,該第二年退,恰恰碰到抗洪,有功,就延長了了五年的當權派。所以江曉力說:“其實,禍福相依,如今當官就是這樣,遇上大難,看起來是壞事,你應付過去了,或者幹得很漂亮,你就唰唰往上躥了。得,壞事變好事。許多有經驗的人,都巴不得逢上一次這百年不遇的機會。”梁晉生就剛好碰到了這種機會,也可以說是江曉力製造了這個機會。

梁晉生這才認識了江曉力。他覺得,自己這個副市長實在是不能和她相比。
江曉力不但比梁晉生高明,甚至還強過了她的革命老資格的父親。衛老師在非典時沒能正常住進醫院時,茹嫣情急之下曾求過梁晉生幫忙,梁晉生不便出麵,委托江曉力轉求她父親,誰知江父不但拒絕幫忙,反而責問江曉力,告訴她這姓衛的不是什麽老幹部,而是“壞人”、“敗類”。他說:“看來,當初把他打下去,是一點不錯的。他和黨從來就不一條心,現在活過來了,比當年更猖狂。”

江曉力當然不會對衛老師有更多好感,但是在這件事上卻沒有照她父親的意思辦,她靠自己的私人關係讓衛老師妥善地入了院。她這樣做,除了賣麵子給梁晉生幫忙外,主要還是考慮到像衛老師這麽個“敏感人物”,萬一在非典治療上出了什麽差池,可能會在社會上引起許多額外的說法,這會對梁晉生和大局都不利。從這一點看,江曉力的考慮似乎比她父親更重實際,更懂得“現代化”的政治。

雖然如此,江曉力的觀點和她父親卻是一脈相承的。她父親認為衛老師是壞人,是敗類,對他寫的那些文章深惡痛絕,但是對他的反貪腐行為卻懷著複雜的感情。一方麵,對那些貪腐份子也很痛恨,另方麵,對由衛老師這樣的黨內異端來說這些問題,總覺得是別有用心,是想拆台。所以,往往衛老師說了的事,他那一夥人反倒不願再說。何況他當時也曾是衛老師的下屬,在衛老師遭難時也曾大力搖旗呐喊過呢。

江曉力沒有老一輩的恩怨,但是有下一代的憂慮。近年來,許多這一類的清算文章,包括網絡上的那些曆史披露,已經讓許多像江曉力這樣的下輩人感到惱怒與恐慌。她知道,這些東西一旦進入互聯網數據庫,將會千秋萬代地保存下去,又可以隨時隨地調將出來。古人說罄竹難書的東西,到得如今,隻需要一隻手指頭大小的U盤便全裝下了,還可以無限複製,極速傳遞。所以,許多人,還沒有學會上網,就學會了將自己或家人的名字輸入到搜索引擎,查看有什麽不良記錄。數十年來,那種運動過去一切痕跡便煙消雲散一風吹盡的安逸感,現在已經沒有了。在這一點上,她痛恨這種類似於掘墳鞭屍的瘋狂做法,痛恨互聯網。她不希望這些勞什子打破父親晚年的安寧,更不希望給他們的後人留下尷尬與不堪。

這種思想決定了她對茹嫣感情態度的變化。她本是茹嫣和梁晉生之間的大媒人,就是因為茹嫣也是從小在大院裏長大的老幹部子女,她引為同類,所以應梁晉生的托付,願意在兩人之間牽線搭橋。可是後來,她看到茹嫣在網上寫的一些文章,看到茹嫣在非典期間的思想行為,又了解了茹嫣與達摩等人的相識相交,她就比梁晉生更早地敏感到茹嫣是“非我族類”了。因此,她堅決阻止梁晉生再和茹嫣來往。

看她和梁晉生為了此事的一次對話,就可以明白她的思想:
她說:“ 一些人,特別是那些黨內的投機分子就蠢蠢欲動了。還有那些所謂的革命後代,想提前積累一點資本,一旦有個風吹草動,也好分上一杯羹……而這樣的一些人,恰恰就是某些人最需要的。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這就是為什麽茹嫣一有什麽文章,那些唱反調的網站,那些海外的反共網站就會轉載,這就是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我知道,我們眼下麻煩很多,我們自己把自己的形象弄得很壞,我們和老百姓的矛盾越來越大,我們一些當官的,幹的壞事越來越多,越來越可惡,可以說,到了十惡不赦的地步。但是,這都是我們自己的事情,不能讓別人來操辦。一旦交給別人來操辦,不要說你我這一代人,就是我們的父輩,也會被他們糟蹋得一塌糊塗。你看看茹嫣那些朋友們寫的文章,你就會明白這一點。這裏麵沒有是非,隻有勝負。

當梁晉生不同意“叛逆”是個問題,說到”多少無產階級革命家可都曾經是叛逆者呀——”的時候,江曉力激動地打斷他說:”叛逆隻能有一次。第一次,是打江山的忠臣。第二次,就是謀反的逆子。”

當梁晉生還想為茹嫣辯解,說“她有一種很可貴的正義感。她已經超越了一種狹隘的集團利益,這應該是一種真正的共產黨的胸懷”的時候,江曉力冷冷一笑:“市長啊,你真是一個溫情脈脈的人,一個把我們自己的事業往死裏說的人,這種共產黨的胸懷可真是夠寬廣的了。”

總之,“以前那一套,老百姓不信了,我們自己也不信了,但是,這一切隻能由我們自己來改,改得鼻青臉腫,改得頭破血流,都行。最重要的一條,不能掘我們的祖墳,不能斷我們的後路。誰想這樣作,你有一萬條理由,也不能答應的。”“為了這一片江山,我們家死過人,我的兩個伯伯和一個堂叔。你們家也死過人。我們不希望這些人都白死了。”

好一個江曉力!真是個最堅定、最清醒的官家子弟呀!
我在這裏挑出梁晉生這樣的“清官加庸官”和江曉力這樣的頭腦清醒的得力能員來作官場代表,當然是因為他們都是小說中的重要人物,另方麵,也因為感到這兩個人物恰好也很有代表性,讓我們能看到那些並無貪瀆行為的好官們的所思所想。當然,小說中寫到的官場人物並不止這兩人,還有些其他次要的,如江的父親,如毛子的先後兩個上司,如植物研究所那些一聽到茹嫣和市長戀愛就對她刮目相看殷勤趨奉的領導人,還有“空巢”網站那些善於變臉甚至威脅她陷害她的網友。這些人都各各自成一類,就不去多說了。

結束語

這篇“散論” 寫完了。“散”則散矣,就是說,是把小說中的重要人物分別地說了一遍;“論”則未必夠格,因為自己覺得不過是把各個人的故事做了些簡要的複述,並沒有多少自己的見解。但不管怎樣,總算是介紹了這本書,告訴沒看過的讀者可以去找來看看。回頭再想我之所以喜歡這本書,首先是在它的題材以及作者對這些題材的實質的敢於直麵。這些題材都極為接近我們當前的現實生活。例如非典,這件事人命關天,當時曾引起全國從最高領導人到每一個普通老百姓的緊張關注,有人努力工作,拚死以赴,有人恐慌不安,擔心能否自保。這件事還引起了國際關注,關係到我們國家的榮譽。雖然現在已經事過境遷,但人們記憶猶新。非典未必再來,其他“怪病”或難於預料的嚴重自然災害今後總是難免出現,前車之鑒應是十分寶貴。這本小說寫非典,不但寫了其中的許多事實,而且寫出了許多複雜的關係,寫出了各種不同人物的不同行動,並通過行動顯示出他們的靈魂。從所寫的這些事實中還向人們提出了必須鄭重對待的問題。比如重大災情中老百姓的知情權,是應當公開還是封鎖信息,隱瞞甚至說謊?為什麽得信息之先的人可以早早逃離避難?災害和官員的升降關係如何?等等。作者這種直麵現實敢於提出問題的態度使人欽佩。
同樣,還有官場,還有學界,還有愛情和友情,還有各種人的遭遇和悲歡離合。對其中真相的揭示,在在使人深思。
這些都是社會上大家關住的重大題材。我覺得作者所寫的這些重大題材決定了作品的分量,讀來使人感到心裏沉甸甸的。我們曾反對題材決定論,我說這些,不是反對這種反對,更不是強調題材的決定意義。題材是不能決定作品的好壞的。從政治上強迫作家非寫重大題材不可、借題材是否重大而向作者打棍子更是極端錯誤的。但是另方麵我也感到,處於此時此地的有心的作家,除非故意回避,是很難不和這類題材相遭遇的。

作者直麵這類題材,不加掩飾地寫出,並且表明了自己鮮明的的愛憎。我覺得,這正是遵循著五四以來我國文學曾有過的現實主義傳統。這種傳統曾遭扭曲,有許多作家為維護它而鬥爭,有的因此而遭遇很慘,但文學的現實主義還總是在掙紮中前進。

究竟什麽是文學的現實主義?眾說紛紜,道理很多。有些比較深奧的論說我至今還不大懂。我是按照自己對這個問題的粗淺理解去想的,同時也吸取了曾讀過的一些文壇老前輩的論說,認為現實主義應具備主客觀兩方麵的條件。從客觀方麵說,是所寫的作品內容必須是生活的真實;從主觀方麵說,是作者本人應該是一個真誠的人,對他所見所知的客觀實際應該敞開胸懷,不做假、不粉飾,愛憎分明,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當然這裏不能排斥許多必要的虛擬的技巧。我說《如焉》是現實主義的作品,就是按照自己這些粗淺的想法。

此外,還想談談《如焉》的文字。這文字,初讀時似覺平平,人物怎麽說,怎麽做,緩緩道來,很易懂,容易一口氣讀下去。但仔細讀下去後卻漸漸感到“入味”了,平易,順暢,有時還覺得意猶不盡,留下思索以至悵惘和困惑。這文字還特別清潔,沒有冗贅拖拉、不知所雲的“意識流”,沒有流氓腔和髒字眼,沒有裝神作鬼的迷信,沒有津津樂道的對拉屎、吐痰、做愛、女人生孩子、劊子手自我欣賞地一片片割人的肉等殘酷、惡心的細節描寫。這些,在某些知名作家的作品裏,卻是流行並被看好的。《如焉》中不乏性愛、瘋傻、生育等情節,卻不去做那些汙髒的描寫,不容易。

不過,如果要求得嚴格一點,平易順暢畢竟也還算不得高標準,總還是覺得缺少一些跌宕起伏、汪洋恣肆之筆。特別是在口語對話方麵,我覺得小說中每個人說的話,都是相似的風格(達摩和毛子雖有幾句隨口帶出的粗活,一般也相似),也就是作者自己的風格。這說明作者對語言還有下苦功研究的餘地。當然,或許這是過高的要求了。誰能要求每部作品都像《紅樓夢》和《孔乙己》等魯迅作品一樣,人物一出口就知道這話是誰說的呢。

《如焉》中還有好幾篇書中人物的文章,有的是登載了全文,有的是大量摘錄,有的隻是介紹,也用了相當篇幅。我在初讀時對此曾懷疑這樣作是否浪費了篇幅,想試著刪一刪,竟難。進而一想,想起了《紅樓夢》中那些詩詞,倒真是各人是各人,文如其人,一看就知道誰是詩詞的作者。聯係到《如焉》也類似。“日取其半”必是衛老師所作,兩篇論恐懼的也必是達摩所作,“巴山夜雨”等當然也必是茹嫣的“佳人文采”了。這倒補了對話中不夠個性化之不足。

當然,文字原是個難說的問題。弄文字的人,各有自己的風格,讀文字的人也自各有所愛。我想還是百花齊放為好吧。

我從來不曾作文學作品之論,對自己的水平缺少信心。這裏隻是寫下自己的讀後感,願就正於同好者和本書作者之前。(2007-4-21)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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