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文革初期和大人物的幾次交道
老丈人是1942年參加新四軍的抗戰老兵,第一批離休幹部。近來紀念抗日戰爭70周年之際,被請去幾十次講抗日故事。官方並請人幫他寫回憶錄出書。但其中一段不給官方講的經曆,給我講了,我記敘如下。
1967年3月14日 體育場召開上海川沙縣革命委員會成立大會,為全市第一個建立的“縣革會”,我主管大會保衛工作。當時川沙縣公安係統已砸爛,保衛工作由當地駐軍來做。駐川沙的6398部隊(獨立團)的團長、政委都已臨時調去支左,我作為參謀長主持工作。接到上級通知後一方麵布置會場保衛,一方麵安排市裏來人的接待和安全。已於2月5日成立的“上海人民公社”(後改稱革委會)是當時全國首個造反奪權的市政當局,來人有中央文革兼上海書記張春橋、姚文元等,發表了講話。他們是從浦東的南線,經北蔡來川沙的。我在大會現場接待,臨結束前團部值班人員向我報告,接到一個詢問電話,當時能打來電話的都有來頭,值班人員不敢打聽對方是誰。對方問的是,來開會的首長,春橋來了嗎?文元來了嗎?洪文來了嗎?這些中央大員的行蹤不能隨便告訴,值班員隻含糊應對,嗯嗯哈哈。隨即將電話紀錄報告給我。
我感覺事有可疑,當時的情況,當時上海以王洪文為首的“一月革命”剛剛奪權,而另立山頭的“北上返滬二兵團”與王洪文明爭暗鬥已做過多次手腳(二兵團領導耿金章曾指揮偷襲,扣壓了被打倒的原上海市委陳丕顯、曹荻秋),勢成水火。
於是我向張春橋、姚文元建議臨時應變,改走北線(蔡路、高橋方向)返回市裏,張春橋了解情況後,認為這樣比較好。我遂派兩位部隊幹部和團部吉普車,帶路護送來人車隊回城。
1968年我隨部隊在崇明島進行國防施工剛一個月,就被抽調去安徽調查小三線的文革情況。1968年8月12日,由我向上海市匯報調查結果,聽取匯報的有王洪文、馬天水、王少庸(因在青島附庸康生兒子而被重用,派到上海)、徐景賢、王成龍(常委)五人。匯報從當天下午2點起,中間他們閉門商量後再出來提問。
記得提問中問道三線工廠生產什麽軍工產品?回答是有步、機槍和子彈等。
馬天水問,生產這些東西是放給誰管?南京軍區管還是上海警備區管?是軍隊管還是地方管?
還說安徽和上海相互支援很大,安徽很富,地下有,地上有。意思是想推脫給安徽。
王洪文打斷馬的話,反斥說:我們講現實,地下的還沒有開發出來呢。意思是要擔當起來。
時任上海警備區司令廖政國表示要由上海政府來管,由軍隊配合。接下來討論方式,是軍管還是民辦?要派工作隊嗎?
最後以當天日期而命名成立812工程指揮部,總管安徽小三線工程的全盤領導,由上海警備區副政委掛名當主任,後勤部副部長張克寬當副主任並實際主管,另一副主任記得叫董連成,原來是個團長。下設辦公室(行政)、政工組、生產組。
辦公室主任是由79團政治部主任來當,政工組組長是原靜安區武裝部政委,姓宗。我當生產組長。接管小三線當時73個工廠約二萬餘人。
剛剛8月12日成立小三線指揮部,馬上接通知參加由130人組成的上海代表團赴北京參加全國國防工業會議。史稱815會議,由粟裕主持,江青講話。會後全體代表等候毛澤東接見,卻等了整整5個多月,到1969年1月25日才得到包括毛、林、周、朱、陳毅等的接見。這五個月在北京的等待,還發生了有人在接見廳私帶刀片,劃破皮椅的事件。
回上海後受到隆重歡迎,不到一個月就在春節後去了徽州小三線指揮部就職。當時總部一共有30多人,工作了半年多,抓生產很有成效,至1969年的8月,調任江蘇建設兵團任團長。
附注:小三線的來由:
起因是1965年起組織了近70家與軍工生產有關的上海單位,轉移到安徽以徽州為中心的皖南十縣地區建設“小三線”。2萬多上海人轉入山區工作,創業階段比較艱苦,廠址定了,幹部不齊,文革開始時管理混亂,人員不安,要求回上海。開始南京軍區要求當地建軍管會,即徽州軍分區來管,當地調了很多幹部,但是進廠根本管不好。於是,安徽打報告給南京說他們管不了,南京軍區轉托上海市,當時上海市管工業的老幹部馬天水覺得事涉軍企,還是請上海警備區一起來管。為了解情況,當時上海警備區司令廖政國派5人小組前往徽州地區調查,由警備區李副政委,帶二個參謀,一個宣傳幹事方錄水, 開一輛吉普車前往安徽。途中在蕪湖附近遭遇造反派衝擊車站機場,小車當機繞開。後來知道造反派封了路,包圍了蕪湖軍用機場,是李德生用宣傳辦法和平解圍,得到毛澤東親自表揚,據說毛問:你是怎麽辦到的?李答: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宣傳造輿論。毛讚揚說他發明了造輿論解決問題。
五人調查小組考察了一周時間,由我歸納情況,繪製布點地圖和路線,提出布局和管理建議,回到上海。然後於1968年8月12日,在警備區領導的陪同下,由我向市裏匯報情況。警備區一行五人前往,有司令廖政國,正副政委(一位是李兵山,另一位也姓李),後勤部長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