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90年代，在前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男性的預期壽命大幅下滑。社會將其歸咎於伏特加消費量增加。美國藍領白人的死亡率也一直在飆升。很多人將其歸因於阿片類藥物的泛濫。這兩個例子都混淆了因果。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選民基礎與前蘇聯解體後的男性的共同點在於士氣低落。他們的世界在消亡。除非發明時間機器，否則誰都無法讓他們的世界複原。
特朗普的總統候選人身份喚醒了一種的新型政治事態（白人抗議），不管他是否會在11月大選中落敗，這種政治事態不會消失。這個群體中彌漫的支持特朗普的情緒不受特朗普的任何言行影響。實際上，一些共和黨資深人士在特朗普針對女性的言論新近曝光後離他而去，可能隻會加深支持他的選民對共和黨建製派的蔑視程度。
從相對和絕對意義來說，美國藍領白人的地位都在下滑。從相對意義來看，在近一個世紀以來美國最嚴重的收入不平等中，他們恰恰處於吃虧的那一頭。這包括終極不平等：壽命長短。1970年，美國低收入中年男性的平均預期壽命較同年齡的高收入男性短5年。到1990年，這一差距擴大到12年。最新的估測數字為近15年。
比你原本可能活到的歲數早死10多年已經足夠糟糕了。預計壽命還趕不上你父母就更糟了。這違背了西方人（特別是美國人）的心理預期。在美國獨立革命時期，人們的預期壽命是38歲。到1920年，這個數字延長到57歲。現在是78歲。
矽穀一些想法更大膽的人認為，我們有機會徹底消滅死亡。但經濟學家安妮•凱斯(Anne Case)和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表示，美國藍領中年男性的預期壽命實際上可能在下降。
是什麽導致了這種毫不“美國”的失敗主義？從一定程度上來說，這是因為美國多數其他人的境況相當不錯。盡管作為一個整體，西班牙裔美國人和非洲裔美國人的境況不如白人，但他們的起點較低。他們的壽命正緩慢攀升。心態跟變化的方向有關。這就是為何在被問及子女的未來時，美國的非白人遠沒有白人悲觀的原因。
從一定程度上來講，這是一種簡單的種族懷舊。上世紀50年代（那個年代是美國中產階級的鼎盛時代），白人仍占壓倒性多數。到2042年，他們將不過是又一個少數人群。上世紀50年代，他們從事工廠工作也能過著體麵的生活。如今，除非擁有大學學曆或者非常特殊的技能，否則那樣的工作是沒有了。
如今美國六分之一的壯年男性不屬於勞動力——這一比例比除意大利以外的其他所有富裕國家都高。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經濟學家艾倫•克魯格(Alan Krueger)。針對這一現象特朗普開出的藥方——摒棄美國主導的全球主義、轉而奉行“美國主義”。
他的減稅措施可以輕易實施。很難預測特朗普敗選將會帶來何種反彈。但可以肯定的是局麵不會好看。
然而，那種技術左派的解決方案很難激發人們的信心。正如J•D•萬斯(JD Vance)在《Hillbilly Elegy》一書中所展示的那樣，公共援助對阿巴拉契亞的蘇格蘭-愛爾蘭裔美國人和對城市廢棄地上的非裔美國人一樣作用有限。它仍能夠幫助人們勉強過下去（盡管沒有過去的幫助大），但它幾乎無助於改變他們的生活機遇。為他們提供更好的培訓和基礎設施顯然是必要的。
非特朗普陣營的保守派人士的道理：美國白人窮人受困於一種文化，這種文化拒絕自我幫助、蔑視教育、容易出現家庭破裂。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抨擊非裔美國人社區將勤奮學生汙蔑為“裝白人”。萬斯指出，在蘇格蘭-愛爾蘭裔美國人當中也有類似想法——那些用功的學生被認為是同性戀、因而遭到排斥。
什麽樣的計劃可以糾正這種狀況？如果美國是新加坡，它會將人們轉移到收入有高有低的社區裏。你越接近擁有更高成就的群體，你向上流動的機會就越大。但美國是一個民主國家。社會工程是專製做法。從積極的方麵來說，美國自由得以永存。從消極的方麵來說，美國社會中的大量輸家足以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擾亂美國政治。“特朗普的美國”將比它的提倡者長壽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