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 (167)
2013 (346)
2014 (204)
2015 (199)
2016 (738)
2017 (213)
2018 (120)
2019 (106)
包括蓋洛普在內的最新民調均顯示,美國人對大眾媒體的信任度已經跌至曆史低點。在2016年大選年,對媒體的不滿和分歧尤其突出。對此,共和黨總統提名人特朗普毫不掩飾地驕傲表示他“責無旁貸”。
根據蓋洛普最新發布的統計,當被問到媒體是否“充分、準確和公正報道新聞”的時候,隻有32%的受訪者表示了“很大”或“相當程度”的認可,這是自1972年蓋洛普首次進行該項調查以來的曆史最低。與此同時,高達27%的人認為,他們壓根就不信任媒體,該比例創下曆史新高。
無獨有偶,在這之前幾個月,美國報業研究所與美聯社-NORC公共事務研究中心聯合進行的媒體洞察項目顯示,隻有6%的受訪者充分信任媒體,同樣是曆史最低點。
上周,特朗普接受紐約電台節目主持人Fred Dicker采訪時說,“我非常驕傲地說,我認為我跟這個民調數據有很大關係。”在之前的采訪中他說,是他“揭露”了媒體的真麵目。
從去年踏入競選來,特朗普不停地、反複抨擊媒體“不誠實”、缺乏公正。他的競選團隊一度封殺了包括《華盛頓郵報》、政治網站the Politico等在內的媒體,並且與《紐約時報》及其記者和專欄作家,展開了數個回合的交鋒。
許多共和黨領導人和保守的政治評論人士也認為,特朗普在媒體上得到的更多的是負麵關注,相比之下,他的對手希拉裏獲得了太多正麵的報道。蓋洛普也在9月公布的聲明中承認,這些批評聲可能是導致媒體公信力急劇下滑的最嚴重原因。
蓋洛普調查顯示,相比民主黨人和獨立人士,共和黨人一直對媒體更持懷疑態度,而最近,他們對媒體的信任度也下降得更快。一年前,表示信任媒體的共和黨人比例為32%,如今,該比例已降至14%,至少是20年來最低。
蓋洛普稱,在過去近50年曆史中,高度信任大眾媒體的美國民眾比例一度高達72%,當時是1976年,圍繞越南戰爭、水門醜聞等事件展開的調查性報道為媒體業樹立了一個標杆。從那之後,媒體在美國人眼中的公信力幾乎一直穩步下滑,進入2016年,甚至用“蒸發”來形容都不為過。
伴隨著競選大幕拉起,圍繞媒體是否存在政治偏見的爭論就一直沒有停止。9月初在“不小心”接受了俄羅斯媒體采訪時,特朗普曾抱怨,大選最讓他感覺意外的是媒體“太不誠實了”:“它們(媒體)會發表你的聲明,這(本來)是個非常完美的東西,”他說,“(但是)它們把它剁一下、砍一下,變短點要麽變長點,或者動點別的手腳,然後突然間,這玩意就不像你實際要說的那樣好了。”
一些保守派評論家、觀察人士也指出,比如在民主黨郵件泄密一事上,特朗普明顯是開玩笑地提到了俄羅斯黑客,但被主流媒體描述成鼓勵入侵希拉裏郵箱這種涉嫌叛國的行為。
這種說法似乎得到了研究的證實。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和密蘇裏大學兩位經濟學家對主流媒體的分析顯示,“絕大部分的記者都是自由派傾向。”經濟學家Daniel Sutter進行的另一項研究則發現,“具備記者所需的才華、氣質和個性的人,可能更傾向於自由化政治事業。”
不過,也有反對者指出,隨著社交媒體的崛起,《紐約時報》、CNN等被貼上自由派標簽的所謂主流媒體對讀者的影響已經越來越小了,比如在越來越流行的廣播節目脫口秀中保守主義的勢力最大。另外也有研究發現,美國民眾的新聞消費越來越個人化,因此由發行量來判斷媒體對民眾的影響有失偏頗。
特朗普在接受Fred Dicker采訪時也提到了社交媒體的作用,尤其是他在競選中倚賴最重的推特。他說,推特幫助催化了對媒體的不信任感。“一個本應不偏不倚的作者(在推特上)寫了一些關於一個人的可怕的事情,然後他還要去寫一篇文章(報道),這怎麽能行?”他說。
但在蓋洛普看來,社交媒體的作用是雙向的。一方麵,當觀點性的報道在某種程度上成了常態,讀者可能會對那些跟過去媒體業相比,報道規範不夠嚴苛的媒體產生警覺,導致對媒體信任度降低。但另一方麵,隨著博客和社交媒體的“成熟”,他們也擴大了美國公眾的視野,這反過來可能也會整體上提升美國人對大眾傳媒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