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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在講話中引用宋詞“弄潮兒向濤頭立。手把紅旗旗不濕”。有分析認為，隨著美國“重返亞太”和中國“一路一帶”在重要重合部——南海博弈升級，“美國秩序”還是“中國秩序”主導南海、亞太，乃至歐亞大陸，將繼續成為世人矚目的焦點話題，也是全球投資者趨利避害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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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G7到G20，中國如何從邊緣邁向“全球治理”中心舞台
G20峰會正在召開。艱難時世之下，大國合作凸顯其重大意義。
自從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後，冷戰後的國際關係已進入了第二個階段。一方麵，盡管美國依然是擁有遠遠超越別國之上的綜合國力，但其霸權地位已經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而另一方麵，在霸權式微的背景下，世界經濟複蘇乏力，各大地區形勢動蕩，權力擴散現象越益嚴重。從治理結構角度來看，G20取代G7（或G8）來協調世界經濟，乃是這一變化的關鍵性標誌。
從L20到G20：一個凝聚共識的曆程
然而，作為新體製的G20，是否真正經得起曆史考驗，還得看其能否解決當今國際發展進程中的實際問題。
從今年杭州G20峰會的進展，特別是從G20的央行行長會議、財長會議所達成的一係列共同文件來看，各國都確認要采取切實措施提振經濟、推動結構改革、限製貿易保護主義、避免互相貶值的貨幣戰、加強基礎設施建設、促進綠色發展理念、縮小貧富差距等諸多方麵的原則，以待各國首腦的正式批準。這一係列最新推進充分體現出，在各大國利益多樣、立場不一的背景下，大家的共同願望和訴求還是占了上風，還是在對世界事務的共同責任的驅使下達成了共識。
為什麽能夠做到這一點呢？我以為，首先，這和G20這項國際體製較為成熟完備有關。
粗看起來，國際關係曆史上的許多重大變化，並不是由於人們的事前設計，多半是在危難關頭，臨時抱佛腳，急就章而成。但是，由G7折向G20的這一重大轉變，倒並非隻是在金融危機之下才突發而成，而是經過了一個比較長期的鋪墊準備、比較深入的思考、和比較全麵多樣的溝通，才做到水到渠成。
最初，是本世紀初有關G8如何進行改革的討論中，加拿大總理保羅.馬丁在2004年就提出：要創立一個新的二十國集團，即L20（“二十國領袖峰會”），來取代原來的G8。之後，是英國首相布萊爾及其繼任布朗首相、法國總統薩科齊等人相繼提出，要讓G8與新興國家代表中國、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等O5國家（也即Outreach，拓展）一起合作，定期舉行會議。
而更為實質性的乃是2007年德國擔任G8輪值主席國期間，在德國總理默克爾推動下的海利根達姆進程，與前幾位西方領導人相比，德國所推動的8+5進程不光是構想和建議，而是有了實實在在的峰會機製，並且委托合作與開發組織（OECD）擔任秘書處的工作。當時，似乎整個德國朝野都行動起來，我接觸過那時的一些歐洲學者，他們無論是在文章中，還是在國際研討會上，都提出過很多相關的國際新體製的構想和建議。而在此前，1998年的東亞金融危機，已催生了每年定期、輪流舉行的20國央行行長和財長會議的機製。
從邊緣到中心：中國的G20之路
不言而喻，當時的新興國家當中，各方最為關注的是中國。
相當長一段時間裏，G8一再邀請中國參與，但是中國始終保持比較謹慎的態度。一直到2003年，G8把原來僅邀請中國財長和央行行長參與，提升為邀請最高首腦參與，胡錦濤主席也是從那時開始出席峰會的。
實事求是地說，即使參與了G8的有關會議，對於參加全球治理實踐，中國還是一個後來者。戴秉國同誌在他的《戰略對話》這本新書中證實，中國是在2005年第二次中美戰略對話的時候，才“比較公開地講中國是國際體係負責任的參與者、建設者和改革者，也比較放鬆地和美國人討論國際體係問題，這在過去是沒有過的。在這之前，我們不大用‘國際體係’這個詞。”
當時，西方急於要求中國等新興國家參與G20，有著各種動因。除了世界經濟格局已發生了重大變化，歐美不得不通過吸納發展勢頭較好的新興經濟體，共同參與決策，推動分擔風險之外，在麵臨氣候變化等一類新挑戰時，西方也急於想通過這類新體製，把當時最大的排放國——中國拉進來，以成製約之勢。後來，經過了西方大國之間的密切磋商，也征得了中國等新興國家的同意，最終形成了G20峰會機製。
回顧多年來的G20進程，明顯地可以看出：第一，G20會議議程有了較大擴展，已經遠遠超出隻是聚焦於金融穩定這一職能，而是擴展到貿易、發展、創新等很多其他經濟領域，甚至還包括安全事務。而本次峰會前期所達成的很多共識，都是曆史上的“第一次”。第二，每年所達成的承諾數量有了不小的增長，雖然G20的決定還不是非常嚴厲的剛性約束，但是即使是“承諾”和指導性意見，依然具有一定的規範和引導作用。第三，G20實行輪值主席製，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一律有資格輪流擔任。這已經遠不像當年，僅是在G8首腦達成協議之後，才向新興國家領導人傳達。對此中國領導人嚴肅地提出過意見，才形成今天這樣的平等交往的格局。
“三位一體”：中國的全球治理之基
歸根到底，全球治理體係無論是創立、執行、調整、提升，都還離不開這樣一種“三位一體”的狀態。
首先是實力，
這是任何國際競爭的條件下都必不可少的“自然之法”。不可設想，如果沒有實力的增長，怎會有當年歐美國家領導人走馬燈似地邀中國參與G8的情形。
其次是規範，
這是任何全球治理都必須構建和執行的“當然之則”，如果沒有國際規範製約，難以想象還有任何國際角色可以生存。
最後是文化，
這是任何力量聚集和任何規範製度得以維係的“應然之道”，若不是中華五千年文明的輝煌傳承，也很難設想還能有當代中國人在如今時勢下的安身立命之所。
不管怎麽說，中國人參與全球治理的實踐，還剛剛開始。既要改造，又要參與和建設，在這樣的情況下投身於全球治理，遠非易事。我覺得，當下比較迫切的，可能還是如何提升和積累有關全球治理的經驗和知識，既避免民粹，也免過於自鎖和消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