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
法國首都巴黎又發生了嚴重的恐怖主義襲擊，這和上次恐怖襲擊相隔不遠。實際上，自從美國“9.11”大規模恐怖主義事件之後，恐怖主義似乎已經成了社會常態。
既然是常態，無論是政治人物還是社會似乎一直處於麻木狀態。每次發生這樣的悲劇，政治人物就會象往常那樣，對受害者加以最深情的慰問，對恐怖主義加以最嚴厲的譴責，同時信誓旦旦地宣誓要和恐怖主義鬥爭到底。政治人物刻板的表現可以理解，但社會何嚐不是如此呢！人們一邊哀悼一邊悲憤，以示團結和集體的力量。但過不了多久，無論是政治人物還是社會就儼然把悲劇遺忘了，他們的生活回歸到了正常，沒有做什麽，似乎所能做的隻是下一波恐怖襲擊的到了。
更不為人理解的是，有關恐怖主義的話題經常被政治化，無論是內部政治還是國際政治。在內部，不同的政黨盡管都對反恐表現出興趣，但就反恐政策則並沒有什麽大的共識，而且往往是互相製約甚至否決。對反對黨來說，似乎執政黨的反恐政策一旦有效就會損害反對黨的政治利益。此外，諸多反恐所采用的手段也經常違背西方一些國家的憲法精神，這也是反對黨加以反對的法律因素。
2015年11月14日，法國巴黎，一朵白色玫瑰插在前夜恐怖襲擊中留下的彈孔上，封住彈孔卻遮不住裂痕。
在國際政治上，人們不難發現，西方世界盡管本身也是恐怖主義的受害者，但經常在反恐問題上持雙重標準。例如，西方本身不管用什麽方法來對付恐怖主義都是合法合理的，而一旦到了其它國家，就演變成為“人權”等不同性質的問題了。所以，盡管恐怖主義已經成為一個全球現象，反恐需要世界各國的大力合作，但這種雙重標準一直在有效地阻礙著國際合作。
“9.11恐怖主義事件”過去那麽多年了，而恐怖主義越來越盛。整個西方一直處於被動的反應。要真正有效反恐，恐怕就要回到恐怖主義產生和發展的根源。如果從宗教文化因素看，恐怖主義有其悠久的曆史。但理解今天世界所麵臨的恐怖主義局麵，人們無需回到很久遠的曆史，而是看看“9.11恐怖主義事件”以來的曆史，大體上就可以知道問題出在哪裏了。
簡單地說，西方反恐的方式本身產生著更多的恐怖主義，反恐本身成為新型恐怖主義崛起的溫床。如果不能跳出這個惡性循環，那麽恐怖主義會繼續擴展，社會會越來越沒有穩定和安全的常態。
這裏首先要提問的是，為什麽今天會出現那麽多的失敗國家？在西方，中東等地區失敗國家的出現一直被視為是恐怖主義崛起的政治背景？問題在於：國家為什麽會失敗？
在這方麵，西方尤其是美國要負很大的責任。“9.11恐怖主義事件”之後，美國就開始推行硬軟兩大方麵的反恐計劃。首先是“硬”的，即暴力打擊，用暴力摧毀和清除美國認為是恐怖主義的基地、基點和主要人員。其次是“軟”的，即推行“大中東民主計劃”。西方認為象薩達姆那樣的專製政權是恐怖主義的政治根源，因此希望通過在中東實行西方那樣的民主政權來控製甚至根除恐怖主義。
如果說武力打擊激進恐怖主義者在一定的階段表現為必然，但是人們不能簡單地認為暴力就可以解決問題了。以暴製暴導致更多的暴力，這是曆史的循環。用“軟”的方式因此也成為必然。可惜的是，美國所推行的“大中東民主計劃”僅僅出於簡單的意識形態考量，而非實事求是的做法。“大中東民主計劃”因此事與願違。在這些政權被推翻或者弱化之後，所出現的不僅不是西方所希望的民主國家，而是失敗國家，或者類失敗國家。不僅如此，近年來美國西方到處製造和推行的“顏色革命”，也在製造著更多的失敗國家。
事實上的情況是，當象薩達姆那樣的目標存在著的時候，西方諸國還可以同仇敵愾，加以圍堵或者絞殺；但是當目標變得極其分散的時候，西方就束手無策。今天西方的反恐成本極其巨大。例如，政府需要動用數十人的力量才能“盯”住一個可疑的恐怖主義者的行蹤。被界定為可疑的人，這個群體數量龐大。和日夜都要“盯”的政府安全人員比較，這些“可疑者”占據著有利的戰略地位。他們不需要一天二十四小時都醒著，而是可以挑選任何時候來實施他們的計劃。
這就說明了，政府不管如何強大，光依靠政府的力量，反恐要贏得勝利的機會並不是很大。這也就是這些年來，西方各國視恐怖主義為常態的一個主要根源。這不是說，西方政府承認恐怖主義具有了合法性，而是一種無奈的表現。
單單政府不可能取得反恐的勝利，這表明恐怖主義的盛行不僅僅是西方政府的失敗，更是西方社會整合的失敗。社會整合的失敗表現在哪裏？人們可以從如下幾個主要方麵來看。
首先是文化整合的失敗。西方傳統上是“一神教”傳統。這一點西方和穆斯林世界沒有什麽不同，所不同的是人們信仰不同的上帝。曆史上，不同的宗教信仰導致無窮的衝突和戰爭。小布什當時把反恐戰爭稱之為新的宗教戰爭並非一點也沒有道理。
近幾十年來，西方提倡多元文化或者文化多元主義，希望多元宗教信仰可以和平共存。但這僅僅是理想，要轉化成有效的現實非常困難。例如，法國被認為是典型的“共和”，一個開放的自由民主政體。不過，究其實質來說，法國仍然是一個建立在一元化宗教文化基礎之上的國家，因為隻有接受了法國的“共和”精神，才有資格成為法國國民。從這數十年的曆史來看，文化多元主義的成功的可能性並不很高。無論是西方還是穆斯林文化，其本質是“同而和”，而不是“和而不同”。
從這個角度來看，可以預見，這次龐大的歐洲難民潮會給未來的西方造成巨大的衝擊。如果新移民不能被有效地整合，那麽這些難民將改變歐洲的文化和宗教版圖。從曆史經驗看，在這個過程中，很難避免充滿血與火的暴力行為。
其次是社會經濟政策的失敗。盡管西方崇尚社會公平，但這個任何社會都接受的價值並沒有反映在社會不同群體的社會經濟生活水平上。往往的情況是，西方少數族群（尤其是穆斯林）處於社會的邊緣，接受教育程度低、失業或者就業不足、所從事的往往是主流社會不願意做的那些工作、收入水平和主流社會的差異巨大、日常生活空間流離於主流社會之外等等。很顯然，盡管西方社會往往有比較完善的社會政策，但社會政策顯然並沒有延伸到少數族群或者延伸不足。
第三，更為重要的是，西方的個人主義已經被推到一個極端。西方崇尚個人主義，這給西方社會帶來了自下而上的勃勃生機。但凡事不隻有好處，而沒有負麵結果。例如，在宗教種族問題上，西方基於個人主義之上的言論自由對穆斯林人口造成了無限的困惑甚至憤怒。自從西方開展規模龐大的反恐怖主義運動以來，西方的文化和知識界也利用自言論自由的優勢，毫無顧忌地諷刺和謾罵其它不同的民族、宗教、文化習慣。這種言論自由或者“暢所欲言”，不僅傷害了大多數穆斯林人口的宗教感情，更是刺激了激進穆斯林人口的憤怒。正如過去數年所顯示的，結果是對西方社會的整體傷害。
實際上，言論自由曆來都是有邊界的。西方很多國家迄今仍然有“誹謗罪”。如果言論沒有邊界，那麽行為也就不會有邊界。如果每一個人的自由意誌都可以完全不受任何約束的情況而自由地發揮出來，那麽什麽行為都是有可能的了，所不同的是，不同個人對行為的性質有不同的“定義”。而這個定義是高度主觀性的，也就是個人“自由意誌”的發揮。言論自由者有自己的定義，而激進主義者也有自己的定義。
“九一一恐怖主義事件”以來的反恐已經有些年了，人們可以從這些年的反恐運動中學到很多經驗和教訓。反恐的無效和恐怖主義的盛行表示人們並沒有在很好地總結經驗教訓。相反，因為很多無效甚至是錯誤的政策，反恐運動本身在為恐怖主義的發展提供著無窮的資源，拓展著無限的空間。今天的“ISIS”（伊斯蘭國家組織）簡直就是一支穆斯林世界的“聯合國軍”。數萬人從西方各國投奔戰亂的中東加入這個組織，而中東的激進分子又走向西方各國。這個形成中的龐大網絡本身更在預示著一個不祥的未來。
恐怖主義的盛行和西方反恐的無效，對中國本身來說，也具有深刻的意涵。首先，在反恐問題上，中國很難獨善其身，因為恐怖主義今天已經是一個全球現象。實際上，中國本身也麵臨非常嚴峻的反恐怖主義任務。因此，反恐必須成為中國國際戰略和外交的重要一部分。其次，中國本身的反恐必須防止西方化，尤其是美國化。
在反恐問題上，盡管中國也要硬軟兩手一起抓，但關切點必須在軟的一方麵。反恐的重點必須是社會層麵的民族整合。如果社會整合層麵失敗了，政府最強大的力量也會在恐怖主義麵前無濟於事。在社會整合方麵，較之西方國家，中國的優勢在於動用強大的國家力量來促進社會的整合；而在這個過程中，可以把國家的力量轉化成為社會的力量。作為個體或者集體行為的恐怖主義，隻有在社會層麵，受到同樣是個體和集體的製約（監督和管製），才能得到有效的遏止。
現實地說，如果政府自上而下的政策不能向下延生和融入到社會層麵，那麽任何形式的反恐隻會是“外部的”。而任何形式的“外部”反恐僅僅是臨時的和運動式的。隻有植入社會層麵的反恐才能成為“內部的”，是可持續的反恐。從長遠看，國家的反恐政策隻有深入到社會層麵才有可能轉變成為社會的反恐意識。
一句話，如果說恐怖主義成為了常態，那麽我們所生活於此的這個社會就不再是常態了。要我們的社會重返常態，就必須遏止和清除恐怖主義。反恐任重而道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