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與胡適日記中的彼此印象
蔣介石對好些特別的文人都顯得有些大度。在某種程度上，是他明白自己需要一些諍友。而胡適自己的內心想法，是當王師，教育可以教育好的當 權者能夠接受民主自由的思想。雙方經常免不了把對方罵得半死，卻還是相互需要。對蔣介石來說，失去大陸是人生之恥，他希望從文士中獲得智慧。在一定意義， 他做到了。台灣後來的治理，確實從混亂走上了正軌。對胡適來說，教育當權者的願望，也可以說最終落到實處。
胡適曾被中共視為反共者，甚至列為戰犯。不過，胡適的這個“戰犯”頭銜，是1954～1955年， 在全國大規模進行的一場批判胡適的運動中，被一幫文人補上去的。郭沫若更曾在一篇文章中說胡適是“頭等戰爭罪犯”。胡適是國際影響力很大的中國學人，自由 知識分子，一生倡導民主政治。國民黨政權敗退台灣後，一度危機重重，未必能守得住那個島嶼。美國政界完全放棄蔣介石的聲音很大。此時，胡適去了美國，以他 的影響力為蔣介石辯護，確實取得了對蔣介石有利的效果。胡適1949年7月 在美國《外交》雜誌發表的《斯大林雄圖下的中國》一文，對美國學界影響巨大。蔣介石政權在台灣的合法性，通過胡適的“學術外交”得到確認。胡文認為，蘇聯 扶植中共是國民黨敗退大陸的原因，其中“西安事變”和“雅爾塔密約”對國民黨傷害巨大，而這都是蘇聯幹擾國民黨政權。蔣介石根據胡文，提出“反共搞俄 論”，形成《蘇俄在中國》一書，就來自胡適思想。此後，蔣介石這套“反共搞俄論”對台灣當時內部安定和鞏固外交起了很大作用。從這角度看，胡適確實是中共 的“反黨分子”，而且還是非常厲害的那種。
但是，胡適也曾是國民黨的“反黨分子”。1922年， 陳烔明與孫中山刀劍相向，曆史教科書說成是陳烔明背叛孫中山。但在那個事件發生的時代，胡適看到的卻是錯在孫中山。陳烔明是想廣東自治，建成一個模範的新 廣東。孫中山是想把廣東做根據地，武力統一中國。胡適認為如果全國聯省自治，和美國式的聯邦製相近，更有利於中國社會走上民主。事實上所謂叛變，也不是一 開始就要對孫中山痛下殺手，主要是兩人政治主張難以調和，有用刀槍來示威的意思。陳烔明想搞出點事來，隻沒想鬧大了，一發而不可收拾。因此，盡管他與孫中 山在“護法運動”失敗後成為好朋友，但他對總是想鬧革命的孫中山有些不感冒了。
在孫、陳之爭上，孫中山的追隨者怦擊陳烔明“悖主”、“叛逆”、“犯上”，胡適反問他們：“在一個共和的國家裏，什麽叫做悖主？什麽叫做犯上？”
最終，孫中山北伐主張通過蔣介石領導的黃埔係軍隊獲得成功，蔣介石從名義上統一了中國。此時，孫中山聲譽日隆，被尊稱國父。國民黨政府決定修建中山陵。胡適明確反對修建中山陵，認為即便要修，也應50年後，後人認為值得修才可以修。孫中山給中國的政治安排是第一為軍政時期，第二為訓政時期，第三為憲政時期。國民黨北伐戰爭取得勝利，1928年， 蔣介石即宣布訓政期到來。但訓政的主張，卻是在“革命”的名義下，嚴厲打擊“反革命”，提出“一切權力歸本黨”，以黨治國，要建立“一黨專製”的政治體 係。後來，國民黨被批評“一個國家、一個政府、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獨裁政治，由此而來。題外話，國民黨和蔣介石從來沒有做到這一點。且說胡 適對國民黨訓政主張，嚴重不讚同。胡適寫下《人權與約法》、《我們什麽時候才可有憲法》等文章加以駁斥。他說，孫中山“根本大錯誤在於誤認憲法不能與訓政 同時並立。”他還說，要揪反動分子，當把國民黨的中央宣傳部長揪出來，因為此人的反對“言論自由”，正是一個“反動分子”。胡適是思想界巨人，他的觀點立 即引起社會強大反響。羅隆基、梁實秋等人也紛紛撰文響應。
在這樣的背景下，國民黨文人組織起對胡適的圍攻。當時，胡適任上海一所中學校長（中國公學校長）一職，上海的國民黨要求將他“撤職懲處”。1929年5月，胡適被迫辭職。同年10月10日雙 十國慶節，蔣介石稱一些人用“穢言亂政”，就是不點名指胡適一夥人。其後，與胡適相關的《新月》雜誌因發表“不當言論”被收繳焚毀，胡適與羅隆基、梁實秋 等人的結集著作《人權論集》被列為禁書。羅隆基為北大教授，還受到比胡適嚴厲得多的政治迫害。他不僅丟了教職，還受拘捕6小時之辱。1931年，學界一批人呈請胡適任清華大學校長，呈文送到蔣介石那兒，他做了如下指示：“胡適係反黨，不能派。”胡適就這樣成為國民黨的“反黨分子”。
1949年後，胡適雖然在學術外交上幫了蔣介石的大忙，但胡適的“反黨言論”依然不絕於耳。胡適積極參與或受他影響很大的《自由中國》、《文星》等雜誌，就是國民黨政府一些人眼中的“反動”刊物。1960年，國民黨政府通過雷震案，狠狠地惡心胡適一把。雷震是胡適的重要追隨者之一，主張民主和自由，反對蔣介石連任總統，反對老蔣傳位給蔣經國，這讓老蔣非要修理一下胡適這種自由派不可。1957年，蔣經國領導的“國防部總政治部”印發了《向毒素思想總攻擊》一書，就是為了清算胡適“思想毒素”的運動。蔣介石本人對胡適有時可以說恨得切齒痛骨。在雷震案期間，胡適是一位最讓老蔣頭痛的人。老蔣日記為證：
“本月工作以雷震案為重點，自四日逮捕至廿六日起訴作為第一階段，除國內外少數反動言論外，一般反響並不如所預想之激烈，惟一紐約《時代》雜誌乃受胡適之影響，亦作不良之評論，殊出意外。”(蔣介石日記1960年9月30日)
10月，蔣聞胡適將從美國返回台灣，頗感緊張與頭痛：“聞胡適定於十六日回來，是其想在雷案未覆判以前要求減刑或釋放之用意甚明。此人實為一個最無品格之文化買辦，無以名之，隻可名曰‘狐仙’，乃為害國家，為害民族文化之蟊賊。”(蔣介石日記1960年10月13日)
可就這樣一個“狐仙”、“蟊賊”，蔣介石在恨之又愛之。老蔣的個性和文化修養決定了他必須對文化人有所寬容，又拉又打，又打又拉。就是那個羅隆基，1931年被解釋和羞辱沒多久，老蔣就接待了說情者，那是張壽鏞。
“羅隆基這人究竟怎麽樣？”蔣問。
“一個書生，想作文章出點風頭，而其心無他。”張答。
“可以引為同調嗎？”
“可以，可以。”
於是，羅隆基重獲教職。題外話，羅隆基1949年留大陸，沒跟老蔣去台灣，曾任政務院委員、森林工業部部長等職。1957年，羅隆基成為特大右派，至今仍未獲正式平反。他逝於1965年底，幸未再遇文革之禍。
話回老蔣與胡適之間的關係。1929年，胡適被國民黨定性為“反黨分子”後，他的小日子卻仍然過得滋潤。1930年，他又複任中國公學校長。他寫作、演講、工資收入，每月達1500銀元。當時，魯迅是高收入者，也隻690銀元。胡適1918至1925年在北大任教，1932年再回北大當教授，並兼文學院長。胡適有很強的籌錢能力，他能力讓有錢人拿出錢來為這所大學發展出力。胡適後來擔任地北大校長，但在未當校長那些歲月，他對北大的影響力，一直不亞於校長。1930年代，胡適在北京期間創辦的《獨立評論》雜誌，也一直與國民黨政府不斷產生衝突。但1932年11月28日，“反黨分子”胡適卻與黨的領袖蔣介石有了第一次會麵，並且在一起吃了晚飯。當日，老蔣意猶未盡，再與胡適於次日見麵。雙方開始互相贈書。12月2日，老蔣又再安排與胡商談。此後，蔣介石竟引胡適為座上賓。胡適的朋友丁文江、蔣廷黻等人，甚至還被蔣介石拉去做了政府高官。
蔣 介石想讓胡適直接做高官，胡卻不情不願。他拒絕的理由是“請政府為國家留一兩個獨立說話的人”。抗戰後，他才出任了國民政府駐美大使。但幾年大使生涯，蔣 介石卻對胡適以劣評：“胡適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結果，不惜借外國之勢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損害國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1942年10月13日，蔣介石日記）
但 是，蔣介石日記裏罵人，誰都不放過，連他親愛的夫人宋美齡在內。很多在在日記裏被罵的人，反而會得到善待和尊重。胡適的民主、自由觀，總是與他的政治格格 不入。老蔣是因為他清楚胡適好多想法是對的，他認為自己也是對的，所以這才對胡適經常性很生氣。也有時候，胡適的建議受到采納。如抗戰剛開始時，有人主張 把大學生送去戰場打敵人，胡適等提出戰爭是暫時的，戰後的建設更重要。戰後建設就要這幫大學生。因此，盡管當時各方麵很混亂，財政吃緊，國民政府還是組織 大量人力、物力、財力保留住了中國的大學基本教育。大學生除非個人自願，那就不必從軍，盡管專心在學校讀書。華北等地眼看落入敵手，那就把大學遷往大後 方。抗戰期間，西南聯合大學把北大、清華等大學的基本建製保留了下來。如果另外的人做總統，恐怕這種建議不可能被采納，尤其是一貫仇視知識分子的那種領導 人。
1945年，胡適出任北大校長。1947年，老蔣想讓他任考試院長及國府委員，被婉拒，理由是“不入政府，則更能為政府助力”。國共內戰期間，蔣介石政治聲望跌到曆史低點。這時候，他甚至提出由胡適來擔任總統一職。在1948年 蔣介石與李宗仁爭權時，蔣介石確實把行政院長給了一個文人，胡適的朋友翁文灝。胡適認為翁文灝並不適合此職，堅決反對。結果，翁文灝幹了幾個月就因金元券 一事弄得灰頭土臉，狼狽下台。其後，老蔣真想安排胡適來收拾爛攤子。但胡適又一次拒絕。他要的是民主政治，不是官職。但1949年 國民黨政府丟了整個大陸，胡適又痛悔，認為如果自己多參加實際的建設，或許不至於如此。至少他認為自己未盡一份責任。胡適原本與社會各派人物都有交往，包 括毛周等在內。此後，他的反共立場卻表露無遺。胡適對是非的判斷標準，是看自由的空間。對比起來，他認為從老蔣那兒，他能爭得的自由空間要大一些。所以在 台灣，老蔣兩次連任總統，胡適采取完全支持的態度。但老蔣棄諾，三次連任，他就不幹了。胡適不主動與老蔣撕破臉，卻也表明他反對的立場。
1950～1957年， 胡適主要以學者身份遊居於美國，為國民黨政府做“學術外交”是其一，卻隻占他很少一部分精力，更多的是胡適是想尋找思想上的閑適自由。這樣，胡適沒有太多 和穩定的收入，他的相對舒服的日子也過慣了，就常常入不敷出。這期間，如前所述，胡適雖然在外交方麵幫了老蔣的大忙，但在民主理念上，老蔣與他差距很大。 胡適的追隨者雷震等人的言論，讓老蔣很不痛快。但老蔣聽說胡適經濟有困難，總會及時雪中送炭。並且盡管如此，老蔣還一再要求胡適回台灣擔任一官半職。1957年，67歲的胡適才同意回台擔任“中央研究”院長一職，並延遲到次年4月才正式就任。
得知胡適回台無安居之處，老蔣從《蘇俄在中國》版稅中拿出一筆錢來，為胡適蓋了一間新屋。胡適去世之後，此屋改為胡適紀念館。
就 在胡適入職典禮上，蔣介石親自出席並致詞，以示敬重。可蔣介石的發言，卻對“五四價值”、“自由主義”胡適堅信的信條在褒揚聲中加了譏諷、挖苦話語。他 說：“我對胡先生，不但佩服他的學問，他的道德品格我尤其佩服。不過隻有一件事，我在這裏願意向胡先生一提，那就是關於提倡打倒孔家店。當我年輕之時，也 曾十分相信，不過隨著年紀增長，閱曆增多，才知道孔家店不應該被打倒，因為裏麵確有不少很有價值的東西。”
哪 知道，胡適禮節性等老蔣說完話，就站起來直接反詰：“總統，你錯了承總統對我如此的稱讚，我實在不敢當，在這裏仍必須謝謝總統。不過對於打倒孔家店一事， 恐怕總統是誤會了我的意思。我所謂的打倒，是打倒孔家店的權威性、神秘性，世界任何的思想學說，凡是不允許人家懷疑的、批評的，我都要打倒。”
如此不給麵子，老蔣氣得當場就要拂袖而去。陳誠在場做了個圓場，才讓他勉強堅持完典禮。
在相對專製的體係下，如果另外的人遇到這樣公開頂撞一個最高領導人是什麽後果，可想而知。蔣介石心中鬱悶，在他的日記中可一斑：
“今 天實為我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橫逆之事。第一次乃是民國十五年冬、十六年初在武漢受鮑爾廷宴會中之侮辱。而今天在中央研究院聽胡適就職典禮中之答拜的 侮辱，亦可說是求全之毀，我不知其人之狂妄荒謬至此，真是一狂人。今後又增我一次交友不易之經驗。而我輕交過譽，待人過厚，反為人所輕侮，應切戒之。惟仍 恐其心理病態已深，不久於人世為慮也。十時，到南港中央研究院參加院長就職典禮，致辭約半小時，聞胡答辭為憾，但對其仍禮遇不予計較……因胡事終日抑鬱， 服藥後方可安眠。”（蔣介石日記，1958年4月10日）。
但 老蔣很生胡適的氣，卻不對他個人進行打擊報複。雖然胡適的思想，被他的兒子用“思想毒素”加以貶斥，並此後又有雷震案讓胡適難堪，但老蔣對胡適本人不敢有 任何加害，也不敢對胡適禁言。甚至在雷震案期間，胡適要求見老蔣，他也拖延一個月，想好如何應對胡適之法才敢相見。他知道，胡適必然給雷震說情。
老蔣對胡適有氣還有一點，因為1959年台灣的那次選舉，胡適也公開表示反對他繼續連任。
蔣 介石不僅對胡適如此。對好些個特別的文人都顯得有些大度。在某種程度上，是他明白自己需要一些諍友。而胡適自己的內心想法，是當王師，教育可以教育好的當 權者能夠接受民主自由的思想。雙方經常免不了把對方罵得半死，卻還是相互需要。對蔣介石來說，失去大陸是人生之恥，他希望從文士中獲得智慧。在一定意義， 他做到了。台灣後來的治理，確實從混亂走上了正軌。對胡適來說，教育當權者的願望，也可以說最終落到實處。
蔣經國當年雖然秉承父意，痛批胡適民主政治主張 是“思想毒素”，但在他最後當政幾年，放開了報禁、黨禁。若沒有胡適及追隨者一直喊著民主自由，恐怕他也未必做如此重要的曆史性決定。在台灣的國民黨，也 經過一番民主政治的洗禮，從失去政權到重新取得政權，浴火重生。台灣的民主實驗現在看來比較成功，當與胡適自由主義的傳播和堅持有相當大的關係。
我們可以再回顧胡適如何教育蔣介石的一兩事。
1948年10月25日，老蔣請胡適吃飯。此時，對老蔣來說，“局勢大壞”。胡適乘機進言：如你必須認錯，必須虛心，你統帥的國軍紀律之壞是我回國後最傷心的事等。老蔣聽了，沒有生氣，而是一直用接受的態度傾聽著。
1953年1月16日。 老蔣約胡適共進晚餐。胡適又對他說：在你統治的台灣今日實無言論自由。第一，無一人敢批評彭孟緝。第二，無一語批評蔣經國。第三，無一語批評蔣總統。所謂 無言論自由，是盡在不言中也。明明憲法止許總統有減刑與特赦之權，絕無加刑之權。而總統屢次加刑，是違憲甚明。然整個政府無一人敢向總統如此說！這話與後 來胡適於1958年中央研院院長就職禮公開頂撞性質一樣，但由於是私下之議，老蔣不以為忤。
胡 適的話老蔣真聽得進去嗎？當然未必。多半聽不入耳的。但有些事，卻還是要受胡適影響；有些新的決定，他會有所顧忌。胡適的影響一般是潛移默化而不是即時 的。整體而言，胡適的影響主要不是他的同代人而是後來者。曆史證明，他的很多論斷經得起時間的檢驗，是先知型的精神領袖。他超越了一個時代，他的觀念，正 被我們這些後來者所接受。有人說胡適在台灣現在被人遺忘了。這也是一種誤解。台灣的民主自由變成日常生活之後，並非不感念胡適，而是不再將他日日掛在嘴上 罷了。凡走進曆史的人物，最終依靠曆史和他的著作為後人銘記。僅此而已。
1962年2月24日胡適因心髒病猝發而死亡，享年72歲。
聞胡適仙逝，蔣介石頗有有興奮。日記中用“暴死”一詞記此事。幾年後又補充說“胡適之死，在革命事業與民族複興的建國思想言，乃除了障礙也。”(1962年3月3日“上星期反省錄”)但同年3月1日，蔣介石卻又攜張群去殯儀館，瞻胡適遺容。次日，老蔣在日記中對胡適還有個“蓋棺”之論：“蓋棺論定。胡適實不失為自由評論者，其個人生活亦無缺點，有時亦有正義感與愛國心，惟其太褊狹自私，且崇拜西風，而自卑其固有文化，故仍不能脫出中國書生與政客之舊習也。”(1962年3月2日)
在 公開場合，蔣介石對胡適的褒獎無以複加。胡適墓碑，蔣介石親自提字為“智德兼隆”。在胡適追悼會上，蔣介石送去的挽聯是“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 新思想的代表。”就在胡適逝世後，國民黨方麵對胡適的思想圍攻也嘎然而止。不管老蔣對胡適有多少心怨，但胡適的個人威望卻在離世後進一步上升。老蔣也沒采 取任何行動來貶斥胡適個人。他其實發現，胡適的基本思想，是根本撼不動的。
胡適10年忌日之時，有人問老蔣為何“重用”胡適。據說，他卻不置一言。時間證明老蔣私下對胡適的非議才是真正的妄言。說到底，畢竟他還是沒有真正重用胡適這樣的人，沒有聽得進諍言。老蔣無奈，隻好把一切交給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