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道德解體的根源

鄭永年博客

中國社會道德處於解體之中。道德必須重建。要重建道德，就首先必須理解導致道德解體的根源。當社會處於憤怒氛圍的時候，人們就很難理性地看問題，也很難理性地選擇道德重建途徑。對道德的衰落不能冷漠，道德的重建也需要激情。不過，激情很容易導致人們對道德衰落或者重建的意識形態化的診斷，就像古人所說， “病急亂投醫”。要找到有效的重建方式，就必須對道德衰落的根源進行理性的分析。

那麽，中國社會如何看待今天社會的道德衰落的根源的呢?簡單地說，左派指向市場經濟，認為市場經濟是根源，而自由派則指向權力，相信是政治權力導致道德衰落。盡管還存在著其它不同種類的看法，但在今天的中國社會，左右這兩大派看法占據了大部分論討空間，而且兩派極其分化，沒有任何共識。它們之間的爭論與其說是對具體社會環境和政策的爭論，倒不如說是對各自所信仰的意識形態的辯護。結果，自然對道德的重建並沒有什麽真實的用處。

一般而言，左派的理論來自馬克思及其相關的新馬克思理論的各個變種。馬克思強調資本對社會道德的負麵影響。資本的本質就是要把一些事物，包括社會關係，商品化和貨幣化。社會關係的商品化和貨幣化導致了社會道德的衰落甚至解體。這個分析並沒有錯。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的左派指向了改革開放以來的市場經濟的發展。比較極端的左派相信這些都是鄧小平的錯。如果不是鄧小平把市場經濟引入中國社會，中國社會不至於麵臨道德解體危機。這些人因此開始懷念毛澤東起來，把毛澤東時代的中國視為是一個道德高尚的社會。有人甚至提出要回到毛澤東時代。這種看法在年長者那裏流行，懷舊是今天中國社會的一大趨勢。更重要的是，這種情緒也存在於那些並不理解毛澤東時代到底是怎樣的年輕群體之中。和年長者不同，年輕人認同毛澤東不是根據生活經驗，而是根據對毛澤東思想的文本解讀。

但左派麵臨大問題。馬克思從資本的本質出發分析了道德解體的根源，但並沒有找到解決方式。馬克思主義的解決方式是消滅資本主義，消滅市場。因此，所有共產主義國家當時都把消滅資本主義作為自己的政治目標。

如果沒有市場，國家所主導的經濟活動更會創造出另一類更為嚴峻的不公平，就是前東歐學者所說的“新階級”。這是一個以政治權力為基礎的官僚階級，壟斷著國家的大部分經濟資源。簡單地說，要通過消滅市場經濟而轉向國家權力來解決道德問題，除了懷舊和理性主義色彩，並沒有可行性。

那麽，自由派的觀點又怎樣呢?與左派相反，自由派指向權力，認為是權力尋租導致中國社會的道德衰落和解體。在自由派看來，政治製度是道德衰落的關鍵。他們把中國很多社會問題包括道德視為政治權威主義的結果。因此，他們提倡通過市場化和民主化來解決道德衰落問題，甚至重振道德。市場化的目標就是把政府和經濟脫 鉤，而民主化的目標則是製約政治權力。如果左派的樣本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自由派的樣本則是實行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西方國家。

不過，自由派也同樣解釋不了很多問題。中國的很多道德問題固然和政治權力有關，但市場並不是解決道德的途徑。從今天美國和西方社會道德狀況看，市場化和道德之間的緊張關係依然存在。例如這次金融危機可以理解為金融部門過度市場化的結果，或者說缺少政府對市場的規製的結果。金融危機對西方的道德體係產生著負麵影響，包括商業道德和一般人的社會道德。

回到中國的情形，自由派既很難回答左派所提出的很多問題，即市場化對道德的負麵影響，其所提出的去政治權力化的主張在實際生活中毫無可操作性，隻不過是一種過度理想罷了。

無論左派還是自由派，雙方都有些道理，但哪一方也沒有能夠找到解決方式。一方是懷念毛澤東，一方是懷念西方，沒有別的了。

實際上，如果人們能夠從經濟、社會和政治三者的互動關係來看問題，會比較清楚。無論從西方的曆史還是中國的經驗，政府權力站在哪一方，是資本還是社會，就會產生不同的政體，也就會改變經濟和社會領域的的平衡。所以政府和政治權力很重要，是個平衡器。這三者一旦失去平衡，道德的社會基礎就會遭到破壞，社會道德 就會解體。

確切地說，中國社會道德的解體是經濟、社會和政治三者之間以GDP主義為核心原則之下相互作用的結果。這裏GDP主義是核心因素。如果這三者之間所有互動的核心是GDP，那麽，道德的解體成為必然。反過來說，如果要確立一種新道德或者 重建道德體係，那麽就是要改革這三者之間互動的原則，也就是要去GDP主義，而代之以另一種能夠促成新道德成長的原則。從這個角度來看，目前左右派之間高 度意識形態化的爭論無助於中國社會道德的改善。改革前和改革以來的經驗都證明，無論是左派還是自由派，一旦主導中國社會，在克服了一種道德危機的同時又會 製造另一種新的甚至是更深刻的道德危機。要重建道德體係，人們還得另尋他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