撐小傘的蒲公英
我是一粒蒲公英的種子，撐著小傘走南闖北。如今降落在多倫多這快沃土，我願把我在這裏生活的甜酸苦辣講給大家聽。希望你們喜歡我的故事。
1.新加坡找工作
離開新加坡21年了。現在閑下來了，時時會想起過去的點點滴滴。想起自己在90年代初趁著出國闖蕩的大潮在新加坡摸爬滾打的7年時光。有苦、有甜、有心酸、有愉悅。雖然詩意不多，也不算是太遠的遠方，但是那些日子裏經曆的人和事依然像一粒粒珍珠在記憶中不時閃現。我想用時光的絲線將它們串起來，那將是我們第二代下南洋的中國人的一段曆史中的幾朵跳躍的浪花。朵朵浪花組成了一股大潮。據2009年新加坡的一項統計，自1990年新加坡與中國建交後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將近30萬。我有幸成了這波浪潮的前浪。太平洋東岸後浪推前浪，前浪跑到洋對岸。
我的下南洋是一個偶然。起源要追溯到80年代的後期。當時的新加坡副總理吳慶瑞是個中國通（據說建立深圳特區是他向鄧小平提的建議），他知道中國有許多人才沒有得到足夠的施展機會，而新加坡經濟起飛急需人才，於是他與李鵬分別代表新加坡和中國簽訂了分兩批（每批20人）從中國聘請專家的協議。具體執行單位由當時的勞動人事部負責。我老公屬於第二批。說是專家，其實，真正夠專家級別的並不算多。第二批裏麵算得上專家的有當時的上海植物研究所所長許智宏（後來的北大校長）、廣州大學副校長、國際模糊係統協會副主席汪培莊等人。新加坡給這批專家的待遇算是不錯的。每人分配一套三室兩廳的高檔公寓，每月1600新元的生活補貼（當時一新元兌換五元人民幣），最重要的是，可以帶家屬，而且家屬和孩子每人每元有400新元的補貼。合同為期三年，三年滿後要回國（事實上90%都在合同將滿時偷偷跑到了美國或加拿大，這是後話）。
老公到新加坡一年後，我獲得了短期（一個月）探親許可。在1990年年底，我到新加坡與老公團聚。
80年代後期90年代初期，新加坡的經濟蓬勃發展，而人才的匱乏是新加坡經濟發展的主要障礙。區區40個中國專家隻是杯水車薪，根本滿足不了新加坡的人才需求。因此新加坡政府開放了以私人身份從中國招聘人才的通道。在我去新加坡時，新加坡經濟發展局成立了一個專門從中國引進人才的公司，該公司叫Gateway。負責人是一位在澳大利亞留過學且熱愛中華文化詩詞寫得很好的基督徒李先生。
12月的某一天，我老公工作的新加坡國家電腦局信息科技研究所的所長洪先生單獨找到我老公，問詢我老公能否推薦中國電腦工程師以私人身份到新加坡工作。我老公說，太巧了，我夫人就是做電腦的，現在就在新加坡。於是，洪先生就把我介紹給吳慶瑞的秘書Grace—一位漂亮的可愛的年輕小姐（後來我們成了好朋友），Grace 帶我去見Gateway的經理李先生。李先生高高大大，溫文爾雅，我是他剛剛成立的這家公司（現在應該叫做獵頭公司）的第一個獵物。簡單交談過後，李便把我帶到新加坡經濟發展局屬下的自動化應用中心去見公司經理林先生。林先生見到我這個獵物有點喜出望外，簡單問過我的經曆後就邀請我共進午餐。午餐時他說馬上可以給我辦Employment Pass（政府簽發的工作準證）。給我的薪水是每月1800 新元，我粗粗一算，折合人民幣9000元，當時我在國內的薪水也就是80多元，一年不到1000元，新加坡的一個月的薪水趕上我在國內多年的收入了。當時喜不自禁，後來才知道，給我的薪水實際上比大學剛畢業的學生高一點點（當時新加坡的大學畢業生起薪1500新元）。公司為我提供搬家費，為我和兒子提供機票。一切看上去都很美。接下來就問我什麽時候可以到公司上班。我說在中國辦私人護照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短則三五個月，長則半年以上（我當時是持公務護照赴新短期探親的）。林先生說，你抓緊時間辦，工作準證有效期半年，如果半年內你辦不下來，我們會給你延期。
為辦私人護照我被折騰得脫了幾層皮。記不得蓋了多少章，求了多少人，跑了多少路。當一切都搞定時，我長舒一口氣，看著剛剛分到手才住了一年多的位於清華東南小區的兩室一廳的房子馬上要交出去時，我有點留戀，畢竟我為了這套房付出了八年的時光（據說這套房現在每平米10萬以上）。
打點家裏的家具，能帶走的除了幾件衣服以外，就是積累的書籍。我怎麽舍得把那些世界名著、唐詩宋詞、古文觀止等送人或者賣掉呢，它們是我的精神家園啊。至於家具什麽的都送了人。我把能托運的托運，不能托運的裝滿大大小小的箱包，帶著淘氣的兒子登上了新加坡的航班。由於我帶的東西太多，以至於我剛一登上飛機，那個裝行李的小拖車就倒了，大包小包散落一地。我心裏害怕，因為這些東西遠遠超過了允許攜帶登機的總重量。正在我忐忑不安時，走過來一個空中少爺，提起我的大包小包走到我的座位前，安安穩穩地把東西給我放好，並且給我一個溫暖的微笑。都說新航服務世界一流，在我這裏得到了驗證。
經過將近5個小時的飛行，飛機在晚上11點鍾左右到達了新加坡樟宜機場，還是那位空中少爺走過來幫我把行李拿下來放到小推車上。我吃力地把這些東西拖出飛機。找到一個機場專用的行李推車，把行李放上去。兒子看到機場的行李車，覺得很好玩，推著行李車亂跑。我又要管行李，又要管兒子。幾乎是最後一個走出機場的。老公在機場外麵等我。李先生事後告訴我，他來接我，一直到機場不再有人出來才離開。他說，他接了幾千個來自中國的人，我是他接的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沒有接到的。
回到老公的住處洗漱完畢已經半夜。睡了兩三個小時便起床去上班。從此開始了在新加坡辛苦打拚的碼工生涯。
2、新的工作，新的生活
下飛機的第一天就開始了新的工作。我做的項目是香港龍鳳集團屬下的一間製衣廠的自動化生產錢的編程工作。那家工廠生產名牌牛仔褲LEE。我們team有六個人，三個做硬件，三個做軟件。我是做軟件的。
新加坡是一個等級森嚴的社會，人被分成許多等級。比如，白領比藍領地位高，在那間製衣廠，藍領與白領甚至使用的電梯都不同。而白領裏麵，英校生又比華校生地位高。所謂英校生就是從小接受英文教育的，英語好的人。所謂華校生，就是中小學上華文學校，以華語為第一語言的。新加坡由於曾經是英國殖民地，所以通用語言是英語。英語講得好自然就升得快，而他們也自認為高人一等。
高人一等的人有許多奇怪的顯擺方式，比如我們居住的地方是新加坡國立大學老師居住區（Gillman Hights）。新加坡國立大學致力於聘請從美國英國等世界名校畢業的人任教。於是在我們小區的停車場居然會看到車牌上有哈佛、牛津等標識。
我的同事知道我家在那個地方住（他們認為是高尚住宅區），就要求到我家去看看。很是羨慕。
而大多數新加坡人見識很少，在他們眼中，中國是小漁村（從祖先那裏聽到的），於是他們會問：中國有抽水馬桶嗎？一次我搭出租車，司機問我是做什麽工作的，我說是做電腦的。他問，你在什麽地方學的電腦，我說在北京。他驚奇地說：“中國有大學？”真讓人哭笑不得。
說回我的工作。我們項目的管理人是一個英校生，他對電腦懂得很少，仗著英語好，高高在上，動不動就罵人。他甚至連copy 文件都不會。有一次他讓我到他的辦公室幫他複製軟盤。我進去時看見他在打遊戲。
我們項目聯調在一個廢棄的大倉庫進行。那個大倉庫是鐵皮屋頂。新加坡地處赤道附近（北緯1.09 – 1.29），每天的溫度都在30度以上，那個鐵皮屋頂經太陽一曬，像個烤箱，沒有窗，更不會有空調，連個電風扇都沒有。高溫加上高濕度，每天都是泡在汗水裏。我們聯調到了最緊張的階段，原先寫核心軟件的一位來自馬來西亞的工程師撂挑子走人了。老板就讓我接過了他的攤子。工作重，bug又很多，聯調進行得很困難。我差不多每天天不亮就出門，晚上十點以後才回家，整整三個月沒有休息過星期六星期日。熱得起了一身痱子，這是我人生第一次起痱子。就這樣，那個英校生老板每天下午來一趟，待上不到20分鍾，這20分鍾就是罵人。而我們的team leader 是一個華校生，唯唯諾諾，連個屁都不敢放。我實在忍不住，在這個英校生老板又一次指責我們時，我氣憤極了，我對他說：誰願意在這個烤箱裏多待一分鍾？誰不知道有冷氣的辦公室舒服，我們這樣幸苦加班加點就是為了項目早點完成。你若再這樣訓斥我們，我就不幹了，我明天就回辦公室去！這個英校生真是個欺軟怕硬的慫貨，自此以後再也沒有罵過我們。沒過多久他也被炒了魷魚。他人品很差，臨走時企圖偷偷帶走我們的項目軟件，被公司發現，他不得不退回軟盤。我發現他在退回的軟盤上紮了許多洞，企圖以此破壞軟件。事實上這種做法一點意義也沒有，軟件的備份有許多。他這樣做太愚蠢了。
3.蕉風椰雨的新加坡
新加坡位於北緯1.09 – 1.29度，麵積130平方公裏。人口從我在的時候的300多萬已經上升到500多萬了。據說又有許多新的高大上的建築矗立在這個小島上。我是再也不會去看那些摩登的新建築了。我願我的記憶中永遠留存著90年代新加坡的樣子，我願那幾個能產生詩意的景點永遠是鮮活的，不被新建築所替代。
我的記憶裏永遠都留存著烏節路的聖誕裝飾，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彩燈閃爍的聖誕樹，上麵披著棉花做的白雪。汗津津地走在擁擠的烏節路上，那棉花做出的雪也能帶給我一絲想象中的涼意。
與兒子在烏節路聖誕夜合影
我記憶中的聖淘沙除了細軟的沙灘，風情萬種的椰子樹，還有一棵高大的芭蕉樹。
27年前我牽著兒子的手在那棵樹下留影，27年過去了，當時的淘氣包已經為人夫為人父，在世界高科技的中心美國矽穀穀歌與他的父母一樣打拚。但在母親眼中，他永遠都是芭蕉樹下的那個淘氣可愛的小男孩。
我記憶中的牛車水永遠飄著榴蓮的味道。記得第一次聞到這種味道時，我立馬捂住了鼻孔。而後來我竟然愛上了這種聞起來臭吃起來香的果中之王。當我的鄰居用它做粥，並且熱情地端給我一碗讓我品嚐時，我老公躲得遠遠的（他至今不能接受榴蓮），而我卻認為這的確是一道美食。
我記憶中的小販中心（食閣）永遠都是人頭攢動，賣飯的滿頭大汗，吃飯的大汗滿頭，暑熱的空氣中飄蕩著肉骨茶、海南雞飯、咖喱魚頭的香味。
由於新加坡地域狹小且靠近赤道，它的氣候幾乎是恒年不變的。新加坡的天氣預報最有意思，幾乎每天都一樣：“我國明天的天氣是：最高溫32度，最低溫28度，局部地區有陣雨”。
新加坡地方小，可以遊玩的景區實在太少。在暑熱難熬的日子裏，許多新加坡人喜歡去購物中心，女孩子們買東西兼乘涼，而許多人是為了泡冷氣。當李先生得知我不喜歡shopping（購物）時，很驚奇，他說很少有女孩子不喜歡shopping的。他問我，你周末去哪裏？我周末自有我的休閑之地。
去的最多的是一些畫廊。新加坡沒有四季，對於我這樣一個有點小資情調的女文青，思念四季是我濃濃的鄉愁。我在畫廊裏找到了春夏秋冬。不記得有多少個奧熱難耐的周末，我在畫廊裏體驗春去秋來的四季變化。記得一次我站在一幅畫前發呆，那是一幅水墨丹青，畫麵上是幾棵垂柳，葉子快要落光了，長長的柳絲隨著秋風起舞，那秋風的寒意竟讓我不自覺地抱起了雙臂。畫廊的主人很奇怪，他問我，你冷嗎？我說，是畫麵上的秋風冷。想要給他解釋秋風中的感覺但又打住了，對於沒有經曆過四季變化的新加坡人講述四季是我痛苦的經曆，無論如何也講不清楚。更別說這種悲秋傷春的小資情調了。
去了那麽多次畫廊，卻沒有買一幅畫。畫廊的主人也都熟悉了，與他們輕鬆地聊著天，聽他們抱怨生意難做。畫廊的洪先生，你還記得那個隻看畫卻從不買畫的大陸來的女人嗎？也許你早已退休了，我願你健康長壽。
休閑的另一個去處是裕廊東地鐵站裏的一間書店，我在那裏第一次讀了李敖的書，並且被他桀驁不馴的文風所吸引。由於舍不得花錢買，就在書店裏看，我常常是一站一下午，在書店裏讀的書除了李敖，還有旅美台灣作家於梨華的《又見棕櫚，又見棕櫚》，董橋的散文，以及在國內讀不到的許多台灣和香港的作家的作品。不知那間裕廊東地鐵站的書店安在否，永遠難忘在那裏沉浸在書籍中的快樂時光。
新加坡的天氣是一年等於一天，一天等於一年也等於永遠。記得我家的客廳的窗外有一片小樹林，枝葉繁茂，象一幅油畫，很美。剛開始時很為它著迷。但是，幾年過去了，那片樹林就從未變過。沒有季節的變化，自然樹葉的顏色就不會變。有一天我再次望向窗外，居然產生一種錯覺，覺得那片小樹林不是窗外的風景，而是嵌在窗中的一副畫。那片畫中的小樹林，你們依然靜好嗎？對於寸土寸金的新加坡，保留一片小樹林太不容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