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戈，社會活動家，民間對日索賠運動和公民權利運動（維權運動）的主要發起人，1997年流亡美國，現任“中國民主運動協調委員會”主席。
鮑戈是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時期之後，民間十分活躍的民主派活動家，他的許多言論和抗爭行動曾引起國際新聞媒體的高度關注。與許多“持不同政見者”不同，鮑戈主張“政治改革必須根據國情，獲得大多數國民的認同和支持，不能照搬外國模式”。他還表示，在中國，法治應先於民主。沒有嚴謹的立法和執法，就沒有社會公正和安定。法律不僅用於規範社會和經濟秩序，更應當用來規範國家的政治生活。鮑戈指出，“中國現階段最基本的社會矛盾，是國家和人民不斷尋求充分發展的需要，同特殊利益集團繼續壟斷國家和社會一切權利的努力之間的矛盾”。他強調，民主運動必須堅持公開性、合法性和人民性，要服從大多數群眾的訴求以及國家的根本利益，堅決反對境外反華勢力插手幹擾。
鮑戈，男，1963年10月18日生於上海，曾在上海醫科大學學習、工作。1980年代，鮑戈廣泛參與社會活動，公開反對政府向日本放棄戰爭賠償，曾為此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和政治迫害。1988年11月，鮑戈與湖北的李固平、福建的林信舒、南京的侯占清及上海的夏經芳等人，成立了“中華全國對日索賠民事債權人同盟”。1989年“六四”之後，公安部門指控鮑戈曾參加過遊行，對其進行長達二十個月的監禁審查。1991年2月28日，上海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對鮑戈宣判“免於刑事處分”，當庭釋放。鮑戈和律師李國機在法庭上指出，所有指控都缺乏事實根據，而且兩名證人的證言相互矛盾。
1992年是中日建交二十周年，日本天皇定於10月訪華。8月15日，鮑戈、林信舒、沈繼忠等人通過日本共同社發表了致日本政府、國會和明仁天皇的公開信，明確要求日皇訪華時必須就侵華罪行正式道歉，日本輿論為之嘩然，因為中國外交部並未提出此要求。
9月18日，鮑戈和沈繼忠向上海市公安局提出遊行申請，要求批準他們在日皇訪滬時，按規定的路線舉行遊行。這是中國頒布“遊行示威法”以後的首例申請案。不料，警方卻對兩人采取拘捕行動。鮑戈奮力撞開警車邊門，向圍觀的群眾大喊：“隻要我還活著，就決不允許任何人出賣國家的利益！”事後，政協委員鐵牛等人曾就這一事件向市公安局提出質詢，批評警方粗暴抓人。
9月18日，鮑戈和沈繼忠向上海市公安局提出遊行申請，要求批準他們在日皇訪滬時，按規定的路線舉行遊行。這是中國頒布“遊行示威法”以後的首例申請案。不料，警方卻對兩人采取拘捕行動。鮑戈奮力撞開警車邊門，向圍觀的群眾大喊：“隻要我還活著，就決不允許任何人出賣國家的利益！”事後，政協委員鐵牛等人曾就這一事件向市公安局提出質詢，批評警方粗暴抓人。
10月23日，日皇明仁開始訪華行程。大批警察包圍了鮑戈的住所，嚴陣以待。鮑戈被迫向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宣布：自日皇踏上中國之時起，他開始絕食；如果日皇在離開中國之時仍未道歉，他便自焚。消息傳開舉世震驚，警方立即將他從家裏帶走，實行“監視居住”。與此同時，童增等人在北京也發表了一份數萬人的簽名信，要求日本賠償和道歉。經過這場風波，長期遭受壓製和打擊的民間對日索賠運動終於浮出水麵，受到社會各界的同情和支持。
1993年3月，鮑戈發表致全國人大的公開信，提出以全民公決的方式來解決對日索賠爭議。鮑戈指出，1972年國務院未經人大同意，便在“中日聯合聲明”中放棄了戰爭賠償，是違憲的。但是，由於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又間接承認“中日聯合聲明”，所以，現在要推翻它，隻有通過全民公決的方式。鮑戈表示，政府對“公民公決” 大可不必談虎色變。如果這一方式以後被用來解決其它一些重大爭議，可以避免發生戰亂以及類似“六四”那樣的動蕩和慘劇。
1994年3月，鮑戈代表李國濤、楊勤恒、林牧晨、楊周、王輔臣等54位上海市民，發表了題為《中國國家和社會民主化九四年政綱》的致全國人大的公開信，要求將憲法中維護執政黨利益和意識形態的“四項基本原則”去除。鮑戈告訴記者，他有意以征集簽名的方式來推動一場“民主修憲運動”。這一事件再度引起政府部門高度緊張。3月至5月間，美國副國務卿沙特克、法國總理巴拉迪爾等西方國家領導人訪華時，鮑戈都被警方強行從家中帶走，據稱是防止外國領導人與其見麵。
6月3日深夜，鮑戈在家中入睡時突然遭到拘捕。之前，他剛剛向民政部寄出一封要求批準注冊成立“人權呼聲”組織的申請信。有記者曾問鮑戈在“六四”紀念日是否有所行動，他說不會，但作為一名基督教徒，象往年一樣，將在教堂裏為死難者默默祈禱。四個月後，鮑戈被判處勞動教養三年，罪名是“有煽動鬧事、擾亂社會治安的行為”。鮑戈向行政法庭起訴勞教委員會，理由是《勞教決定書》沒有指出他究竟有哪些具體的“煽動性言論”，“被煽動的對象”是誰，以及被“擾亂治安”的地點。鮑戈說：“這一切都是不存在的，所以《勞教決定書》才無法列舉。”
1997年6月4日，鮑戈獲釋後立刻通過美聯社發表了一份措辭強烈的聲明。他說：“我決不會向強權和暴政所屈服而改變立場，因為我知道自己在人民群眾中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在我未來的政治活動生涯中，我將尋求以合法的方式，在中國創建一個新的政黨----‘公民大會黨’。”這條消息很快出現在世界許多報紙的顯著版麵，引起高層震動。
6月6日，鮑戈又在上海接受法新社采訪，披露他所在的勞教所每天強迫犯人工作十幾個小時，大批縫製1998年法國世界杯足球賽的指定用球。世界輿論為之嘩然。
6月25日，鮑戈發表致香港特首董建華的公開信，歡迎香港回到祖國懷抱，同時，建議香港政府在7月1日主權移交儀式當天，不要對遊行示威的人群采取鎮壓行動，以保持香港的開放形象，為內地樹立民主典範。董建華辦公室後來回函表示感謝。
7月11日，鮑戈發表致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公開信，要求調查不久前發生在四川省綿陽市的大規模警民衝突流血事件，呼籲確保下崗工人的合法權益，並允許工人組建獨立工會。8月中旬，公安部長陶駟駒在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發言，認為綿陽工潮是“境內外敵對勢力製造事端”，並點名鮑戈就是利用下崗失業職工問題製造事端的“敵人”，公開表示在必要時將對其采取行動。“國際特赦”等人權團體從媒體上獲知這條消息時，都為鮑戈的安全擔心，紛紛向中國有關部門詢問情況。
8月15日，鮑戈和《新民晚報》主編馮英子致函民政部，要求批準成立“對日索賠全民公決倡導會”。鮑戈表示，民間的戰爭受害者向日本進行索賠，如果得不到自己政府的堅定支持，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他說：“為了打擊日本右翼勢力的囂張氣焰，防止軍國主義死灰複燃，現在將戰爭賠償問題交付全民公決，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9月8日，美、俄、英、法、德、澳、加、日等國的國際廣播電台紛紛報道鮑戈致中共“十五大”的公開信。鮑戈建議中央火化毛澤東遺體，以此表明破除個人迷信的決心，促進黨內民主建設。該信還提出一係列政治改革的主張，包括開放黨禁和報禁等。
10月30日，鮑戈在江澤民與克林頓會晤的第二天，獲得赴美護照和簽證。11月5日，鮑戈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寄出最後一封信之後，偕妹鮑纓啟程赴美。法新社記者在上海虹橋機場采訪鮑戈時，遭到上海警方拘留；而前一天晚上，香港無線電視台記者也在前往鮑戈住所途中遭到拘留。當鮑戈抵達紐約肯尼迪機場時，受到上百名記者包圍采訪。鮑戈表示，在不久的將來，他將返回中國繼續從事民主運動。記者問他得以出國是否與江澤民訪美有關，他說是的，“可以這樣認為”。
鮑戈到美國的第一年，經常以“人權呼聲”駐美代表的身份發表各項聲明。他曾為《北京之春》和 “民聯陣-自民黨”撰寫過大量文稿，卻拒絕加入海外民運團體，也從未向美國、台灣任何機構申請過經費，始終保持獨立的人格和政治立場，這在流亡異見人士中是絕無僅有的。
1998年5月，鮑戈在香港發表《說六四，話民運》。這篇廣為流傳的文章，被認為對於數年後國內興起的“維權運動”具有指導意義。鮑戈寫道：“要在中國持久地組織民間運動而不夭折，首先必須恪守其活動的合法性，並且不直接提出尖銳的政治主張。等到長年累月地同社會各界包括同政府內部人士建立廣泛聯係，並且深孚民心之後，才逐步時進時退地提民主要求，並擇時施壓和適當妥協，如此方可奏效。”
他告誡海外民運人士：“此外還得忌做客廳英雄，清談西方民主或唱反共革命高調。要知道現時國內的政治鬥爭其實質是利益衝突，而不再是意識形態的根本對立。共產黨不肯還政於民並非舍不得放棄共產主義，而是不甘心失去其特權；同樣，近年來民眾頻頻走上街頭向政府示威，也不是呼籲政治多元化，而是要求保障其被中共惡吏任意剝奪的合法權利。因此，發起公民權利運動是民運從校園走向民間、從海外回歸本土的唯一出路。民運人士應從‘六四’的餘燼和‘領袖’的光環中走出來，盡快找到各自參與中國社會變革進程的實際切入點。”這番論述出自理性而務實的思索，令人耳目一新。
1998年6月，法國世界杯足球賽開幕式的當天，鮑戈在澳門舉行記者會，起訴大賽的足球供應商Adidas公司，對於他在中國勞教所中被強迫生產該公司產品時所遭受的苦難，正式要求賠償。兩星期後，另一名民運人士韓立法從上海市第一勞教所釋放，也向記者訴說自己被強迫生產Adidas足球的經曆，並揭露，遭警察毆打和虐待犯人的現象早已司空見慣。
1999年4月，鮑戈為香港《前哨》雜誌所撰寫的《一九九八年中國洪災真相》，被《世紀中國》等許多網站轉刊。由於這篇報告對於三峽工程及環境問題提供了大量有份量的論據，鮑戈因此經常受邀就中國的環保問題發表評論。同年9月紐約“中國綠色和平”成立，鮑戈擔任理事。
鮑戈到了美國卻拒絕參加海外民運團體，據分析，可能是不願被卷入內鬥頻仍、背景複雜的無底深淵。海外民運長期受台灣情報機關操縱，至1994年，台灣“軍情局”直接控製民運團體達17個，民運因此陷入反華叛國、協助台獨的誤區，從而失去了廣大僑胞的支持。魏京生、吳弘達、阮銘、王希哲、“北京之春”、“學自聯”之流反對美國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反對歐洲解除對華武器禁運，反對香港實行“一國兩製”，反對北京主辦奧運，要求日本加強美日軍事聯盟遏製中國崛起，鼓吹製裁中國和分裂中國，以及勾結台獨、藏獨、疆獨、日本右翼、賴昌星、法輪功等，對於這一切，鮑戈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堅決的鬥爭，也因此遭到對手詆毀。他的愛國熱忱被一些人說成是“投共”。
2001年7月13日，世界各大通訊社在發布北京獲得奧運主辦權的消息時，紛紛刊發了鮑戈寄往北京的祝賀信。鮑戈告訴記者：“雖然中國目前仍然是一黨專政，人民沒有組黨、辦報、創建獨立工會及人權組織的自由，無權直接選舉國家領導人，法治徒有虛名，腐敗現象相當普遍，社會公正機製尚未建立，但是，我並沒有忽視這些年來祖國所發生的驚人變化和進步，同時為祖國取得的每一項建設成就而高興。”鮑戈指出：“確有人從某些機構秘密領取經費，一直從事反對北京申奧、反對美中兩國交流與合作、支持台獨和藏獨等活動，但包括我在內的更多的人則真誠希望祖國繁榮進步，穩步實現民主轉型。我相信，北京主辦奧運不僅可以帶動經濟發展，促進國力增強，而且也將迫使國家領導人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其統治方式，從而加快民主法製建設。”
2002年6月1日，《世界日報》發表了鮑戈致伍弗維茨的公開信，讚揚布什內閣成員首次表態反對台獨。鮑戈寫道：“長期以來美國對於台海兩岸的政策多被曲解同情台獨和為其撐腰，同時亦有人不斷挑起中美兩國之間的敵意，這使得美國在中國的形象變為負麵，以致美國在台灣問題和人權問題上的許多做法都被解讀為‘反華’。中美愈對抗，愈助長中國政治保守勢力抵禦西方價值觀，增大政治改革的阻力，也使台海兩岸成為現代戰爭的策源地。”鮑戈指出，台獨將毀滅台灣，而決不是“保衛台灣的民主”。他說：“台灣隻有融入中國社會，它的民主成果才能夠在全中國範圍內產生影響，同時它的經濟發展潛力也不會衰竭。”
同年6月4日，鮑戈宣布成立“中國民主運動協調委員會”，提出“外爭國權，內爭民權；反獨促統，反腐促變”的十六字方針，公開與劉青、魏京生等人決裂。紐約《星島日報》以《六四紀念首現“雙胞胎”，“台獨”分歧成決裂主因》為題報道了這一衝突。鮑戈表示，在海外錯綜複雜的政治環境中，很難避免外部勢力誤導民運發展方向，比如台獨、藏獨團體以及美國的反華勢力總想插手民運，讓民運為其所用，而《北京之春》雜誌社亦曾盜用民運的名義，與疆獨組織簽訂合作協議，另外，魏京生等人跑李登輝跟前投其所好，聲稱山東也可以獨立，對海外民運造成了負麵影響。鮑戈說：“既然大家政見不一，不能合作，那就索性分道揚鑣，各行其是。”台灣“總統府國策顧問”阮銘聞訊立刻在《南方快報》上發表《中共黑手分裂海外民運》一文，誣蔑鮑戈是“中國政府黑手”。阮銘表示，“反獨”就是“反台”。
8月10日，紐約僑團歡迎台灣“中國統一聯盟”主席王津平訪美的會場裏，回蕩著鮑戈巨雷般的聲音----“台獨勢力為了媚日求寵，竟感謝日本侵略中國、蹂躪台灣和簽訂《馬關條約》，還公然誣蔑被日軍強征的台灣‘慰安婦’都出於自願。而不久前，台獨勢力又為了拉攏所謂的‘友邦’，竟然對‘友邦’的足球隊搞‘妓女外交’，全然不顧台灣婦女的人權。台獨勢力對外不惜盜用台灣納稅人的血汗錢，秘密收買美國、日本的政客來對付祖國大陸，對內則對於主張和平統一的人士進行辱罵、誣陷和毆打，誣蔑他們是‘投共賣台’。順我者昌，逆我者亡，還講什麽人權嗎？”他大聲疾呼：“台灣民眾要堅決抵製台獨勢力肆意揮霍島內資源搞軍備，勾結外國進行以武拒統，最終導致島毀人亡、生靈塗炭的慘劇發生。在關鍵時刻，台灣人民要勇敢地同台獨勢力進行搏鬥，製止那些挑起戰端的台獨分子將財產轉移國外，或逃往外國尋求庇護，要果斷地對他們繩之以法，以絕後患，把兩岸的損失降到最低限度。”
2002年10月，鮑戈就中國駐美使館不予辦理其護照延期一事，向北京法院提起行政訴訟。稍後，外交部發言人劉建超稱，鮑戈因違反出入境法規定，“從事危害國家安全、榮譽和利益的活動”，外交部已依法注銷其護照、出入境證件。對於外交部的這種說法，以及北京法院最後決定不予受理此案，鮑戈並未采取任何過激行動，表示“人民自有公斷”，他有耐心等待法製建設走上軌道。
國際支持鮑戈聯盟
2007年7月7日發布
2007年7月7日發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