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條胡同兒在東四北七條附近,是條南北走向的胡同,像"工"中間那一豎立在魏家胡同(七條對個兒)和什錦花園兒中間。這胡同總共也就百多米長,在這胡同的中間兒有一截兒東西向的岔道兒,並不能通到其它胡同,(北京人管這叫死胡同兒)裏邊兒有四個宅院兒,門牌號是5,6,7,8,5號6號大門坐北朝南,7號大門朝東在胡同的盡頭,8號門兒對著6號,還有個後門兒在什錦花園兒。
我家在6號,我雖然不是在這院兒出生的,但搬來的時候尚不能直立行走,我們家在這裏住了近二十年,在這兒度過了我的童年,少年和準青年時期。
我們院兒是個標準的三進四合院兒,據說原來的主人是吳佩孚的付官長(另一說是參謀長,吳佩孚府就在什錦花園),大門朝南,第一進隻在西邊兒有幾間小屋,原是為司機或傭人準備的,這外院兒綠樹成蔭,花開兩季,春天滿樹的桃花、夏天是清香的絨花、還有濃鬱的丁香,到了秋天棗兒紅了,咬一口,酥脆甜的讓人停不下嘴,找不著北。正對大門再上幾級台階就是二門,二門有個深深的門洞,右手有間門房,出了門洞兒,迎麵的影壁上雕著五福臨門,往左轉(向西)下台階就是中院兒,這院有一溜兒南房,有三間隻有一個朝北的門,再往前走過個月亮門兒裏還有兩間是南北都有門兒,朝南的門就通到外院兒了,這兩間叫外書房,來客從大門進到外院不過二門就可以直接進這兒喝茶等著。中院兒和裏院兒之間是一道垂花門,裏院兒四麵遊廊圍著天井,天井內方磚墁地四角種著海棠,北房一溜兒三間前廊後廈再加上兩邊各兩間耳房和跨院兒,東西廂房各三間。
這院兒在這幾個宅院裏是最中規中矩的北京三進四合院,跟老大哥還沒掰之前,北京電視台要拍個首都人民過春節的記錄片兒跟蘇聯人民分享幸福生活,攝製組選中了6號院兒,我稀裏糊塗地當了回女一號,本色出演一名北京兒童的大年初一,第一個場景記得挺清楚是我站在梳妝台前梳小辮兒,之後好像有穿新衣,被我爸舉著在二門上貼春聯兒,人家放炮仗我捂耳朵,我吃著了餃子裏的鋼嘣兒……這紀錄片兒在電視上播了,隻是那時沒幾家人有電視,我這次絕無僅有的'觸電'也就沒帶來啥流量。
(這是中院的月亮門,左後父母,對門的吳大夫(吳葆楨的姐姐或妹妹)前排是我和吳大夫的女兒)
(我和哥姐在北屋廊下)
(北屋裏的硬木雕花廈-圖右)
和我們院兒比鄰的5號,是個兩進的四合院,佈局跟6號不能比,可院西頭兒,聳著一座兩層的繡樓,與我們的外院兒隻一牆之隔,這樓是木製結構,雕梁畫棟,飛簷抱廈,三麵全是玻璃窗,朝南還有個大露台,隻為觀景。這院兒當時住著個華僑,深居簡出,跟胡同裏任何人都不來往,,他家的門緊閉是常態,不像其他幾個院子任孩子們隨意進出,要不是這院南房的李奶奶(原是他家傭人)成了當時街道的頭麵人物-居委會主任,才順帶著讓這5號院兒有了點兒存在感。
7號院兒也算是個三進,外院兒挺大靠西有個月亮門兒圈起一個小院,裏邊有幾間南房,二門朝南也有個深深的門洞兒,一間門房,中院北邊有一間小小的堆房,通裏院的門在東南角,裏院是個規矩的四合院兒,東南西北房,也有遊廊。
這宅子的主人是原國民黨將軍馮欽哉,這位‘老西兒’的一生就是個擰巴,他原是楊虎成的部下,可西安事變他卻倒向了蔣,抗日戰爭時期他倒是打過幾場硬仗,在和八路合作中被老蔣懷疑親共而失了寵,解放北平時,他竭力促成和談,以至老蔣派了專機接他去台灣他楞是不走,可解放後,新政府封他官,他卻又聲稱"不事二主",拒絕擔任任何職務。就這麽著,終於把自己給擰巴到大牢裏去了。
那天夜裏,胡同兒裏突然如臨大敵,警察們連地上帶房上都站滿了,馮老西兒就這麽給給拷走了,罪名是私藏槍械,意圖配合老蔣反攻大陸。
他家裏當時還有太太和倆兒閨女,日子還得過,於是留下北房一溜自已住,其餘的出租維持生計。
對門兒的8號是這個胡同裏最大的院子,這院兒裏也有一座樓,跟5號的樓風格迥異,是一座西洋式的建築,格局也大得多,樓是磚石結構,正門朝南,對著花園,門廳挑高,窗都是西洋式的拱形,二樓的露台裝飾著羅馬柱。8號朝北的院門是個兩扇黑色鐵皮門,平日裏常開的是右邊那扇上專門走人的小門,進門後也是個深深的門洞,右手有間門房,下台階有三條道兒,往東是東院兒,通往那個洋樓的後門,往前通後花園,往西有兩個並排的四合院,一個套一個。這院顯然對仗不工整,可那座洋樓建在這深深的胡同裏原本就為著標新立異,與眾不同。
這院兒的主人姓吳,北京赫赫有名的茶葉吳家,家大業大時建了這樓,這宅子,後來幾兄弟分了家,卻還都住在這個院兒裏,再後來茶葉鋪都公私合營了,隻剩點兒股份紅利,下一代也就各奔前程了,漸漸的有的就搬離了這院兒,漸漸的這院兒裏也就有了些不姓吳的人家了。
他家後代中有個是協和婦產科的大夫(吳葆楨),後來娶了那位京劇界的大名角兒,他們雖不住這兒,但也時常來探望父母,那時還沒誰有四輪的私家車,她的車是輛三輪兒,所以一見到這三輪兒車停在8號門口兒,就知道今兒個角兒來婆家省親了。
蹬三輪兒的是個精壯漢子,中式黑襖黑褲,尖口黑布鞋配著白布襪子,褲腿上紮著綁腿,再看那車,錚明瓦亮,每根車條都閃著光,黑車棚,紅坐墊,到了門口,漢子將角兒送進門兒裏,回身從車座下抽出一把撣子(那種布紮的),一個馬紮兒,撣幹淨車上的浮塵,之後再擦擦這兒抹抹那兒,一切都弄停當了,便坐在馬紮兒上養神,往往有街坊過來搭話兒,他隻笑笑點頭還禮,從不答言。
無從考證這胡同裏的宅子建於何年何月,有一說是民初,那時,它們座落在這古城僻靜的一偶,深深的小巷裏,端莊,厚重,每道門楣,窗欞,房脊,門墩兒都不經意的透著講究。還有這胡同裏的兩座樓,一中一西,門對著門的叫著勁兒,襯托著它們非富即貴的主人,張揚著這殷實人家的底氣。
像這樣的胡同我相信在北京不止千條,它們是這座古城的圖騰,一筆一劃地勾勒出帝都裏住著的人家兒與生俱來的氣度。50年代我家入住時,小巷雖不似之前幽靜,但仍不失它本身的韻味,隻是充斥了多一些的人家與煙火。可後來的幾十年裏,住在這兒的人被貧窮,被憎恨,被無休止的鬥爭身不由己,所有象征富足,舒適和美都變成了一種罪。經年累月,胡同裏漸漸變得嘈雜,零亂,醜陋,到了文革,一度幾乎成了人間煉獄,上演著難以置信的猙獰和血腥。
70年代我家搬離後,一直沒有回去過,可是夢裏的家永遠都是這個胡同裏的老宅。
那是2015年,回國辦事路過那一帶,再次走進這條胡同,眼前的一切熟悉又陌生,這四個宅院也還在,但看著它們的破敗,不堪,麵目全非,門前卻赫然掛著的“北京市掛牌保護四合院”,不禁有點兒啼笑皆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