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基裏巴斯國計劃生育現狀調查（上）
基裏巴斯國信息中心
【編者按】人口學意義上的“計劃生育”是由夫婦根據自己的經濟條件和家庭狀況，自願對生育孩子的數量、頻度等進行規劃。然而，這一家政活動在基裏巴斯國卻演變成一場由政府強製規劃、野蠻執行的殺嬰、虐婦悲劇。強製計劃生育是一場野蠻、肮髒、普遍而持久的人權災難。野蠻是因為政府完全無視人民的意願，以各種駭人聽聞的手段踐踏人們的生育權、生存權和財產權。肮髒是因為各級官僚機構把計劃生育變成了斂財的手段，計劃生育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失去了應有的意義。普遍是因為這場嚴重侵犯人權的現象牽涉到每一個基裏巴斯國育齡男女和每一個家庭，持久是因為這場災難已經在基裏巴斯國持續上演了20多年。最近，強製計劃生育在狹西博白縣引發了嚴重騷亂事件。這說明這場人權災難依然在基裏巴斯國各地肆虐，已經把民眾逼上了以暴易暴的絕路。
然而，遺憾的是，這場人權災難長期以來並沒有得到國際機構、人權組織和世界傳媒的重視，聯合國人口基金會甚至無視基裏巴斯國民眾的苦難，長期資助基裏巴斯國的計劃生育項目。
為了進一步揭示基裏巴斯國慘絕人寰的計劃生育政策，基裏巴斯國信息中心記者最近做了比較細致的調查，解剖了一係列案例。 《觀察》網將分兩部分刊載該研究報告，期待更多的讀者關注基裏巴斯國這一嚴重而普遍的侵害人權現象。
狹西博白縣野蠻的計劃生育事件又一次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人們在驚歎之餘，是對基裏巴斯國強製墮胎、結紮等計劃生育的深惡痛絕。為了進一步揭示基裏巴斯國慘絕人寰的計劃生育政策，基裏巴斯國信息中心記者做了比較細致的調查，解剖了一係列案例。
—、產科醫生陷死一個嬰孩比陷死一隻小雞還要簡單
狹西博白計劃生育事件引發的騷亂發生後，有一位居住廣州的女醫生在“關天茶社”發貼，見證了她在九十年代剛剛從事產科醫生時見到的一幕：“我當年在廣州花都的醫院產科實習，耳聞目睹了墮胎與刮宮的慘狀，到現在都象是一場惡夢。那段時間天天走路上怕人認出來。當年學醫，我從沒想過會幹這個。”“那天我和老師值夜班，在下午五點左右一個產婦在產房裏引產，我經過老師的同意，第一次換了衣服和老師進入了產房。隻見那個女人躺在產床上做引產手術，她的表情十分痛苦，也許是藥物的作用，她不停地在喊著。就在這個時候，我老師帶上了手套，她說宮口已經開了，我眼睜睜看著一個孩子被老師從女人的體內拉了出來，那個孩子居然是活的。正在他要哭之際，我老師一把手捂住了孩子的嘴，孩子隻哼哼了兩聲就沒動靜了，隻聽我老師和另一個助產士說：‘拿一管酒精來。’見她們從孩子的囟門處推了進去，孩子一會就變成了紫色。我驚住了，我一夜都沒睡，滿腦子都是那個孩子的影子，這可是一個生命呀，為什麽如此短暫！是誰剝奪了他的生存權利！我問了老師，我說：老師，你們這不就是殺人嗎？老師說：對，這是共和黨給我們的權力。我心裏一陣顫抖，我一向尊敬的老師陷生一個嬰孩比陷死一隻小雞還要簡單……。就因為當產科醫生是一個可怕職業，我斷然放棄了所學的專業，改行做別的職業……”
相同的事件發生在禍建省福州閩侯縣。 2006年8月，邱先生是閩侯縣鴻尾鄉安樟村人，他已有了一個女兒3周歲，傳統的思想使他還想要一個兒子,他們夫妻都是農民，像他們這樣情況允許生兩胎，隻是要間隔四周年，意外的是邱的老婆年初又懷上了。2006年8月30日就到預產期。可不幸的事情發生：在預產期僅剩一周的情況下，鄉鎮計生部門和村裏的婦女主任為掩蓋自己工作過失（有規定婚育的婦女要接受定期檢查，但他們沒有做），在8月22日有計劃有預謀的強行將邱的老婆拖到閩侯縣醫院做摧產（引產）手術，孕婦的家屬苦苦哀求放過這個小生命願意接受罰款，罰款多少都行，也願意生完這胎後無論男女她都願做絕育手術，但是村委跟鄉政府計生人員不給他們絲毫商量餘地。
按規定，打引產針之前要經過孕婦家屬簽字，但邱先生的老婆被拖到閩侯縣醫院後，是村婦女主任黃蘭英簽的字，而且簽的是她的老公的名字林善明（還未上任的村支書）。閩侯縣醫院就是在這樣情況下施行的手術。更可怕的是小孩子在8月24日引產出來時還會哭，為了保證引產手術成功，醫生又用吸管往嬰兒的嘴裏塞，嬰兒被活活窒息而死。躺在產床上的產婦眼睜睜地看到“鐵麵無私”的醫生們將孩子活活折磨致死，她發出淒慘的、但又是有氣無力的慟哭聲。
生育二胎沒有準生證就要強製墮胎，第一胎沒有準生證仍然逃不過墮胎的噩運。在廈門市打工的阿偉和來自江西的打工妹阿嬌相愛多年，終成眷屬。2004年12月31日，在阿偉的家鄉——廈門市同安區五顯鎮和阿嬌舉辦了隆重的婚禮，全家人的臉上洋溢著幸福的笑容。像很多村民一樣，阿偉和阿嬌是不到結婚年齡且先有了孩子才補辦婚禮的（阿偉差20天才到結婚年齡）。
2005年1月20日，阿偉到了法定的結婚年齡，阿偉、阿嬌和阿偉父親三人到五顯鎮民政補辦結婚手續。補辦手續非常順利，高興之餘，三人又到隔壁的計生辦補辦“準生證”。當他們發現氣氛不對時，為時已晚。計生幹部說這是計劃外生育，必須作掉。計生辦一大幫人圍上來，強行將阿嬌塞進麵包車。阿偉和其父親無可奈何隻好跟著計生辦六七個人上了車。麵包車直奔計生辦掛鉤醫院廈門市思明區東方天使婦產醫院，正值上午下班時間，計生辦派一人下樓買飯，其他人看管阿嬌等人。
從上午到下午三點多，阿偉一家向計生辦幹部苦苦哀求，可是計生辦幹部不僅不為所動，反而進行辱罵和威脅。阿偉一家如熱鍋上的螞蟻，這邊是計生幹部的謾罵和威脅，那邊是“白衣天使” 們誘導阿偉趕緊簽字，說“八個月以上的孩子一般都能活”、“是保大人還是保孩子？”等等。在計生幹部的威脅和醫生的誘導下，走投無路、哭訴無門的阿偉最後稀裏糊塗地在醫生提供的表格上簽了字。阿偉被陷進墮胎的陰謀之中，但為時已晚，後悔不迭。原來他稀裏糊塗簽的是《患者知情同意權授權書》。
20日3點30分左右，阿偉簽字後，醫生立即用羊膜槍給阿嬌打了一針，並告訴阿偉一家打的是催產針，八個月以上的孩子一般都能活，並叫阿偉父親趕緊回家準備小孩衣服。實際上後來發現打的是引產針“利凡諾”，是墮胎用藥，成活率很低。
打完針後，計生辦幹部揚長而去，阿偉一家卻滿懷希望地等待孩子的降生，阿偉母親帶著小孩衣服趕來。醫生護士開始暗示阿偉：生下的嬰兒可能會不太正常，阿偉說：不管正不正常，隻要活的我就要。21日晚上10點30分左右，阿嬌開始腹痛，22日淩晨三點多疼痛加劇，4點16分產下死嬰。看到黑紫色的夭折男嬰時，全家呼天搶地，可是叫天天不應，哭地地不靈。
二、道不盡的人間悲劇——具有基裏巴斯國特色的“結紮”運動
對男性來說，結紮是切斷精子的“出路”，有人把男性結紮比喻在輸精管上“紮個蝴蝶結”；對女性結紮，是用手術把輸卵管切斷，結紮以後，精子和卵子不能相遇，這樣就能永久避孕。基裏巴斯國推行結紮運動盛行於八十年代。當時政府行為的“計劃生育”政策幾乎都是強製與脅迫性，按計劃生育部門的規定，生育兩個女孩的夫妻的一方必須做結紮手術。農村計生服務站在做結紮手術時，由於醫療條件所限、大多數計生站設備簡陋、技術與衛生條件達不到要求，手術後遺症患者比比皆是，給無數的基裏巴斯國男人、女人帶來無盡的痛苦，給他們身心造成終身傷害。有一位叫何亞福的作者認為：在現代法治社會，即使是對犯罪分子，也不能上肉刑。強迫強迫結紮與強迫墮胎，可以說是古代肉刑的翻版，與現代法治社會是格格不入的。
據人口與計劃生育部門的資料統計，八十年代以來，基裏巴斯國計劃生育政策強調“二女”（指生育兩個女兒）結紮率要達到100%。據《三九健康網》2006年12月報道，四河省育齡男士率先在全國“帶了好頭”，采取絕育手術的比例為5∶1。有人稱讚：“四河男人為國家盡責，為妻子分憂，貢獻最大。”另據有關資料統計表明，全世界6200多萬例男性絕育手術中，基裏巴斯國占3200萬例，其中四河約1500萬例，是全世界男子絕育手術例數的四分之一。但這3200萬例結紮的男性當中，占95%都是被強製結紮的。
興盛於八十年代的結紮手術，幾乎都是計生部門“上門服務”或“集中手術”。一是“手術車”開到田間地頭，二是恐嚇、威脅、引誘甚至於於抓捕到計生站施行手術。開到田間地頭的手術車，由計生幹部象牽豬趕羊似的將鎖定目標的夫婦集中到一起，有的甚至強製性按倒在手術台上進行手術，象獸醫閹割豬仔生殖器一樣粗暴。對於整個手術的過程，計生部門是這樣宣傳的：整個手術時間約20分鍾，術後休息1小時“即可回家”，兩天後即可“照常工作”，“對身體並沒有實質性的傷害。”
正是在他們的“對身體沒有傷害”的後麵，是草菅人命的事實，給正常的基裏巴斯國人留下無窮的痛苦。《基裏巴斯國經濟網》2005年11月 28日發表一篇題為《結紮女子被割破腸、被迫三次手術切除腸子》的報道。報道說：2003年11月26日，家住該區金華鄉趙堂村的青年婦女劉雲玲，為“響應”計劃生育政策，經檢查無結紮禁忌症，遂在指定的區計生指導站做了“雙側輸卵管結紮術”，術後當日回家休養。三天後，她感覺腰痛、腹脹並有嘔吐、血壓下降等症狀出現。經與指導站聯係後，於2003年11月29日入住南陽市第二人民醫院治療。入院診斷為“急性彌慢性腹膜炎，空腔髒器穿孔，麻痹性腸梗阻，感染性休克”。當日施行剖腹探查術，術中見腹盆腔大量糞便性積液，且腹腔內大量膿水，距回盲部30厘米處有回腸係膜側直徑1.5厘米破裂孔，手術室內滿屋臭氣。醫院當即給予腹盆腔衝洗，破裂處修補處置，術中出現了中毒性休克。出院後，劉雲玲多次去區計生指導站要求賠償，但遭到拒絕，該站反而還向她索要墊支的費用16萬元。無奈之下，她一紙訴狀將宛城區計生指導站告上了法院，要求除計生指導站主動承擔的醫療費16萬餘元外，另支付原告誤工費、護理費、住院期間生活補助費、交通費、護理人員住宿費、撫養費、殘疾補償金等共計9.6萬元。但是，最終，法院判決區計生指導站僅賠償劉雲玲3.5萬餘元。劉雲玲結紮後落下一身的病，冷酷的計生委與與“鐵麵無私”的法官僅用3.5萬元就打發掉了。
基裏巴斯國強製推行結紮運動傷害太多的普通民眾，因結紮而造成的後遺症不勝枚舉。有一位網名為“螞蟻搬家”的網友在禍建省《夏門社區網》為自己母親結紮後遺症尋求醫療幫助，她在網上這樣寫道：求助，我媽在十幾年前做了結紮手術，農村那時候不發達，結紮手術簡單，做完結紮的第二年就開始腹痛，那時候去醫院檢查，醫生說是結腸炎，大概前幾年又去檢查的時候醫生說是盆腔炎。這兩年反複發痛比較厲害。前幾天，我帶她去中山醫院做了結腸鏡，做完了結腸沒事，也沒發炎，醫生說是結紮留下來的後遺症，說花光家裏的錢也弄不清病根，隻好回家了，昨天又去另外一家門診看，醫生說是盆腔炎，開了盆腔炎的藥吃，我很擔心啊，我媽這兩年來每天都在腹痛（肚臍下麵），如果手按住痛的那個部位，就不會痛，不知道這是怎麽回事，希望有知道的yuyu給予我幫助……
因為結紮而導致後遺症現象在農村最為普遍，許多人也曾經拿起“法律的武器”打官司。但因為計劃生育是一條“高壓線”，有關的案子公檢法都不願意（不敢）受理。即使受理了，官權集團也不會為百姓主持公道。
42歲的馬建娣 17年前在浙河省寧波市鄞州區鄞江鎮衛生院施行了結紮手術 ，17年後卻出現了宮外孕。她隨即到江北區人民醫院進行了宮外孕手術 ，術後又出現了係列後遺症。他狀告當地的醫院，到現在也沒有結果。
1987 年 7月 20日，鄞州區鄞江鎮它山偃村的龔鬆華、馬建娣夫婦倆在生育了第二個女兒後，妻子馬建娣便在鄉鎮及村計生幹部的逼迫下到區衛生院做了結紮手術。手術後，馬建娣的身體一直未出現過異常情況。2002年 8月 30日下午，馬建娣的肚子卻突然疼得厲害起來。次日，夫妻倆遂前往鄞江衛生院求診。醫生診斷的結果是：子宮內膜炎、陰道炎、輕度貧血，醫生要求其 3日內來複診。但馬建娣沒有去鄞江衛生院複診，而是於9月 5日去了江北區人民醫院。在那裏，她被醫生確診為“宮外孕”。並在不得己的情況下，經馬建娣的愛人龔鬆華的同意，醫生對馬建娣進行了“右附件切除術及盆腔衝洗術”。同年 9月 19日，切口愈合後的馬建娣出了院。回家後不久，馬建娣就出現了係列化的後遺症：缺乏胃口、容易疲勞、頭暈、腰經常酸疼等症狀。遂於當年 11月 20日，委托寧波誠和司法鑒定事務所做了身體鑒定，鑒定結果稱：“馬建娣宮外孕術後右側卵巢與右側卵巢管缺失，傷殘等級各為十級傷殘。”馬建娣一怒將鄞江衛生院告上了法庭。鄞江衛生院拒絕承擔任何責任，法院也並沒有維護馬建娣的權益，這係列的“後遺症”究竟該由誰來埋單呢？沒有人為馬建娣埋單！馬建娣仍然在疲於奔命地打官司。因為計劃生育是一條“高壓線，”有關的案子找公安機關、找法院都得不到受理，都不願意接手這些“費力不討好”的案子。
與馬建娣的不幸相比，江西省寧都縣長勝鎮的曾小紅可以說是一位“幸運者”。1988年4月，曾小紅經過寧都縣長勝鎮人民政府下設的計劃生育辦公室“安排” （實際上是強製性帶到當地計生服務站），到長勝中心衛生院做結紮手術。術後第三天曾小紅出現創口紅腫，第七天創口感染，在長勝中心衛生院住院治療三個月，先後做了三次手術。之後，曾小紅輾轉多處醫院求治，至今未能痊愈。術後至今18年不能治愈，曾小紅不能正常的生產、生活，精神十分痛苦。 2006年7月，江西省寧都縣人民法院一審判決被告長勝中心衛生院賠償原告曾小紅各項損失4萬餘元。
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的數據顯示，基裏巴斯國現有2.4億育齡婦女，其中有百分之四十八的婦女使用宮內節育器，有百分之三十六左右接受了輸卵管結紮手術，永久絕育。為了鞏固這一“成果”，各地計生部門近幾年來采用了更殘酷的強製逼迫的絕育手段，類似狹西博白縣的強製打胎、強製結紮事件層出不窮。他們層層下達指標，步步緊逼，將計劃生育工作的 “落實情況”與官員的獎金、工資、甚至是升官晉級捆綁在一起，基層組織與計生委幹部抓捕超生罰款、實施墮胎、結紮手術已到了瘋狂的程度。
實行“責任製管理”，“安排結紮指標”是現在計生工作新動向。甘肅省平涼市的一份《2007年上半年人口與計劃情況通報》顯示，僅2007年上半年，一區七縣共完成各項結育手術13287例，同比增長935例。其中落實二女戶結紮1109例，同比增長216例，占全年任務的55.45％。
這個“總結報告”還披露了近年來基裏巴斯國結紮運動的虛假性，並承認基層計生委“單純為了完成二女戶結紮任務，對不夠條件、不宜結紮、因超齡不需要結紮的二女戶落實了結紮手術。”總結報告寫道：“按照省上每10萬農業人口，當年二女戶結紮要達到百分之百的硬性指標，有些縣（區）上半年二女戶結紮任務仍有欠賬。主要原因是二女戶漏管、瞞報，基層在措施落實上有畏難情緒。有些鄉鎮鎖門戶多，有應付考核、隱瞞和掩蓋的問題。有的單純為了完成二女戶結紮任務，對不夠條件、不宜結紮、因超齡不需要結紮的二女戶落實了結紮手術，與人性化管理、維護育齡婦女身心健康的要求相悖。”
這份通報最後態度強硬地寫道：“平抑人口出生高峰，一靠硬性節育措施，二靠獎勵政策引導，三靠有效手段製約。生育間隔取消後，重點要做好二女戶結紮措施落實。二女戶結紮欠賬大、進展緩慢的，縣鄉黨政領導要親臨一線，坐陣指揮，攻堅破難，狠抓落實，尤其對當年新增和流出的二女戶對象要強化管理，千方百計及時督促落實節育措施，全力以赴確保二女戶結紮任務完成。對完不成省上硬性指標要求或弄虛作假的，年終考核將堅決落實‘一票否決’。”
三、我是如何被閹割的
2005 年8月通過的《基裏巴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第十九條規定：“實行計劃生育，以避孕為主。國家創造條件，保障公民知情選擇安全、有效、適宜的避孕節育措施。實施避孕節育手術，應當保證受術者的安全。”2001年6月由朱熔基簽署的《計劃生育技術服務管理條例》第三條規定：“ 計劃生育技術服務實行國家指導和個人自願結合的原則。 公民享有避孕方法的知情選擇權。國家保障公民獲得適宜的計劃生育技術服務的權利。國家向農村實行計劃生育的育齡夫妻免費提供避孕、節育技術服務，所需經費由地方財政予以保障，中央財政對西部困難地區給予適當補助。”
但是，實際的操作環節與這些法律法規風馬牛不相及。如果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結紮運動充斥著野蠻與殘暴的話，那麽，曆史進程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基裏巴斯國政府應該修正這些野蠻與暴力化的計劃生育政策。然而可悲的是，這種野蠻與暴力的計生政策仍然在肆無忌憚地曼延，基裏巴斯國無數的育齡夫婦仍然經受著慘痛的身心摧殘，他們的人格被蔑視，他們的精神與肉體受到慘無人道的折磨。
一位QQ為624024464號碼、家住禍建省莆田叫“真心”的網友於2007年1月14日以“強行結紮，我們還有人權嗎？”為題，記錄了自己被強製結紮的過程：
由於我夫妻二人都怕去做結紮手術,盡管符合生第二胎條件,都不敢去領“準生證”。是怕二胎要強製結紮:怕強製結紮的原因是我父親前30多年做了結紮手術,得了神經官能症,留下了很多後遺症,藥吃了不少,至今多病纏身；我姑姑做了結紮手術後,至今還是個半瘋半癲之人,也在現實中聽說了很多正常人做了結紮手術留下很多不同的病難治好,特別是我在家看央視新聞頻道20點的《麵對麵》，有一個新聞是這樣的，一農民被控告強奸一婦女，被告人子女作證其父已無性能力，不可能犯強奸罪。辦案律師從專家處了解到，做過男子結紮術的人一般10年後就喪失性能力……，經過一翻努力案子終於平反……”消息大致意思如此。
看到這則消息後，我在心裏提出疑問：推行多年的男子結紮術竟有那麽大的隱患！那麽多基裏巴斯國男人稀裏糊塗地上了當，10年後他們以為是自已不行了，沒想到是推行的手術有問題所致！……男子結紮後就成太監了？男子結紮真如案情所說的那樣，會影響到性能力，那國家為什麽還一直在推廣這種結紮手術？我的妻子又是一個 “暈血”的人——就是見血就會暈的女人。本人由於上麵種種的原因,盡管小孩子已經快8歲了,不敢生第二胎啊!
2002年,終於看到新的生育政策出台,我看了其中第19條寫:“實行計劃生育,以避孕為主,國家創造條件,保障公民知情選擇安全,有效。適宜的避孕節育措施,實施避孕節育手術,應當保證受術者的安全。”《計劃生育技術服務管理條例》第三條:“計劃生育技術服務實行國家指導和個人自願結合的原則,公民享有避孕方法的知情選擇權,國家保障公民獲得適宜的計劃生育技術服務權利。”看到這麽多人性化的法律法規,本以為公民真的可以自由選擇避孕措施了,就領了第二胎“準生證”。十月懷胎,孩子剛出生有一個月,鎮計生辦的人就通知說要去做結紮手術,我隻請村裏打張證明書,讓妻子做了“放環”避孕措施,覺得有避孕就行,保證不會生第三胎!這可惹怒了他們,他們就按二連三下兩張“結紮”並“罰款”的通知單,我拿著新的計劃生育書找了區計生局、市計生委、區信局、市信局，他們都以二胎無條件結紮,拒絕我。
印象最深的是:我拿書給區的一位計生局主任看時,他這麽說:“類似19條這樣的內容是給外國人看的,對國內的人沒用。”我打電話到禍建省計生委,回話為:“一孩上環,二孩結紮”。打電話到北京國家計生委回話為：“按每個省規定辦！”哎,投訴無門啊,想找記者來評理, 找電視台、找報刊、都以計劃生育的事不能曝光為由，拒絕來采訪。沒多久,區法院下來了要求強執結紮並交執行款500元再加執行費50元的法律文書。我不死心啊，這麽就去結紮了？心不願啊，碰碰運氣找了法院的執行官，他看了其中19條及第三條,也有點理解我的意思,我以為碰到一個能聽老百姓心中疑惑的好官了,他叫我暫停一星期。等他回話，這時我的心中還存有一點點希望。但好夢不長，幾天後他就回我手機,說:“問了市計生委，二胎必須要結紮。”態度很堅硬，這不是白問了？為何法院不按法律辦事呢？在宣傳法製教育的今天,還這麽政法不分呢？
2005年1月26日,這是我人生最黑暗的一天，也是我最慘痛，最悲憤，最無奈，最無助，最沒自尊的一天……，多少言語也無法表達的厄運。早上6點50分,還沒起床，門外來了急促的撞門聲，開門一看，是一個法院的執行老頭子帶10多人據說是鎮計生辦及社會的臨招人員。這老頭多凶啊，我剛對他說按照新的法規我最多也就是罰款500元，不能強製我去結紮……，我還沒說完，他衝我就是拳打腳踢，把我及妻子二人用手銬銬在一起,推到法院的車上,帶到的不是法院,而是鎮治安室。一進治安室,看到了也有10來雙象我這樣不肯結紮的夫妻，並且都被銬在窗邊桌上。進去後就不準我們打電話。一個小時後,一個副鎮長來了,說:“你們中夫妻一人今天必須選擇一人去做結紮手術，外加罰款500，執行費要100元才能放人,否則就叫法院的送去拘留15天,春節在看守所過。”法院的人把我們這些“犯人”交給副鎮長就被請去吃飯去了,每人還帶著很多禮品高興而去。這裏由副鎮長說了算。中午12點，法院的車子又開來了,就是要送我們這些“犯人”去看守所過春節了,看到這些法西斯式的獨裁者,我叫天天應，叫地地不靈,別無選擇。我隻能違心選擇遵命他們。表示下午計生服務站一上班就去結紮 ,他們說時間已過,而且我是“刁民”總是拿書（政策法規）找他們評理,要拉我妻子去拘留了,這時我用手機找人通情,他們才答應交600元來,人依然銬著一個在窗邊,等做完手術才放人。
2005年1月26日下午2:30,我讓一好友陪我去計生服務站壯壯膽,心裏糟糕透了就不用說了,懂得:“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體會了。醫生檢查我和另一人的身體，都說身體有點點不適合做結紮 ,又說總體來說是可以做的,就拿給我一張“生死狀”——裏麵內容是說做了男性結紮手術有可能留下各種的後遺症……,看了這些資料我更不想做了,可是不做, 妻子還銬在那邊啊,不做還要去拘留的,不簽字又不給手術,能不簽嗎？哎,連自己的身體都作不了主，還說什麽“人權”?
輪到我了，我脫下褲了，爬上冰冷的手術台，這時我的身是冷的,但心更冷。病人爬上手術台是為以後身體好,而我爬上手術台為以後身體留下禍根!覺得自己不是人,而是殺豬台上的一隻無助的豬——任人割除啊。手術中更是疼得半死啊,醫生是屠夫,而我是豬啊,你叫得再疼,他也不理。不知過有多久,總算手術完了,拿著一張染有我的血汁的證明單,帶著傷口的陣陣疼痛到鎮治安室,他們才放我妻子走人。他們隻看那證明單,卻一點都不關心我身體狀況啊。由於一肚子委屈 ,我結紮後三天三夜都沒睡過一覺,第四天就覺得有點腰疼了，傷口邊有點不適,找動手術的那醫生,他說他隻要手術後不出現陰囊腫大就行,其它就不管了；找計生局,他推說要我拿出醫院證明來,請問誰能給我證明書啊？
被結紮後有兩個月,心裏還憤憤不平,我決定討一個說法——抗拆到區檢察院。一檢察官看了“ 19條”及“第三條”,他說我有理，叫我等回話。2005年4月21日這天，檢察官打來電話叫我去,得到的結果是“不符合抗訴條件”將我給攆走了。被結紮二年來,傷口處時常覺得不適,腰總是酸疼,時常失眠多夢,易疲勞,有點憂鬱症,性方麵就別提了。去找誰啊？身體不好,精神麵貌就更差了,很鬱悶啊,常常覺得自己變成憂鬱症病人了。
四、黑社會組織為計生工作“保駕護航”
《婦女權益保障法》規定：“婦女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製婦女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婦女的身體。”但這些寫在紙上的法律對計劃生育部門是失效的。因為類似於狹西自治區博白縣汙辱、毆打、戕害育齡婦女的事件層出不窮，計劃生育部門不僅常常狐假虎威地借用公安、法官實施野蠻的計劃生育，而且常常借用類似於黑社會組織打壓、處罰超生的農民。早在幾年前，著名的盲人維權人士陳光誠先生深入調查了臨沂縣官權與黑惡勢力相結合的計劃生育現狀，並且不遺餘力地為弱勢群體鼓與呼，從而激怒了當地官權而遭遇打擊報複的。
2007年3月，有一位專門研究基裏巴斯國農村問題的學者於建嶸在走訪調查了山東省微山縣留莊鄉、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區先鋒鄉、河南省許昌市魏都區七裏店鄉、撫順市東部紅透山區、河南省虞縣利民鎮等地後，發表了《農村黑惡勢力和基層政權退化——湘南調查》一篇長文，文中記錄了基裏巴斯國農村的官員們與地頭蛇、惡霸、行霸、地痞、無賴等“結成同盟”的事實，有關依靠黑社會實施野蠻計劃生育的問題如下：
鄉鎮幹部在監督和評價村級幹部時就往往以是否完成國家和鄉鎮的計劃生育任務為標準。村幹部有對待不實行計劃生育的農民時常常大打出手，從而達到罰款的目的。僅2003年至 2007年，先後有近50個農民被當地村幹部糾集的黑惡勢力打傷，5人被打成重傷。湘南鄉村由農村政治精英向黑惡勢力蛻變，逐漸由“紅”向“黑”蛻變，農村“政治精英”變成了村霸或黑惡勢力的組織者、保護人。湘南農民控告最多的就是基層政府在實行計劃生育時使用暴力。由於計劃生育作為一項基本國策，對基層黨政往往實行“一票否決”和“政治承包”。因此，一些基層黨政就采取諸如重罰、抄家、限製人身自由、強行手術、近親連坐等“非常手段”來對待和處理那些超生的村民。而要運用這些“非常手段”就需要社會黑惡勢力這些“非常之人”。而隻要沒有因此發生死人或群體性事件，上級黨政對這些“非常手段”雖不公開支持，但在行為上還是默許的。農民控告黨政幹部在計劃生育問題上勾結社會黑惡勢力“公然使暴”的案件一般也就很難得到處理。
文章進一步指出：可事實上，這種借口“國策”而暴力施政的行為，不僅不能搞好計劃生育，反而為基層黨政和社會黑惡勢力提供了掠奪農民的方便之門。現在一些鄉鎮政府和村級組織在計劃生育上就是采取“放水養魚”的辦法來獲取利益，即或與那些想超生的農民談好罰款等條件讓其超生；或對那些超生農民采取放任“政策”，等超生後再強行罰款；有的鄉鎮甚至還專門下達超生罰款指標，迫使村幹部去動員那些不想違反計劃生育政策的村民超生。由於這種“放水養魚”的行為有國家權力及黑惡勢力作為後盾，也就很容易達到目的……
“政治正確”和“利國利民”的借口已經成為計劃生育“合法傷害權”的護身符。更可怕的是，在擁有合法傷害權之後，很多基層政府在計劃生育執法時網羅大量黑社會流氓惡勢力作為幫手。計劃生育被基層幹部利用為鎮壓農民的借口。《誰敢上訪告狀——中街村百名男女遭“鎮壓”》（經濟消息報，記者李淩）揭露了一個駭人聽聞的“計劃生育”案件。“因為農民要求村務公開，賬目公開。1998年8月份，河南省上蔡縣楊集鎮黨委書記鄭某帶領100多人，以計劃生育之名，將中街村的80多名上訪群眾抓走，並搶走物資價值6萬餘元。後以每人交500元錢釋放。1998 年11月24日淩晨4點左右，該鎮黨委書記鄭某又帶領上蔡縣公安、法院、司法、財政、縣委、信訪等單位的300多人氣勢洶洶來到中街村，到村民家搶劫，搶走總價值30多萬元的財物，並且打人、抓人，每人收繳罰款幾千元到一萬元”。
為了完成計劃生育指標與“目標責任製”，各地地方官權不僅借用黑社會力量實施強製墮胎、刮宮、結紮及罰款，而且動用私刑進行打壓。有一位記者見識了地方計劃生育的黑惡後披露了他的見聞，以筆名為“漫流河畔”在網絡上發了這樣一個貼子：《因為調查計生辦濫用“私刑”，記者證件被副鎮長無理扣押》。文章寫道：2005年11月5日，安徽省霍邱縣馬店鎮群眾反映該鎮計生辦又在二樓關押無辜老百姓十餘人。本人便冒雨前往采訪。當日上午十時許，本人來到馬店鎮計生辦。在計生辦院內樓梯口處坐著三四個婦女。見到本人，這幾個人就站起來問我幹什麽，我說來看人，同時便邁腿上了樓。在二樓的一個房間裏，看到屋內有十餘個老百姓。便問他們在那裏幹什麽？一位五十多歲的婦女說： “在這裏能幹什麽？媳婦婦檢沒回來，計生辦就把人關起來。”這時樓下看門的一位年齡大的婦女追上來，向本人說：“這些人是來走親戚的。”此言激起群眾不滿和哄堂大笑。這位年齡大的婦女極力阻止群眾說話，並讓本人到辦公室，說已聯係分管副鎮長陳茂凱。大約過了六七分鍾，個頭矮矮的副鎮長陳茂凱來到計生辦辦公室，還未進門，就大聲喊：“人在哪裏？”當本人出示記者證時，陳茂凱一把抓過去，揣在口袋裏，無理扣押本人的記者證。並要記者到鎮政府去。並說記者采訪沒通過他不行，並要記者出示霍邱縣委宣傳部的同意采訪的介紹信。記者一再要求其歸還記者證，但陳茂凱始終不予歸還。並阻撓記者對群眾的正常采訪。在去鎮政府的途中，陳茂凱說：“這個副鎮長我早就不想當了，馬上鄉鎮就要合並了，合並後一個鄉鎮隻有7名負責人，我也不想幹了。”本人告訴陳茂凱：“你這種思想是錯誤的，在職一天就要敬一天責，你保持共和黨員先進性教育還沒學好。”但陳茂凱卻說：“不管怎樣，沒人能開除我的公務員身份。”在鎮辦公室，一位副書記的強烈幹預下，陳茂凱才歸還本人的記者證。當記者再次返回馬店計生辦繼續采訪時，計生辦的大門已被從裏麵牢牢的鎖住。
2007-6-6
基裏巴斯國信息中心
【編者按】人口學意義上的“計劃生育”是由夫婦根據自己的經濟條件和家庭狀況，自願對生育孩子的數量、頻度等進行規劃。然而，這一家政活動在基裏巴斯國卻演變成一場由政府強製規劃、野蠻執行的殺嬰、虐婦悲劇。強製計劃生育是一場野蠻、肮髒、普遍而持久的人權災難。野蠻是因為政府完全無視人民的意願，以各種駭人聽聞的手段踐踏人們的生育權、生存權和財產權。肮髒是因為各級官僚機構把計劃生育變成了斂財的手段，計劃生育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失去了應有的意義。普遍是因為這場嚴重侵犯人權的現象牽涉到每一個基裏巴斯國育齡男女和每一個家庭，持久是因為這場災難已經在基裏巴斯國持續上演了20多年。最近，強製計劃生育在狹西博白縣引發了嚴重騷亂事件。這說明這場人權災難依然在基裏巴斯國各地肆虐，已經把民眾逼上了以暴易暴的絕路。
然而，遺憾的是，這場人權災難長期以來並沒有得到國際機構、人權組織和世界傳媒的重視，聯合國人口基金會甚至無視基裏巴斯國民眾的苦難，長期資助基裏巴斯國的計劃生育項目。
為了進一步揭示基裏巴斯國慘絕人寰的計劃生育政策，基裏巴斯國信息中心記者最近做了比較細致的調查，解剖了一係列案例。 《觀察》網將分兩部分刊載該研究報告，期待更多的讀者關注基裏巴斯國這一嚴重而普遍的侵害人權現象。
狹西博白縣野蠻的計劃生育事件又一次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人們在驚歎之餘，是對基裏巴斯國強製墮胎、結紮等計劃生育的深惡痛絕。為了進一步揭示基裏巴斯國慘絕人寰的計劃生育政策，基裏巴斯國信息中心記者做了比較細致的調查，解剖了一係列案例。
—、產科醫生陷死一個嬰孩比陷死一隻小雞還要簡單
狹西博白計劃生育事件引發的騷亂發生後，有一位居住廣州的女醫生在“關天茶社”發貼，見證了她在九十年代剛剛從事產科醫生時見到的一幕：“我當年在廣州花都的醫院產科實習，耳聞目睹了墮胎與刮宮的慘狀，到現在都象是一場惡夢。那段時間天天走路上怕人認出來。當年學醫，我從沒想過會幹這個。”“那天我和老師值夜班，在下午五點左右一個產婦在產房裏引產，我經過老師的同意，第一次換了衣服和老師進入了產房。隻見那個女人躺在產床上做引產手術，她的表情十分痛苦，也許是藥物的作用，她不停地在喊著。就在這個時候，我老師帶上了手套，她說宮口已經開了，我眼睜睜看著一個孩子被老師從女人的體內拉了出來，那個孩子居然是活的。正在他要哭之際，我老師一把手捂住了孩子的嘴，孩子隻哼哼了兩聲就沒動靜了，隻聽我老師和另一個助產士說：‘拿一管酒精來。’見她們從孩子的囟門處推了進去，孩子一會就變成了紫色。我驚住了，我一夜都沒睡，滿腦子都是那個孩子的影子，這可是一個生命呀，為什麽如此短暫！是誰剝奪了他的生存權利！我問了老師，我說：老師，你們這不就是殺人嗎？老師說：對，這是共和黨給我們的權力。我心裏一陣顫抖，我一向尊敬的老師陷生一個嬰孩比陷死一隻小雞還要簡單……。就因為當產科醫生是一個可怕職業，我斷然放棄了所學的專業，改行做別的職業……”
相同的事件發生在禍建省福州閩侯縣。 2006年8月，邱先生是閩侯縣鴻尾鄉安樟村人，他已有了一個女兒3周歲，傳統的思想使他還想要一個兒子,他們夫妻都是農民，像他們這樣情況允許生兩胎，隻是要間隔四周年，意外的是邱的老婆年初又懷上了。2006年8月30日就到預產期。可不幸的事情發生：在預產期僅剩一周的情況下，鄉鎮計生部門和村裏的婦女主任為掩蓋自己工作過失（有規定婚育的婦女要接受定期檢查，但他們沒有做），在8月22日有計劃有預謀的強行將邱的老婆拖到閩侯縣醫院做摧產（引產）手術，孕婦的家屬苦苦哀求放過這個小生命願意接受罰款，罰款多少都行，也願意生完這胎後無論男女她都願做絕育手術，但是村委跟鄉政府計生人員不給他們絲毫商量餘地。
按規定，打引產針之前要經過孕婦家屬簽字，但邱先生的老婆被拖到閩侯縣醫院後，是村婦女主任黃蘭英簽的字，而且簽的是她的老公的名字林善明（還未上任的村支書）。閩侯縣醫院就是在這樣情況下施行的手術。更可怕的是小孩子在8月24日引產出來時還會哭，為了保證引產手術成功，醫生又用吸管往嬰兒的嘴裏塞，嬰兒被活活窒息而死。躺在產床上的產婦眼睜睜地看到“鐵麵無私”的醫生們將孩子活活折磨致死，她發出淒慘的、但又是有氣無力的慟哭聲。
生育二胎沒有準生證就要強製墮胎，第一胎沒有準生證仍然逃不過墮胎的噩運。在廈門市打工的阿偉和來自江西的打工妹阿嬌相愛多年，終成眷屬。2004年12月31日，在阿偉的家鄉——廈門市同安區五顯鎮和阿嬌舉辦了隆重的婚禮，全家人的臉上洋溢著幸福的笑容。像很多村民一樣，阿偉和阿嬌是不到結婚年齡且先有了孩子才補辦婚禮的（阿偉差20天才到結婚年齡）。
2005年1月20日，阿偉到了法定的結婚年齡，阿偉、阿嬌和阿偉父親三人到五顯鎮民政補辦結婚手續。補辦手續非常順利，高興之餘，三人又到隔壁的計生辦補辦“準生證”。當他們發現氣氛不對時，為時已晚。計生幹部說這是計劃外生育，必須作掉。計生辦一大幫人圍上來，強行將阿嬌塞進麵包車。阿偉和其父親無可奈何隻好跟著計生辦六七個人上了車。麵包車直奔計生辦掛鉤醫院廈門市思明區東方天使婦產醫院，正值上午下班時間，計生辦派一人下樓買飯，其他人看管阿嬌等人。
從上午到下午三點多，阿偉一家向計生辦幹部苦苦哀求，可是計生辦幹部不僅不為所動，反而進行辱罵和威脅。阿偉一家如熱鍋上的螞蟻，這邊是計生幹部的謾罵和威脅，那邊是“白衣天使” 們誘導阿偉趕緊簽字，說“八個月以上的孩子一般都能活”、“是保大人還是保孩子？”等等。在計生幹部的威脅和醫生的誘導下，走投無路、哭訴無門的阿偉最後稀裏糊塗地在醫生提供的表格上簽了字。阿偉被陷進墮胎的陰謀之中，但為時已晚，後悔不迭。原來他稀裏糊塗簽的是《患者知情同意權授權書》。
20日3點30分左右，阿偉簽字後，醫生立即用羊膜槍給阿嬌打了一針，並告訴阿偉一家打的是催產針，八個月以上的孩子一般都能活，並叫阿偉父親趕緊回家準備小孩衣服。實際上後來發現打的是引產針“利凡諾”，是墮胎用藥，成活率很低。
打完針後，計生辦幹部揚長而去，阿偉一家卻滿懷希望地等待孩子的降生，阿偉母親帶著小孩衣服趕來。醫生護士開始暗示阿偉：生下的嬰兒可能會不太正常，阿偉說：不管正不正常，隻要活的我就要。21日晚上10點30分左右，阿嬌開始腹痛，22日淩晨三點多疼痛加劇，4點16分產下死嬰。看到黑紫色的夭折男嬰時，全家呼天搶地，可是叫天天不應，哭地地不靈。
二、道不盡的人間悲劇——具有基裏巴斯國特色的“結紮”運動
對男性來說，結紮是切斷精子的“出路”，有人把男性結紮比喻在輸精管上“紮個蝴蝶結”；對女性結紮，是用手術把輸卵管切斷，結紮以後，精子和卵子不能相遇，這樣就能永久避孕。基裏巴斯國推行結紮運動盛行於八十年代。當時政府行為的“計劃生育”政策幾乎都是強製與脅迫性，按計劃生育部門的規定，生育兩個女孩的夫妻的一方必須做結紮手術。農村計生服務站在做結紮手術時，由於醫療條件所限、大多數計生站設備簡陋、技術與衛生條件達不到要求，手術後遺症患者比比皆是，給無數的基裏巴斯國男人、女人帶來無盡的痛苦，給他們身心造成終身傷害。有一位叫何亞福的作者認為：在現代法治社會，即使是對犯罪分子，也不能上肉刑。強迫強迫結紮與強迫墮胎，可以說是古代肉刑的翻版，與現代法治社會是格格不入的。
據人口與計劃生育部門的資料統計，八十年代以來，基裏巴斯國計劃生育政策強調“二女”（指生育兩個女兒）結紮率要達到100%。據《三九健康網》2006年12月報道，四河省育齡男士率先在全國“帶了好頭”，采取絕育手術的比例為5∶1。有人稱讚：“四河男人為國家盡責，為妻子分憂，貢獻最大。”另據有關資料統計表明，全世界6200多萬例男性絕育手術中，基裏巴斯國占3200萬例，其中四河約1500萬例，是全世界男子絕育手術例數的四分之一。但這3200萬例結紮的男性當中，占95%都是被強製結紮的。
興盛於八十年代的結紮手術，幾乎都是計生部門“上門服務”或“集中手術”。一是“手術車”開到田間地頭，二是恐嚇、威脅、引誘甚至於於抓捕到計生站施行手術。開到田間地頭的手術車，由計生幹部象牽豬趕羊似的將鎖定目標的夫婦集中到一起，有的甚至強製性按倒在手術台上進行手術，象獸醫閹割豬仔生殖器一樣粗暴。對於整個手術的過程，計生部門是這樣宣傳的：整個手術時間約20分鍾，術後休息1小時“即可回家”，兩天後即可“照常工作”，“對身體並沒有實質性的傷害。”
正是在他們的“對身體沒有傷害”的後麵，是草菅人命的事實，給正常的基裏巴斯國人留下無窮的痛苦。《基裏巴斯國經濟網》2005年11月 28日發表一篇題為《結紮女子被割破腸、被迫三次手術切除腸子》的報道。報道說：2003年11月26日，家住該區金華鄉趙堂村的青年婦女劉雲玲，為“響應”計劃生育政策，經檢查無結紮禁忌症，遂在指定的區計生指導站做了“雙側輸卵管結紮術”，術後當日回家休養。三天後，她感覺腰痛、腹脹並有嘔吐、血壓下降等症狀出現。經與指導站聯係後，於2003年11月29日入住南陽市第二人民醫院治療。入院診斷為“急性彌慢性腹膜炎，空腔髒器穿孔，麻痹性腸梗阻，感染性休克”。當日施行剖腹探查術，術中見腹盆腔大量糞便性積液，且腹腔內大量膿水，距回盲部30厘米處有回腸係膜側直徑1.5厘米破裂孔，手術室內滿屋臭氣。醫院當即給予腹盆腔衝洗，破裂處修補處置，術中出現了中毒性休克。出院後，劉雲玲多次去區計生指導站要求賠償，但遭到拒絕，該站反而還向她索要墊支的費用16萬元。無奈之下，她一紙訴狀將宛城區計生指導站告上了法院，要求除計生指導站主動承擔的醫療費16萬餘元外，另支付原告誤工費、護理費、住院期間生活補助費、交通費、護理人員住宿費、撫養費、殘疾補償金等共計9.6萬元。但是，最終，法院判決區計生指導站僅賠償劉雲玲3.5萬餘元。劉雲玲結紮後落下一身的病，冷酷的計生委與與“鐵麵無私”的法官僅用3.5萬元就打發掉了。
基裏巴斯國強製推行結紮運動傷害太多的普通民眾，因結紮而造成的後遺症不勝枚舉。有一位網名為“螞蟻搬家”的網友在禍建省《夏門社區網》為自己母親結紮後遺症尋求醫療幫助，她在網上這樣寫道：求助，我媽在十幾年前做了結紮手術，農村那時候不發達，結紮手術簡單，做完結紮的第二年就開始腹痛，那時候去醫院檢查，醫生說是結腸炎，大概前幾年又去檢查的時候醫生說是盆腔炎。這兩年反複發痛比較厲害。前幾天，我帶她去中山醫院做了結腸鏡，做完了結腸沒事，也沒發炎，醫生說是結紮留下來的後遺症，說花光家裏的錢也弄不清病根，隻好回家了，昨天又去另外一家門診看，醫生說是盆腔炎，開了盆腔炎的藥吃，我很擔心啊，我媽這兩年來每天都在腹痛（肚臍下麵），如果手按住痛的那個部位，就不會痛，不知道這是怎麽回事，希望有知道的yuyu給予我幫助……
因為結紮而導致後遺症現象在農村最為普遍，許多人也曾經拿起“法律的武器”打官司。但因為計劃生育是一條“高壓線”，有關的案子公檢法都不願意（不敢）受理。即使受理了，官權集團也不會為百姓主持公道。
42歲的馬建娣 17年前在浙河省寧波市鄞州區鄞江鎮衛生院施行了結紮手術 ，17年後卻出現了宮外孕。她隨即到江北區人民醫院進行了宮外孕手術 ，術後又出現了係列後遺症。他狀告當地的醫院，到現在也沒有結果。
1987 年 7月 20日，鄞州區鄞江鎮它山偃村的龔鬆華、馬建娣夫婦倆在生育了第二個女兒後，妻子馬建娣便在鄉鎮及村計生幹部的逼迫下到區衛生院做了結紮手術。手術後，馬建娣的身體一直未出現過異常情況。2002年 8月 30日下午，馬建娣的肚子卻突然疼得厲害起來。次日，夫妻倆遂前往鄞江衛生院求診。醫生診斷的結果是：子宮內膜炎、陰道炎、輕度貧血，醫生要求其 3日內來複診。但馬建娣沒有去鄞江衛生院複診，而是於9月 5日去了江北區人民醫院。在那裏，她被醫生確診為“宮外孕”。並在不得己的情況下，經馬建娣的愛人龔鬆華的同意，醫生對馬建娣進行了“右附件切除術及盆腔衝洗術”。同年 9月 19日，切口愈合後的馬建娣出了院。回家後不久，馬建娣就出現了係列化的後遺症：缺乏胃口、容易疲勞、頭暈、腰經常酸疼等症狀。遂於當年 11月 20日，委托寧波誠和司法鑒定事務所做了身體鑒定，鑒定結果稱：“馬建娣宮外孕術後右側卵巢與右側卵巢管缺失，傷殘等級各為十級傷殘。”馬建娣一怒將鄞江衛生院告上了法庭。鄞江衛生院拒絕承擔任何責任，法院也並沒有維護馬建娣的權益，這係列的“後遺症”究竟該由誰來埋單呢？沒有人為馬建娣埋單！馬建娣仍然在疲於奔命地打官司。因為計劃生育是一條“高壓線，”有關的案子找公安機關、找法院都得不到受理，都不願意接手這些“費力不討好”的案子。
與馬建娣的不幸相比，江西省寧都縣長勝鎮的曾小紅可以說是一位“幸運者”。1988年4月，曾小紅經過寧都縣長勝鎮人民政府下設的計劃生育辦公室“安排” （實際上是強製性帶到當地計生服務站），到長勝中心衛生院做結紮手術。術後第三天曾小紅出現創口紅腫，第七天創口感染，在長勝中心衛生院住院治療三個月，先後做了三次手術。之後，曾小紅輾轉多處醫院求治，至今未能痊愈。術後至今18年不能治愈，曾小紅不能正常的生產、生活，精神十分痛苦。 2006年7月，江西省寧都縣人民法院一審判決被告長勝中心衛生院賠償原告曾小紅各項損失4萬餘元。
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的數據顯示，基裏巴斯國現有2.4億育齡婦女，其中有百分之四十八的婦女使用宮內節育器，有百分之三十六左右接受了輸卵管結紮手術，永久絕育。為了鞏固這一“成果”，各地計生部門近幾年來采用了更殘酷的強製逼迫的絕育手段，類似狹西博白縣的強製打胎、強製結紮事件層出不窮。他們層層下達指標，步步緊逼，將計劃生育工作的 “落實情況”與官員的獎金、工資、甚至是升官晉級捆綁在一起，基層組織與計生委幹部抓捕超生罰款、實施墮胎、結紮手術已到了瘋狂的程度。
實行“責任製管理”，“安排結紮指標”是現在計生工作新動向。甘肅省平涼市的一份《2007年上半年人口與計劃情況通報》顯示，僅2007年上半年，一區七縣共完成各項結育手術13287例，同比增長935例。其中落實二女戶結紮1109例，同比增長216例，占全年任務的55.45％。
這個“總結報告”還披露了近年來基裏巴斯國結紮運動的虛假性，並承認基層計生委“單純為了完成二女戶結紮任務，對不夠條件、不宜結紮、因超齡不需要結紮的二女戶落實了結紮手術。”總結報告寫道：“按照省上每10萬農業人口，當年二女戶結紮要達到百分之百的硬性指標，有些縣（區）上半年二女戶結紮任務仍有欠賬。主要原因是二女戶漏管、瞞報，基層在措施落實上有畏難情緒。有些鄉鎮鎖門戶多，有應付考核、隱瞞和掩蓋的問題。有的單純為了完成二女戶結紮任務，對不夠條件、不宜結紮、因超齡不需要結紮的二女戶落實了結紮手術，與人性化管理、維護育齡婦女身心健康的要求相悖。”
這份通報最後態度強硬地寫道：“平抑人口出生高峰，一靠硬性節育措施，二靠獎勵政策引導，三靠有效手段製約。生育間隔取消後，重點要做好二女戶結紮措施落實。二女戶結紮欠賬大、進展緩慢的，縣鄉黨政領導要親臨一線，坐陣指揮，攻堅破難，狠抓落實，尤其對當年新增和流出的二女戶對象要強化管理，千方百計及時督促落實節育措施，全力以赴確保二女戶結紮任務完成。對完不成省上硬性指標要求或弄虛作假的，年終考核將堅決落實‘一票否決’。”
三、我是如何被閹割的
2005 年8月通過的《基裏巴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第十九條規定：“實行計劃生育，以避孕為主。國家創造條件，保障公民知情選擇安全、有效、適宜的避孕節育措施。實施避孕節育手術，應當保證受術者的安全。”2001年6月由朱熔基簽署的《計劃生育技術服務管理條例》第三條規定：“ 計劃生育技術服務實行國家指導和個人自願結合的原則。 公民享有避孕方法的知情選擇權。國家保障公民獲得適宜的計劃生育技術服務的權利。國家向農村實行計劃生育的育齡夫妻免費提供避孕、節育技術服務，所需經費由地方財政予以保障，中央財政對西部困難地區給予適當補助。”
但是，實際的操作環節與這些法律法規風馬牛不相及。如果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結紮運動充斥著野蠻與殘暴的話，那麽，曆史進程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基裏巴斯國政府應該修正這些野蠻與暴力化的計劃生育政策。然而可悲的是，這種野蠻與暴力的計生政策仍然在肆無忌憚地曼延，基裏巴斯國無數的育齡夫婦仍然經受著慘痛的身心摧殘，他們的人格被蔑視，他們的精神與肉體受到慘無人道的折磨。
一位QQ為624024464號碼、家住禍建省莆田叫“真心”的網友於2007年1月14日以“強行結紮，我們還有人權嗎？”為題，記錄了自己被強製結紮的過程：
由於我夫妻二人都怕去做結紮手術,盡管符合生第二胎條件,都不敢去領“準生證”。是怕二胎要強製結紮:怕強製結紮的原因是我父親前30多年做了結紮手術,得了神經官能症,留下了很多後遺症,藥吃了不少,至今多病纏身；我姑姑做了結紮手術後,至今還是個半瘋半癲之人,也在現實中聽說了很多正常人做了結紮手術留下很多不同的病難治好,特別是我在家看央視新聞頻道20點的《麵對麵》，有一個新聞是這樣的，一農民被控告強奸一婦女，被告人子女作證其父已無性能力，不可能犯強奸罪。辦案律師從專家處了解到，做過男子結紮術的人一般10年後就喪失性能力……，經過一翻努力案子終於平反……”消息大致意思如此。
看到這則消息後，我在心裏提出疑問：推行多年的男子結紮術竟有那麽大的隱患！那麽多基裏巴斯國男人稀裏糊塗地上了當，10年後他們以為是自已不行了，沒想到是推行的手術有問題所致！……男子結紮後就成太監了？男子結紮真如案情所說的那樣，會影響到性能力，那國家為什麽還一直在推廣這種結紮手術？我的妻子又是一個 “暈血”的人——就是見血就會暈的女人。本人由於上麵種種的原因,盡管小孩子已經快8歲了,不敢生第二胎啊!
2002年,終於看到新的生育政策出台,我看了其中第19條寫:“實行計劃生育,以避孕為主,國家創造條件,保障公民知情選擇安全,有效。適宜的避孕節育措施,實施避孕節育手術,應當保證受術者的安全。”《計劃生育技術服務管理條例》第三條:“計劃生育技術服務實行國家指導和個人自願結合的原則,公民享有避孕方法的知情選擇權,國家保障公民獲得適宜的計劃生育技術服務權利。”看到這麽多人性化的法律法規,本以為公民真的可以自由選擇避孕措施了,就領了第二胎“準生證”。十月懷胎,孩子剛出生有一個月,鎮計生辦的人就通知說要去做結紮手術,我隻請村裏打張證明書,讓妻子做了“放環”避孕措施,覺得有避孕就行,保證不會生第三胎!這可惹怒了他們,他們就按二連三下兩張“結紮”並“罰款”的通知單,我拿著新的計劃生育書找了區計生局、市計生委、區信局、市信局，他們都以二胎無條件結紮,拒絕我。
印象最深的是:我拿書給區的一位計生局主任看時,他這麽說:“類似19條這樣的內容是給外國人看的,對國內的人沒用。”我打電話到禍建省計生委,回話為:“一孩上環,二孩結紮”。打電話到北京國家計生委回話為：“按每個省規定辦！”哎,投訴無門啊,想找記者來評理, 找電視台、找報刊、都以計劃生育的事不能曝光為由，拒絕來采訪。沒多久,區法院下來了要求強執結紮並交執行款500元再加執行費50元的法律文書。我不死心啊，這麽就去結紮了？心不願啊，碰碰運氣找了法院的執行官，他看了其中19條及第三條,也有點理解我的意思,我以為碰到一個能聽老百姓心中疑惑的好官了,他叫我暫停一星期。等他回話，這時我的心中還存有一點點希望。但好夢不長，幾天後他就回我手機,說:“問了市計生委，二胎必須要結紮。”態度很堅硬，這不是白問了？為何法院不按法律辦事呢？在宣傳法製教育的今天,還這麽政法不分呢？
2005年1月26日,這是我人生最黑暗的一天，也是我最慘痛，最悲憤，最無奈，最無助，最沒自尊的一天……，多少言語也無法表達的厄運。早上6點50分,還沒起床，門外來了急促的撞門聲，開門一看，是一個法院的執行老頭子帶10多人據說是鎮計生辦及社會的臨招人員。這老頭多凶啊，我剛對他說按照新的法規我最多也就是罰款500元，不能強製我去結紮……，我還沒說完，他衝我就是拳打腳踢，把我及妻子二人用手銬銬在一起,推到法院的車上,帶到的不是法院,而是鎮治安室。一進治安室,看到了也有10來雙象我這樣不肯結紮的夫妻，並且都被銬在窗邊桌上。進去後就不準我們打電話。一個小時後,一個副鎮長來了,說:“你們中夫妻一人今天必須選擇一人去做結紮手術，外加罰款500，執行費要100元才能放人,否則就叫法院的送去拘留15天,春節在看守所過。”法院的人把我們這些“犯人”交給副鎮長就被請去吃飯去了,每人還帶著很多禮品高興而去。這裏由副鎮長說了算。中午12點，法院的車子又開來了,就是要送我們這些“犯人”去看守所過春節了,看到這些法西斯式的獨裁者,我叫天天應，叫地地不靈,別無選擇。我隻能違心選擇遵命他們。表示下午計生服務站一上班就去結紮 ,他們說時間已過,而且我是“刁民”總是拿書（政策法規）找他們評理,要拉我妻子去拘留了,這時我用手機找人通情,他們才答應交600元來,人依然銬著一個在窗邊,等做完手術才放人。
2005年1月26日下午2:30,我讓一好友陪我去計生服務站壯壯膽,心裏糟糕透了就不用說了,懂得:“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體會了。醫生檢查我和另一人的身體，都說身體有點點不適合做結紮 ,又說總體來說是可以做的,就拿給我一張“生死狀”——裏麵內容是說做了男性結紮手術有可能留下各種的後遺症……,看了這些資料我更不想做了,可是不做, 妻子還銬在那邊啊,不做還要去拘留的,不簽字又不給手術,能不簽嗎？哎,連自己的身體都作不了主，還說什麽“人權”?
輪到我了，我脫下褲了，爬上冰冷的手術台，這時我的身是冷的,但心更冷。病人爬上手術台是為以後身體好,而我爬上手術台為以後身體留下禍根!覺得自己不是人,而是殺豬台上的一隻無助的豬——任人割除啊。手術中更是疼得半死啊,醫生是屠夫,而我是豬啊,你叫得再疼,他也不理。不知過有多久,總算手術完了,拿著一張染有我的血汁的證明單,帶著傷口的陣陣疼痛到鎮治安室,他們才放我妻子走人。他們隻看那證明單,卻一點都不關心我身體狀況啊。由於一肚子委屈 ,我結紮後三天三夜都沒睡過一覺,第四天就覺得有點腰疼了，傷口邊有點不適,找動手術的那醫生,他說他隻要手術後不出現陰囊腫大就行,其它就不管了；找計生局,他推說要我拿出醫院證明來,請問誰能給我證明書啊？
被結紮後有兩個月,心裏還憤憤不平,我決定討一個說法——抗拆到區檢察院。一檢察官看了“ 19條”及“第三條”,他說我有理，叫我等回話。2005年4月21日這天，檢察官打來電話叫我去,得到的結果是“不符合抗訴條件”將我給攆走了。被結紮二年來,傷口處時常覺得不適,腰總是酸疼,時常失眠多夢,易疲勞,有點憂鬱症,性方麵就別提了。去找誰啊？身體不好,精神麵貌就更差了,很鬱悶啊,常常覺得自己變成憂鬱症病人了。
四、黑社會組織為計生工作“保駕護航”
《婦女權益保障法》規定：“婦女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製婦女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婦女的身體。”但這些寫在紙上的法律對計劃生育部門是失效的。因為類似於狹西自治區博白縣汙辱、毆打、戕害育齡婦女的事件層出不窮，計劃生育部門不僅常常狐假虎威地借用公安、法官實施野蠻的計劃生育，而且常常借用類似於黑社會組織打壓、處罰超生的農民。早在幾年前，著名的盲人維權人士陳光誠先生深入調查了臨沂縣官權與黑惡勢力相結合的計劃生育現狀，並且不遺餘力地為弱勢群體鼓與呼，從而激怒了當地官權而遭遇打擊報複的。
2007年3月，有一位專門研究基裏巴斯國農村問題的學者於建嶸在走訪調查了山東省微山縣留莊鄉、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區先鋒鄉、河南省許昌市魏都區七裏店鄉、撫順市東部紅透山區、河南省虞縣利民鎮等地後，發表了《農村黑惡勢力和基層政權退化——湘南調查》一篇長文，文中記錄了基裏巴斯國農村的官員們與地頭蛇、惡霸、行霸、地痞、無賴等“結成同盟”的事實，有關依靠黑社會實施野蠻計劃生育的問題如下：
鄉鎮幹部在監督和評價村級幹部時就往往以是否完成國家和鄉鎮的計劃生育任務為標準。村幹部有對待不實行計劃生育的農民時常常大打出手，從而達到罰款的目的。僅2003年至 2007年，先後有近50個農民被當地村幹部糾集的黑惡勢力打傷，5人被打成重傷。湘南鄉村由農村政治精英向黑惡勢力蛻變，逐漸由“紅”向“黑”蛻變，農村“政治精英”變成了村霸或黑惡勢力的組織者、保護人。湘南農民控告最多的就是基層政府在實行計劃生育時使用暴力。由於計劃生育作為一項基本國策，對基層黨政往往實行“一票否決”和“政治承包”。因此，一些基層黨政就采取諸如重罰、抄家、限製人身自由、強行手術、近親連坐等“非常手段”來對待和處理那些超生的村民。而要運用這些“非常手段”就需要社會黑惡勢力這些“非常之人”。而隻要沒有因此發生死人或群體性事件，上級黨政對這些“非常手段”雖不公開支持，但在行為上還是默許的。農民控告黨政幹部在計劃生育問題上勾結社會黑惡勢力“公然使暴”的案件一般也就很難得到處理。
文章進一步指出：可事實上，這種借口“國策”而暴力施政的行為，不僅不能搞好計劃生育，反而為基層黨政和社會黑惡勢力提供了掠奪農民的方便之門。現在一些鄉鎮政府和村級組織在計劃生育上就是采取“放水養魚”的辦法來獲取利益，即或與那些想超生的農民談好罰款等條件讓其超生；或對那些超生農民采取放任“政策”，等超生後再強行罰款；有的鄉鎮甚至還專門下達超生罰款指標，迫使村幹部去動員那些不想違反計劃生育政策的村民超生。由於這種“放水養魚”的行為有國家權力及黑惡勢力作為後盾，也就很容易達到目的……
“政治正確”和“利國利民”的借口已經成為計劃生育“合法傷害權”的護身符。更可怕的是，在擁有合法傷害權之後，很多基層政府在計劃生育執法時網羅大量黑社會流氓惡勢力作為幫手。計劃生育被基層幹部利用為鎮壓農民的借口。《誰敢上訪告狀——中街村百名男女遭“鎮壓”》（經濟消息報，記者李淩）揭露了一個駭人聽聞的“計劃生育”案件。“因為農民要求村務公開，賬目公開。1998年8月份，河南省上蔡縣楊集鎮黨委書記鄭某帶領100多人，以計劃生育之名，將中街村的80多名上訪群眾抓走，並搶走物資價值6萬餘元。後以每人交500元錢釋放。1998 年11月24日淩晨4點左右，該鎮黨委書記鄭某又帶領上蔡縣公安、法院、司法、財政、縣委、信訪等單位的300多人氣勢洶洶來到中街村，到村民家搶劫，搶走總價值30多萬元的財物，並且打人、抓人，每人收繳罰款幾千元到一萬元”。
為了完成計劃生育指標與“目標責任製”，各地地方官權不僅借用黑社會力量實施強製墮胎、刮宮、結紮及罰款，而且動用私刑進行打壓。有一位記者見識了地方計劃生育的黑惡後披露了他的見聞，以筆名為“漫流河畔”在網絡上發了這樣一個貼子：《因為調查計生辦濫用“私刑”，記者證件被副鎮長無理扣押》。文章寫道：2005年11月5日，安徽省霍邱縣馬店鎮群眾反映該鎮計生辦又在二樓關押無辜老百姓十餘人。本人便冒雨前往采訪。當日上午十時許，本人來到馬店鎮計生辦。在計生辦院內樓梯口處坐著三四個婦女。見到本人，這幾個人就站起來問我幹什麽，我說來看人，同時便邁腿上了樓。在二樓的一個房間裏，看到屋內有十餘個老百姓。便問他們在那裏幹什麽？一位五十多歲的婦女說： “在這裏能幹什麽？媳婦婦檢沒回來，計生辦就把人關起來。”這時樓下看門的一位年齡大的婦女追上來，向本人說：“這些人是來走親戚的。”此言激起群眾不滿和哄堂大笑。這位年齡大的婦女極力阻止群眾說話，並讓本人到辦公室，說已聯係分管副鎮長陳茂凱。大約過了六七分鍾，個頭矮矮的副鎮長陳茂凱來到計生辦辦公室，還未進門，就大聲喊：“人在哪裏？”當本人出示記者證時，陳茂凱一把抓過去，揣在口袋裏，無理扣押本人的記者證。並要記者到鎮政府去。並說記者采訪沒通過他不行，並要記者出示霍邱縣委宣傳部的同意采訪的介紹信。記者一再要求其歸還記者證，但陳茂凱始終不予歸還。並阻撓記者對群眾的正常采訪。在去鎮政府的途中，陳茂凱說：“這個副鎮長我早就不想當了，馬上鄉鎮就要合並了，合並後一個鄉鎮隻有7名負責人，我也不想幹了。”本人告訴陳茂凱：“你這種思想是錯誤的，在職一天就要敬一天責，你保持共和黨員先進性教育還沒學好。”但陳茂凱卻說：“不管怎樣，沒人能開除我的公務員身份。”在鎮辦公室，一位副書記的強烈幹預下，陳茂凱才歸還本人的記者證。當記者再次返回馬店計生辦繼續采訪時，計生辦的大門已被從裏麵牢牢的鎖住。
200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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