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毫無惻隱之心是毛澤東的最大優勢。一九四八年中共打長春時，因強攻不得手，改變圍困絕糧的辦法，欲迫使長春守敵投降。五月三十日，林彪下令：“要使長春成為死城！”
守長春的是鄭洞國將軍，他拒絕投降。由於城裏五十萬平民的存糧隻能維持到七月底，鄭將軍要平民離城。
毛澤東批準了林彪的作法：“嚴禁城內百姓出城。”“隻有帶槍和軍用品的人才能放出。”這是為了鼓勵國民黨軍人投誠。毛對林彪說：鄭洞國“人老實，在目前情況下[即老百姓挨餓的情況下]有可能爭取起義、投誠”。雖然他自己沒有憐憫之心，毛很懂得這一人之常情，懂得怎樣利用它。可是盡管鄭洞國內心“極度痛苦、絕望”，他沒有想過投降，一直堅持到最後。
圍困長春三個月後，林彪向毛報告：“圍困已收顯著效果，造成市內嚴重糧荒……居民多賴樹葉青草充饑，餓斃甚多。”對鄭洞國要老百姓出城的做法，林彪說：“我之對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線上五十米設一哨兵，並有鐵絲網壕溝，嚴密接合部，消滅間隙，不讓難民出來，出來者勸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後來饑餓情況越來越嚴重，饑民便乘夜或與白晝大批蜂擁而出，經我趕回後，群集於敵我警戒線之中間地帶[“卡空”]，由此餓斃者甚多，僅城東八裏堡一帶，死亡即約兩千。”
林彪還說：“不讓饑民出城，已經出來者要堵回去，這對饑民對部隊戰士，都是很費解釋的。”饑民們“成群跪在我哨兵麵前央求放行，有的將嬰兒小孩丟下就跑，有的持繩在我崗哨前上吊。戰士見此慘狀心腸頓軟，有陪同饑民跪下一道哭的，說是“上級命令我也無法”。更有將難民偷放過去的。經糾正後，又發現了另一偏向，即打罵捆綁以致開槍射擊難民，致引起死亡。”
甚至鐵石心腸的林彪也建議“酌量分批陸續放出”難民。報告上交毛後，沒有回音。林彪熟悉毛“默否”的老花樣，便自行做主，在九月十一日發出命令：“從即日起，阻於市內市外之長難民，即應開始放行。”但是這一指示未能實行，原因隻可能是毛否決了它。隻有對共產黨有用的人才被放出。某難民回憶道：“我們家是九月十六號那天走的，在“卡空”待一宿就出去了。是托了我老伴的福。他是市立醫院X光醫生，那邊缺醫生”。
攜槍逃亡的國民黨官兵及其家屬受到特別歡迎，沿途熱情關照優待。留在“卡空”裏的老百姓呢，活過來的人說，吃的是 “草和樹葉子。渴了喝雨水，用鍋碗瓢盆接的。這些喝光了，就喝死人腦瓜殼裏的，都是蛆。就這麽熬著，盼著，盼開卡子放人。就那麽幾步遠，就那麽瞅著，等人家一句話放生。卡子上天天宣傳，說誰有槍就放誰出去。真有有槍的，真放，交上去就放人。每天都有，都是有錢人，在城裏買了準備好的，都是手槍。咱不知道。就是知道，哪有錢買呀！”
當時的長春市長記道：市民大批餓死是在“九月中旬”以後，那時“北地長春，業已落葉鋪地”，供人們充饑的唯一食物也沒有了。五個月的圍困下來，中共進入長春時，長春人口從五十萬減少到十七萬。就是中共的官方數字也承認餓死十二萬人。
參加圍城的中共官兵說：“在外邊就聽說城裏餓死多少人，還不覺怎麽的。從死人堆裏爬出多少回了，見多了，心腸硬了，不在乎了。可進城一看那樣子就震驚了，不少人就流淚了。很多幹部戰士說：咱們是為窮人打天下的，餓死這麽多人有幾個富人？有國民黨嗎？不都是窮人嗎？”
長春發生的事被嚴密封鎖。有幸離城的難民都發了“難民證”，印著四條“難民紀律”，其中一條是：“不得造謠生事及一切破壞行為”，嚴禁他們傳播餓死人的真相。中共粟裕大將說，利用餓死平民來迫使守城的國民黨投降這一長春模式，在“若幹城市采用”過。隻是粟裕大將沒有說是哪些城市。
毛毫不留情地利用平民為戰爭服務。“解放區”大多數青壯年男子被征入中共不斷擴大的軍隊，或當為前線服務的民工。後者數字尤其巨大，在遼沈戰役中，直接支前的民工達一百六十萬，二膚一兵。平津戰役中的民工數是一百五十萬。淮海戰役中高達五百四十三萬。這一支龐大的隊伍在前線修工事、運彈藥、抬傷員、送飯
菜。
農活歸留在家裏的婦女幹，幫她們的隻有小孩、老人跟殘疾人。她們還得照料傷病員，洗補軍服，做無窮無盡的軍鞋，給軍隊和民工碾米磨麵做飯。家家戶戶都要出糧，在淮海戰役期間農民出的糧達到二億二千五百萬公斤。*為了提供做飯的燃料，農民拆掉自己的草房。大軍搭的橋、鋪的路上，有不少農家的房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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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糧也用來做向國民黨軍隊勸降的心理戰武器。一個老兵對作家桑曄講到他在攝氏零下十度的天氣裏，被困了整整一個月，“連皮帶和皮鞋底子都煮了吃”。“過陽曆年那天，我在前沿刨出來個凍得硬梆梆的死耗子，連毛都沒褪幹淨，生著就下肚了。多少年來我還是覺得那死耗子好吃極了。”“一到吃飯的鍾點解放軍那麵就開喊，“小蔣介石們快過來投降吧，我們還有紅燒肉，今天剛宰的大肥豬”……當官的把能想出來的辦法都使上了，還是擋不住人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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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解放區”，人們的全部生活都成了戰爭機器的一部分。這就是毛的“人民戰爭”。
是什麽使農民“踴躍支前”，用毛的話說，“長期支持鬥爭不覺疲倦”？中共宣傳說靠的是搞“土地改革”。沒錯。但那是什麽樣的土地改革呢？
毛澤東式土改的主要內容是由中共派“工作組”到農村，組織“鬥地主”大會。會上對那些相對富有的人家和其他犧牲品，打罵折磨，甚至施以酷刑。提到土改，人們說起的都是這些記憶。分土地倒成了其次。
為了讓“工作組”的幹部們知道具體應該怎麽辦，一九四七年三月到六月，毛派專門整人的康生，到晉西北的郝家坡去創造典型。郝家坡第一天鬥爭大會後，康生對幹部和積極分子總結說：“我們對地主太客氣了”，“要指著鼻子罵”，“要提出讓他傾家蕩產”， “要教育農民敢於同地主撕破臉鬥爭”，“要死人，但死也不怕。”“多死點地主分子沒關係。”
康生指示把整家人作為鬥爭對象。鬥爭大會上，妻子跟丈夫一道被推搡著跪在瓦渣上，被吐唾沫、用鞋底抽嘴巴，被剝下衣服，被廁所裏舀來的糞淋在頭上。孩子們被別的孩子喚作“小地主”，打得頭破血流。康生站在一邊微笑地看著。
“地主”這頂帽子可以戴在任何人頭上。郝家坡早已在共產黨統治下多年，富人地也賣了，人也窮了，按中共《怎樣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標準，這裏就找不到地主了。沒有鬥爭對象怎麽行呢，康生規定群眾不喜歡的人可以作為鬥爭對象。於是村民們嫉妒，怨恨的人，通奸的人，便成了靶子。
康生的土改模式是幹部們的教科書。和彭德懷一道在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上仗義執言的周小舟的夫人說：“我親身看了那個土改，想起來很難受。鬥地主，其實不是什麽大地主，隻是勞動力缺乏，請個工人，種種地，就叫地主了。鬥的時候，搭個架子，把那些人吊起來。我看見的一個村子裏，四根繩子一齊吊了四個人。”其中
一個是女的，“丈夫死了，女的那時都是小腳，在田裏做工是很不容易的，於是請個長工進來。他們問她糧食藏在哪裏？為什麽房裏糧食不多？我知道她家並沒有很多的地，沒多少糧食，但逼，逼供信，就要你交。他們把她的上衣剝掉，她有個吃奶的小孩，奶水往下滴，小孩在地上哭著爬著要舔奶吃……人們都把頭低下來不敢看。”村子裏男女老少都要來，連小孩子都要來看，強迫著來。叫你舉手，你是不敢不舉手的，不舉手你也會遭殃。幹部有的是痞子幹部，真正的老實農民到那時惹不起那些痞子幹部。”
周小舟和夫人反對這類做法。但他們接到的指示說，這是受壓迫受剝削的窮人翻身複仇的正義行為。當時的口號是“群眾要怎麽辦就怎麽辦”。毛實際上要的是幹部們鼓勵暴行。周小舟等人被指責為阻礙群眾運動，被當作“石頭”“搬掉”。
毛對土改的暴行知道得一清二楚。一九四七年八月十六日到十一月二十一日，他在陝北佳縣。根據給他的報告，那裏的土改：“有用鹽水把人淹在甕裏的。還有用滾油從頭上燒死人的。”有個地方甚至“規定誰鬥地主不積極，就用亂石頭打死。”
毛那年底住陝北楊家溝時，不引人注意地去觀看了鬥爭大會。會上的殘忍作法連出身貧雇農的警衛也覺得“過火”。會後，他跟警衛們講到土改中的各種刑罰如“吊、打、拉，磨、殺等”，“有的甚至連小孩子也鬥” 。
一九四八年初，中共占領地區擁有一億六千萬人口，絕大部分在農村，都經曆了土改。中共政策是百分之十的人口是“地主富農”，這意味著僅就這兩種人，還不算康生新加上的鬥爭對象，起碼一千六百萬人成為受害。死亡難計其數。
土改的結果，據給毛的報告是“人人都害怕”，“農村極度緊張”。同情中共的美國記者傑克·貝登(Jack Belden)在河北看到土改後說：“恐怖的手段越來越厲害，人口中相當一部分被消滅。”“在中共地區的農民中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恐懼與謹小慎微。”
毛澤東的目的達到了。中共要農民出兵、出夫、出糧、出錢時，他們大都一句怨言也不敢發，還得表現積極。
山東農民負擔決定性的淮海戰役。毛嫌那裏的土改製造的恐怖氣氛不濃，於一九四七年底派康生去搞第二次土改。康生對鬥爭對象采取“不管有無罪惡一律予以肉體消滅”的政策。有一個鎮，康生到來前沒有什麽暴行發生，來了以後一百二十人被打死。有的罪名是“同情地主”，其中兩個年僅七歲，被兒童團的一幫孩子折磨死。正是山東的第二次土改，為淮海戰役的勝利奠定了雄厚的人力物力基礎。
毛也利用土改想使中共幹部學習殘忍，適應殘忍。大多數新黨員都得下鄉參加土改“受鍛練”，其中一個是毛二十五歲的兒子岸英。岸英雖然在斯大林的蘇聯長大，像土改那樣的場麵他還從未經曆過。一九四七到一九四八年，毛派他去跟康生當學生，在康生領導的土改工作組裏充作康生妻子的侄兒，化名小曹。不久岸英就充滿
苦惱，他在日記裏寫道：“我來到郝家坡不到十天，在思想上已經發生了問題。”他受到很多批評，說他“思想有右傾的嫌疑”。他睡不著覺，“晚上躺在床上，我左思右想地檢討了一翻[番]，難道我的思想真是含有右傾成分嗎？”他責怪自己的“小資產階級味道”，“我還沒有無產階級化”。他感到“無限的痛苦。這種痛苦使我流下了好久沒有流過的眼淚。”
兩個月後，岸英給父親寫信說，他“認清了自己所站的無產階級立場。”“不把農村中的階級鬥爭掀起到最高程度，是不能發動廣大農民群眾的。”
但是岸英仍對土改保持了相當的反感，這在他的“工作筆記”裏明顯反應出來。筆記詳細記載別人講給他聽的一次 “萬人大會”。岸英記道，大會足足開了一個星期，攪得老百姓““小搬家”，“大搬家”(大會前一天各村各路真是人仰馬翻，大車小輛，男女老少扶老攜幼……)”。開始那天，“天氣很冷，凍得大家都說：“今天真要活凍死個人，真是受罪！””“第三天讓各村研究鬥爭對象，另一方麵組織預演鬥爭。”“第五天進行鬥爭。指定地點方向”，“讓所有群眾聽到口令將武器[梭鏢]舉起來，並喊幾聲殺殺殺”。一個村把鬥爭對象打倒在地，宣布勝利時，“一響炮一擂鼓，其他村也沉不住氣了，大家都爭先鬥爭勝利，於是會場更加亂的不可收拾，結果打死八名。”“有一些不是地主也被鬥了。第六天召開祝捷大會，選舉新村幹。大會提拔的積極分子，一部分是流氓地痞偽軍狗腿”。“萬人大會的結果，許多農民隻弄了二鬥糧食，這是翻身嗎？”
厭惡土改暴行的中共黨員，紛紛上書反對。中共領導中也有人擔心這樣搞會使中共失去民心，影響奪權。但對毛來說，要奪權就得這樣搞，民心從來不是最重要的。毛隻是在恐嚇農民的目的達到之後，才於一九四八年初製止了暴行。
毛清楚黨內反對土改暴行的呼聲很高，為了保持自己一貫正確的形象，轉嫁黨內憤怒的矛頭，他裝作這些事他都不知道，推出劉少奇作替罪羊。三月六日，毛給劉寫信說：“請你們加以檢討。”劉開始還想為自己辯護：“我要負責的，但不是說，各處“左”的偏向錯誤就是我的主張。” 後來他就大包大攬了，對中共高級幹部說：土改的責任，“大多數與我個人有關”，“直到毛主席係統地提出批評並規定了糾正辦法，才得到糾正。”至今中共幹部提起土改，罵的還是劉少奇。
劉少奇承認錯誤隻限於中共黨內，對普通老百姓一句道歉話也沒有。身在國統區的人不是不知道土改的暴行，但他們既無力阻擋毛勢如破竹的攻勢，又對國民黨沒太多好感，隻能是聽天由命，盡量朝好處想中共。
國民黨軍官徐枕曾想把土改的真相告訴他家鄉寧波的親戚故舊，他“舌枯唇爛，聲嘶力竭地，來一人說一遍”，但“沒法勸醒他們的迷夢，反而引起他們的反感”。有的說：“這種話都是國民黨宣傳，怎能完全相信。”有的說：“現在在武力戰爭中，這種清算鬥爭沒收私人財產不過隻是過渡時期一種手段，將來長治久安了怎會還能如此呢？”還有的說：“抗戰淪陷，日寇占領時期，一樣過去了，共匪來了總不能說比日寇還要壞。”
國統區的人看到的是國民黨的腐敗和劣行。國民黨自己的高官通敵，卻專門抓殺手無縛雞之力的知識分子、青年學生。有個親國民黨的學生一九四八年四月給親蔣的胡適寫信說：“政府不能那麽糊塗，那學生全看成共產黨，哪裏來的那些個共產黨呢？”四個月後他再次寫信說：“學生中不會有幾十、幾百的共產黨……現在又大
批的殺戮，真是太殘忍了。”雖然國民黨的殺戮跟毛的比起來是小巫見大巫，但是它遭到報紙大加撻伐，街頭巷尾議論紛紛，朝野一片怨聲載道，不少人認為跟蔣介石比起來，毛澤東還要好些。
即使這樣，真正信仰共產主義的也隻是少數。一九四九年初，共產黨勝利在望時，在上海工人中，據毛告訴斯大林的使者米高揚(Anastas Mikoyan)，國民黨遠比中共號召力大。中共開進廣州時，蘇聯領事留心到那裏“幾乎一個共產黨地下黨員也沒有”，“沒有人出來歡迎”。在華中，林彪一九五0年一月對蘇聯情報人員說：“群眾對改朝換代沒有太大的興趣。”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一百二十萬中共大軍以排山倒海之勢橫渡長江，二十三日奪取蔣介石的首都南京。國民黨二十二年的統治崩潰了。這天，蔣介石飛回老家溪口，心裏明白這是最後一次回老家了。蔣含著淚長時間地在母親墓前徘徊跪拜，依依不舍離去。接著，一艘軍艦載著他駛向上海，以後又輾轉到了台灣。
蔣介石的住宅、祠堂及其他建築物受到毛澤東的保護。毛請求斯大林派飛機、潛水艇助他進攻台灣，時間在一九五0年，“或更早一點。”他告訴斯大林有好些紅色代理人跟隨蔣“逃”去了台灣，位居要職，可以裏應外合。但斯大林不肯冒跟美國對抗的風險，毛隻好把計劃束之高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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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幫毛鎮壓了西北沙漠地區強烈反共的穆斯林部隊。斯大林對毛說：“可以很容易地由大炮對付。我們可以給你四十架飛機，一下子就能把那支騎兵部隊一掃而光。”一位蘇聯高級外交官嘴裏“嗒嗒嗒”的，手比劃著機關槍掃射的樣子，對我們描述蘇聯空軍是怎樣在戈壁灘消滅穆斯林騎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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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蔣介石多麽仇恨中共，他逃跑時沒有實行焦土政策。他帶走了一部分寶貴的故宮文物和飛機，但當他打算把幾個主要搞電子的工廠搬去台灣時，卻由於主管工礦的孫越崎的抵製而未能如願。孫等人把所有的重要工業設施都完整地交到中共手裏。蔣介石臨走時給中國工業造成的全部損失，遠不及蘇聯人掠奪東北的損害。毛繼承下來的不是一個千瘡百孔的爛攤子，而是一千座“幾乎未有一點破壞”(陳毅語)的工廠、礦山，一個初具規模的工業體係，包括六十八家軍工廠-- 外帶一整套現成的政府經濟、行政管理體係。蔣介石的無情，真是不能跟毛澤東比。
一九四九年春天，在梨花夾道的春光裏，春風得意的毛澤東從西柏坡進了北京城。毛選中了城中心的前皇帝禦苑中南海作正式官邸。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也在這個“山水之間，千姿萬態，莫不呈奇獻秀於幾窗之前”的美麗庭園裏辦公。
毛搬入前，中南海進行了好幾個月的大清理、大修繕。這時的毛住在西郊著名風景區香山。居民被遷走，香山搖身一變成了 “勞動大學”，山門口還掛了塊牌子。牌子吸引了不少青年來報名入學。中共隻好再掛一塊牌子說：勞動大學的準備工作還沒有做好，現不招生，何時招生，請看報上廣告。
中南海裏，蘇聯的掃雷專家帶著工兵排用掃雷器反覆搜索，充作人工掃雷器的戰士們還一步步把各個角落都走了一遍。毛的警衛措施嚴密又不顯眼，所謂“內緊外鬆”，連熟透了保衛工作的斯大林的翻譯也沒看出來。毛的這套做法使許多西方人天真地以為中共領導人深受老百姓愛戴，不需要警衛。某法國記者一九五四年看見周
恩來跟印度總理尼赫魯 (Jawaharlal Nehru)驅車駛過天安門，議論說：“要暗殺周恩來之容易，簡直就是小孩子的玩藝兒。”
盡管警衛天衣無縫，毛澤東在“登基”前夕，看見突然出現的陌生人時，會緊張害怕得發抖。老朋友劉英到香山去看毛後回憶說：“毛主席情緒很高，江青拿出油果子等招待，談得很知己。”，問到毛主席的身體，江青說他別的沒什麽，就是見了生人會發抖。我一下沒有聽明白，說今天見到我不是挺好嗎！毛主席接過話頭笑著說，你是老朋友，又不是生人。”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是“開國大典”。毛登上與中南海一箭之遙的高大宏偉的天安門城樓，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是他第一次在數以十萬計的人群前露麵。從此以後，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大眾成了毛慶典活動的一部分。儀式是跟蘇聯人學來的，但同樣作檢閱的紅場列寧墓，比起天安門矮了太多。
開國大典這一天，毛在天安門城樓上發表演講：他執政二十七年中唯一的一次。往後他頂多呼呼口號。念稿子時毛不斷清嗓子，不像個激勵人心的演說家，內容又平淡無奇，大半是一長串名單。這個“人民共和國”將為人民做些什麽，他一個字也沒有提。
廣場上人們高呼“毛主席萬歲！”毛看起來也很興奮激動，在城樓上走來走去，朝下麵人群揮手，有時他走到擴音器前喊一聲：“人民萬歲！”毛就這樣當上了五億五千萬中國人至高無上的統治者。
守長春的是鄭洞國將軍，他拒絕投降。由於城裏五十萬平民的存糧隻能維持到七月底，鄭將軍要平民離城。
毛澤東批準了林彪的作法：“嚴禁城內百姓出城。”“隻有帶槍和軍用品的人才能放出。”這是為了鼓勵國民黨軍人投誠。毛對林彪說：鄭洞國“人老實，在目前情況下[即老百姓挨餓的情況下]有可能爭取起義、投誠”。雖然他自己沒有憐憫之心，毛很懂得這一人之常情，懂得怎樣利用它。可是盡管鄭洞國內心“極度痛苦、絕望”，他沒有想過投降，一直堅持到最後。
圍困長春三個月後，林彪向毛報告：“圍困已收顯著效果，造成市內嚴重糧荒……居民多賴樹葉青草充饑，餓斃甚多。”對鄭洞國要老百姓出城的做法，林彪說：“我之對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線上五十米設一哨兵，並有鐵絲網壕溝，嚴密接合部，消滅間隙，不讓難民出來，出來者勸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後來饑餓情況越來越嚴重，饑民便乘夜或與白晝大批蜂擁而出，經我趕回後，群集於敵我警戒線之中間地帶[“卡空”]，由此餓斃者甚多，僅城東八裏堡一帶，死亡即約兩千。”
林彪還說：“不讓饑民出城，已經出來者要堵回去，這對饑民對部隊戰士，都是很費解釋的。”饑民們“成群跪在我哨兵麵前央求放行，有的將嬰兒小孩丟下就跑，有的持繩在我崗哨前上吊。戰士見此慘狀心腸頓軟，有陪同饑民跪下一道哭的，說是“上級命令我也無法”。更有將難民偷放過去的。經糾正後，又發現了另一偏向，即打罵捆綁以致開槍射擊難民，致引起死亡。”
甚至鐵石心腸的林彪也建議“酌量分批陸續放出”難民。報告上交毛後，沒有回音。林彪熟悉毛“默否”的老花樣，便自行做主，在九月十一日發出命令：“從即日起，阻於市內市外之長難民，即應開始放行。”但是這一指示未能實行，原因隻可能是毛否決了它。隻有對共產黨有用的人才被放出。某難民回憶道：“我們家是九月十六號那天走的，在“卡空”待一宿就出去了。是托了我老伴的福。他是市立醫院X光醫生，那邊缺醫生”。
攜槍逃亡的國民黨官兵及其家屬受到特別歡迎，沿途熱情關照優待。留在“卡空”裏的老百姓呢，活過來的人說，吃的是 “草和樹葉子。渴了喝雨水，用鍋碗瓢盆接的。這些喝光了，就喝死人腦瓜殼裏的，都是蛆。就這麽熬著，盼著，盼開卡子放人。就那麽幾步遠，就那麽瞅著，等人家一句話放生。卡子上天天宣傳，說誰有槍就放誰出去。真有有槍的，真放，交上去就放人。每天都有，都是有錢人，在城裏買了準備好的，都是手槍。咱不知道。就是知道，哪有錢買呀！”
當時的長春市長記道：市民大批餓死是在“九月中旬”以後，那時“北地長春，業已落葉鋪地”，供人們充饑的唯一食物也沒有了。五個月的圍困下來，中共進入長春時，長春人口從五十萬減少到十七萬。就是中共的官方數字也承認餓死十二萬人。
參加圍城的中共官兵說：“在外邊就聽說城裏餓死多少人，還不覺怎麽的。從死人堆裏爬出多少回了，見多了，心腸硬了，不在乎了。可進城一看那樣子就震驚了，不少人就流淚了。很多幹部戰士說：咱們是為窮人打天下的，餓死這麽多人有幾個富人？有國民黨嗎？不都是窮人嗎？”
長春發生的事被嚴密封鎖。有幸離城的難民都發了“難民證”，印著四條“難民紀律”，其中一條是：“不得造謠生事及一切破壞行為”，嚴禁他們傳播餓死人的真相。中共粟裕大將說，利用餓死平民來迫使守城的國民黨投降這一長春模式，在“若幹城市采用”過。隻是粟裕大將沒有說是哪些城市。
毛毫不留情地利用平民為戰爭服務。“解放區”大多數青壯年男子被征入中共不斷擴大的軍隊，或當為前線服務的民工。後者數字尤其巨大，在遼沈戰役中，直接支前的民工達一百六十萬，二膚一兵。平津戰役中的民工數是一百五十萬。淮海戰役中高達五百四十三萬。這一支龐大的隊伍在前線修工事、運彈藥、抬傷員、送飯
菜。
農活歸留在家裏的婦女幹，幫她們的隻有小孩、老人跟殘疾人。她們還得照料傷病員，洗補軍服，做無窮無盡的軍鞋，給軍隊和民工碾米磨麵做飯。家家戶戶都要出糧，在淮海戰役期間農民出的糧達到二億二千五百萬公斤。*為了提供做飯的燃料，農民拆掉自己的草房。大軍搭的橋、鋪的路上，有不少農家的房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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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糧也用來做向國民黨軍隊勸降的心理戰武器。一個老兵對作家桑曄講到他在攝氏零下十度的天氣裏，被困了整整一個月，“連皮帶和皮鞋底子都煮了吃”。“過陽曆年那天，我在前沿刨出來個凍得硬梆梆的死耗子，連毛都沒褪幹淨，生著就下肚了。多少年來我還是覺得那死耗子好吃極了。”“一到吃飯的鍾點解放軍那麵就開喊，“小蔣介石們快過來投降吧，我們還有紅燒肉，今天剛宰的大肥豬”……當官的把能想出來的辦法都使上了，還是擋不住人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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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解放區”，人們的全部生活都成了戰爭機器的一部分。這就是毛的“人民戰爭”。
是什麽使農民“踴躍支前”，用毛的話說，“長期支持鬥爭不覺疲倦”？中共宣傳說靠的是搞“土地改革”。沒錯。但那是什麽樣的土地改革呢？
毛澤東式土改的主要內容是由中共派“工作組”到農村，組織“鬥地主”大會。會上對那些相對富有的人家和其他犧牲品，打罵折磨，甚至施以酷刑。提到土改，人們說起的都是這些記憶。分土地倒成了其次。
為了讓“工作組”的幹部們知道具體應該怎麽辦，一九四七年三月到六月，毛派專門整人的康生，到晉西北的郝家坡去創造典型。郝家坡第一天鬥爭大會後，康生對幹部和積極分子總結說：“我們對地主太客氣了”，“要指著鼻子罵”，“要提出讓他傾家蕩產”， “要教育農民敢於同地主撕破臉鬥爭”，“要死人，但死也不怕。”“多死點地主分子沒關係。”
康生指示把整家人作為鬥爭對象。鬥爭大會上，妻子跟丈夫一道被推搡著跪在瓦渣上，被吐唾沫、用鞋底抽嘴巴，被剝下衣服，被廁所裏舀來的糞淋在頭上。孩子們被別的孩子喚作“小地主”，打得頭破血流。康生站在一邊微笑地看著。
“地主”這頂帽子可以戴在任何人頭上。郝家坡早已在共產黨統治下多年，富人地也賣了，人也窮了，按中共《怎樣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標準，這裏就找不到地主了。沒有鬥爭對象怎麽行呢，康生規定群眾不喜歡的人可以作為鬥爭對象。於是村民們嫉妒，怨恨的人，通奸的人，便成了靶子。
康生的土改模式是幹部們的教科書。和彭德懷一道在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上仗義執言的周小舟的夫人說：“我親身看了那個土改，想起來很難受。鬥地主，其實不是什麽大地主，隻是勞動力缺乏，請個工人，種種地，就叫地主了。鬥的時候，搭個架子，把那些人吊起來。我看見的一個村子裏，四根繩子一齊吊了四個人。”其中
一個是女的，“丈夫死了，女的那時都是小腳，在田裏做工是很不容易的，於是請個長工進來。他們問她糧食藏在哪裏？為什麽房裏糧食不多？我知道她家並沒有很多的地，沒多少糧食，但逼，逼供信，就要你交。他們把她的上衣剝掉，她有個吃奶的小孩，奶水往下滴，小孩在地上哭著爬著要舔奶吃……人們都把頭低下來不敢看。”村子裏男女老少都要來，連小孩子都要來看，強迫著來。叫你舉手，你是不敢不舉手的，不舉手你也會遭殃。幹部有的是痞子幹部，真正的老實農民到那時惹不起那些痞子幹部。”
周小舟和夫人反對這類做法。但他們接到的指示說，這是受壓迫受剝削的窮人翻身複仇的正義行為。當時的口號是“群眾要怎麽辦就怎麽辦”。毛實際上要的是幹部們鼓勵暴行。周小舟等人被指責為阻礙群眾運動，被當作“石頭”“搬掉”。
毛對土改的暴行知道得一清二楚。一九四七年八月十六日到十一月二十一日，他在陝北佳縣。根據給他的報告，那裏的土改：“有用鹽水把人淹在甕裏的。還有用滾油從頭上燒死人的。”有個地方甚至“規定誰鬥地主不積極，就用亂石頭打死。”
毛那年底住陝北楊家溝時，不引人注意地去觀看了鬥爭大會。會上的殘忍作法連出身貧雇農的警衛也覺得“過火”。會後，他跟警衛們講到土改中的各種刑罰如“吊、打、拉，磨、殺等”，“有的甚至連小孩子也鬥” 。
一九四八年初，中共占領地區擁有一億六千萬人口，絕大部分在農村，都經曆了土改。中共政策是百分之十的人口是“地主富農”，這意味著僅就這兩種人，還不算康生新加上的鬥爭對象，起碼一千六百萬人成為受害。死亡難計其數。
土改的結果，據給毛的報告是“人人都害怕”，“農村極度緊張”。同情中共的美國記者傑克·貝登(Jack Belden)在河北看到土改後說：“恐怖的手段越來越厲害，人口中相當一部分被消滅。”“在中共地區的農民中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恐懼與謹小慎微。”
毛澤東的目的達到了。中共要農民出兵、出夫、出糧、出錢時，他們大都一句怨言也不敢發，還得表現積極。
山東農民負擔決定性的淮海戰役。毛嫌那裏的土改製造的恐怖氣氛不濃，於一九四七年底派康生去搞第二次土改。康生對鬥爭對象采取“不管有無罪惡一律予以肉體消滅”的政策。有一個鎮，康生到來前沒有什麽暴行發生，來了以後一百二十人被打死。有的罪名是“同情地主”，其中兩個年僅七歲，被兒童團的一幫孩子折磨死。正是山東的第二次土改，為淮海戰役的勝利奠定了雄厚的人力物力基礎。
毛也利用土改想使中共幹部學習殘忍，適應殘忍。大多數新黨員都得下鄉參加土改“受鍛練”，其中一個是毛二十五歲的兒子岸英。岸英雖然在斯大林的蘇聯長大，像土改那樣的場麵他還從未經曆過。一九四七到一九四八年，毛派他去跟康生當學生，在康生領導的土改工作組裏充作康生妻子的侄兒，化名小曹。不久岸英就充滿
苦惱，他在日記裏寫道：“我來到郝家坡不到十天，在思想上已經發生了問題。”他受到很多批評，說他“思想有右傾的嫌疑”。他睡不著覺，“晚上躺在床上，我左思右想地檢討了一翻[番]，難道我的思想真是含有右傾成分嗎？”他責怪自己的“小資產階級味道”，“我還沒有無產階級化”。他感到“無限的痛苦。這種痛苦使我流下了好久沒有流過的眼淚。”
兩個月後，岸英給父親寫信說，他“認清了自己所站的無產階級立場。”“不把農村中的階級鬥爭掀起到最高程度，是不能發動廣大農民群眾的。”
但是岸英仍對土改保持了相當的反感，這在他的“工作筆記”裏明顯反應出來。筆記詳細記載別人講給他聽的一次 “萬人大會”。岸英記道，大會足足開了一個星期，攪得老百姓““小搬家”，“大搬家”(大會前一天各村各路真是人仰馬翻，大車小輛，男女老少扶老攜幼……)”。開始那天，“天氣很冷，凍得大家都說：“今天真要活凍死個人，真是受罪！””“第三天讓各村研究鬥爭對象，另一方麵組織預演鬥爭。”“第五天進行鬥爭。指定地點方向”，“讓所有群眾聽到口令將武器[梭鏢]舉起來，並喊幾聲殺殺殺”。一個村把鬥爭對象打倒在地，宣布勝利時，“一響炮一擂鼓，其他村也沉不住氣了，大家都爭先鬥爭勝利，於是會場更加亂的不可收拾，結果打死八名。”“有一些不是地主也被鬥了。第六天召開祝捷大會，選舉新村幹。大會提拔的積極分子，一部分是流氓地痞偽軍狗腿”。“萬人大會的結果，許多農民隻弄了二鬥糧食，這是翻身嗎？”
厭惡土改暴行的中共黨員，紛紛上書反對。中共領導中也有人擔心這樣搞會使中共失去民心，影響奪權。但對毛來說，要奪權就得這樣搞，民心從來不是最重要的。毛隻是在恐嚇農民的目的達到之後，才於一九四八年初製止了暴行。
毛清楚黨內反對土改暴行的呼聲很高，為了保持自己一貫正確的形象，轉嫁黨內憤怒的矛頭，他裝作這些事他都不知道，推出劉少奇作替罪羊。三月六日，毛給劉寫信說：“請你們加以檢討。”劉開始還想為自己辯護：“我要負責的，但不是說，各處“左”的偏向錯誤就是我的主張。” 後來他就大包大攬了，對中共高級幹部說：土改的責任，“大多數與我個人有關”，“直到毛主席係統地提出批評並規定了糾正辦法，才得到糾正。”至今中共幹部提起土改，罵的還是劉少奇。
劉少奇承認錯誤隻限於中共黨內，對普通老百姓一句道歉話也沒有。身在國統區的人不是不知道土改的暴行，但他們既無力阻擋毛勢如破竹的攻勢，又對國民黨沒太多好感，隻能是聽天由命，盡量朝好處想中共。
國民黨軍官徐枕曾想把土改的真相告訴他家鄉寧波的親戚故舊，他“舌枯唇爛，聲嘶力竭地，來一人說一遍”，但“沒法勸醒他們的迷夢，反而引起他們的反感”。有的說：“這種話都是國民黨宣傳，怎能完全相信。”有的說：“現在在武力戰爭中，這種清算鬥爭沒收私人財產不過隻是過渡時期一種手段，將來長治久安了怎會還能如此呢？”還有的說：“抗戰淪陷，日寇占領時期，一樣過去了，共匪來了總不能說比日寇還要壞。”
國統區的人看到的是國民黨的腐敗和劣行。國民黨自己的高官通敵，卻專門抓殺手無縛雞之力的知識分子、青年學生。有個親國民黨的學生一九四八年四月給親蔣的胡適寫信說：“政府不能那麽糊塗，那學生全看成共產黨，哪裏來的那些個共產黨呢？”四個月後他再次寫信說：“學生中不會有幾十、幾百的共產黨……現在又大
批的殺戮，真是太殘忍了。”雖然國民黨的殺戮跟毛的比起來是小巫見大巫，但是它遭到報紙大加撻伐，街頭巷尾議論紛紛，朝野一片怨聲載道，不少人認為跟蔣介石比起來，毛澤東還要好些。
即使這樣，真正信仰共產主義的也隻是少數。一九四九年初，共產黨勝利在望時，在上海工人中，據毛告訴斯大林的使者米高揚(Anastas Mikoyan)，國民黨遠比中共號召力大。中共開進廣州時，蘇聯領事留心到那裏“幾乎一個共產黨地下黨員也沒有”，“沒有人出來歡迎”。在華中，林彪一九五0年一月對蘇聯情報人員說：“群眾對改朝換代沒有太大的興趣。”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一百二十萬中共大軍以排山倒海之勢橫渡長江，二十三日奪取蔣介石的首都南京。國民黨二十二年的統治崩潰了。這天，蔣介石飛回老家溪口，心裏明白這是最後一次回老家了。蔣含著淚長時間地在母親墓前徘徊跪拜，依依不舍離去。接著，一艘軍艦載著他駛向上海，以後又輾轉到了台灣。
蔣介石的住宅、祠堂及其他建築物受到毛澤東的保護。毛請求斯大林派飛機、潛水艇助他進攻台灣，時間在一九五0年，“或更早一點。”他告訴斯大林有好些紅色代理人跟隨蔣“逃”去了台灣，位居要職，可以裏應外合。但斯大林不肯冒跟美國對抗的風險，毛隻好把計劃束之高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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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幫毛鎮壓了西北沙漠地區強烈反共的穆斯林部隊。斯大林對毛說：“可以很容易地由大炮對付。我們可以給你四十架飛機，一下子就能把那支騎兵部隊一掃而光。”一位蘇聯高級外交官嘴裏“嗒嗒嗒”的，手比劃著機關槍掃射的樣子，對我們描述蘇聯空軍是怎樣在戈壁灘消滅穆斯林騎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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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蔣介石多麽仇恨中共，他逃跑時沒有實行焦土政策。他帶走了一部分寶貴的故宮文物和飛機，但當他打算把幾個主要搞電子的工廠搬去台灣時，卻由於主管工礦的孫越崎的抵製而未能如願。孫等人把所有的重要工業設施都完整地交到中共手裏。蔣介石臨走時給中國工業造成的全部損失，遠不及蘇聯人掠奪東北的損害。毛繼承下來的不是一個千瘡百孔的爛攤子，而是一千座“幾乎未有一點破壞”(陳毅語)的工廠、礦山，一個初具規模的工業體係，包括六十八家軍工廠-- 外帶一整套現成的政府經濟、行政管理體係。蔣介石的無情，真是不能跟毛澤東比。
一九四九年春天，在梨花夾道的春光裏，春風得意的毛澤東從西柏坡進了北京城。毛選中了城中心的前皇帝禦苑中南海作正式官邸。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也在這個“山水之間，千姿萬態，莫不呈奇獻秀於幾窗之前”的美麗庭園裏辦公。
毛搬入前，中南海進行了好幾個月的大清理、大修繕。這時的毛住在西郊著名風景區香山。居民被遷走，香山搖身一變成了 “勞動大學”，山門口還掛了塊牌子。牌子吸引了不少青年來報名入學。中共隻好再掛一塊牌子說：勞動大學的準備工作還沒有做好，現不招生，何時招生，請看報上廣告。
中南海裏，蘇聯的掃雷專家帶著工兵排用掃雷器反覆搜索，充作人工掃雷器的戰士們還一步步把各個角落都走了一遍。毛的警衛措施嚴密又不顯眼，所謂“內緊外鬆”，連熟透了保衛工作的斯大林的翻譯也沒看出來。毛的這套做法使許多西方人天真地以為中共領導人深受老百姓愛戴，不需要警衛。某法國記者一九五四年看見周
恩來跟印度總理尼赫魯 (Jawaharlal Nehru)驅車駛過天安門，議論說：“要暗殺周恩來之容易，簡直就是小孩子的玩藝兒。”
盡管警衛天衣無縫，毛澤東在“登基”前夕，看見突然出現的陌生人時，會緊張害怕得發抖。老朋友劉英到香山去看毛後回憶說：“毛主席情緒很高，江青拿出油果子等招待，談得很知己。”，問到毛主席的身體，江青說他別的沒什麽，就是見了生人會發抖。我一下沒有聽明白，說今天見到我不是挺好嗎！毛主席接過話頭笑著說，你是老朋友，又不是生人。”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是“開國大典”。毛登上與中南海一箭之遙的高大宏偉的天安門城樓，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是他第一次在數以十萬計的人群前露麵。從此以後，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大眾成了毛慶典活動的一部分。儀式是跟蘇聯人學來的，但同樣作檢閱的紅場列寧墓，比起天安門矮了太多。
開國大典這一天，毛在天安門城樓上發表演講：他執政二十七年中唯一的一次。往後他頂多呼呼口號。念稿子時毛不斷清嗓子，不像個激勵人心的演說家，內容又平淡無奇，大半是一長串名單。這個“人民共和國”將為人民做些什麽，他一個字也沒有提。
廣場上人們高呼“毛主席萬歲！”毛看起來也很興奮激動，在城樓上走來走去，朝下麵人群揮手，有時他走到擴音器前喊一聲：“人民萬歲！”毛就這樣當上了五億五千萬中國人至高無上的統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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