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我看《“漢蒙藏對話——民族問題座談會”紀要》
馬悲鳴
筆者曾經發表過兩組和藏族朋友阿沛•晉美的通信，並遭到很有幾位漢族人士的憤怒聲討。不過還算好，我坐等的“”兩字居然沒有扣過來，也是邪門。當時有一位蒙古族兄弟看了我們的《漢藏通信》以後發表文章，建議進行《蒙漢藏通信》。而我和晉美都忙，連《漢藏通信》也沒再繼續下去。今見《北京之春》1997年11月號第54期上登出了《“漢蒙藏對話——民族問題座談會”紀要》，因見其中幾人頗多妄語，故在此絮叨幾句。
電腦網上有位自稱杜甫之後者發表高論∶“大漢族主義沒有甚麽不好。中國的大多數少數民族如藏族、蒙古族等都是極其野蠻、落後、原始的人種，是我們漢族解放了他們，帶給了他們文明的生活。漢人天生比他們優越，他們對漢人應該感激涕零。然而事實是他們忘恩負義，證明了野獸就是比人類低賤，不管怎麽訓養他們。在這種情況下隻有對他們實行殘酷鎮壓才能教會他們應該怎樣從野獸變成人。這是進化的代價，他們必須付出。”
此公高論相當率直，盡管有點不中聽。筆者在私下談論中發現，中國人中持此論調者相當普遍。而且在國內的社會學術地位越高者，這種觀念越強。博士生高於碩士生，碩士生高於學士生，學士生高於中專生，依此類推。我想這是因為中國知識界有“尊夏攘夷”的儒家傳統，國內學術地位越高者，受“尊夏攘夷”的影響越深，信念越根深蒂固。漢人是夏，藏人是夷，自然不必尊重他們。
一位熱烈歡迎江澤民主席到訪的博士生看到西藏難民的示威後憤恨不已，私下議論說∶“西藏那種落後文化廢掉算了。”一位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紀念碑下接受采訪的大陸旅美學者對著中央電視台的鏡頭說∶“他們剝的那張人皮還在那裏呢”。四個月前香港回歸時，一名在華盛頓國會山莊高台階前接受采訪的博士生說∶“中國人管理香港總比鴉片販子強多了”。
中國沒有言論自由，中央電視台就是黨和政府的喉舌。他們的采訪都是經過精心挑選和剪緝的，自然代表著中共和中國政府的心聲。那張被剝下來的人皮確實還擺在那裏。英國商人也確曾是鴉片販子。現在讓我們反問一句，如果西藏有一張被剝下來的人皮，有高僧頭蓋骨做的貢奉碗盞，有被剜眼，斷手足和帶枷帶鐐長街行者，是否漢人就有權占領人家的家園，毀滅人家的文化呢？
倘若回答“是”的話，那麽在鴉片戰爭時的中國，占人口一半的婦女被裹了小腳，比西藏刖足者多得不知凡幾。男子還在“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的強製下梳著根大辮子。死刑還在用刀砍腦袋，間或還有淩遲的。除了帶枷帶鐐長街行者外，還有能把人活活站死的站籠（可見《老殘遊記》），是否列強因此就有權瓜分中國，就有權向中國販賣鴉片，有權消滅中國文化了呢？
明朝有個洪武朱皇帝，道是“貪官剝皮”。被剝下來的人皮用草楦起來立在大堂上以警戒後任。那時的官員每天就陪著四五個前任被剝下來的皮辦公。直到南明小朝廷，賊盜出身的大將孫可望還剝了一個大臣的皮。被剝皮的大臣至死罵不絕口，道是自家皮內“節節是忠骨，寸寸是忠腸”。南明到了這種地步還是如此行事，不久即亡。魯迅說有明一代是“以剝皮始，以剝皮終”。若說西藏有一張不知哪年，不知何處剝的人皮，漢人就有權滅了人家的家園，平毀人家的文化的話，那麽朱元璋不知剝了多少官員和大臣的皮，忠介公海瑞還上書要求恢複“貪官剝皮”的法律，更應該“簞食壺漿，以迎王師”，邀請清兵入關來“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了。對嗎？更何況若無清兵入關，中國現在的版圖還在長城之內呢，哪裏輪得到說西藏的是非。
明朝太遠了，就說西藏“平叛”七年之後才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吧。中國人不但私設公堂，非刑拷打，草菅人命，竟致集體屠殺，甚爾還有為了表現革命義憤而吃人的。吃人已經遠過剝皮，刖足和剜眼了。文革平白無故地就致死了兩百萬條人命，和整個西藏自治區的藏族人口差不多。那麽蘇聯準備用原子彈對中國核設施進行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就應該算是解民於倒懸的正義之師了吧？
從近幾年發表出來的文章看，詆毀藏人最力的徐明旭和劉國凱兩位所謂的“民運人士”都是文革造反派出身。而我們知道，文革時藏族造反派也曾批鬥過他們的宗教領袖班禪額爾德尼。當年這幫造反派為了捍衛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知幹了多少傷天害理的勾當；今天又以同樣的邏輯，同樣的態度來捍衛漢族中國的所謂領土主權完整，一直捍衛到人家藏人家裏去。仍不外當年造反派脾氣。
與會的蒙漢藏三方瞎爭些官場民族分配比例，中央向少數民族地區撥多少款，又從少數民族地區開采了多少資源等等。這些都是算不清賬，爭不清是非的。最清楚的隻有一點，就是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及其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的那樣∶“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
若是因為投了錢，就有權把自己這套已經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麵都證明非人道，無效率的腐敗製度強加於人的話，那麽現在日本正每年向中國投放大量貸款，遠比中國政府投到西藏去的多得多。中國還應該回到大東亞共榮圈裏去。是嗎？更何況今天日本的製度要比中國的現行製度廉潔、有效和人道得多。
徐明旭對其造反派的經曆有所反省，應該受到讚揚。但其在西藏問題上的思路仍是不外造反派本色。劉國凱則照舊以造反派行徑為榮，當然無法指望他在少數民族問題上還能理喻。
過去我還以為如此大量的高學位知識分子投身到民主運動中來，中國的民主事業一定會成功呢。但是一到西藏問題，馬上就顯示出他們骨子裏其實和共產黨還是一夥。
前些時候有本《妖魔化中國的背後》，指責西方，特別是美國的傳播媒介妖魔化中國。是非姑且不論，人家美國並沒有因此就進軍中國，平毀中國文化。如今中國已經妖魔化西藏半個世紀了，和前述那位杜甫後人一樣，把藏人妖魔化成“最野蠻，最愚昧，最黑暗，最殘酷，最落後，最原始”的民族，並以此為由“和平解放”，進軍西藏，再背信棄義，提前進行“民主改革”，故意逼反藏人，然後再大軍鎮壓，並進一步平毀人家的文化。如今才知，如徐明旭、劉國凱輩民運分子也是中共妖魔化西藏大合唱裏的助興者。
國內人士曾將海外民運的軍∶“有種的回國去練”。這話沒有道理。共產黨不容你在國內練民主。但若回國去妖魔化西藏，中共卻是隻嫌人少，絕不嫌人多。誰要是想解藏民於倒懸，大義凜然地救藏人於封建農奴製的水深火熱之中，誰自己到西藏農牧區插隊去，別在美國或者在北京、上海、武漢、廣州等漢族大都市裏說便宜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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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文發表時被編輯改作《請不要妖魔化西藏----反駁大漢族主義者的妄言》
** 杜正東，杜甫的杜，蔣中正的正，毛澤東的東
【附錄】～～～～～～～～～～～～～～～～～～～～～～～～～～～～～
誰是野獸？
•謝小慶•
《華夏文摘》９８０２ａ馬悲鳴先生文章中轉引了“杜甫之後”的一段話：“大漢族主義沒有甚麽不好。中國的大多數少數民族如藏族、蒙古族等都是極其野蠻、落後、原始的人種，是我們漢族解放了他們，帶給了他們文明的生活，漢人天生比他們優越，他們對漢人應該感激涕零。然而事實是他們忘恩負義，證明野獸就是比人類低賤，不管怎麽馴養他們。在這種情況下隻有對他們實行殘酷鎮壓才能教會他們應該怎樣從野獸變成人。這是進化的代價，他們必須付出。”
作為一個漢人，讀到這段話，我為自己的同族中有這種希特勒式的狂人而感到恥辱。民族問題很複雜，我沒有進行過這方麵的研究，我隻想談談自己的生活感受。我１９６７年到到位於中蒙邊境的內蒙古錫林郭勒盟東烏珠穆沁旗額仁高比公社額仁高比大隊插隊落戶。１９７８年參加高考從生產隊直接考回北京。我插隊的地方是全內蒙最閉塞、最落後的地區，帶有很大的原始社會色彩。內蒙受到來自兩個方麵的現代文化影響，一是來自南方張家口、集寧一線的影響，一是來自東方通遼、白城、烏蘭浩特一線的影響。我所在的東烏旗恰好處在兩個文化影響範圍的死角。我們那裏的民風淳樸，人心單純、坦誠、善良。我到內蒙時隻有１６歲，身材矮小。１１年插隊生活中，蒙族牧民們給予我的無私的、發自人的天性的、不帶任何功利色彩的愛使我建立起“人性善”的信念。與我感情最深的老額吉（蒙語“媽媽”）從沒有接受過“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教誨。她嘴中經常念叨的一句話是：“人家的母親不容易”。在她的心中，沒有利益的交換，隻有一位母親對另一位母親的理解。
我回到北京以後最強烈的感覺是人與人之間的冷漠。在我們生產隊近２０００平方公裏的土地上隻有六十幾戶人家、２００多口人，但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交流和集體娛樂活動卻非常豐富；北京雖然人與人摩肩接踵，卻似乎遙隔萬裏，即使是表麵上一團和氣，也談不到情感交流。我的一位在北京國家機關當處長的朋友是成吉思汗的２７世孫。我曾經問他：你心裏對漢人的真實想法是什麽？他說：“與漢人交往總讓你感到很朦朧，好象隔了一層霧，搞不清他的真實想法是什麽。”我說：“我猜想這是文化差異而不是民族差異。我想，可能在偏遠的山村，在較少受到現代文明汙染的地方，也會存在一些象蒙族牧民一樣善良明快的漢人，象小說《高山下的花環》中所描寫的梁三喜、梁大娘。可惜，在我的生活經曆中沒有接觸過這樣的漢人。”
虎年正月十五的晚上，部分當年到內蒙插隊的北京知識青年與在京工作的蒙族幾十人歡聚一堂，載歌載舞，歡度元霄。一首接一首優美的蒙族民歌傾訴著對家鄉的熱愛，對父母的感激，對戀人的思念，對生離死別的歎息，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這裏，沒有那些嬌揉造作的流行歌曲。這是我整個春節期間最快活的一個晚上。在今天的中國，在這個市場經濟已經把人性惡充分激發而又尚未形成有效的的宗教和法律製約的時代，能夠感受到人性中美好的一麵，能夠有情感的袒露和心靈的碰撞，我好象走進了沙漠中的一塊綠洲。我感到真正象野獸的不是我１１年朝夕與共的蒙族牧民，而是“杜甫之後”一類的法西斯。如果有一天這種法西斯要對我的蒙族兄弟“殘酷鎮壓”，我一定會站在人性一方與之進行拚死的戰鬥，就象當年與蒙族牧民們一起圍獵傷害羊群的豺狼一樣，就象二戰時各族人民並肩消滅希特勒匪幫一樣。
□ 寄自北京
（作者為北京語言文化大學教授，電子郵址）
（原載《華夏文摘》cm9802c）
【附錄】～～～～～～～～～～～～～～～～～～～～～～～～～～～～～
為什麽要製裁中共?
馬不喑 （西 寧 的 花）
……
近來魏京生挨罵挨得厲害，什麽、賣國賊之類，主要是針對他關於民族問題以及製裁中共的一些言論。不少過去曾對他有好感的人如今也接收不了這些見解。關於民族問題，馬悲鳴先生的文章《請不要妖魔化西藏----反駁大漢族主義者的妄言》（見《華夏文摘》98年2月6日號）發人深省。製裁中共的問題，當年真的製裁時我倒沒有什麽係統的想法，後來讀到《留學美國》一書中有關章節，才開始作了些思考，並逐漸得出了和魏京生相似的結論。
……
馬悲鳴
筆者曾經發表過兩組和藏族朋友阿沛•晉美的通信，並遭到很有幾位漢族人士的憤怒聲討。不過還算好，我坐等的“”兩字居然沒有扣過來，也是邪門。當時有一位蒙古族兄弟看了我們的《漢藏通信》以後發表文章，建議進行《蒙漢藏通信》。而我和晉美都忙，連《漢藏通信》也沒再繼續下去。今見《北京之春》1997年11月號第54期上登出了《“漢蒙藏對話——民族問題座談會”紀要》，因見其中幾人頗多妄語，故在此絮叨幾句。
電腦網上有位自稱杜甫之後者發表高論∶“大漢族主義沒有甚麽不好。中國的大多數少數民族如藏族、蒙古族等都是極其野蠻、落後、原始的人種，是我們漢族解放了他們，帶給了他們文明的生活。漢人天生比他們優越，他們對漢人應該感激涕零。然而事實是他們忘恩負義，證明了野獸就是比人類低賤，不管怎麽訓養他們。在這種情況下隻有對他們實行殘酷鎮壓才能教會他們應該怎樣從野獸變成人。這是進化的代價，他們必須付出。”
此公高論相當率直，盡管有點不中聽。筆者在私下談論中發現，中國人中持此論調者相當普遍。而且在國內的社會學術地位越高者，這種觀念越強。博士生高於碩士生，碩士生高於學士生，學士生高於中專生，依此類推。我想這是因為中國知識界有“尊夏攘夷”的儒家傳統，國內學術地位越高者，受“尊夏攘夷”的影響越深，信念越根深蒂固。漢人是夏，藏人是夷，自然不必尊重他們。
一位熱烈歡迎江澤民主席到訪的博士生看到西藏難民的示威後憤恨不已，私下議論說∶“西藏那種落後文化廢掉算了。”一位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紀念碑下接受采訪的大陸旅美學者對著中央電視台的鏡頭說∶“他們剝的那張人皮還在那裏呢”。四個月前香港回歸時，一名在華盛頓國會山莊高台階前接受采訪的博士生說∶“中國人管理香港總比鴉片販子強多了”。
中國沒有言論自由，中央電視台就是黨和政府的喉舌。他們的采訪都是經過精心挑選和剪緝的，自然代表著中共和中國政府的心聲。那張被剝下來的人皮確實還擺在那裏。英國商人也確曾是鴉片販子。現在讓我們反問一句，如果西藏有一張被剝下來的人皮，有高僧頭蓋骨做的貢奉碗盞，有被剜眼，斷手足和帶枷帶鐐長街行者，是否漢人就有權占領人家的家園，毀滅人家的文化呢？
倘若回答“是”的話，那麽在鴉片戰爭時的中國，占人口一半的婦女被裹了小腳，比西藏刖足者多得不知凡幾。男子還在“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的強製下梳著根大辮子。死刑還在用刀砍腦袋，間或還有淩遲的。除了帶枷帶鐐長街行者外，還有能把人活活站死的站籠（可見《老殘遊記》），是否列強因此就有權瓜分中國，就有權向中國販賣鴉片，有權消滅中國文化了呢？
明朝有個洪武朱皇帝，道是“貪官剝皮”。被剝下來的人皮用草楦起來立在大堂上以警戒後任。那時的官員每天就陪著四五個前任被剝下來的皮辦公。直到南明小朝廷，賊盜出身的大將孫可望還剝了一個大臣的皮。被剝皮的大臣至死罵不絕口，道是自家皮內“節節是忠骨，寸寸是忠腸”。南明到了這種地步還是如此行事，不久即亡。魯迅說有明一代是“以剝皮始，以剝皮終”。若說西藏有一張不知哪年，不知何處剝的人皮，漢人就有權滅了人家的家園，平毀人家的文化的話，那麽朱元璋不知剝了多少官員和大臣的皮，忠介公海瑞還上書要求恢複“貪官剝皮”的法律，更應該“簞食壺漿，以迎王師”，邀請清兵入關來“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了。對嗎？更何況若無清兵入關，中國現在的版圖還在長城之內呢，哪裏輪得到說西藏的是非。
明朝太遠了，就說西藏“平叛”七年之後才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吧。中國人不但私設公堂，非刑拷打，草菅人命，竟致集體屠殺，甚爾還有為了表現革命義憤而吃人的。吃人已經遠過剝皮，刖足和剜眼了。文革平白無故地就致死了兩百萬條人命，和整個西藏自治區的藏族人口差不多。那麽蘇聯準備用原子彈對中國核設施進行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就應該算是解民於倒懸的正義之師了吧？
從近幾年發表出來的文章看，詆毀藏人最力的徐明旭和劉國凱兩位所謂的“民運人士”都是文革造反派出身。而我們知道，文革時藏族造反派也曾批鬥過他們的宗教領袖班禪額爾德尼。當年這幫造反派為了捍衛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知幹了多少傷天害理的勾當；今天又以同樣的邏輯，同樣的態度來捍衛漢族中國的所謂領土主權完整，一直捍衛到人家藏人家裏去。仍不外當年造反派脾氣。
與會的蒙漢藏三方瞎爭些官場民族分配比例，中央向少數民族地區撥多少款，又從少數民族地區開采了多少資源等等。這些都是算不清賬，爭不清是非的。最清楚的隻有一點，就是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及其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的那樣∶“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
若是因為投了錢，就有權把自己這套已經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麵都證明非人道，無效率的腐敗製度強加於人的話，那麽現在日本正每年向中國投放大量貸款，遠比中國政府投到西藏去的多得多。中國還應該回到大東亞共榮圈裏去。是嗎？更何況今天日本的製度要比中國的現行製度廉潔、有效和人道得多。
徐明旭對其造反派的經曆有所反省，應該受到讚揚。但其在西藏問題上的思路仍是不外造反派本色。劉國凱則照舊以造反派行徑為榮，當然無法指望他在少數民族問題上還能理喻。
過去我還以為如此大量的高學位知識分子投身到民主運動中來，中國的民主事業一定會成功呢。但是一到西藏問題，馬上就顯示出他們骨子裏其實和共產黨還是一夥。
前些時候有本《妖魔化中國的背後》，指責西方，特別是美國的傳播媒介妖魔化中國。是非姑且不論，人家美國並沒有因此就進軍中國，平毀中國文化。如今中國已經妖魔化西藏半個世紀了，和前述那位杜甫後人一樣，把藏人妖魔化成“最野蠻，最愚昧，最黑暗，最殘酷，最落後，最原始”的民族，並以此為由“和平解放”，進軍西藏，再背信棄義，提前進行“民主改革”，故意逼反藏人，然後再大軍鎮壓，並進一步平毀人家的文化。如今才知，如徐明旭、劉國凱輩民運分子也是中共妖魔化西藏大合唱裏的助興者。
國內人士曾將海外民運的軍∶“有種的回國去練”。這話沒有道理。共產黨不容你在國內練民主。但若回國去妖魔化西藏，中共卻是隻嫌人少，絕不嫌人多。誰要是想解藏民於倒懸，大義凜然地救藏人於封建農奴製的水深火熱之中，誰自己到西藏農牧區插隊去，別在美國或者在北京、上海、武漢、廣州等漢族大都市裏說便宜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此文發表時被編輯改作《請不要妖魔化西藏----反駁大漢族主義者的妄言》
** 杜正東，杜甫的杜，蔣中正的正，毛澤東的東
【附錄】～～～～～～～～～～～～～～～～～～～～～～～～～～～～～
誰是野獸？
•謝小慶•
《華夏文摘》９８０２ａ馬悲鳴先生文章中轉引了“杜甫之後”的一段話：“大漢族主義沒有甚麽不好。中國的大多數少數民族如藏族、蒙古族等都是極其野蠻、落後、原始的人種，是我們漢族解放了他們，帶給了他們文明的生活，漢人天生比他們優越，他們對漢人應該感激涕零。然而事實是他們忘恩負義，證明野獸就是比人類低賤，不管怎麽馴養他們。在這種情況下隻有對他們實行殘酷鎮壓才能教會他們應該怎樣從野獸變成人。這是進化的代價，他們必須付出。”
作為一個漢人，讀到這段話，我為自己的同族中有這種希特勒式的狂人而感到恥辱。民族問題很複雜，我沒有進行過這方麵的研究，我隻想談談自己的生活感受。我１９６７年到到位於中蒙邊境的內蒙古錫林郭勒盟東烏珠穆沁旗額仁高比公社額仁高比大隊插隊落戶。１９７８年參加高考從生產隊直接考回北京。我插隊的地方是全內蒙最閉塞、最落後的地區，帶有很大的原始社會色彩。內蒙受到來自兩個方麵的現代文化影響，一是來自南方張家口、集寧一線的影響，一是來自東方通遼、白城、烏蘭浩特一線的影響。我所在的東烏旗恰好處在兩個文化影響範圍的死角。我們那裏的民風淳樸，人心單純、坦誠、善良。我到內蒙時隻有１６歲，身材矮小。１１年插隊生活中，蒙族牧民們給予我的無私的、發自人的天性的、不帶任何功利色彩的愛使我建立起“人性善”的信念。與我感情最深的老額吉（蒙語“媽媽”）從沒有接受過“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教誨。她嘴中經常念叨的一句話是：“人家的母親不容易”。在她的心中，沒有利益的交換，隻有一位母親對另一位母親的理解。
我回到北京以後最強烈的感覺是人與人之間的冷漠。在我們生產隊近２０００平方公裏的土地上隻有六十幾戶人家、２００多口人，但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交流和集體娛樂活動卻非常豐富；北京雖然人與人摩肩接踵，卻似乎遙隔萬裏，即使是表麵上一團和氣，也談不到情感交流。我的一位在北京國家機關當處長的朋友是成吉思汗的２７世孫。我曾經問他：你心裏對漢人的真實想法是什麽？他說：“與漢人交往總讓你感到很朦朧，好象隔了一層霧，搞不清他的真實想法是什麽。”我說：“我猜想這是文化差異而不是民族差異。我想，可能在偏遠的山村，在較少受到現代文明汙染的地方，也會存在一些象蒙族牧民一樣善良明快的漢人，象小說《高山下的花環》中所描寫的梁三喜、梁大娘。可惜，在我的生活經曆中沒有接觸過這樣的漢人。”
虎年正月十五的晚上，部分當年到內蒙插隊的北京知識青年與在京工作的蒙族幾十人歡聚一堂，載歌載舞，歡度元霄。一首接一首優美的蒙族民歌傾訴著對家鄉的熱愛，對父母的感激，對戀人的思念，對生離死別的歎息，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這裏，沒有那些嬌揉造作的流行歌曲。這是我整個春節期間最快活的一個晚上。在今天的中國，在這個市場經濟已經把人性惡充分激發而又尚未形成有效的的宗教和法律製約的時代，能夠感受到人性中美好的一麵，能夠有情感的袒露和心靈的碰撞，我好象走進了沙漠中的一塊綠洲。我感到真正象野獸的不是我１１年朝夕與共的蒙族牧民，而是“杜甫之後”一類的法西斯。如果有一天這種法西斯要對我的蒙族兄弟“殘酷鎮壓”，我一定會站在人性一方與之進行拚死的戰鬥，就象當年與蒙族牧民們一起圍獵傷害羊群的豺狼一樣，就象二戰時各族人民並肩消滅希特勒匪幫一樣。
□ 寄自北京
（作者為北京語言文化大學教授，電子郵址）
（原載《華夏文摘》cm9802c）
【附錄】～～～～～～～～～～～～～～～～～～～～～～～～～～～～～
為什麽要製裁中共?
馬不喑 （西 寧 的 花）
……
近來魏京生挨罵挨得厲害，什麽、賣國賊之類，主要是針對他關於民族問題以及製裁中共的一些言論。不少過去曾對他有好感的人如今也接收不了這些見解。關於民族問題，馬悲鳴先生的文章《請不要妖魔化西藏----反駁大漢族主義者的妄言》（見《華夏文摘》98年2月6日號）發人深省。製裁中共的問題，當年真的製裁時我倒沒有什麽係統的想法，後來讀到《留學美國》一書中有關章節，才開始作了些思考，並逐漸得出了和魏京生相似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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