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在6畝小麥試驗田裏，深翻10尺，每畝下種260斤到400斤，施糞肥40－60萬斤。試驗田白天鼓風機轟鳴，以增加二氧化碳；晚上燈光如同白晝，以增加光合作用。盡管如此賣勁，第二年麥收時，最好的一塊地畝產也隻有900斤。
羅平漢著的《1958-1962年中國知識界》真實記錄了中國知識分子那些年的思想和生活狀態，讀來令人唏噓。本報摘錄了其中一節，在“大躍進”狂熱的籠罩下，我們的一些科學家、科技工作者也失去了往日的冷靜，忘記了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教訓深刻，值得我們記取。
嚴謹的科學界提出了一係列超高指標
1958年是“大躍進”的年代，也是創造神話的年代。
浮誇風越刮越猛烈，在糧食問題上教訓尤深刻
“大躍進”本身是頭腦發熱的產物，而頭腦發熱之後，又更為積極地去推動“大躍進”。這種熱烘烘的氣氛，也感染了科學家。這一年，糧食生產競相放衛星，開始是畝產千斤，後來是牛皮越吹越大，聲稱畝產數千斤、上萬斤，甚至更高。而在這神話般的放“衛星”風中，我國一位著名的科學家，特地撰文，論證“糧食畝產會有多少？”的問題。
文章不但肯定已經放出的那些“衛星”，而且還論證了糧食豐產的潛力還很大，可以達到畝產四、五萬斤。此時，全國尚未放出這麽大的高產“衛星”。既然科學家都論證了能夠有那麽多的產量，那些文化本不高的鄉、村幹部，放“衛星”的膽子就更大了。
7月上旬，全國科聯和北京科聯組織中科院生物學部、中國農科院和北京農業大學的科學家，與來自河北、河南、湖北等省的30多位種田能手舉行豐產座談。說是座談，實際上是擂台賽，在上麵的壓力之下，科學家們同種田能手展開了指標大戰。
會前，科學家們提出了自己認為夠高的指標。指標是按照當時盛行的“兩本帳”、“三本賬”（即準備公開的和實際要求的作兩、三種指標，公開的指標常低於實際要求指標，以示留有餘地）製訂的：小麥1.5萬斤、2萬斤、3萬斤；水稻2萬斤、3萬斤、4萬斤；甘薯15萬斤、20萬斤、26萬斤；籽棉3千斤、4千斤、6千斤。
可是，一聽種田能手的報告，科學家們大吃一驚，發現自己準備公開的三項指標已是大大落後於農民兄弟，隻得修改自己的指標，提出“第一本賬”小麥3萬斤，水稻3萬斤，甘薯40萬斤，籽棉1萬斤。而生物學部與農科院間也展開了挑戰賽，生物學部的指標是小麥6萬斤，水稻6.5萬斤，甘薯50萬斤，籽棉2萬斤。
科學家畢竟是科學家，說出大話之後還是認真去試驗。會後，生物學部組織了豐產試驗田委員會，在6畝小麥試驗田裏，深翻10尺，每畝下種260斤到400斤，施糞肥40－60萬斤。試驗田白天鼓風機轟鳴，以增加二氧化碳；晚上燈光如同白晝，以增加光合作用。盡管如此賣勁，第二年麥收時，最好的一塊地畝產也隻有900斤。
出身於農家的毛澤東，本來對那些放出來的農業高產“衛星”是將信將疑的，出於群眾的幹勁隻可鼓而不可泄的考慮，他對放糧食生產“衛星”沒有潑冷水，而科學家從科學原理對農業高產的論證，卻使他相信糧食高產是有可能的。於是，他進而提出了糧食多了怎麽辦的疑問。
這年8月4日，毛澤東來到河北徐水縣視察。在視察途中，徐水縣委書記張國忠告訴毛澤東：今年全縣夏收兩季一共計劃要拿到12億斤糧食，平均每畝產2千斤。
毛澤東一聽，睜大了眼睛，問道：“你們全縣31萬人口，怎麽吃得完那麽糧食啊！你們糧食多了怎麽辦？”
張國忠隻想到了放“衛星”，沒想到毛澤東當真了，隻好答道：“我們糧食多了換機器。”
毛澤東說：“不光是你們糧食多，哪一個縣糧食都多！你換機器，人家不要你的糧食呀！”旁邊有人說：“我們拿山藥造酒精。”
毛澤東說：“那就是每個縣都造酒精，哪裏用得了那麽多酒精啊！”毛澤東邊說邊笑，左右環顧，張國忠也笑著說：“我們隻是光考慮怎麽多打糧食。”
毛澤東說：“也要考慮怎麽吃糧食哩！”
新華社和《人民日報》尚未將毛澤東徐水之行的消息發出，毛澤東關於要考慮糧食多了怎麽辦問題的指示，已由中央一位主管科技工作的負責同誌，以最快的速度傳達給了中科院黨組。
8月7日，在中科院整風領導小組的會議上，再次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會議指出，主席認為從現在起以後的七年時間很重要，要做到人家有的我們都有，人家沒有的我們也要有。國內新問題是糧食多了怎麽辦？糧食多了要研究用途。
於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新課題擺在中國科學家麵前。中科院黨組將此作為緊急任務，交給長春應用化學研究所、大連石油研究所、北京化學研究所、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上海生物化學研究所和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去完成。這些研究所接受任務後，立即中斷正在從事的重大科研課題，抽調大批科研人員，從事糧食綜合利用的研究。很快，各研究所紛紛研究出了糧食轉化為工業原料的方法。
可是，當這些研究成果出來之後，中國所麵臨的已不是糧食多了怎麽辦的問題，而是糧食少了怎麽想辦法的問題了。
羅平漢著的《1958-1962年中國知識界》真實記錄了中國知識分子那些年的思想和生活狀態，讀來令人唏噓。本報摘錄了其中一節，在“大躍進”狂熱的籠罩下，我們的一些科學家、科技工作者也失去了往日的冷靜，忘記了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教訓深刻，值得我們記取。
嚴謹的科學界提出了一係列超高指標
1958年是“大躍進”的年代，也是創造神話的年代。
浮誇風越刮越猛烈，在糧食問題上教訓尤深刻
“大躍進”本身是頭腦發熱的產物，而頭腦發熱之後，又更為積極地去推動“大躍進”。這種熱烘烘的氣氛，也感染了科學家。這一年，糧食生產競相放衛星，開始是畝產千斤，後來是牛皮越吹越大，聲稱畝產數千斤、上萬斤，甚至更高。而在這神話般的放“衛星”風中，我國一位著名的科學家，特地撰文，論證“糧食畝產會有多少？”的問題。
文章不但肯定已經放出的那些“衛星”，而且還論證了糧食豐產的潛力還很大，可以達到畝產四、五萬斤。此時，全國尚未放出這麽大的高產“衛星”。既然科學家都論證了能夠有那麽多的產量，那些文化本不高的鄉、村幹部，放“衛星”的膽子就更大了。
7月上旬，全國科聯和北京科聯組織中科院生物學部、中國農科院和北京農業大學的科學家，與來自河北、河南、湖北等省的30多位種田能手舉行豐產座談。說是座談，實際上是擂台賽，在上麵的壓力之下，科學家們同種田能手展開了指標大戰。
會前，科學家們提出了自己認為夠高的指標。指標是按照當時盛行的“兩本帳”、“三本賬”（即準備公開的和實際要求的作兩、三種指標，公開的指標常低於實際要求指標，以示留有餘地）製訂的：小麥1.5萬斤、2萬斤、3萬斤；水稻2萬斤、3萬斤、4萬斤；甘薯15萬斤、20萬斤、26萬斤；籽棉3千斤、4千斤、6千斤。
可是，一聽種田能手的報告，科學家們大吃一驚，發現自己準備公開的三項指標已是大大落後於農民兄弟，隻得修改自己的指標，提出“第一本賬”小麥3萬斤，水稻3萬斤，甘薯40萬斤，籽棉1萬斤。而生物學部與農科院間也展開了挑戰賽，生物學部的指標是小麥6萬斤，水稻6.5萬斤，甘薯50萬斤，籽棉2萬斤。
科學家畢竟是科學家，說出大話之後還是認真去試驗。會後，生物學部組織了豐產試驗田委員會，在6畝小麥試驗田裏，深翻10尺，每畝下種260斤到400斤，施糞肥40－60萬斤。試驗田白天鼓風機轟鳴，以增加二氧化碳；晚上燈光如同白晝，以增加光合作用。盡管如此賣勁，第二年麥收時，最好的一塊地畝產也隻有900斤。
出身於農家的毛澤東，本來對那些放出來的農業高產“衛星”是將信將疑的，出於群眾的幹勁隻可鼓而不可泄的考慮，他對放糧食生產“衛星”沒有潑冷水，而科學家從科學原理對農業高產的論證，卻使他相信糧食高產是有可能的。於是，他進而提出了糧食多了怎麽辦的疑問。
這年8月4日，毛澤東來到河北徐水縣視察。在視察途中，徐水縣委書記張國忠告訴毛澤東：今年全縣夏收兩季一共計劃要拿到12億斤糧食，平均每畝產2千斤。
毛澤東一聽，睜大了眼睛，問道：“你們全縣31萬人口，怎麽吃得完那麽糧食啊！你們糧食多了怎麽辦？”
張國忠隻想到了放“衛星”，沒想到毛澤東當真了，隻好答道：“我們糧食多了換機器。”
毛澤東說：“不光是你們糧食多，哪一個縣糧食都多！你換機器，人家不要你的糧食呀！”旁邊有人說：“我們拿山藥造酒精。”
毛澤東說：“那就是每個縣都造酒精，哪裏用得了那麽多酒精啊！”毛澤東邊說邊笑，左右環顧，張國忠也笑著說：“我們隻是光考慮怎麽多打糧食。”
毛澤東說：“也要考慮怎麽吃糧食哩！”
新華社和《人民日報》尚未將毛澤東徐水之行的消息發出，毛澤東關於要考慮糧食多了怎麽辦問題的指示，已由中央一位主管科技工作的負責同誌，以最快的速度傳達給了中科院黨組。
8月7日，在中科院整風領導小組的會議上，再次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會議指出，主席認為從現在起以後的七年時間很重要，要做到人家有的我們都有，人家沒有的我們也要有。國內新問題是糧食多了怎麽辦？糧食多了要研究用途。
於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新課題擺在中國科學家麵前。中科院黨組將此作為緊急任務，交給長春應用化學研究所、大連石油研究所、北京化學研究所、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上海生物化學研究所和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去完成。這些研究所接受任務後，立即中斷正在從事的重大科研課題，抽調大批科研人員，從事糧食綜合利用的研究。很快，各研究所紛紛研究出了糧食轉化為工業原料的方法。
可是，當這些研究成果出來之後，中國所麵臨的已不是糧食多了怎麽辦的問題，而是糧食少了怎麽想辦法的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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