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兩個王海容

【ZT】兩個王海容

　　凡是經曆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中國人，一定都知道王海容。她是湖南長沙人，是當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副部長。

　　 誰也不會忘記，在那個“史無前例”的年代，我們幾乎每天都可以從報紙的頭版，或電視的黃金時段見到王海容活躍在毛澤東身邊。

一頭烏黑發亮的短發，一副做學生時就戴在臉上的白邊眼鏡，非常合適地架在小巧玲瓏的鼻梁上；白淨而又娟秀的臉頰，生動紅潤的雙唇，總是掛著淺淺的微笑。年輕而有風度，加上顯赫的身份，使她成為一個非常神秘的人物，也使她名揚天下，成為舉世矚目的媒體焦點。

　　她出身於湖南的名門望族。祖父王季範是一個辛亥老人，是一個比較有名望的無黨派知識分子，建國初期曾擔任過政務院參事，後來又被選為政協常委。“海容”這個名字，就是季範老先生給她起的，是“，有容乃大。”的意思。由此可見，辛亥老人是希望這個寶貝孫女，要胸襟開闊，博學廣聞。由於老先生與毛澤東特殊的親緣關係，使王海容可以在毛的身邊工作，並且少年得誌，又很快飛黃騰達。

　　王海容是一個好孩子，沒有辜負她爺爺的期望，1960年秋天，就以優秀的成績考入北京師範學院。她學習成績非常好，報考大學對她隻是小菜一碟，不需要動用任何關係，走什麽後門。她的同學在大學畢業之後，都去當了中小學老師，可是她卻沒有去教過一天的書。原因是她在畢業分配時，走了一個很大的後門。

　　 1965年秋天，海容師院畢業，周恩來特別指定，安排她到外交部工作。這就使她的地位一下子就遠遠高出她的同學，使得同齡男青年對她敬而遠之，沒有勇氣敢去攀附這個高枝，這恐怕是使她以後成為一個老處女的主要原因吧！所以任何事情都有它的兩麵性，總理的決定使她平步青雲，可是也使她失去年輕人最珍貴的愛情。人生原來就是這樣，有得到的，也一定有失去的。

　　隨著“文化大革命”的開始，她就更加“轟轟烈烈”了。在這個期間，她非常隨便的出入中南海，活躍在被全國人民尊為神的毛澤東身邊。到1970年，她就擔任外交部禮賓司副司長，1972年又升為外交部的“部長助理”，又在同一年，又被任命為外交部的副部長。一個1965年才畢業的大學生，1972年就當上外交部副部長，哪一個人有她這樣的速度？與她同時代的造反英雄王洪文也不過如此吧！從此以後，她就做了4年多的副部長，一直到她失勢倒運。

　　毛澤東的死和“四人幫”的垮台結束了王海容的“黃金時代”，1976年冬天，她就被停職審查。經過無數次的檢查交代，算是說清了問題。到1978年年底，她又東山再起，到國務院的參事室工作，並被任命為副主任。雖然從職務上看，要比副部長低得多，但級別仍舊是副部長的待遇。大概這也是我們中國的特色，除非是被徹底打倒，一般的情況下，她的級別是隻會升而不會降的。

　　上麵介紹的是一個平步青雲和飛黃騰達的王海容，但在同一個時期，還有一個倒黴的王海容。後者要比前者要稍大一點，1953年也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了複旦大學物理係，按她們入學的年齡計算，後者隻比前者大七歲，應該是同一個時代的人吧！隻不過一個在北京，另一個在上海。後者的出身也應當算是名門望族，她是抗日時期的全國各界抗日救國會會員，著名的抗日七君子之一王造時先生的女兒。前者所以走運，是靠她祖父和毛公的關係，後者所以倒黴，也源於其父與毛公的關係。

　　前麵的王海容在畢業的時候，得到有關方麵的特別關注，因而平步青雲和飛黃騰達。後者不但沒有這樣的好運，相反在畢業的時候，被打成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一個年輕的女大學生，為什麽無緣無故地被打成為右派呢？是因為其父王造時先成了為右派。為此，有關方麵做女兒的思想工作，要求她與反動父親劃清界線，進而檢舉揭發他的反黨罪行。可是王海容卻十分頑強，在批判鬥爭她的大會上，不但拒絕揭發其父，反而為其父親大唱讚歌，聲稱她的父親是一個非常偉大的父親，是曆史已經公認的抗日愛國人士。

　　 熟悉中國近代史的人都知道，王造時等愛國會七君子，因為主張抗日而被蔣介石投入監獄。因為他的抗日主張與共產黨一致，因而也得到毛公的好感。可是在後來的八年抗戰中，卻與毛公的意見向左，成為被毛公所反感的人物。

　　 1941年是中國抗日戰爭最困難、最危險的時期：半壁河山陷落在日寇之手，汪精衛在南京建立偽政權，“皖南事變”導致國共兩黨內訌。然而，就在這個關鍵時刻，我們的老大哥蘇聯，在4月13日為了“鞏固蘇日兩國間之和平與友好邦交”，在克裏姆林宮與日寇一起簽訂了一個《蘇日中立條約》（詳細內容見後麵的附件）。還有一個聯合聲明，說什麽“蘇聯誓言尊重滿洲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和“日本誓言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完全是拿我們中國的神聖主權做交易，老大哥不但出賣了我們，而且還要瓜分我們國家的神聖領土。

　　 這個臭名昭著的中立條約和宣言向全世界一公布，就立刻激起全世界人民特別是中國人民的無比憤怒。當然這也引起南京汪精衛偽政權的一片歡呼。

　　 以宋子文為首的中國政府外交部即刻發表聲明：“查東北四省及外蒙之為中華民國之一部，而為中華民國之領土，無待贅言。中國政府與人民對於第三國間所為妨害中國領土與行政完整之任何約定，決不能承認。”並鄭重聲明：“蘇日兩國公布之共同宣言，對於中國，絕對無效。”

　　 南京汪精衛偽政權歡欣鼓舞，報紙在刊發這一消息時，專門用套紅大字出版，還配以斯大林與日本外相鬆崗洋右並立握手的大照片，聲稱“日蘇條約的成功，是以證明和平運動的正確，將使渝方抗戰之日益失其根據。”

　　民間反應最強烈的是為抗日救國戰鬥不息的“全國各界抗日救國聯合會”。震驚之餘他們立即做出決定：在重慶召開座談會以示抗議。“救國會”的負責人、著名愛國“七君子”中的沈鈞儒、章乃器、王造時相約出席、主持了會議。他們從當時的國際形勢分析：對蘇聯當局的如此行動，無不表示強烈的憤慨。

　　 座談會上根據大家的討論和意見，公推王造時起草《致斯大林大元帥的信》。

　　 信中開始歌頌了蘇聯以往對中國抗戰的支持，表達了對斯大林的“景仰”之情，然後指出蘇日條約“顯然妨害我國領土與行政的完整，我們不能不表示莫大的遺憾。故對於我政府宣布其無效的鄭重聲明，絕對擁護，而深信這是我國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的公意。”

　　信中還要求斯大林做出說明：“（一）尊重所謂的‘滿洲國’是否事實上包含承認滿洲偽國？（二）所謂‘蒙古人民共和國’是否與一九二四年中蘇協定內‘蘇聯政府承認外蒙古為完全中華民國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該領土內中國之主權’的規定發生抵觸？（三）對於我國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的積極援助是否有所影響？”

　　 信中對蘇聯進行了批評，最後還向斯大林致以革命敬禮。署名者為：沈鈞儒、章乃器、王造時、李公樸、沙千裏、張申府、劉清揚、胡子嬰等。簽字日期為1941年4月17日。

　　 該信交往蘇聯駐華大使館後，在報紙上公開發表，國內外媒體無不肯定，稱讚他們的寫作動機是一種愛國的表現。

　　 此時，一直對該事件靜觀不語的某領導出麵了，找到了沈鈞儒、章乃器，表達了自己的意見和看法：救國會朋友寫這信的出發點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否考慮到和斯大林的關係問題？而且此舉也很容易被那些反蘇反共分子所利用！

　　 毛公後來在和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對這個事件表了態：“如果這樣一個條約會妨礙蘇聯支援中國，那它就不會簽訂。然而，如果不妨礙這種支援，那就可以簽訂而不致產生有害的後果。”

　　 由於造公執筆書寫了這封信，從此他成了中國知識分子中的一個“反蘇”的代表人物。“反蘇”就意味著“反共”。從此以後，王造時就成了被毛先生反感的人，因為他是“反蘇”的罪魁禍首。

　　 1949年建國以後，除了已經過世的鄒韜奮和李公樸，七君子中的沈鈞儒、章乃器、史良、沙千裏等人，都到北京做高官去了，隻有王造時在上海家中失業。到1950年秋天，才有複旦大學的陳望道校長聘請他去做法律係的教授，總算找到了一個養家糊口工作。

　　 可是到1957年，王造時因為“曆史上的反蘇劣跡”，終於在劫難逃，在反右運動剛開始的時候，就很快被打成為中國的大右派。

　　株連是中國的特色。平日裏養尊處優的大房閨秀，正在複旦大學物理係讀書的王海容也立刻淪落為狗崽子。根據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原理，再加她本人的惡劣表現，居然聲稱其父是一個曆史上公認的抗日愛國的七君子，還叫囂一定要為大右派翻案。自然成為一個頑固不化的小右派。盡管王海容拚命頑抗，但最終還是沒有逃過全家滅亡的命運！隻要看一看下麵的記錄，就知道在中國做一個右派分子是決沒有好下場的：

　　 1957年造公和海容父女兩人雙雙成為右派，家裏有兩個休學在家的兄弟，因為受此強刺激而神經分裂，都變成了神經病。從此以後，隻有兩個右派養活和照顧著兩個神經病。1966年女兒患惡性乳房腫瘤，父親以反革命罪被上海市的公檢法逮捕。不久女兒因經受不起無休止的批鬥和高強度的體力勞動，使腫瘤迅速廣散而與世長辭，兩個神經病也都因衣食無著，也貧病交迫而先後去世！到七十年代初期，“反蘇反共”的大右派王造時在上海監獄中被迫害而死，身邊竟無一個子女送終。這就是頑固不化的右派分子的好下場！一代法學宗師，這個因抗日救國而聞名天下的名門望族，從地球上永遠而且徹底消失！

　　 同樣是“，有容乃大。”，同樣是名門望族，而又同樣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兩個王海容，為什麽一個如此風光，另一個卻如此倒黴？聰明的中國人啊，有誰能說得清這個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