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法憲: 如果說我上了林彪的賊船,那是我自願上的(2)
(2007-10-21 11:44:39)
下一個
五一六的第三罪狀是:“惡毒攻擊無產階級革命家周總理,明目張膽地為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開脫罪責。”
代表言論是:一、“我們認為,堅定地認為,周恩來是反革命兩麵派,是資本主義複辟的總根子,是60年代的武訓。”
二、“我們決心同中國最大的反革命兩麵派周恩來決一死戰·”
三、“周恩來步彭真的後塵,炮製了一個沒有正式文件的二月提綱,為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及其保皇派提供了理論根據。”
四、“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中國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倒台了!周恩來就成為中國一切反動勢力的總代表!成為反動勢力向革命勢力一次又一次玩弄陰謀,進行反撲的總指揮,他是隱蔽在無產階級專政機構內部資產階級司令部中的實力派。他慣於玩弄兩手法,陽奉陰違,是中國的又一個赫魯曉夫,是埋藏在毛主席身邊的定時炸彈!周恩來的存在與否,關係到無產階級的勝敗,關係到未來世界究竟屬於誰,關係到無產階級的大旗能否打到底,關係到中國革命和世界的前途。”
吳法憲對我說:“這些內容,才是本來意義上的五一六組織的罪狀。這就是北京鋼鐵學院的張建旗這些人貼的大字報和散發的傳單的內容。我們所要打倒的就是他們。槍斃張建旗的時候,依據的就是這些東西,當然還有後來他們的一些罪狀。中央討論對付這些反革命分子的時候,我是第一個站出來,主張殺掉他們。這說明我是擁護總理的呀。我這個人就是這樣的人,隻要是反對我們黨的領導人的,我統統都要反對。這是一個革命軍人的本色嘛,你說對不對?”
我真不知道應該怎樣回答他,隻好對他笑了笑,沒有說話。
吳法憲講到這些,有點滔滔不絕了:“我們後來討論關鋒、王力這些人的問題時,也研究了林傑他們的罪狀。林傑是關鋒的得力幹將,他的問題主要是:1967年紀念八一建軍節的社論《無產階級必須牢牢掌握槍杆子》的起草,是他執筆的。社論提出了 [ 揪軍內一小撮走資派] 的口號,毛主席批判這個口號很不科學,軍內的走資派也在黨內,提黨內的走資派也就包括了軍內的壞人。其實這也是一個口號。他的導火線原因是,他和關鋒這些人站在一起,反上海的張春橋、姚文元,也反陳伯達和康生等人,擺在桌麵上的是:1967年5月初,當石油學院大慶公社向林傑反映清華井崗山有炮打周恩來的思潮時,林傑說:[ 我對清華井崗山作戰部是了解的,我是支持他們的。在對待總理的態度上,可能我與你們的觀點不一致,我還是支持總理的工作的,我不同意把他的大字報貼到街上去。] 在師範大學,一些人寫炮打總理的大字報是林傑親自授意給譚厚蘭,讓他們出麵寫的。林傑是最善於假借別人之手來進行這類活動的。那年3月7日,戚本禹提出要批判地質學院的朱成昭,林傑一聽馬上派人去找朱成昭,安慰他:[ 不要緊,還是有所作為嘛。] 林傑發明了三個司令部的謬論:[ 一個是毛主席的司令部;一個是劉少奇的司令部;還有一個是周恩來的司令部。] 他們把揪軍內一小撮作為文化大革命發展的第三階段。所以,他們必然要垮台了。我還聽江青說:[ 關鋒這些人都是聽陶鑄那些人的話的,他們本來就是劉鄧的人。] 根據是林傑多次在社會上散布:[ 陶鑄同誌不會說出違背中央指示的話的。吳傳啟同誌不是三反分子,隻要沒有政治偏見,看了陶鑄同誌對吳傳啟的指示,都是認為吳傳啟同誌是革命的同誌。我覺得陶鑄同誌對吳的看法是合乎實際的。] 還有,江青認為林傑是趙紫陽在廣州搞假奪權的幕後策劃者,他還要搞黃永勝,對紅衛兵說:[ 廣州的黃永勝官比我大,我管不了他,你們搞軍區要慎重。] 他在武漢的問題上也是支持百萬雄師這類組織的,等等。這在當時,把他作為五一六拋出來並不奇怪。聽說江青這夥人抓起來以後,他們也放了,沒有判他們的刑。據說都是免於刑事處分。唉,這場文化大革命搞了半天究竟起了個什麽作用?毛主席呀,今天用這個,明天用那個,保持了半天平衡,連他的老婆都讓人家給搞掉了!從這個意義上講,他圖了個什麽!”
我和他在談到蕭華、葉劍英等人的問題時,吳法憲說:“審判我們的時候,說我們反對賀龍和其他的老帥,其實反對賀龍這些人的並不是我們,蕭華自己就說過:[ 賀龍的一把菜刀起家的故事,隻不過是一部土匪起家的醜史罷了。賀龍的家族本來就是霸占一方的土匪頭兒,而賀龍從小幹的就是偷馬販煙、吃喝嫖賭,胡作非為的生涯。當時的湘西,正是軍閥混戰、土匪當道的時候,賀龍乘機糾集了一些散兵遊勇、流氓地痞,持了幾把菜刀,奪了鹽局幾根破槍,於是自編為獨立營,自封為營長,占了一個山頭,幹起了土匪的買賣。他到處與土豪劣紳、地主反動武裝頭目稱兄道弟,拍肩送禮,居然混出了一點土匪的名氣,受到地方官府的賞識,被招撫為澧州鎮守使。直到他打倒之前,賀龍的客廳裏依然掛著他當鎮守使時戴著高高的軍閥帽子的照片。此後,他投靠了北洋軍閥,步步高升,最後撈了一個軍長的頭銜,這就是他兩把菜刀起家的真相。] 當時我們聽了都還不敢講話呢。現在卻把一切倒黴的事情抓住我們的一點半點都往我的頭上栽。唉,人一倒黴了就一切都壞了,好像我們從來就沒有幹過一件好事似的。”
我說:“我聽說毛澤東當時對賀炳炎等人寫賀龍的回憶錄《回憶洪湖鬥爭中的幾個小故事》裏說的 [ 賀龍是一條活龍,國民黨軍隊圍住了他,他會呼風喚雨,變成一條龍,溜出去了]這類話,很反感!他說:[ 賀龍是條龍,就可以登基當皇帝了吧!] 有沒有這回事?這是很有身份的幾個領導人說的,這也是在毛主席生前賀龍沒有徹底平反的一個原因吧?”
吳法憲馬上接過話說:“賀龍走到哪裏,都帶著槍。他手裏的武器是可以帶進毛主席的住地的。我聽林彪就說過:[ 和賀龍談話,是隨時準備冒風險的,誰知道什麽時候他突然會拔出槍來給你幾下子呢?他可是沒有嚴格的組織紀律的。軍閥出身的元帥,一個他,另一個彭德懷,將軍裏麵加上許世友,都是這類土匪。你們不要以為他們有什麽水平,我可以告訴你們,他們連一個普通連長的水平都沒有,連什麽是政治都不一定懂,就是憑著他們的老資格吃飯。這怎麽行呢?] 我敢說,這些老帥們之所以在軍隊裏總是建立不起威信來,與林彪鼓吹的這些話很有關係。還有一個人,就是徐向前元帥,他是張國燾的老戰友,在曆史上也是有問題的呀。毛主席用他,完全是為了搞平衡。”
我說:“毛主席是為了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作為黨的一把手,他需要各色各樣的人,如果不把黨內各種力量都團結在中央周圍,豈不是要出問題嗎?”
吳法憲似乎沒有聽見我的話,他依然按照他的記憶力來大發感概:“1931年4月以王明為首的黨中央派張國燾等人到鄂豫皖蘇區擔任領導,徐向前那時任鄂豫皖四軍軍長。張國燾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把軍隊調回蘇區,大搞清洗,用各種逼供信的手法,給幹部強加罪名,殺害了我軍2500多人,四軍12師師長許繼慎就是其中的一個。國民黨特務頭子曾擴清和許繼慎是黃埔軍校同期畢業生,但他們並無往來,曾擴清為了陷害許繼慎,故意給他寫了一封勸降信。許繼慎當即把送信的特務和信交給了徐向前和政委跟前。徐向前查清了許繼慎和曾擴清並無往來後,把信交給了張國燾。然而在肅反時,許繼慎卻以 [ 通敵]的罪名慘遭殺害。徐向前明知許繼慎沒有問題,卻充當了張國燾的劊子手。在四軍,就有兩個師長、兩個師政治部主任、八個團長、五個團政委、十二個團政治部主任遭到殺害。肅反後的11月7日成立第四方麵軍時,徐向前擔任了總指揮的職務。難道說他對殺害這些紅軍幹部真的沒有責任嗎?”
我說:“我也看到過這類材料,我和徐向前接觸過,事實有一定的出入。”
他說:“沒有多大的出入。再說,他打仗也不行。1932年3、4月,紅軍在蘇家阜殲敵三萬多多,徐向前衝昏了頭腦,把軍隊私自帶到了麻城一帶,強攻麻城。作戰多日,不能獲勝,他和張國燾又把軍隊突然調到武漢,迎擊敵軍,吃了敗仗。他們退到七裏坪時被敵人趕上,再次失敗。這時,他們借口[不包分配在這裏打仗困難太大],率領部隊撤離了鄂豫皖,放棄了從1926年就建立的根據地。他們撤退慌慌忙忙地連省委也不通知,使當地黨政機關受到慘重的損失,省委書記沈澤民下落不明。”
我靜靜地聽著,沒有吭氣。
“退出鄂豫皖蘇區後,他們打到西安一帶,利用四川軍閥混戰之機,經過一年多的奮戰,開辟了川陝根據地。紅一、二方麵軍開始長征後,到了遵義,確立了毛主席對軍隊的領導。這時,毛主席指示[四方麵軍用一個軍迎接中央紅軍北上,鞏固川陝根據地。]但是,徐向前和張國燾對中央的這個決定陽奉陰違,打著迎接中央紅軍的旗號,全部退出了川陝根據地,放棄了一個很好的機會。1935年6月,一、四方麵軍會師後,組織了兩河口政治局會議,張國燾和徐向前私下放風:[遵義會議前王明的路線是錯誤的,現在毛澤東的路線也是錯誤的。四方麵軍從來沒有打過敗仗,現在還有這麽多的人。] 給中央施加壓力。兩河口會議上,毛主席批判了張過燾等人的錯誤,他們回到四方麵軍後,張說:[我親眼看見中央紅軍減員很大,遵義會議後的毛澤東路線還是錯誤的。毛澤東點名批評我們退出鄂豫皖根據地,實際上是否定我們的領導。] 由於多數人反對他們,紅軍繼續北上。但是,毛兒蓋會議後,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分左、右兩路北上,左路由張國燾、朱德帶領,右路有毛澤東親自帶領,徐向前也在右路軍內。1935年8月下旬,毛澤東決定左路軍向右路軍靠攏,張國燾卻拒不執行毛主席的決定,毛主席找徐向前幾次談話,動員他帶領四方麵軍跟中央一起北上,徐向前根本聽不進去。毛主席告訴他如果張國燾不來右路軍依然北上時,徐向前竟然痛哭流涕,不願北上。不久,據葉劍英說,張國燾給徐向前來了電報,說一方麵軍堅持北上,就把他們就地解決。徐向前不向毛主席報告。毛主席連夜離開了阿坎,免除了張國燾的迫害。但是徐向前卻聽了張國燾的話,南下了。徐向前率領的四方麵軍在1935年10月和張國燾的軍隊在卓木調匯合後,張國燾召集徐向前等人開會,提出三條意見:一、中央分裂紅軍,中央逃跑了。二、敵人向陝甘集中,中央打遊擊到陝北也隻剩下幾名中央委員了,因此中央並不存在了。三、現在四方麵軍隊伍很大,中央要由我們來擔任,我們要成立新的中央。張國燾提出的新中央名單裏,徐向前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張國燾的話竟然沒有任何人反對。這說明徐向前是擁護張國燾的。從這些事實中,可以看出現在的領導人中並不都是一貫正確的,誰都有錯誤,為什麽偏偏抓住我們的一點過錯,緊緊不放呢?”
我說:“咱們還是繼續講林彪的問題吧,這個主題還沒談完嘛。其他的事情,我們可以抽時間好好談,你說可以嗎?”吳法憲點點頭:“聽你的,聽你的,你對什麽事情感興趣就談什麽事情吧。”
我問道:“林立果究竟是誰讓你把他提拔為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兼作戰部副部長的?這個背景情況你能否講得詳細一些。在你的心目中,林立果這個人究竟怎樣?”
吳法憲長歎一口氣,說:“這個問題不知談了多少遍了,在你麵前我和你說實話吧。林立果這個孩子大概是1945年春夏之交出生的吧,長得很精幹,臉色白白淨淨,單皮眼,神色和性格很像林彪,思考問題卻有葉群的影子,人也很聰明。我最初見到他的時候,見麵喊叔叔,到了文化大革命中見到我就叫吳司令了。他是1964年到北大物理係上學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剛剛開始的時候,他跑到南京軍區空軍司令部住了一段時間,我見到他的時候,他對我說:[我很喜歡空軍,未來的戰爭中空軍將會起關鍵性的作用,製空權是未來的立體戰爭中最主要的因素,應該把它提到戰略的高讀來認識。] 我一聽,覺得有啟發,就說:[ 你應該當兵呀,就來空軍吧。] 那時他還在北京大學物理係上學。很快,葉群給我來了電話,告訴我:[ 我和101商量了很久,決定把老虎拜托給你了。101對空軍的重視程度你是清楚的,把老虎交給你也是對你的支持。你對他要嚴格管教呀。] 1967年,我指示空軍給他辦理了入伍手續,林立果來到了空軍司令部,見了我就給我敬禮,我急忙拉住他,對他說:[ 你好好幹吧,首先熟悉空軍的一切,我給你創造條件,把軍事上的各個關鍵部位都掌握了。] 他經過一段時間的訓練,大概幾個月吧,就擔任了空軍黨委辦公室秘書。這是讓他接觸空軍的核心呀。”
我問道:“他擔任這個職務,是林彪或者葉群的授意嗎?”
吳法憲搖搖頭:“沒有,林彪不會那樣笨拙的,這是江騰蛟給我的建議,我和空軍政委研究決定的。某種意義上講,空軍政委比我還要積極。現在把一切都推到我的頭上來了,但是沒有關係,我承擔吧。我征求林立果的意見,他說:[ 先黨後軍,我要熟悉整個空軍的一切,然後好給吳司令提點好的意見,我爸爸說過:整個解放軍要學習空軍,空軍必須走到全軍的前麵去。我們要有這個信心。] 我聽了當然高興,政委更高興。1967年7月1日,由葉群親自提議,由我做他的介紹人,林立果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我曾經說過:[ 林立果是最革命的家庭培養出來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根紅苗正,這是我們空軍的光榮和驕傲。] 當時誰也不會想到他會出問題呀!如果沒有林彪後來的一係列反黨活動,林立果也不會成了這樣的吧?我當時想,隻要林立果在空軍黨委,我們起草什麽文件就不會出問題了,起草報告或文件隻要是林立果辦的,肯定林彪和葉群會支持的。當時我們的出發點就是這樣的簡單。”吳法憲說到這裏,看見我在笑,就停下來問我:“你是不是不相信我的話?我講的這些都是真的。”
我說:“我相信你說的是真的,請你繼續往下說。我剛才笑是覺得你們在文化大革命中考慮問題太簡單,也太幼稚了。文化大革命中,我們的黨就總是要出現許多現在看來是非常地不可思議的事情。”
他說:“為了做到讓林立果全麵地了解和掌握空軍的各種事情,包括幹部的人員配備和編製、兵員的部署情況,經過我和政委的批準,在司令部辦公室專門成立了一個以林立果為組長的調研小組,成員有周宇弛、空軍司令部副參謀長兼辦公室主任王飛、空軍黨辦處長劉沛豐、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劉世英、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處長於新野、空軍司令部辦公室秘書程洪珍、空軍雷達兵部處長許秀緒、空軍一個軍秘書處副處長李偉信等,這些人和林立果在一起,實際上成了空軍黨委和司令部的太上皇。你別以為我就心甘情願地服從這個小孩子的指揮和操縱,我也是看在林彪的麵子上不敢對他如何呀。但是我十分感謝林立果對我的支持,他在空軍的日子裏是給我解決了不少的問題,這點也應該肯定。1967年7月22日,林立果以 [ 空軍司令部紅尖兵 ] 的名義發表了一篇題為《從政治上思想上徹底打倒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文章,就是周宇馳、劉沛豐這些人幫助起草,陳伯達和關鋒幫助修改搞出來。到了1969年2月16日,周宇馳、劉沛豐給我看了林彪寫給他們的一封信,信中這樣寫道:[ 周宇馳、劉沛豐同誌:這兩年老虎在你們的幫助下能力已有進步,今後你們可讓老虎多單獨行動,以便鍛煉他的獨立工作能力,此致敬禮並感謝你們過去對他的幫助。] 以下是林彪的簽名。我和政委看了這封信,經過個黨委的其他領導研究,決定讓林立果挑更重的擔子,這就是1969年10月17日我們命令讓他擔任那兩個職務的背景。到了這一步,我就說出了 [ 空軍的一切林立果可以調動,空軍的一切林立果可以指揮 ] 這樣的話。其實就是不說,他也可以調動,因為他的背景大家都已知道,說不說都阻擋不住他。拍他馬屁的人是大有人在的,就現在紅得發紫的那些人當年都是要拍他馬屁的人,隻是他們沒有拍上罷了。”
我最後把話題點到了林彪這幾員大將從9.13事件以來最為敏感的一個話題上了:“老吳呀,我很想知道,你們在廬山會議以後究竟想沒想到要搞政變的事情呀?那時所謂的北兵南調究竟是出自什麽樣的目的?”
吳法憲竟然哈哈大笑了:“從林彪摔死以後,我們幾個人就開始銷毀了大批的材料,主要是我們個人和林彪來往的材料,因為誰都不願意把問題給複雜化了。但是這麽一來,也有個問題說不清楚了,那就是我們和林彪的關係搞得更複雜了。就說是我們搞政變吧,那可不是一個簡單地說一說的問題,而是要從人力和物力都要考慮的事情,不那麽簡單呀。我們根本沒有這樣的時間和機會。毛主席在全國和全黨的威信,絕對不是我們幾個人所能辦到的。但是有些問題現在已經很難說清楚了。你要問的 [ 北兵南調 ] 就是這樣的一個。1971年7月9日,根據黃永勝和李作鵬的指示,海軍製定了《打擊蔣匪在東南沿海登陸串犯的作戰方案》,海軍將調用海軍各類艦艇和各型飛機相當一部分,其中南調艦艇100艘、飛機86架。同時,空軍參謀長會議也隨之召開,《空軍參謀長會議紀要》經我和政委王輝球的批準,把10個航空兵師和剛剛組建的地對空導彈部隊定為全國的機動作戰部隊。四個航空兵師和兩個部隊、一個大隊,隨時準備支援東南沿海作戰。其中一些部隊已經分別進駐惠陽、福州、漳州等地的機場。1971年6月至9月,經總後調往廣州的彈藥已經達到9710噸。這些兵力和武器完全是從戰備出發的。我們不知道林彪有什麽用意,這些東西反正都是從當時的需要製定的,幹什麽還是要毛主席和林彪他們自己去說吧。光我是說不清這個問題的。”
難道真是一個難解之迷嗎?我在自己問自己。這一點,我曾經訪問了許多的當時擔任軍隊重要職務的領導和指揮員,他們有的說是林彪的陰謀,有的堅決否認,有的人認為所謂的林彪政變完全是一個莫須有的罪名。但是,許多的事實證明:林立果千真萬確地研究了政變的許多細節。隻是沒有任何的證據說明吳法憲和其他的幾個大將參與了此事。
還是吳法憲提出了他的一點看法:“我認為,林彪自己也覺得,從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以後,毛主席和黨中央已經對我們加強了管理,一個會議接著一個會議地讓我們檢討,我們肯定受到了監視和行動已經不便,所以他就是真想搞政變也用不上我們了。唯一的就是他的兒子出麵,企圖把毛主席幹掉後再讓我們出來收拾局勢。他知道到那個時候,我們會站到他的一邊的。這一點,已經沒有任何的懷疑了。林彪逃跑就是一個明顯的證據,他不跑就沒有任何的出路了。殺害毛主席這已經把一切遮羞布都撕掉了,再不跑豈不是自投羅網嗎?如果僅僅是一個廬山會議的問題,林彪大可不必匆匆忙忙地逃跑,林立果的那些小艦隊們也完全可以不逃跑,因為他們更沒有理由害怕了。隻有參與了政變計劃或者幹下了見不得人的壞事,才會那麽逃跑的。但是這一切都需要證據。當然輪到你們作家寫作品可以憑著一定的想象了。我說的這些對不對呢?僅供你參考。總之,一句話,如果說我就是上了林彪的賊船的話,那是我自願的,而不是別人強迫我的,也不存在上當不上當的問題。當時我檢查有當時的情況和條件,現在我可以說我的心裏話了。我沒有什麽過多的後悔。一個人總是有自己的特殊經曆的,這也是一個人的價值吧。”
現在,吳法憲已經變成一個慈祥而無害的老人,可是你能夠想象到曾幾何時他是多麽的得意而又多麽的殘忍嗎?一個人憑著一定的條件可以那樣,而失去了他們賴以生存的條件和地位後,他們又會變得這樣的可憐。人呀人,在社會的大舞台裏,真是什麽樣的角色都可以扮演,什麽樣的活劇都能夠出現在人間的生活裏。需要的是人民的識別和警惕,這一點才是真正的政治家的學問啊!